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的相聚與分離，有時隨著時代的漩渦讓人無法回頭，望盡天涯路，有時卻在驀然回首處，找到當初的痕跡。讓我們一起傾聽親歷者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故事不長我講給你聽……
作者：鄭憶石，1954年生。重慶市巴蜀中學初68級學生。1972年在重慶東風麵粉廠當工人。1978年入四川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在北京鐵道部通信信號公司宣傳部任職。1987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攻讀碩士。現任職於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文章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文革”組歌中，知青運動是主曲之一。在這首全國1700多萬年輕人參與的“大合唱”中，我的三個哥姐是其中一員。
下鄉去
我家兄弟姐妹五個，除大哥1964年考入清華大學外，後面的四個，分別是從初68級到高66級的老三屆中學生。
大哥（後中）、大姐（後左）、二姐（前左）、二哥（後右）、作者（前右）
我們就讀於母親任教的重慶市41中學（巴蜀中學）。1968年初，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在全國鋪開後，重慶市市中區（後改稱渝中區）幾所中學的知青去四川的酉陽、秀山、黔江、彭水（簡稱“酉秀黔彭”，現都劃歸重慶）。41中的革命幹部、軍隊幹部子女多，而秀山沒有高山峽谷，地勢相對平緩，於是它成為41中知青插隊的定點。秀山，聽地名，眼前若現山明水秀，耳中似聞鳥語鶯鳴。其實，它是個邊遠的窮山區，地處四川、湖南吉首、湖北恩施的三省交界處，距離當時的重慶，很遠。
高66級的大姐和高68級的二姐是重慶市首批下鄉知青。1969年2月25日深夜，兩個姐姐將衣服鋪蓋卷捆得結結實實，睡不著覺的她們，乾脆坐等集合號令響起。臨離家時，二姐有點沉浸在對廣闊天地的美好想象中，一臉輕鬆；大姐則對未來艱辛似有預感，戚然話別。當大姐將手伸進我的被窩，邊流淚邊摸著我的臉，連說三遍“憶石，我走了”時，我瞬間淚奔，不停地用被頭揩眼角，好長時間都止不住。
第二天凌晨，天如潑墨，寒氣逼人。41中的籃球場上，人聲鼎沸，鼓鑼喧囂，將行的、送行的，密密麻麻擠滿了球場。大姐二姐背上行李，匆匆到球場集合。 知青人人手捧一箇中碗直徑大的牛皮菜饅頭，念著“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聖示，唱起“滿懷熱望滿懷理想，昂首闊步‘去下鄉’”的壯歌，浩浩蕩蕩地步行到朝天門碼頭。
長長石階直通碼頭的躉船，兩旁湧動送別的人流。此時此刻，走的人，送的人，心情都開始苦楚起來。尤其是那些“牛鬼蛇神”的子女，內心更是沉重。41中的幹部子女集中，許多知青的父母，因是被打倒的“走資派”，還關在“牛棚”，他們都是臨時請了幾個鐘頭的假，趕來為子女送行的。至於“黑五類”或被歸入人民對立面家庭出身的知青，不僅沒有親人送行，而且在處理下鄉事宜時，還遇到各種刁難。胸悶如我大姐夫，他父親因在新中國誕生前，當過國民黨杭州筧橋航校的教官，母親因是醫院科主任（“文革”前為全國“三八紅旗手”，此時已是“反動學術權威”），雙雙關進了“牛棚”。下鄉時，他為取出父母在銀行被凍結存款中的50元錢，來來回回地開證明，求籤字，被折騰得夠嗆。
當然，並非人人心如黃連。知青中，也有少數胸懷凌雲壯志，決心紮根農村幹一番事業的。所以，未開船時，豪情萬丈的、強顏歡笑的、滿面愁容的、眼含淚水的……各種心緒和表情，應有盡有。汽笛拉響後，船上船下，一片哭聲。此刻，縱是鐵面鋼心，也難免動容。中午，船上開飯了，人人手捧一大碗飯菜，除了部分男生一掃而光，絕大多數女生都沒嚥下幾口。
從重慶沿長江而下，船行一路，順風順水， 當天下午三點抵達涪陵。在涪陵睡到半夜三點，登上開往彭水的輪船。這一趟水路，不再是順流而下，而是逆流而上，行走著名的烏江天險。
烏江（選自網絡）
烏江是長江上游右岸最大的支流，地勢高差大、切割強，因而河道狹窄，水流湍急、險灘密佈。以前，船在江上走，急流漩渦常常弄得它原地打轉，翻船時有發生。後來，沿岸設立了許多絞灘站，每到險灘，長長鋼繩套住船頭，爬樓梯般地一點點往上拽。當船行到羊角灘時，急流捲起的漩渦，讓絞灘鋼繩“力不從心”。船上人多，為減輕重量，一船人留下四五個，其餘的全部下船，徒步走過五里長灘，再回到船上繼續渡險，擦黑時分，船總算到了彭水。
在彭水住一晚，第三天清晨繼續天險之旅，下午四點，船到了龔灘。就此，重慶—涪陵—彭水—龔灘，三天的水路歷程，終於劃上了句號。
1935年1月紅軍長征過烏江天險（選自網絡）
以為很快將達終點，知青們長長地舒了口氣。誰知，更難熬的敞篷大卡車還等著他們。從龔灘到酉陽，從酉陽到目的地，車子喘著粗氣，冒著翻車的危險，在七道彎八道梁的山路上，上下顛簸、搖來晃去。車過“九道拐”時，峭壁在頭頂，懸崖在身旁，許多知青嚇得不敢睜眼。一天多的胃翻腸倒，四天半後，皮塌嘴歪、臉青面黑的知青們，總算瞭見了自己將在未來歲月裡，紮根受教育、傾情獻紅心的廣闊天地——秀山。
到秀山的當天下午，根據自由組合原則，知青們以最快的速度到各自生產隊報到。大姐與數年後成為姐夫的同班同學及另兩位同學，到龍池公社建國大隊紅旗生產隊報到。二姐與兩位同班同學，去了與大姐同公社同大隊的建華生產隊。一週多後，母親收到姐倆的來信，拆信的一剎那，她眼圈紅了。當看到“我們一路平安，已安置妥當，媽媽放心”時，過了好一會，她才說了句：“好遠的地方哦”。
大姐所在的紅旗生產隊
之後不久，又輪到剛滿十七歲的二哥下鄉。3月29日清晨，我和母親送他到碼頭。初春的淡霧籠罩著江面，江邊，一條空船像只孤雁，輕晃著身子，任江波啃咬，看得人心寒。這一次，走的人少，送的人也少，冷風掃過江岸，碼頭更添了幾分淒涼感。母親送二哥到了船上，直到汽笛聲起，才緩步下船。船舷欄杆邊，二哥望著我們，不捨的眼神裝滿了無奈。船起錨了，身移動了，開始加速，越走越快。望著漸漸遠去的桅杆，母親邊哭邊喊著二哥的名字：“小石，小石……”沿著江邊追出幾十米遠，鵝卵碎石，步履踉蹌。
輪船消失在江水盡頭好久，母親仍然站在江岸，呆呆地看著江面。送兩個姐姐時，母親沒有流淚，因為她對兩個年齡大些的女兒相對放心。況且，這是在自己所在單位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她作為“臭老九”，不能把悲慼寫在臉上，免得落人話柄。這一次，碼頭上認識她的人少，二哥年齡尚小又自幼體弱，著實放心不下的母親，終於沒能止住淚水。
二哥沒坐過長途車，一天多的路程，他吐得夠嗆。到後來，他不得不蹲在敞篷大卡車的車尾巴欄板邊，頭搭在欄板上，走一路吐一路，顧不得隨時有被甩出車廂的危險。好不容易來到二姐所在的生產隊，僅僅半個月，他渾身開始冒水泡，大腿上巴掌大的地方，前赴後繼冒出30多個。到後來，他對“冒泡”的規律瞭如指掌：哪裡感覺痛，哪裡就將有水泡出現。果然，半小時不到，一個又大又亮、直徑將近兩公分的“水晶蛋”便降生了。水泡不久變成瘡，開始流血出膿，將他蓋的被單染得花麻麻一片。膿血多了，被單變得僵硬起來，好似刷了漿糊的布殼，蓋在身上又讓水泡更易潰破，而被單上留下的紅黃色印跡，則如同染色花布，根本清洗不掉。
後來，他開始發燒，到縣醫院看病，醫生說是水土不服，打針吃藥只能管一時。不得已，兩個多月後，他回重慶治療。事前，二姐來信告知母親，二哥離開秀山的日期，卻並未說他將乘坐哪種交通工具。母親估摸他到重慶的大致時間後，第四天開始，每天帶著我到朝天門碼頭，連續三四個小時地等候來自涪陵的客船，望眼欲穿地盼著他的身影出現，卻總是在最後一個乘客都下船了，仍然不見他現身。焦急的我們，快速衝上船，從頭等艙到底艙，挨個地找，挨個地問船員：看沒看見一個白白瘦瘦的小青年？一連三天，我們都在希望與絕望中掙扎。後來兩天，母親不禁開始胡思亂想，那悲哀絕望的神情，讓我膽顫。
第七天早上，一夜未眠的母親，準備一大早再去碼頭。打開房門不一會兒，滿身塵土的二哥，竟然立在門口！原來，他為省那二十幾塊錢的路費，硬是不顧滿身膿瘡，搭了六天不要錢的敞篷卡車。又驚又喜的母親，頓時淚流滿面，抓住二哥的手，一迭聲地問“你到哪裡去了？啷個走了恁個多天呢？”
兒行千里娘擔憂。那時，但凡家中有知青的父母，想必心情大多如我母親。至於知青，心緒煩亂、迷茫、悲涼甚至痛苦的，恐怕不在少數。人民群眾有過美好生活的願望，畢竟，天天喝“一吹三道浪，一喝九條溝”稀粥的農村，與每日可“拿起缽缽打三兩，還有一碗白菜湯”的城市，差別實在太大了。所以，絕大多數知青在內心深處，並不甘願一輩子“修地球”。
大作為
哥姐下鄉所在的龍池公社，位於縣城東北，屬於丘陵地區，地理條件和種地收入，在當地算中等。
來到廣闊天地，三人雖存“大作為”的雄心，也難免“喻於利”的私念。於是，多掙工分多分紅，養活自己給母親減壓，成為他們的行動目標。
天府之國盛產稻米。哥姐下鄉不久，就遇到插秧。
大姐與生產隊的農民在插秧
天不亮，“咕咕”鳥叫像軍號，薄霧覆蓋田間草。哥姐睡眼朦朧，餓著肚子便跟隨農民下田了。插秧在農活中有點技術含量，是經驗活，更是體力活。對於從未乾過農活的城裡娃，剛開始感覺苦累萬分。學著農民的模樣，他們一邊在手裡，快速將秧苗分為四五棵一束，一邊腰彎成90度，邊插邊退，將秧苗直接栽進水田，不一會便腰痠背痛。空著肚子幹到中午，回去還得現燒飯，而農民兄弟因為家裡有人做飯，此刻早已端上了碗。精疲力竭加飢腸轆轆，他們常常倒頭就睡。一覺醒來，肚子更餓了，胃病也落下了。對他們來說，每天最大的享受，便是幹完農活，扯開身子躺床上睡覺。
準姐夫在插秧
春去秋來，穀子熟了，收割穀子的苦累比起插秧，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地婦女一般不參加割穀子，但兩個姐姐“巾幗不讓鬚眉”，硬是下田與男勞力比拼。天現晨曦便起床，趁涼氣殘存大地就忙開了，直到中午暑氣逼人，才歪歪倒倒地回屋燒早飯。開始時手生，手指難免被割傷，跑回家，扯張草紙一裹，血稍微止住，奔回去接著揮鐮。
二姐記得時間最長的一次割穀子，從月亮剛升起來下田，一直幹到第二天下午四點多鐘才收工，到最後，感覺腰桿完全不屬於自己的，只好找一個墳包，仰面朝天地躺下，用凸起的土堆抵住腰桿，讓痠痛稍稍緩解一點。
令人難受的還有穀子上的芒刺，沾上身又癢又痛，但此時早已顧不得了。一排排的穀穗，農民是從左到右，割完一排後，退回去，再從左到右……她們則是從左到右，割完一排後，不退回去，順手從右往左割過去，再從左到右……由於節省了退回去的時間，結果她們割穀子的速度，反而比許多農民快，讓緊隨其後打穀子的農民，忙得夠嗆。
土地要充分利用，除了種稻，還種小麥、高粱、包穀、黃豆……農民善於合理佈局，長得高長得低的農作物，有套種也有間種。因此，挖地平土、撒種插秧、挑糞施肥、收割晾曬……兩個姐姐一年幹下來，農活已能應對自如。生產隊評工分，男的最高為10分，女的最高為8分。拿出百分之兩百的力氣埋頭苦幹，她們拿到了每日最高的8分。
二哥下鄉時，1.70的個頭，體重只有90來斤，農民都叫他“秧雞”。瘦弱的身子骨，挑個糞桶晃晃悠悠，插個秧苗落人之後。因此，即便他使出吃奶力氣，最終還是隻評了6分。後來，他的體力和農技逐年提高，由最初挑四、五十斤都直不起腰，到後來與農民一起，兩人抬五百多斤重的抽水用柴油機，可以走上百米的距離。儘管體力大大增強，工分逐年增加。但直到三年多後他離開農村，還是隻評了9分。
第一年秋收後，哥姐等來了年底分紅。玩命流汗的報酬，刨除所分口糧，三人進賬如下：大姐所在的生產隊，全公社第二窮，每個勞動日只值一毛到兩毛錢，她分到了8元多錢；二姐所在的生產隊，除了種糧，還有茶樹出茶油，全公社第二富，每個勞動日值六毛多錢，她分到了27元。二哥因為回家治病，耽誤了出工，倒貼了12元。兩個姐姐拿到汗水換來的平生第一筆收入，雖然開心，卻不激動。因為這筆錢，還不夠回一趟家的路費。至於二哥，鬱悶之餘，只好怪自己不中用。
下鄉第一年的大姐（右）和二姐（左）
後來幾年，哥姐農活幹得越發順手，加上舍得賣力氣，每年結算，基本都能分到30多元錢。但這些錢，僅夠買油鹽醬醋、煤油肥皂草紙等基本生活用品。其它如添衣購鞋、買糖果糕點，以及嘴饞了打頓牙祭，基本屬於做夢。好在母親本就不指望他們能完全靠自己謀生，所以每月給三人寄20元錢補貼生活。
1970年，大哥分配到四川自貢市紅旗運輸機械廠守庫房，主動挑起了這副擔子，每月從42.50元的工資（按國家規定，大學生畢業後第一年工資為42.50元，第二年轉正後51.50元。像大哥這批“文革”前入學的大學生，“文革”中分配後，拖了兩年才轉正，三年以後才拿到51.50元。此事當時無人追問，當然，問也白問）中拿出20元寄給他們。即便如此，他們也必須精打細算，衣服補丁摞補丁，布鞋“前賣生薑後賣鴨蛋”。習慣了赤腳走窄窄的田埂路後，他們發揚艱苦樸素的精神，有時候趕場，也會打光腳板。
二姐（右一）打赤腳趕場
鐵腳板練出來了，大哥心也疼起來了。他看到二姐那張赤腳照，馬上寄了十元錢，定要三人各去買雙鞋子。由於只能勉強養活自己，因此，哥姐春節回重慶，母親都要精打細算，為三人籌措路費。
的確，比起那些土生土長的農村知青，哥姐多少還有家庭接濟。事實上，城市知青中，除了家中一貧如洗的，基本都要靠父母幫襯。就此看，城市下鄉知青的生活，好於農村的回鄉知青。然而，由於城市知青非“土生土長”，無法像回鄉知青那樣，擁有環境熟悉、鄉土人情、體力農技等方面的優勢，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廣闊天地”中打拼的城市知青，生活似乎更難。
再教育
插隊前，哥姐腦海中的農村，一派“麥浪滾滾閃金光，棉田一片白茫茫，豐收的喜訊到處傳，社員個個心歡暢”的景象。下鄉後，他們才明白，那多少是藝術性的美化。
農業生產工具依然落後。哥姐下鄉之地，非平原但也不是山區，有
條件實行簡單的機械化操作。然而，除了打井、抽水需用的最簡單機械設備，其它諸如犁地鬆土、播種插秧、澆水施肥、收割打穀等一應農活，全靠人拉肩扛。“大鍋飯”體制又極大地抑制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隊長派活，農民出工，年底分糧分紅，一切似乎合情合理。然而，由於農民沒有幹活的積極性，即便農忙，也不乏磨洋工的，至於農閒時節，偷懶者更是不在少數。
農民的住房不僅寒酸破爛，而且牆壁只有大半截，上面小半截是空的，僅靠幾根木頭支撐。秀山冬天常下大雪，這樣的房子如何抵擋寒冷？哥姐實在想不明白，問農民為何不讓房子的牆壁接到房頂。農民回答：那樣要多花料啊！再說泥巴在牆的上半截，也粘不穩，大半截牆，夏天通風涼快。問他們冬天不冷嗎？農民說：祖祖輩輩都是這樣過來的，習慣了。哥姐去後，由於國家有少量撥款用於知青蓋房，生產隊也出於安全考慮，破例將給他們蓋的房子，上半截接到了屋簷，還特意安上了窗戶。農民的房子還在貧困線上掙扎，哥姐的房子簡直就是奔了小康。由此，更反襯出農民生活之苦。
大姐住的知青屋
農民的溫飽依然成問題。哥姐所在的生產隊，糧食產量不算最低，一畝田約有400斤，好的約有500～600斤。但統購統銷的政策，不可能讓農民敞開肚皮吃。因此，秀山農民一天只吃兩頓飯的根本原因，就是糧食不夠吃。二哥常與一撥農民，被分派到馬路邊的地裡幹活。不吃早飯連續幹它幾個鐘頭，農民也開始打蔫。於是，大夥齊刷刷地頭拄鋤頭扁擔，面朝馬路盡頭，伸長脖子張望象徵吃飯信號的長途汽車。車終於冒頭了，大夥頓時眉開眼笑。此時，隊長或領頭老農“收工了”剛出口，跑得快的農民，已開溜幾米遠。
在吃飯問題上，知青比農民“享福”。因為上面害怕知青鬧事，關照下面儘量不讓知青餓肚子。知青糧食吃完了，可以向生產隊借，生產隊明知借出去的糧食歸還無期，也基本不會拒絕。所以，哥姐在鄉下幾年，沒有斷過糧。但貧困的農民沒有這份待遇，儘管他們平時善於粗糧細糧合理搭配，地窖裡存有紅苕，但到了青黃不接的三四月份，也會半飢半飽。
二姐生產隊有幾個農民的小孩，喜歡來她們點看稀奇。傍晚，孩子們來到門口，把被稀飯灌得如西瓜樣的小肚兒，在門檻上整整齊齊地排一溜，津津有味地看她們做飯。有時，小孩只有兩三個，二姐又正好做好了飯，便會盛上兩碗米飯遞過去，小孩子三下五除二，將碗裡的飯粒劃拉得一顆不剩。
農民沒錢買肉買油，只能在過年殺豬（豬肉一半由國家低價收購，一半自己留下）時，將肥膘用鹽醃好，放進泡菜壇裡存起來。平時炒菜，夾一小塊肥膘，鍋底抹一抹，就算見油葷了。這塊小肥膘還不能當菜吃了，得專門放在灶頭上方吊起來，用煙火燻著，下次炒菜時再用。只有遇到有“人戶”（親朋好友）來，農民才捨得割一小塊醃肉或臘肉，炒個菜款待。
至於穿衣，農民從未見過棉毛衫毛衣之類，一年四季，春秋穿單衣，夏天打赤膊，冬天裹棉衣。有幾家勞動力少的農民特別窮，天寒地凍時，一家人捂在破被子裡，唯一的一條好褲子，誰出門誰穿。
農民基本沒有文化生活。秀山地處偏遠，哥姐落戶的生產隊不通廣播。聽知青唱歌、盼知青教歌，成為農民娛樂的唯一渠道。農村夜晚安靜，二姐她們的即興放歌，附近住的農民聽得很清楚。第二天，年青姑娘或年輕媳婦看見她們，會模仿著調子哼哼。如果哪天生產隊長向農民說“今晚知青教你們唱歌”，農民會熱烈響應，忙不迭地“要得，要得”。
吃完飯，大夥來到隊部，端坐長條凳，學《貧下中農最愛毛主席》。“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最親的親人毛主席，公社的紅旗您豎立，集體化的道路您開闢……”這類詞簡單、調子易上口的歌，二姐她們唱一句，農民扯起喉嚨跟一句，土味十足的發音，逗得二姐她們笑彎了腰。農民學得認真，記性也好，半個多小時，基本能拿下一首。意猶未盡的“學生”，會要求“老師”再教一首。
知青下鄉不僅是去“滾一身泥巴”，更要通過貧下中農啟發階級覺悟的“再教育”，而“練一顆紅心”。
“憶苦思甜”是再教育的主題，但農民對此顯然不感興趣。難得開一次憶苦會，隊長動員的話音未落，農民便直奔三年自然災害的主題：哪家餓死了幾個，哪幾家又絕戶了，說得有鼻子有眼。還有更邪門的：兩人發生了矛盾，甲躲在乙一家人外出逃荒的必經路上，趁其不備，將全家人推下了山崖。這類故事，哥姐是第一次聽到，錯愕之餘，便私下打聽，農民異口同聲地說：都是真的，騙你們幹啥子！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是再教育的另一主題，內容無非是控訴地主在萬惡的舊社會，如何壓迫剝削貧下中農。哥姐自上學起，就對“劉文學勇鬥地主”、“劉文彩的收租院、黑水牢”……耳熟能詳。然而，農民在憶苦會上控訴的兇狠惡毒的地主，卻常常有另一副面孔：待人和氣，懂得提升服務質量。比如，地主平時會主動與貧下中農打招呼，有事找到他也會幫忙；地主農忙時請僱工，先說好工錢，然後殺口豬燒成紅燒肉，天不亮放在僱工的家門口，僱工幹完農活，立馬結賬付款。
這些與教科書迥異的說法，又讓哥姐所受的“再教育”效果，進一步打了折扣。二姐生產隊有個小夥子，知青們公認“城裡頭沒見過長得這麼‘稱抖’（帥氣之意）的，完全是當演員的料”。但因為他爺爺是地主，他順理成章地戴上了地主帽。“小地主”懂禮貌、肯幹活、愛幫忙，對人挺實在，但二十好幾了，都沒有討到老婆。
幾千年來，貧窮落後就像鋼印，深深地敲在農民臉上。解放前直到解放初期，秀山一直鬧土匪，這在很大程度上，源於當地農民生活的極度貧困。二十年後，哥姐插隊到秀山，又親歷和見證了這種狀況，尚未從根本上改變。瞭解了真正的農業，知道了真實的農村，看到了農民的生存狀況。這是哥姐接受“再教育”的收穫。
農民雖然生活貧困，卻不失真誠善良。他們手把手地教哥姐幹農活；一年一次殺豬，總要請哥姐去吃“刨湯”（用剛宰殺的豬肉豬內臟做的美食）；送自家地裡出產的花生黃豆，讓哥姐帶回重慶；難得做點豆腐乳，一定要給哥姐端半碗……農民關照哥姐的細節，哥姐回到重慶多年以後，還會不時提起。
大姐（後排左三）與生產隊的女同胞
知青下鄉之初，農民也會表示歡迎。這種歡迎，一方面源自他們對遠離家鄉的城裡娃的友善，一方面出於他們慣於服從的心理，對來自上面的安排，他們會遵命而為。兩個姐姐下鄉的第一年，大年是在農村過的。當時知青住房還沒蓋好，二姐她們暫住在生產隊隊部。大年當天，二姐一早開門，驚訝地發現門外大水缸裡，裝滿了餈粑（餈粑晾乾後，浸在水裡不會開裂，可存放較長時間），房子四周，被一捆捆柴火包圍。
原來，這是生產隊長安排三十多家農民連夜送來的。每年過端午節，婦女隊長會吩咐她們：把糯米泡好就可以了，其它的事情你們都不用管。結果，七八個農民跑來，包好粽子放進大鍋，先用大火燒開，再用幾個老樹疙瘩的微火餘碳，煨上一晚。第二天，熱氣騰騰的粽子便靜待她們狼吞虎嚥。
大姐生產隊的農民吳應好，個頭不高模樣一般，娶的媳婦卻挺漂亮。老吳農活很在行，特能吃苦又十分勤勞心細，經常教大姐他們種菜。他家有三棵李子樹，梅李、血李、玉皇李，色彩各異，味道不同。李子熟了，他叫大姐隨便去摘，如果大姐沒時間，他會摘一大筐最大最甜的血李、玉皇李，給他們送去。生產隊地主的兒子，以枇杷樹為料，給大姐做了一根扁擔。枇杷樹的木質韌性好，這根輕巧而結實的扁擔，挑起東西閃悠悠，大姐非常喜歡，後來將它帶回了重慶。秀雲的媽性格豪爽，只要知道有人為難知青，定會打抱不平。她格外關照大姐，有什麼好吃的，一定會給她送去。
二姐生產隊的老保管，特別心善，自己難得煮一碗荷包蛋，卻總要盛四個，打發老婆給她們端來。王再陽家有五個女兒，每兩個之間相差一歲多點，生活尤其困難。六歲的老四很會煮紅苕，將火燒旺，紅苕煮熟，等水基本幹了，再添幾根柴，用小火慢慢烤，不多會，只只紅苕便烤出了鍋巴，又香又甜又糯。看見二姐路過，她就喊“孃孃，快點來吃，好吃得很哦”。
二哥清楚地記得，那天生產隊長帶領大家到六十里外的蓋上，挑石灰回來作肥料。上百斤的擔子壓在他身上，本就晃晃悠悠，為了不落後，他還是咬牙跟上隊伍。驕陽似火，一路上大家又累又飢又渴。好容易來到路邊的“一碗水”（“一碗水”，顧名思義，水坑裡的水，不多不少只有一個碗的容量，水舀完後，會自動地往外冒，直到重新達到一碗水的容量後停止，循環往復，永不幹涸），大夥蜂擁而上。突然，隊長一聲“讓瘦娃兒先喝”，農民馬上閃開，讓他俯身喝了個痛快。那天，不是“酸梅湯”勝似“酸梅湯”的泉水，讓二哥對大自然的饋贈和農民的善良，滿懷感激。
另一次，他趕場回來，路上覺得口渴，便到養蜂的農民家討水喝。熱情的蜂農不僅讓他喝水，還請他喝酒。為改善酒的口感，蜂農將蜂蜜調入酒中。蜜酒香甜誘人，二哥喝得暢快，不多會兒便一海碗下肚了。酣暢淋漓的後果很嚴重，二哥爛醉如泥，沒法自己走回去。貼了蜜酒的蜂農，還得貼上時間氣力，又是背，又是扶，走了好幾里路，將他送到家。
切實感受了邊遠鄉村農民的淳樸與善良，這也是哥姐接受“再教育”的另一收穫。
小插曲
插隊前，哥姐從“學習大寨呀趕大寨，大寨紅旗迎風擺，她是咱公社的好榜樣啊，自力更生改變那窮和白！”中，去體會改天換地的神聖。當自己如秧苗般插進農業大田後，方知生活的苦辣酸甜。於是，在“大作為”的變調中，他們演繹出了一串小插曲。
農村生活清苦，葷腥很少。
哥姐能吃飽飯，但很少能吃上肉，加上幹體力活消耗大，更是經常感覺癆腸寡肚。他們盼著農民殺豬，因為到時農民會請他們“打牙祭”，排骨燉湯、爆炒豬肝、回鍋大肉，想著就流哈喇子。但這種機會，一年就一次，所以，得熬著。
吃不上豬肉，大姐他們會另想辦法。聽說秀山的羊便宜，又聽說供銷社2.5元一張收購羊皮。於是，他們花5.5元錢買了只羊，吃完羊肉後，再將羊皮賣給供銷社。三元錢滿足了幾天的口福，幾個人樂壞了。只是，羊難以買到，兜裡的鈔票又極其有限，所以，這種美味與開心，幾年來僅此一次。秀山的團魚（甲魚）也很便宜，只有0.34元一斤。那天，大姐一下子買了三隻，燉了一鍋，叫二姐二哥去吃。剛開始，幾個人下筷如下雨，沒多久，便不約而同地停下了筷子。原來，因為沒放任何調料，團魚那強烈的腥味，實實在在讓他們倒了胃口。
下鄉第一年，大姐他們自留地的四季豆熟了，便買來肉剁碎，與切碎的四季豆攪拌，包餃子招待公社的一幫子知青。飽餐一頓後，好幾個人吐的吐，拉的拉，半天不得消停。後來，他們總在琢磨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四季豆沒有完全燒熟，殘餘的皂素髮威？不知名的木料做的菜板，木渣中內含毒素？兩者兼而有之？但不管怎樣，毒素混進胃裡興妖作怪，卻是鐵板釘釘的事。
二哥正長身體，特別饞肉。插隊第一年，他因為回重慶治病回過家，第二年春節就獨自留在鄉下過年（來回路費要40多元。每年春節，哥姐從未同時回來過）。期間，農民請他到家裡吃飯，好面子的他謝絕了。他實在太想吃肉了！正好生產隊殺了一頭病豬，他分到了兩斤肉，於是拎回去放鍋里加上水，煮得半生不熟後，就開始守在灶臺邊，邊煮邊吃。肉完全煮熟了，也被他吃光了，又用剩下的肉湯，煮了一斤米，一氣吃得精光，總算過了把癮。
也是那年春節，生產隊凍死了一頭老牛，二哥花錢買了兩斤牛皮，拿到生產隊隊部農民冬天圍著烤火的火塘，放進架在上面的鼎罐裡，燉了一整夜。這一次，他的胃被牛皮徹底膩到了，以致後來只要看見牛肉，他就會幹嘔。
農村不缺新鮮蔬菜，只要捨得花力氣。
下鄉後，哥姐都分得自留地，可以自己解決吃菜問題。但三人中，只有大姐自留地上的蔬菜，長出了姿態容貌。
大姐性格像男孩，打小就不睬禍事。四歲時，看見五歲的大哥被大孩子追打，她抓起一根竹竿橫掃過去，嘴裡還喊著“你們敢打我哥哥？！”鼠竄的“皮蛋”們，此後只要看見她，都躲得遠遠的。
大哥（中）、大姐（右一）、二姐（左一）
大姐很有些倔強，有時會與母親對著幹。比如母親要她像大哥那樣，將全部心思用於學習，她卻常常在操場上蹦躂，投籃一投一個準，還趁母親不注意，鑽到床底下，趴著偷看小說，一看大半個鐘頭。比如“文革”初期，母親叫她不要去“大串聯”，她卻爬上火車行李架，躺著搖到北京，成為我們後面四個子女中，唯一在天安門廣場上，晃到一眼偉大領袖尊容的人。
1966年大姐大串聯到北京
回來後，大姐響應領袖號召投身“革命”，專事刻鋼板、印簡報、散傳單、搞宣傳。一次，她們幾個人在“窩點”加班加點地印傳單，被趕來的反對派逮個正著，抓去暴打了一頓，隨後被蒙上眼睛，扔進了防空洞。
大姐又非常善良厚道，對人巴心巴腸。在鄉下，她成了老大，於是，擺出小慈母的架勢，幾年裡鉚足了勁，給二姐的知青點當“菜背篼”。到後來，她硬是把定時給二姐的知青點送蔬菜，由義務“背”成了責任。大姐和準姐夫都是貨真價實的高中畢業生，利用腦瓜裡的生物學底子，他們忙完農活，便傾情於自留地。挖坑鬆土撒種子，澆水施肥拔野草，天天汗流浹背地忙碌且怡然。天道酬勤，他們的自留地，蘿蔔像瘦身冬瓜，青菜似微型冬青，南瓜如中等磨盤，韭菜若袖珍竹叢。此外，辣椒、高粱、包穀、黃豆……，間種套種輪番上陣，讓自留地在公社博出了名氣。大隊書記聽說後，專門跑來觀看；農民路過，羨慕的目光落在長長的豇豆、紅紅的番茄上，幾分鐘都不偏移。瓜菜雜糧成熟了，大姐抱起南瓜、背上蘿蔔白菜包穀青菜頭，顛顛地奔上兩裡多路，送到二姐那裡。
大姐種自留地
當然，二姐二哥也有自留地，也種黃豆、紅苕、包穀。然而，他們總是沒有耐煩心，總是在包穀剛灌漿，黃豆才出粒時，就將這些半成品，統統掃進了肚皮。難得一次等到黃豆成熟，他們便邀上農民，把黃豆稈堆起來，在下面點把火，不多會，豆子便噼裡啪啦蹦出殼。農民吃豆吃出了水平，手與嘴一尺多的距離，往嘴裡扔豆，又快又準，嘴巴還始終清清爽爽。他們就不行，常常吃出一臉黑花。
農村生活單調枯燥，哥姐會自尋樂趣。
春天來了，捧幾把桃紅李白，插在搪瓷缸中；夏夜晚上，端個矮凳坐在院壩，望“天上佈滿星、月牙亮晶晶”，想遠在重慶的老母親；冬日早晨，打開雞籠，看一隻只不知深淺的公雞母雞，在結冰的地上摔得狂眉狂眼。哥姐最爽心的事是趕場，能在鎮上小飯館，拈幾片“閃閃”（四川話，吃肥肉叫“拈閃閃”，“閃閃”一般指燒白或回鍋肉），幸福感便暴增。要是再在場上碰到平時難得一見的同學，一兩個小時的胡侃海聊，嘴巴腦殼過足了乾癮。此刻，心情那個好，只能用“醉”字來形容。
那時，照相還是一件較為稀罕的事，準姐夫家有一部舊相機，下鄉時，因家中無人，他只得將相機帶到鄉下。由於怕被人指責為“資產階級生活作風”，他很少拿出相機。難得的幾次拍照，姐倆和農民都挺開心，珍貴的年月影像，由此便保留下來了。
二姐機敏風趣，學業拔尖。中學三年，她一直是學習委員，還喜歡與成績跟她不相上下的男生暗中較勁。二姐勤快能幹，做事幹脆利落，還特愛整潔乾淨。大哥赴京讀書後，家裡衣服床單的洗滌，基本由她包圓了。二哥到她們生產隊後落戶後，她又承擔了為二哥洗衣縫被，照料他日常生活瑣事的擔子。二姐還喜歡唱歌跳舞，“文革”中，她參加過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將革命文藝遠送到成都、樂山和宜賓。
下鄉後，二姐的這一愛好，由舞臺轉換到了土屋。每到夜晚，吃飽了白米飯或紅苕，三個女生躺在床上，可著勁“嚎”《井岡山的道路》《水兵的光榮》等紅色組歌。然而，想到第二天還要“臉朝黃土背朝天”，三人心空被“八角樓的燈光”驅散的烏雲，被“人逢佳節倍思親，阿金我想念毛主席”趕跑的鬱悶，頓時又捲土重來。
“八菜一湯”（八個革命樣板戲、鋼琴協奏曲《黃河》）中，三人最拿手的是李鐵梅、阿慶嫂的唱段。唱到興頭上，各自充當一個角色，在土屋上演革命摺子戲。隨著時光的推移，她們的歌曲喜好發生了變化。借“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訴說浪漫意，用“遠飛的大雁，請你快快飛”傾吐思鄉情，以“珊瑚樹紅春常在，風波浪裡把花開”表現柔軟心，拿“紅梅花兒開，朵朵放光彩”抒發殘存的激情……
“革命浪漫主義”倒騰完了，又搜刮枯腸，挨個掃蕩“戰鬥民族”的歌曲，《喀秋莎》《三套車》《山楂樹》《紅莓花兒開》《共青團員之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各來一遍，過足了心癮。不滿足於單調複製，她們還“二度創作”，將“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改成“低頭看見油燈芯，心中想念文化宮”；將“人說山西好風光，地肥水美五穀香”，唱成“人說秀山鬼地方，土瘦人窮五穀荒”；將“美麗的姑娘見過萬千，獨有你最可愛，你像衝出朝霞的太陽 ，無比新鮮姑娘呀。你像魚兒，生活在自由的水晶宮殿，姑娘呀”，變為“美麗的姑娘見過萬千，獨有你最醜怪，蒜頭鼻子大碴口，耗子眼睛雞腳杆。你像天上飛行的老鴉，地上爬行的癩蛤蟆”。唱完後，三人一陣“哈哈哈哈……”身體疲乏和心情不快，全都抖落了。
大姐（蹲者）和二姐在坡上
住在隔壁的二哥，一般不參與二姐她們的娛樂，而是獨自湊近煤油燈，看幾眼知青間相互傳閱的小說：《悲慘世界》《靜靜的頓河》……看《三國演義》時，他兩天一夜不吃不喝，一口氣看完了。但是，當他聽到《三套車》之類的憂傷歌曲，會跟著唱，唱完了，再喊上一嗓“龍禁魚池頭，伸腰不自由”。
農村雖然貧窮，但副食供應卻比城市好。
那時，城市供應全憑票證，哥姐便想方設法，託人給家裡捎好吃的。春節回家前，他們會動足腦筋多買豬肉，做成鹽肉醬肉臘肉。每年分紅後，他們將所得的30多元錢，全部用來買城裡買不到的副食品。
二哥淘氣又聰明，遇事善於動腦筋。“文革”中，大哥困在北京，大姐二姐在外“幹革命”，14歲的他，目睹“文革”之初家中被“抄”的全過程，打心眼裡排斥“革命”，卻對爬樹掏鳥窩、滿坡挖蚯蚓、砌磚修鴨池、石縫拔樹根……等頑童營生，興趣盎然且樂此不疲。後來，他又將頑童營生的範圍，拓展到有“技術含金量”的補鍋補碗、修鎖配鑰匙上。
下鄉後，二哥將“淘氣”轉為給家裡“淘稀缺品”。那時，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只有一斤肉。有一年春節前，二哥準備買些豬肉帶回家，便約上好友何蜀昌，到豬肉便宜的山裡集市去買。到了集市，兩人聽說買生豬回去自己殺，比買豬肉划算。但在當時，買賣生豬屬於違法行為，被捉住了，輕者安個“投機倒把”罪名，重者要“蹲雞圈”（判刑坐牢）。個別腦子活絡的農民，不知用了什麼辦法，用半大的生豬冒充“病豬”，在集市上出售。
兩人合計後，選了頭80多斤的“病豬”，將它四腳朝天地綁好，小何在前，二哥在後，抬起就走。山路陡，路又遠，兩人費了老力，臨近深夜，總算上了馬路。馬路周邊開闊，冷風吹得正歡。渾身溼透的二哥，猛地被風突襲，頓時打起了寒戰。忽然，一股暖流伴著一陣“嘩嘩”聲從天而降，澆得他舒坦非凡。旋即，他便感覺這“熱水沐浴”有點不對勁。藉著月光定睛細看，原來這是頭母豬，尿道口開在屁股上，正在朝他“飆尿”。
“文革”初，中學裡舊社會過來的“臭老九”是首當其衝的揪鬥對象，母親被大字報炮轟火燒，她對那些捕風捉影、無中生有的塗汙，極其憤怒卻無處話憋屈，不久便患了急性肝炎。後來她雖已治癒，卻擔心復發。糖能保肝，但城裡每人每月只有二兩定量。農村沒有限量，但農民很窮，購買力極弱，即便一斤白糖僅0.74元也買不起，所以供銷社有存貨。二哥打聽到四川與湖南交界處的卞朋，白糖敞開供應。他立即又約上何蜀昌，翻山越嶺走了50多里山路，一口氣買了50斤。
當他把50斤白糖揹回重慶時，樂不可支的母親，又是搬出大罐子貯存，又是分包送給朋友。有了這罐白糖，母親可以時不時喝杯糖水，家裡過年做湯圓心子，端午節粽子滾白糖，平時煮醪糟丸子……一堆難題都解決了。六年裡，我們沒再為“缺糖”犯過愁。
除了豬肉白糖，還有自養的雞、下的蛋。秀山的雞欠缺馴化，野性十足，走路基本不用腿，而是飛，惹了它，還會跳起腳腳啄人。“飛雞”個頭小，下的蛋鴿蛋般大小，而且下蛋不上心不賣力，常常在外面下野蛋。大姐養的一群母雞，雞窩裡總是見不到幾個蛋，最後農民在馬路對面生產隊牛棚的乾草堆裡，一下子翻出十多個。這種情況反覆出現，大姐只好關“飛雞”們的禁閉，它們終於老實了，乖乖把蛋下在窩裡。二姐不善種菜，卻愛養雞，趕場時，提籠雞娃回去，白天放敞，晚上關圈，花錢不多費事不大。“飛雞”們特別鬼精，穀子快成熟時，躥進田裡偷嘴，吃成一群小肥肥。春節返家，二姐直接就將十多隻活雞、兩百多個雞蛋揹回來。
除了肉類，自己種的花生，上山撿的板栗，樹上打的桂花，田裡採摘的黃花菜，自制的幹豇豆……家中副食基本由哥姐從千里（道路彎來繞去，路程被加倍拉長）之外揹回來。
秀山的背篼上大下小，特能裝東西。但哥姐還嫌不夠大，在頂部邊緣再加一尺高的“圍牆”。每次回來，總得背近百斤。一次，二姐因為背得太重，上船時跪在跳板上，怎麼也站不起來，兩個船工只好各架起她的一條胳膊，將她“拖”上了船。
農村地廣人稀，可盡情“放敞”，但危險也無處不在。
大姐到山上割牛草，發現高處有一窩又嫩又茂盛的草，便不管不顧地爬上去。最後，草割到了，她卻“上山容易下山難”，差點困在崖頂。
生產隊要給大姐他們修知青房，大姐便隨農民，到數十里外的川河蓋上背石灰。出門時，天還未亮，走在濃霧瀰漫的山路上，她只能隱約看見前面人的腳和後背。爬上山頂，雲開霧散，她發現自己就站在峭壁上，頓時嚇得面如土色。回來的路上，由於沒經驗，她沒在背篼內壁鋪墊東西隔離，結果石灰順著背篼篾條間的縫隙漏到了背上。石灰與背上的汗水匯合後，立馬發生化學反應，這足以煮熟雞蛋的溫度，把大姐從背到腰骶尾部的皮膚，都燒傷了。潰爛的肌膚，鑽心的疼痛，折磨了她好長時間，給她留下了至今仍在的疤痕。
修大姐他們的知青房，農民很上心，特地將房屋的位置，選在背靠山坡的地方，為房子打了厚厚的土牆不說，還特意在房屋周圍挖了排水溝。住上了新房，大姐他們樂滋滋的。不料一天夜裡下大雨，雨水順著山勢直接湧入了各個房間，酣睡的幾人卻毫無覺察。第二天醒來，鞋在水面漂，土牆浸透一尺多高，泥巴地面成了秧田。見此情景，幾人驚出一身冷汗，直感嘆“幸好房子沒半夜垮了”。
二姐曾遭遇過“鬼打牆”。那天她趕場回來晚了，月黑風高，為了抄近路，她穿進了墳地。四周死一般靜寂，偶爾傳來的“哇喔”聲，偶然閃現的磷火團，讓她心驚肉跳。然而，就像被亡魂抓住了身軀，她在荒冢中轉了兩三個小時，最後又回到了原地。二哥見她夜半未歸，告訴了生產隊長，幾個農民打著火把，總算在墳地中把她找到。
二姐還上演過更驚心的一幕。她上山砍柴，看到一根小碗口粗的枯樹立在山頂，想也沒想便一口氣爬上去，一手按樹幹，一手揮柴刀，“嘭、嘭、嘭”，砍得正來勁，“啪”一聲，樹斷了！由於她整個身體的重量全在樹幹上，人一下子就順著陡峭的山坡往下滾。剛開始，她恐懼得緊閉雙眼，心想“今天完蛋了”。一轉念，“不能就這麼死了”，睜開眼的一剎那，瞅見半山腰一根枯藤，手一伸緊緊抓住，總算撿回了一條命。
二哥也曾在上山砍柴中遭遇意外，只是不夠二姐那種差點丟命的級別。他不識漆樹，砍了一大捆揹回去，結果皮膚過敏了，渾身長滿了水泡，臉腫得面目全非。又是一番又疼又癢，折騰了一個多星期，才慢慢恢復。
一次他挑糞上山，坡陡路滑，前面的一隻糞桶突然翹了起來，撲面而來的糞水，對準他張大出氣的嘴巴，就灌來滿滿一口。直到這時，“嚐鮮”的二哥方才知曉，原來糞水除了臭氣味，不鹹不淡，無滋無味。
有一天，他割完穀子，跳進附近的梅江河洗澡，附帶顯擺“狗刨”水平。自由自在中，他不覺“刨”到水流急處，一下子就被捲進了漩渦。幸好同伴許正明瞥見，“許恩人”不顧自己的生死，以最快的速度游過去，拼命將他拽了出來。當眾人誇讚小許“捨己救人高風尚”時，他模仿阿慶嫂的唱腔，來了句“好老鄉，休要謬誇獎，救人一命理應當”。
知青下到農村，就像草原放馬。“放敞”環境下，因為缺乏學校教育和父母監管，因為生病、勞動強度大、生活困難、苦悶無聊等等原因，不時有出事的。僅哥姐認識的知青中，有死於非命的，也有落下傷殘的。
鄰居家的一個知青，下鄉一年多得了急性流腦，幾天就走了。一個知青趕場時參與打群架，被抓去判了五年刑，送到水銀廠勞改，後來汞中毒，不到一年就去世。因為分紅的事情，知青與農民發生了矛盾，年輕氣盛的知青與農民大打出手。部分農民早就對知青與自己“爭食”不滿，於是趁機“教訓”知青。寡不敵眾的知青面對越聚越多的農民，只得逃到深山，躲進當年土匪修的寨子裡。
然而，人多勢眾的農民打起了“人民戰爭”，把山寨圍得水洩不通。農民攻進去後，將十幾個知青打得鼻青臉腫，好幾個還被打成了重傷，所幸沒有鬧出人命。還有一個右派出身的知青，比竇娥還冤。別人打架，他站一旁看熱鬧，被派出所抓去後，用棕繩五花大綁，再往繩子上澆水，繩子發脹後，一條手臂缺血性壞死，生生地被截肢。事後，爹媽還不敢吱聲。
《孽債》也有現實版，只是結局不同於電視劇罷了。哥姐所在的學校，知青中沒有女知青嫁給農民，連談戀愛都絕無。僅有的是，一位純血統工人家庭出身的高中男知青，迷上了當地的“村花”，敢於下河摸石頭的他，走上了徹底“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娶妻生子後，為了解決生活困難，兩口子賣過涼粉、擺過地攤、開過麻將館。為把老婆的戶口遷到城市，他沒少淘神費力，最終還是不了了之。男知青儘管最終沒有當“陳世美”，但因為倆人在生活習慣、情趣愛好等諸多方面的差異，打打鬧鬧成家常便飯，日子一直過得彆彆扭扭。
於今回想，哥姐最後都能平平安安、完好無損地回來，真是萬幸！
回家了
三年多後，哥姐離開了秀山。大姐被重慶市市中區教育局招去，培訓後當了老師。二姐被重慶市手工業管理局招去，分配到集體所有制小廠當了工人。二哥頂替母親，培訓後也當了老師。只有準姐夫，多次出席知青先進分子表彰會，卻因所謂“家庭出身”，屢次被推薦又屢次被刷下，直到近五年以後，才告別眾鄉親，後經學校培養當了醫生。
我呢，知青大規模上山下鄉時年齡不夠。剛滿十六歲，街道革委會組織一群新三屆紅衛兵，連續三天敲鑼打鼓上門，將大標語大字報刷滿走廊和屋內，還召開現場動員批判會，厲聲責問我“躲在城裡吃閒飯，可不可恥？！”
然而，由於母親患風溼性癱瘓住院，大哥在自貢，三個哥姐在農村，我必須留下來照顧她（四川當時規定：老三屆全部上山下鄉。新三屆下鄉時，政策有所調整：一家人中已有兩個下鄉，第三個可以留城），最終成了漏網之魚。
三年多的插隊生涯，磨練了哥姐的堅韌性、責任心和吃苦精神。後來的人生中，他們也曾有所作為，也曾遭遇下崗再就業，一步一步地走過來，他們始終保存著樂觀心態，始終自強不息。這，多少得益於這段難忘的知青經歷。
秀山留下了哥姐的青春足跡，哥姐與秀山農民建立了感情。離開秀山後，他們從未淡忘那個偏遠的山區。生活安定後，他們都曾數次回去，凝目那裡的山水，探望樸實的農民。
當年哥姐去秀山，舟車勞頓整整四天半。如今，秀山屬於重慶的一個區，開車走高速公路不到5小時，乘火車2小時，坐高鐵1.15小時，即便乘船，也只需11個小時。天險通途，不再是夢。
當年哥姐在鄉下，目睹農民生活相當貧困。如今，農民住上了寬敞明亮的二層小樓，吃上了雞鴨魚肉，穿著打扮不輸城裡人，出行有摩托車小汽車。
當年哥姐回城探親，關係好的農民會讓他們帶些好吃的回去。如今，農民依然給他們捎自家做的豆腐乳、紅苕粉，但捎帶更多的是營養更為豐富的松樹菌、黑木耳、竹筍衣。
2014年，大姐與吳應好夫人（左一）、婦女隊長（左三）、生產隊長兒媳（右）。當時三個人在另一大隊辦喜事幫廚。大姐姐夫在看望了生產隊農民後，驅車十幾裡去看望她們
當年哥姐從重慶回秀山，母親會將我們小時候穿過的衣服棉鞋、常用藥品，塞滿他們的背篼。如今，他們仍會給農民送東西，只是它們由舊衣物變成了小家電，由常用藥變成了化妝品。大姐還會將自己精心縫製的挎包揹包帽子，寄給農民；大姐夫會耐心解答農民在尋醫問藥中，遇到的難題，會幫著聯繫看病住院開刀，甚至直接帶回重慶診治。
當然，哥姐也看到，由於城鄉二元結構體制等原因，如今的農村，空心化嚴重，農村的教育，農民的養老、醫療等，仍有諸多不盡如人意，農村面貌的徹底改變，仍然前路漫漫。但每次哥姐與農民聊起今昔，農民最後總是那句話：還是改革開放好哇！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過去50年了。作為一場政治運動，今日人們對它的評價，見仁見智、眾說紛紜。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知青作為這場運動的主體，在離鄉背井中，接受“再教育”，自謀生路。農民作為這場運動的客體，不得不在自己的生活還處於貧困時，聽從安排，接納知青。因此，無論知青還是農民，都是相當地不易。他們的生存經歷，他們留下的歷史足跡，不該忘記，也不能忘記。
知青的經歷和遭遇，儘管讓人感嘆唏噓，但他們在農村生活和農業勞動中，磨練出的吃苦耐勞精神和勇敢堅韌品質，卻值得肯定。回憶這段歷史，可以讓我們從不同角度，在還原真相中，明晰興替得失。
2018.7.26
閱讀更多 回眸如煙往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