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的相聚與分離，有時隨著時代的漩渦讓人無法回頭，望盡天涯路，有時卻在驀然回首處，找到當初的痕跡。讓我們一起傾聽親歷者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故事不長我講給你聽……
北京除夕夜，吃過團圓飯，母親一如既往地讓我留宿。每年此刻，老人家總是說：“你十七歲就下鄉插隊，在爸爸媽媽身邊待的時間最短，住下吧，和爸媽聊聊天。”
妻聽著窗外爆竹震天，擔心家中陽臺有易燃物，決定第二天再來，於是我獨自留下。
坐在父親身畔，父親問我：“最近和老同志們的子女有沒有聯繫？”我告訴他：“前幾天和陳伯伯、徐伯伯的女兒我們六個人一起聚會了呢。”並且打開手機讓老人家看照片。父親說：“陳伯伯的女兒長得很是像他。”接著說：“真巧，你們會遇到。”我告訴他：“如今網絡很神奇，我們一直保持著聯繫。我和王伯伯的小女兒、井伯伯的大兒子平日也都有交流。”
入睡前，母親推開房門，為我掖掖被角，順勢坐在床邊，將一個紅包塞到我的枕下，笑著說：“別看你六十多了，媽媽心裡覺得你還是個小孩子，壓歲錢還是要給的。”我沒推辭，我知道這對於母親來講是一種享受，於是笑領，並說：“謝謝媽。”
母親走後，我輾轉難眠。暗夜中回憶往事，不禁為自己少年時曾經的莽撞和不讓父母省心愧悔著，一件往事也同時映入腦際……
父親送我到東北插隊，我請父親摟條狗捂被窩
1970年，我在東北吉林白城地區扶余縣插隊，好不容易得到幾天探親假，便去河南的學部（中國社科院）幹校探親。父親與年富力強的叔叔伯伯們在東嶽集勞動，老弱病殘的家屬們則住在包信集。我家被分配在包信集小學校住，一間教室用秫秸稈簡易地隔開，母親帶著弟弟妹妹住在一邊，俞平伯老先生夫婦住在另一邊。門漏風，窗透氣，從東北來探親的我都禁不住在室內渾身發冷。讀小學的妹妹和當地的同學學會了標準的河南方言，小手生了凍瘡的她總是不迭聲地在叨叨：“俺冷，俺冷！”
那一天，我和弟弟還有另外兩個小朋友，四個孩子百無聊賴地去糧管所打乒乓球。後來不知是誰，好奇地撬開一旁桌子的一個抽屜，發現裡面有一元多錢和幾兩糧票，於是便順手牽羊了。這事後來鬧得很大，文學所的領導嚴令徹查。四個孩子當時都只有十幾歲，我最大，也不過十八歲。為了安撫嚇壞了的他們幾個，我大義凜然，很江湖地說：“是我乾的，與小兄弟們無關。”結果家中退還贓款之後，父親又被責令將我押送回插隊所在地，即日動身，不得有誤。
於是我只好告別哭哭啼啼不捨得我走的小妹和暗自垂淚的母親，被父親“押解”著，乘坐京廣線列車再換乘京哈線，從河南途經河北、北京、天津、遼寧、吉林，行程兩千多公里，回到我插隊的小山村。一路上，寡言的父親一句都沒有埋怨我，還給我買來好吃好喝的。
到了插隊地，早春的東北依然天寒地凍。入夜，知青小夥伴們戴好棉帽、脫得精赤條條鑽進被窩（可防止蝨子咬），大家此起彼伏地吆喝著“雪虎”、“瑪麗”，兩條狗兒在土炕上興奮地竄來竄去，交替著給小夥伴們暖腳、焐被窩。我笑著對父親說：“爸，您也摟只狗？特暖乎！”父親沒有做聲，昏黃油燈下，披著棉襖坐在被窩裡的父親，呆呆地望著我們這些北京的孩子，神情很是凝重。
許多年之後，不止一次地，在家庭聚會時，父親提到了我插隊時的那年冬天，冰冷土炕，抱狗取暖，半夜站在炕上打開窗戶往外滋尿的知青小夥伴們（而當年睡在那鋪炕上的十名小男孩當中，已有三人辭世）。
我一直想找個明白人求教一下：當年的知青如今許多人早逝，是否與青春發育期缺衣少食有關？否則為什麼他們未能達到國家頒佈的人均壽命標準？
騎車帶父親去看“大金得勝馱頌碑”
父親和我說，多年來他一直想到扶余縣看看“大金得勝馱頌碑”，不曾想我來這裡插隊了，更不曾想今天他能來到這裡。啥也別說啦，風風火火地，我找老鄉借了輛自行車，馱上父親一口氣騎行三十多里地，來到伊家店公社石碑崴子村。
“大金得勝馱頌碑”孤零零矗立在村外的一片荒原之中。碑是金代第五位皇帝、世宗完顏雍為紀念其先祖、女真族傑出首領完顏阿骨打在此處起兵滅遼，建立大金國的豐功偉業而立的，距今已有近千年歷史。碑的正面龍身盤繞相交間，刻有“大金得勝馱頌”六個篆體大字。正面刻有漢字碑文，背面刻有女真字碑文。如今女真文字已經失傳，這些女真文字，在考古界和文字學方面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父親欣喜異常，圍著石碑虔敬地轉了好幾圈，之後開始仰面逐字辨識碑文，同時不忘向我做解：這裡原是遼金邊境的接壤處，距遼國的黃龍府（今農安縣）僅100餘里。金太祖於公元1114年9月在此地興兵誓師，長驅南下，先取寧江，後破黃龍，終於滅遼，立國號為金。
我問父親：“《嶽傳》中嶽飛大戰金兀朮，那個金兀朮和這位金太祖有關係嗎？”
父親說：“當然有關係啊，金兀朮是開國功臣，就是這位起兵的金太祖的第四個兒子啊。”
我清晰記得，那天天氣可好了，雖然寒冷，但天空瓦藍，方圓幾里無人跡，只有我們父子倆。
掏出煙荷包，我為父親捲了一支“大炮”，自己也捲了一支。見父親劃不著火柴，我要過火柴盒，只一下，便划著了。我一邊得意地為父親點菸，一邊不忘賣弄學問：“頂風劃火，順風撒尿”。
“大金得勝馱頌碑
步行五里地去汽車站為父親送行
父親要走了，那一天，集體戶全體知青和我一道，步行五里地去汽車站為父親送行。在他們眼中，我的父親即代表著他們的父母、代表著知青家長。父親在汽車站的小賣部給我們買了兩條“迎春”牌香菸，在當地，這是比較高級的煙了，一條兩元八角。我知道父親心疼我們這些苦孩子。
伴隨著漸行漸遠的客車，我腦中被灌輸的階級鬥爭、解放全人類、批林批孔、紮根農村也漸逝漸遠，那一刻，我只想念我的爸爸媽媽。不知道是塵埃還是淚水迷住了我的雙眼，我終於看不到載著父親的客車了。接下來的日子依舊會像滾滾紅塵不知所終，那一刻，我對幸福的憧憬很簡單：就是全家能夠在一起，在一起！
難得一家人在一起
後來接到父親來信，得知那天他在三岔河火車站買完車票後，錢包就被偷了。想象著父親一路不吃不喝，堅持幾十個小時才能回到幹校，我的心中非常難過。
好在一切都過去了。1982年我終於結束了在外十四年的漂泊生活，回到了北京父母的身邊。但那時我已成家，另立門戶，再無機會朝夕守在他們身邊，像兒時那樣了。
年初一午飯後，父親用腳蹭著地踟躕緩行，將我們夫婦送到門口，伸出手來與我相握，溫熱的手像過電一樣，直入我心扉。走出樓門，抬頭望去，爸媽在三樓的窗口向我緩緩招手。我大聲喊道：“爸媽，我們走了，過幾天再來看你們。”發出的聲音有些顫。父親笑了，頻頻點頭，母親叮囑：“記得常打電話啊。”我回應：“放心，一定。”
半個世紀過去，鬢華雖改心無改，父母對兒女的愛，依然；兒女對父母的愛，照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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