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刑罰之一，又稱極刑、處決、生命刑，指行刑者基於法律所賦予的權力，結束一個犯人的生命。
一般而言，死刑能起到多種作用：剝奪犯罪者再次犯罪的能力，震懾社會上的潛在犯罪人，安撫被害人及家屬，滿足社會報應思想，肯定守法者的守法行為，等等。
面對一個罪大惡極的殺人犯，你是否支持判處其死刑？
每當社會上出現惡性案件，這一問題都會引發網友的廣泛討論。網友的觀點代表民意，而民意每次都出奇地統一：
死刑！立即執行！
這和法律界公認的“廢除死刑”趨勢完全相反。法律界也有自己的苦衷，由於中國是世界上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因此常年被已經廢除死刑的發達國家以人權為由施加壓力。
作為對廢死思潮的反彈，民間“反對廢死”的呼聲同樣高漲，兩種聲音長期共存，誰也說服不了誰。
有些時候，民意可以得到滿足。今年2月9日，“綠城保姆縱火案”兇手莫煥晶被判處死刑。3月20日，“白銀連環殺人案”兇手高承勇被判處死刑。8月23日，“上海殺妻藏屍冰箱案”兇手朱曉東被判處死刑。網友紛紛表示大快人心，當然說“死刑都便宜他了”的也大有人在。
還有些時候，法律令民眾感到無力。比如最近微博上熱議的“13歲少女肢解同窗案”：2012年，廣西一名未滿13歲的小學六年級少女，因不滿同班同學比自己長得漂亮，將同學殺害並肢解。因作案時未滿十四歲，依法不追究刑事責任，僅收容教養三年。
簡單算一算，2015年的時候她就已經迴歸社會了，可能就生活在你我身邊，令人不寒而慄。於是網友表示：
網上流傳著這麼一句話：你可以給犯罪者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但誰能給被害人一個復生的機會呢？這正是一般人對死刑的想法。
大家的邏輯很簡單：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在死刑這個問題上，東野圭吾比我們走得更遠。他並不是單純地支持或者反對死刑，而是在兩部社會派推理作品中，站在兩邊的立場上，探討了死刑的必要性和法律的無力性。
2004年，東野圭吾在《彷徨之刃》一書中，講述了一位父親親眼見到女兒被蹂躪慘死的錄像後，決定以極端的方式親自手刃未成年兇手的故事，矛頭直指保護少年犯而忽視被害者立場的日本《少年法》（類似我國的《未成年人保護法》）。
韓版《彷徨之刃》電影劇照
2014年，東野圭吾又交出了一份更有針對性的答卷，即《虛無的十字架》。在十年之後的這本書中，東野常常借人物之口，記錄下對“是否支持死刑”的正反兩方觀點的思考。
讓我們來看一看東野的回答。
01 被害者家屬的救贖之路
走出傷痛的第一步
案件發生之前，中原和小夜子原本是一對幸福的年輕夫妻。他們育有一個8歲的獨生女兒，一家人過著寧靜的生活。
那一天，中原在上班，小夜子需要去一趟超市，便把女兒一個人留在家裡。沒想到，就在短短几十分鐘內，孩子被入室搶劫的罪犯殺害了。
這便是《虛無的十字架》開篇的沉重故事。
東野圭吾 《虛無的十字架》這是讀書貓介紹的第190本書
失去愛女的悲痛已經使他們無法承受，刑警的偵查工作更是雪上加霜。警察需要調查幼兒是否死於父母的故意或過失，但這樣的調查卻在無意中加劇了中原和小夜子的痛苦、內疚和自責。
被害者家屬，從案件一開始，就承受著常人難以想象的折磨。
愛女死後，中原和小夜子夫妻陷入巨大的悲痛，好像人生都失去了意義。不久，兇手被捕，他們終於找到了具體的憎恨對象。“等待兇手被判死刑”，成了他們活著的唯一目標。
而等到兇手真正被判處死刑後，支撐著他們的目標實現了，兩個人又陷入巨大的失落和空虛。因為死刑判決並不能讓死者復生，也不能真正為他們帶來救贖。
為了忘掉這段傷痛，中原和小夜子離了婚，換了職業，走上了漫長的自我救贖之路。一個家庭就此毀掉，兩個人的人生再也回不到從前。
被害者家屬失去的不止是一位親人，還有他們原本可以幸福美好的未來。
我們可以從故事中感受到東野對被害者家屬深切的同情和悲憫。站在被害者家屬的立場上，東野認為，立法者在立法時普遍沒有考慮到被害者家屬的心情和感受。
比如，在日本，一般要殺害多人或手段極其殘忍才會被判死刑。這種法律設置自然有其道理，因為如果不論輕重，只要害死了人便一律判死刑，那麼犯罪者會產生這樣一種心理：“殺一個也是死，不如多殺幾個”，更不利於社會安全。
但是，這種法律邏輯，被害者家屬如何能接受？在《虛無的十字架》中，東野寫道：“說什麼只殺了一個人，不會判死刑，這也未免太奇怪。”《彷徨之刃》中，他說：“讓誤入歧途的少年改過自新固然重要，但是有誰來醫治無辜被害人心理所受的傷害呢？”
每一件犯罪，落到一個家庭頭上就是100%的痛苦。
離婚後的小夜子最終選擇成為了一名記者，專門報道刑事案件。她在報道中這麼寫道：
遺族絕對無法從死刑判決中得到任何救贖，對他們來說，兇手的死是理所當然的事。對遺族來說，兇手的死根本不是‘償還’，只是走出傷痛這條漫漫長路上的某一站而已。……但如果連這種為數不多的歇腳站也被奪走，遺族到底該怎麼辦?在這段論述中，東野刻畫出了被害者家屬微妙的心理變化：雖然死刑判決不能讓死者復生，但卻是幫助被害者家屬走出傷痛，內心得到療愈這個過程的重要一環。
02 犯罪者的反省
真正的懲罰在於心靈
在《虛無的十字架》和《彷徨之刃》兩部小說中，東野都把兇手塑造成了毫無反悔之意的再犯。
《虛無的十字架》裡的兇手蛭川過去已經殺過一個人了。在害死小女孩時，他還在假釋期間。庭審過程中，蛭川一開始還積極求生，但隨著訴訟程序進展，他逐漸對“死刑”一詞變得麻木。到最後，死刑對他來說反而變成一種解脫，到死也沒有真正反省。
《彷徨之刃》中，不論是以凌辱少女為樂的少年犯，還是疏於管教、只會替兒子開脫的父母，同樣沒有認真反省過自己，一心只想著如何逃避追捕、如何脫罪，讓讀者恨得牙癢癢。
《彷徨之刃》
東野圭吾這麼寫，正是為了讓讀者自己體會到：不論是對被害者家屬、社會大眾，還是對犯罪者自己而言，最重要的，都是讓犯罪者真正反省，用盡一生贖罪。
借書中被害者家屬之口，東野說：“我們想聽求處被告死刑這句話，即使無法如願，至少希望在法庭上聽到‘死刑’這兩個字。”“審判並不是決定量刑而已，必須控訴被告的犯罪行為有多麼嚴重，必須讓被告知道，他犯下了滔天大罪。”
江歌媽媽江秋蓮接受記者採訪
但是，在讓犯罪者發自內心懺悔這件事上，本該起作用的法律系統，卻是失職的。東野調查了日本犯罪者的再犯數據，發現了令人震驚的情況：受刑人在出獄五年以內，再度回到監獄的比例將近五成。如果將範圍縮小到殺人，有四成兇手都有過前科。
因此，他在《虛無的十字架》中表示：“把犯人關進監獄根本起不到讓犯人改邪歸正的作用，更無法預防犯罪，只是單純從物理上把犯人和社會隔離開。”
東野筆下的少年犯，由於有《少年法》保護，很難受到嚴厲的處罰；被判處死刑的蛭川因為對生命灰心喪志，至死沒有反悔，而他第一次坐牢時，行為和心靈也完全沒有得到矯正。那麼，究竟應該如何讓犯罪者真心悔過呢？這個問題，東野暫時也無法給出答案。
03 東野圭吾、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加繆
東野作為理科出身的暢銷作家，在對犯罪和刑罰的論述中體現出了強大的文科素養和深度的人文關懷。他在小說中對人性的深刻反思，反而更貼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紀創作的小說中關於罪與罰的思考，而與20世紀的“廢死主義者”加繆相去甚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28歲時，曾因參與反對沙皇的革命活動而被捕，被判四年苦役，在西伯利亞鄂木斯克囚堡流放了十年。這十年的服刑經歷給他帶來了思想上的鉅變。186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自己在苦役營的切身經歷為基礎，發表了紀實文學《死屋手記》。
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書中，陀氏認為，犯罪和犯罪之間差別巨大，然而刑罰卻是相同的。一個為了捍衛自由和生命不得已殺了人的犯罪者，和一個專門殺幼兒、以欣賞被害人恐懼取樂的犯罪者，受到同樣的刑罰，這樣公平嗎？
這和東野圭吾在《虛無的十字架》中借犯罪者辯護律師的口說出的“兩起完全不同的事件，但結論都一樣，都是一句簡單的死刑。我認為，不同的事件，應該有各種不同的、更符合每起事件的結局”有異曲同工之妙。
和東野一樣，陀氏也認為，和一次也沒有反省過的犯罪者相比，真正有良心、有人性的犯罪者，他對自己內心的審判比最嚴厲的法律還嚴酷無情，這已經足以使他痛不欲生。陀氏在1866年發表的小說《罪與罰》便體現了這一思想，書中男主人公拉斯柯里尼科夫在犯罪後，一直在承受良心的煎熬，飽受精神上的折磨。
陀氏在生前最後一部作品《卡拉馬佐夫兄弟》中重申了自己對現有法律的質疑：“雖然犯罪分子被機械地開除了，而且被流放到遠方，眼前清靜了，但是馬上會有另外一名甚至兩名罪犯來代替他的位置。”這和東野對監獄制度的反思同樣如出一轍。
並不是所有的思想家都使用這種腦回路思考，比如加繆就是堅定的廢死主義者。他在1957年寫出的《思索死刑》一書中強調，死刑存在誤判的可能性，一旦執行便無法挽回。
阿爾貝·加繆
加繆並不是同情死刑犯的那種人道主義者，他和我們一樣對犯罪深惡痛絕。但他認為，死刑的威懾力只是一種虛構。並且，當我們面對死刑感到“爽快”時，我們就很容易邁出道德的界限，墮落成和犯罪者一樣的人。
東野和陀氏兩個人的小說隔了一個多世紀遙相呼應，中間卻也存在著加繆這樣的聲音。可見，犯罪和刑罰是永恆沉重的議題，一旦觸及到人性和倫理的基本問題，誰都不敢說自己掌握的就是絕對的正確答案。
我們只能希望，通過不斷的思考、討論、觀點碰撞，能夠最終推動法律的完善，犯罪率的下降，和人心的救贖。
這是否也是我們這些局外人從對犯罪的恐懼中獲得自我解脫的一種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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