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為何喜歡民國教材：當代語文課本“有毒”？
核心提示：葉聖陶主文、豐子愷插畫、1932年版《開明國語課本》重印本賣斷市了，連出版社都沒貨。同期重印的老課本系列在網上收穫好評一片。教材為什麼好？新教材究竟痛在哪兒？
本文摘自：《南都週刊》2010年度第44期，作者：黃修毅 郜藝 劉林，原題：《語文教材：從民國到現在》
葉聖陶主文、豐子愷插畫、1932年版《開明國語課本》重印本賣斷市了，連出版社都沒貨。同期重印的老課本系列在網上收穫好評一片。
20個一線語文教師組成的“第一線教育研究小組”關於現行語文教材批判的新書上月出版，很快也引起教育界以及人文學者、媒體以及更多是家長們的廣泛討論。
老教材為什麼好？新教材究竟痛在哪兒？
永兒的爸爸對永兒說：“如果有客人來，先要問他尊姓。”明天，對門的徐先生來看永兒的爸爸，永兒說：“徐先生，請問尊姓？”
這是1917年版《商務國語教科書》第117課《請問尊姓》的全文。現在上海市江灣中心小學讀二年級的蔡亮，盯著右下方一臉懵懂的永兒肖像咯咯直笑。書頁在她手中輕快地翻動，《語文》課本反被拋在了一邊。
“如果拿現今的課本與此讀本相比較，知道了什麼才是孩子喜歡的書籍課本。”
“這本書孩子看了幾頁後，甚是喜歡。這更讓我們家長明白好書籍才是孩子的良師益友。”
“目前海外的許多華人家庭和臺灣地區，還以此書來教育孩子。”
噹噹網讀者對這套再版書的評價頗具代表性。
這套顏體字排印，淡墨著畫，一課一圖的教材，是民國初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館長張元濟親自擔任校訂。自1917年問世後的十年裡，總髮行量達到七千多萬冊。
1912年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教育部，即公佈了新的教育方針“注重道德教育……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新式的國文課本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在此後的五年裡，僅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兩家，就出版了整整12套。
而如葉聖陶、豐子愷、朱自清、呂叔湘、夏尊等文人名士，更是熱心於小學課本的編撰，負起“這擔責任的事”。
編得太用心了，小孩怎會不喜歡
如今影印再版的《商務國語教科書》，原名《共和國新國文教科書》，薄薄八小冊，素色封面上乾淨的豎排文字，別無他飾。
陳寧寧五年前從舊書堆裡刨出它們的時候，還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擔任編輯。她1983年從華東師範大學畢業後，即從事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現在的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所在地，一棟法式洋樓，原是張元濟、顧廷龍等開辦的合眾圖書館。除金石拓片、古籍善本之外，還收藏了不少民國年間出版的“舊平裝”。
這些當年被當成“新書”蒐羅的古舊書籍，還來不及細加甄別、保護和收藏，“有的亂七八糟堆得一塌糊塗”。但憑著對館藏的熟悉，和三大本《民國叢書編目》，陳寧寧從“舊平裝”裡，翻尋出全套1917版《商務國語教科書》。
在這個過程中，還勾連出了開明書店1932年版國語課本，和世界書局1930年版課本。三個版本均插畫精美，陳寧寧兩隻手指掂著黃脆的書角，嘖嘖稱奇，“這種書編得太用心了，小孩子怎麼會不喜歡。”
為了揀選出幾部合適的老課本再版，當時，她的案頭堆滿了各種蒙學讀本和新式課堂教材。有《三字經》的民國新排本，做成了識字卡片的樣子；也有清末的欽定新式讀本，少不得講經尊孔。
最後選定再版的這三套老課本里，“最先確定的是葉聖陶和豐子愷一起編寫的開明書局版”。為此陳寧寧還聯繫上豐子愷的女兒，時在上海社會科學院任職的豐一吟，“沒想到那麼多年過去，她對這套課本的記憶還很鮮活。”
陳寧寧的老同學吳遵民，現為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系的副教授，也肯定了這幾套老教材的價值：現在有些文化名人可能也不屑於去編纂小學課本，既沒有名又沒有利，也沒有人出來邀請，他們很難介入。但70多年前的大師們，編了一個好教材，就滋養了一代人。
由葉聖陶主文、豐子愷插畫的《開明國語課本》，在1949年前共印了四十餘版次。
這套意象優美的課本，選文獨多自然與人、花鳥魚蟲、乃至貓貓狗狗的題材。《田裡的麥熟了》、《一籮麥》、《我被縛住了》……幾乎構成了一組兒童田園詩，也符合1929年《國語課程標準綱要》制定的“選文要蘊涵文學趣味”的要求，“因為少年時期的學生，正是心性活動的時候，讀有興趣的文章，方足以引人入勝。”
課本經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部審定，為“第一部經部審定的小學教科書”。教育部的批語說：“插圖以墨色深淺分別繪出，在我國小學教科書中創一新例，是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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