■ 文 | 張洪平
前不久我們推送了《入學資格還要看住房面積？我們還要被房地產折騰多久？》一文，從留言中可以看出大家的情緒非常激烈，其中兩派觀點針鋒相對，激烈交鋒而且各自都有不少的支持者。雙方的核心思想可以分別總結為：
1.是窮人在養活富人，富人靠壓榨窮人斂財；
2.富人靠自己的勤勞與智慧致富，享受財富帶來的好處天經地義。
我的看法是，兩派的觀點都有失偏頗，過於強調站在某一方立場上的價值觀。
我們需要用更宏觀和歷史性的視角來審視，才能洞察整件事的全貌。
人是社會動物，我們每個人都不能獨自生活。即使是一隻小小的鉛筆，也需要全球產業鏈的通力合作，否則不是太貴就是根本生產不出來。我們今天之所以能告別原始社會茹毛飲血的生活狀態，很可能是幾十萬年至幾百萬年前的一次基因突變，讓人類的祖先獲得了相信一套共同故事體系，從而能夠和陌生人之間進行合作的能力。
合作產生了分工的可能，使得人類的生產率直線上升，從此和動物兄弟們有了質的區別。
《老子》模模糊糊地提到了，《國富論》更清楚地闡述了，雖然是出於自利的動機，但人與人之間的交換，會促進社會總福利的增加。即通過“看不見的手”進行調控，實現帕累託優化：從一種分配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變化中，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而且至少一個人變得更好。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都從分工合作中收益，沒有誰是絕對意義上的受害者。我們工作賺錢，生活消費，雖然和富豪階層相比有著巨大差異，但這種狀態並不是富人制造出來的，所有選擇都是個人憑藉自我意識決定的。
所有人都是理性的自利者，兩弊相衡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我們會選擇當時自認為最好的選項，正如托馬斯·霍布斯在《利維坦》中所論述的，一切契約都源於脅迫和恐懼，所謂不平等條約其實都是平等的。所以富人並沒有逼迫窮人的境況變得更糟，窮人已經在所有選項中選擇了最不壞的那一個。
雖然富人並沒有使窮人生活更窘迫的主觀意願，窮人的財富絕對值也上升了，但自由競爭在客觀上確實使得富人的財富增長更快，貧富分化日益嚴重。
人人生而不平等。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境況，有優勢也有不足。所以我們才更需要合作。不過我們也必須承認，由於原生家庭的狀況——主要是財富水平——不同，所以人與人之間的狀況千差萬別，彼此之間不是從同一條起跑線開始競爭，而更像是登山，有可能你還在一個盆地裡，海拔是負數，而他已經到珠峰半山腰了。
也許一開始只是一點點的細微差別，比如更有企業家精神，或者只是單純的好運氣，使得富人賺到了第一桶金，但之後的演變並不會讓大家的狀態恢復平均，而是朝著兩極化狂奔。
富人更容易獲得更多財富，窮人難以實現階層躍升才是歷史的常態。富人的財富使其擁有更高質量的社交關係、更廣闊的視野、更多的社會資源、更多去冒險的本錢，這些都是窮人可望不可及的。結果就是富者俞富，強者恆強。尤其在統一的大市場中，這種效應更加明顯。
現代社會以財富水平劃分階層，這是一種社會的進步。印度種姓制度或者封建身份制度中，一個人從出生開始就決定了一輩子的人生軌跡。相比之下，一個能憑自己努力奮鬥成為“富一代”的社會當然是進步太多。
但自由競爭帶來的效率並非越高越好。這實際還是經典的“效率與公平”的問題，我喜歡用“開車”作例子，既要跑得快，又要跑得穩。能供我們消費的資源是有限的，如果你跑得不夠快，就會被前面的人搶走大部分資源，你會被淘汰。而如果跑得太快，又會有“翻車”的風險，前功盡棄還是被淘汰。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取捨平衡的問題。大自然淘汰了99%以上的生物種類，比獵豹跑得更快的或者比大象更強壯的生物，歷史上都曾出現過，但往一個方向強化得太厲害，往往在環境鉅變時就難以掉頭，只能滅絕。效率和公平也是一樣，只強調一方面，最終不是摔死就是餓死。
真正有活力、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必須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時刻調整效率與公平的比例。 具體來說，就是應該由社會和市場的組織者——在中國就是政府——來有意識地疏通上下階層之間的通道，尤其是在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更需要打破階層固化的堅冰。比如改革按行政級別在城市間分配經濟資源以及廣受詬病的戶籍制度，使得城市成為一個更加公平的競爭舞臺，既能增加活力，又能兼顧公平。
同時要建立能夠保底的社會保障體系。約翰·羅爾斯在《正義論》中設計的“無知之幕”可以作為參考，無論你出生在城市或鄉村，無論你是含著銀湯勺出生還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都能接受基本的教育，有機會和富家子弟同場競技。同時最基本的託底政策能讓所有人不受飢餓寒冷的威脅。
國家競爭乃至整個人類社會都是一場沒有終局的無限遊戲。我們既要摒棄窮人是社會包袱的偏見，也要糾正金錢萬能的弱肉強食價值觀。為此必須根據社會發展階段和經濟增長速度不斷調整效率與公平之間的關係，使國家既要避免“失速”更不能“翻車”。只有一直在牌桌上不退場，笑到最後才能笑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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