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諾
焚書坑儒，是純粹的思想禁錮，是統治者不允許所有對統治不利的言論與評判出現。秦坑儒而並不針對其它各家，原因就是儒家有鮮明的善惡觀與善惡辯證關係對政治統治的評判。
漢代獨尊儒家，罷黜百家 ，是因為百家無一家學問與理論可以建立不以政權變更而變更的善惡觀，生命倫理道德價值觀！
罷黜百家，獨尊儒家，是以此建立國家與民族的道統！
至此，在這個同一關係的善惡觀，生命倫理道德價值觀的形成之下，才真正形成以文明理念為基礎而不是以宗教信仰為基礎的民族性。
我看了這個問答的很多人的回答，是什麼教育讓這些人完全對中華文明的無知？
作為批判儒家最厲害最有名的魯迅，他文章上面所崇尚的善惡觀，是非辯證，倫理道德價值觀，這些看似簡單的道理，恰恰就是儒學所推廣與所建立的！
如果沒有經歷罷黜百家獨尊儒家，則根本就不可能形成中華民族！也不可能形成普遍的善惡辯證關係！也不可能在後以的歷史過程中，人們普遍追求統一性，在沒有政治統一之下，戰亂將會更為頻繁，最後只能是被北方遊牧民族徹底統治，並且陷於到後來發展的無窮盡的宗教衝突過程中去！
完全可以推理出來，如果沒有獨尊儒家所建立中華民族的善惡觀生命倫理道德價值觀的道統延續，中國在經歷過多種宗教信仰的變遷與衝突之後，現在最大可能是一個伊斯蘭國家，漢字都已經消亡了！
中國曆來沒有經歷過宗教統治，這中間的原因就是儒家學說，儒家學說，它不是宗教，它是一種不斷經過辯證與歷史檢驗適合於所有人的普世價值的辯證關係，儒家學說，本身就是辯證關係建立的善惡與是非的評判體系，這也是在儒學教育之下，能夠普遍抵禦宗教風行的原因，它不是政治，它是政治之上的東西，謂之道統！
沒有任何一家的學說能夠建立不隨政權而變更的善惡觀與是非辯證邏輯體系，並且適用於所有人的為人處世的學問！
楊宇林745
中國人幾千年的發明，全都用來做壞事！周
禮，秦制，論語，商君書，孫子兵法，中央
集權制，奴婢制度，男太監，女小腳，一妻
多妾制，殉葬制，誅九族，連坐制，等級
制，科舉制，妄議朝政殺，煽動顛覆，群起
聚眾殺，私刻出版殺，全都是人整人，人害
人的勾當……壓根就看不到，找不到，半點
兒關於人類尊嚴、自由、平等、博愛、以民
為重，以官為輕，文明道義層面上的影子！
也許，在歷朝歷代，對有思考能力的奴才最
為防範，為鞏固自己的專制，對有思想的人
要麼殺光，要麼妖魔化。於是，在奴才順從
文化之下產生出來的人，哪還懂得去獨立思
考？就這樣，春秋戰國之後的中國人，再也
沒了獨立的思想，而思想被扼殺，正是讓一
個民族永遠都在沉淪的關鍵所在。沒了獨立
思想，所以中國人在對待事物時，完全沒有
是非，沒有標準，更沒鑑別能力！
長江一口
大家好，我是戴你看歷史。我來說說我的觀點
我們先對這兩件事簡單回顧一下。
焚書坑儒是兩件事情，是發生在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燬書籍、坑殺術土儒生的事件。
焚書主要內容：1、除《秦紀》、醫藥、ト筮、農書以及國家博士所藏《詩》、《書》,百家語外,凡私人所藏儒家經典、諸子和其他歷史古籍,一律限期交官府銷燬毀，逾期不交的,處以黥刑並罰作城旦；二、談論《詩》、《書》者處死,以古非今者滅族。三、嚴禁私學,欲求學者“以吏為師”。
坑儒：公元前212年,一些方土和儒生對秦始皇發表了不滿的言論。始皇得知後大怒,於是以“為妖言以亂黔首”的罪名,下令追查、捕捉方士和儒生460人,並全部坑殺於成陽。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實現思想上的大一統，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董仲舒說道，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後人把這稱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儒家開始成為封建王朝的正統思想，官吏主要出自於儒生。
從影響上來說：
秦始皇焚書坑儒是“師古”與“師今”的兩種觀點激化的表現,在當時的歷史情況下,為了鞏固統一,禁止“以古非今”的反動活動動，採取統一思想的措施是必要的。但是, 焚書坑儒的手段是愚而又殘暴的,特別是楚書滅了將多古代的文化典籍,造成了文化上的重大損失。但是秦朝在公元前207年就滅亡了，隻影響了五六年時間，一些文化典籍也被後人流傳下來。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雖然並沒有做出過激的手段，只是在政治上獨尊儒術，貶低其他學說，但是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在學術和仕進上，儒家被定為一尊，統治中國達兩千年之久。獨尊儒術在最初起到了統一思想、統一輿論、穩定國家的作用，但後來卻成為封建專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禁錮了中國古代思想的發展，特別是個性思想。
因此，我覺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華夏文化的損害最大。
你覺得呢？大家可以相互交流。
戴你看歷史
焚書坑儒長期以來都被視為秦朝暴政的產物，也是秦始皇個人意志決定的結果，儒家一直是主張厚古薄今的，而秦始皇則是厚今薄古的，不然他也不會自認為他的功績要比上古時期的三皇五帝還要高，還為自己換了個“皇帝”的新稱號。
焚書坑儒的導火索是因為公元前213年，儒生淳于越向秦始皇建議師法三代得罪了秦始皇，此後秦始皇宣佈焚書坑儒，470多名儒生被活埋（其中也有一定數量的方士）。
焚書坑儒對於中華文化當然也是有很大負面影響的，首先是焚書把先秦時期各國的史書都給毀了，因而造成了先秦歷史的巨大空白，雖然到了漢代時期有很多回憶類的史書出現，但畢竟是回憶，與原始的記載還是很有差別的。司馬遷在編寫《史記》的時候就曾經感嘆到資料不易獲得，因為先秦時期的史書就只剩下《秦記》可以參考，而其他六國的史書都已經付之一炬。
焚書坑儒還導致了中國學術史長達兩千餘年的爭論，即古文經文和今文經文之間的爭議，因為焚書坑儒，先秦時期的儒家經文（即所謂的古文經基本上被焚燬），到了漢代，許多儒生重新口述、回憶撰寫新的經書，因此有了所謂的今文經，古文經和今文經在字體、大意以及闡述方式上存在很大的不同，按照通俗的話來說，今文經更類似於現在的哲學，注重闡發義理，古文經注重字詞章句，類似於現在的史學考證，一直到民國時期，今古文之爭才走向尾聲。
而至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於華夏文化到底有什麼樣的負面影響則更是不言而喻的，實際上漢武帝樹立的並不是真正的先秦儒學，而是一種經過改良的披著儒學外衣的法家之學說，同時雜以陰陽家、縱橫家之學說。中國社會的活力也是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開始逐漸喪失的。
如果在“焚書坑儒”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二者中間做一個選擇，哪一個對於中華文化的影響更大的話，小編覺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影響更大，因為“焚書坑儒”至少客觀上還促進了中國古代學術的繁榮，並且焚書坑儒只是一個單個的事件，且持續時間不長，而獨尊儒術的政策則是一直持續到專制王朝結束的。
青年史學家
先說答案：
“焚書坑儒”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秦、漢兩代分別由秦始皇和漢武帝發動的恢復周朝以前官學的文化改革運動。
前者因為秦始皇的突然暴亡而中斷、失敗，
後者則因為漢代朝堂上沒有孔子、老子這樣的至聖，而不得不由董仲舒執掌文化改革的旗幟，德不配位，最終導致了失敗。
如果非要說對華夏文化損害的程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結果產生了讖緯之學大興的“漢儒”，直接導致了華夏文化從從衰弱走向墮落，進而走向崩潰，其危害要大於“焚書坑儒”。
但是，這更多的是由時代的大勢推動的，並不能完全將兩個不同時間，不同社會環境的政治文化運動進行簡單的對比。
好，下面具體的說一下結論大致的由來。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弄清楚三件事情。
1、什麼是華夏文化？
2、“焚書坑儒”是一個什麼樣的事件？
3、“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事件？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一、什麼是華夏文化？
我們常說，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是華夏，我們所處之地為神州大地，我們是龍的傳人。
什麼是中國，四海之內是中國，什麼是四海，《爾雅·釋地》這樣解釋：“東至泰遠，四至邠國，南至濮鉛，北至於祝慄，謂之四極；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文明的中國人居於四海之內的中國之地，莽荒的夷狄戎蠻居於四海，四海之內的中國人皆是兄弟。這是古代華夏對世界的看法。（當然，這是我所認同的看法，文明，從來都只在華夏）
“中”是對文明中心的象形，“華”是對文明之花的詠歎和象形，“夏”是對文明人的象形，“龍”是對天生萬物的象形表達，“易”是對天文的象形，“道”是對天地人關係的象形，“聖”是對掌握天道者，可以主導農耕生產者的象形，“王”是對聖人治理天下的象形。
神州，是對聖王治理下，華夏人所居住的偉大國家的象形。
生長與至中至和之地的華夏人民，從遠古開始，秉承的就是天道文化，傳承的是天道文明，以易道的思想作為指導，伏羲掌握天時規律，進而指導人們掌握農時，駕馭了農耕文明，高效的農耕文明，使華夏民族的人口出現了爆發式的增長。
伏羲用什麼總結了他的發現並進而傳承下來呢？
就是河圖模型，一個易道思維的象數模型，講述了天地運行的規律。
進一步把河圖細化，把每一個季節一分為二，就得出了八卦模型。
同一個地方，不同時間，會因為日地關係陰陽此消彼長的變化，而變化出不同的現象。而同一個時間，在不同的地方，又會表現出不同的現象。
如果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囊括天地陰陽消長，而帶來的不同變化現象的種類，就要讓時空相交，讓八卦相交，於是就得出64卦的模型。
易經的思想，是華夏文化的總源頭，易經的思想植根於天地，天地不變，易經的思想就無法改變，所以正統的華夏思想和文化，也是亙古不變的。這一思想，集中體現在後世老子所作的《道德經》中。
而老子，作為周王室皇家圖書館的館長，所作的《道德經》體現的是華夏千萬年來對天地的認知，並基於這樣的認知建立的“易道”的思想文化體系，以及根據這樣的思想文化體系建立的一整套遵循“天道”、“天理”的社會治理體系。
通過易道的思想，華夏在三皇五帝時期乃至更久遠的太古時代，就建立了穩固的政權，到了夏商周時期發展成為孔子眼中的大同社會。
《禮記·禮運》中這樣說明夏商周的大同社會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土地的兼併日益嚴重，社會的階級固化開始出現，大同社會漸漸失去了得以延續的社會條件，為了在天道淪喪之後，重新建立一套思想理論體系，從而再找到一套讓社會恢復長治久安的治理體系，周公姬旦製作禮樂、其後的孔子給出了禮運大同的回答。於是，人倫綱常的人倫秩序的萌芽出現了，並且逐漸發展為後世儒家的思想。
我們可以這麼說，周公制禮、孔子提出仁的目的，是對於現實的退讓，是天之道淪喪之後，以人為天的人道時代重新以以國家官學的形式，為百姓，以人道之禮法立教，建立社會秩序。他們的人之道，脫胎於天之道，但開創了以人立天的先河，從此以後，天道不存，原本錨定於亙古不變的天地的思想文化體系，社會治理體系不復存在，社會開始進入了治亂的循環。幸運的是，在孔子的不懈努力下，脫胎於天道的禮，儒，法，大一統為基本結構的人道體系，逐步滲入民族底層基因，易道的思想和典籍更是沒有徹底失去傳承，我們這個民族，才能雖然歷經治亂循環，甚至兩次亡國之禍，依然艱難的生存到今天，沒有像歷史上那些蠻夷們一樣煙消雲散。
西元520年前後，出現了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周王室內亂，王子朝奔楚，王官學術失守，典籍流落民間，以至於後面，社會上私學百出，王官之學，下移庶民，變成諸子之學。這就是百家爭鳴的開始。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農業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已經達到了相當繁榮和發達的時期。這個時候出現了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三家分晉。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農業經濟太過於發達，農業資本家，以及諸侯國強大到可以篡奪王權的地步而出現的現象。而王權衰落，又是由於周王室分邦建國的封建制。封建制，讓周王室賴以統治天下的禮儀這個倫理約束力量和軍隊這個武力鉗制力量都出現了問題。諸侯國越來越強大，周王室越來越衰落。
周幽王時期，在犬戎之亂中，王師慘敗導致精銳喪失殆盡。
而在周桓王時期，日漸衰弱的周王室，試圖重新振作起來，維持和加強對諸侯的統治權，結果又被鄭莊公打敗。王師從此之後一蹶不振。
從那之後，中國從大同社會走向了農業資本家和金融資本家與王權爭奪中國的時代。
秦統一天下後，改封建制為郡縣制，自耕農再次成了社會勞動的主體，恢復了大同社會的耕者有其田的制度。
二 、“焚書坑儒”便是秦始皇試圖恢復大同社會的努力之一。
中國文化，所有的各家思想，都指向同一個道，各家學說的差異，只是一道各用用法各異而已。我們在上面說過，易道的思想是怎麼來的呢？是基於這片亙古不變的錨定天地而來。天地只有一個，所以天下也只能有一個道。所謂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心。
為什麼在春秋戰國，會有那麼多的百家之說呢，因為存在著一個學道立方的問題。道只有一個，但是道有無窮多的方面，不得大道，只尋得大道之皮毛，以皮毛立一方之學，這就是道裂為百。百家爭鳴是天下失道的體現，而不是一場文化盛宴。立一方之學的人，則被稱之為方士。
始皇帝焚書坑儒，坑的就是學道立方的方士，並沒有幾個儒生。孔子的後人，始皇帝不僅沒坑，還禮遇有加奉為國士。他燒的書，也是一些不道的方術之書。代表國家官學的士人，還有國家官學的典籍，始皇帝根本沒有禁燬。焚書坑儒，被世人誤解了幾千年，始皇帝的用意是好的，因為要復官學，必須得禁私學，要立道，必須得廢異端。所以，始皇帝做的事，是複道之舉。真正殺士毀道的人，是趙高和項羽。
由此看來，“焚書坑儒”的初衷，並不是對華夏文化的損害，反而是對正統的華夏文化進行糾正的一種嘗試。
那麼，後世為什麼又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認定為一種殘暴之舉呢？
“焚書坑儒”說法，最早在西漢提出。
司馬遷在《史記·卷121·儒林列傳》中記載“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
西漢末孔安國(孔子10世孫)《〈尚書〉序》中提到：“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
西漢劉向在《〈戰國策〉序》中說：“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
從術士，到儒士，我們可以看到西漢時期，文字中的一個小小的變遷。
而這個小小的變化，正是源於漢武帝時期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三、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看，什麼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同樣是為了恢復周朝官學，為了禁私學，復官學。遺憾的是，漢武帝的時代，沒有老子，也沒有孔子。
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實質上是外儒內法。然而，由於王子朝奔楚，三代以來的典籍不復出現，秦始皇辛辛苦苦收集的官學典籍，大部分被項羽一把火燒了，漢朝只好以公羊春秋這樣的書充當最高經學典籍。由董仲舒出馬，建立了一套神學化的儒家體系。
孔子被賦予神格，被漢儒稱之為素王。漢朝皇帝也要和天之間，進行天人感應。天人感應論一出，順理成章的，災異說就出現了。董仲舒的理論說：皇帝就是天本身，天就是皇帝本身，如果皇帝德厚，那麼天下就會祥瑞太平，如果皇帝德薄，那麼天下就會昏亂禍殃。既然天就是皇帝，天德就和天子之德互相等同。那麼同理，反過來也成立，如果出現了地震，是天德不順，那麼也說明是皇帝缺德。
漢武帝看到這樣的理論，除了傻眼也沒什麼辦法了，董仲舒們自有妙計，為了維護皇帝這個至高的天和他完備的天子之德，就必須得窮盡天地福禍和利害，盡力的讓天下不出現禍殃，以免讓皇帝陷入被無辜缺德的尷尬境地。怎麼才能讓天下不出現禍殃呢，只能事先預決占驗，在禍殃發生之前來規避它。
於是，漢儒一分為二，分成了經學和緯學兩部分，經學負責經世濟國，緯學負責預決吉凶。再到了東漢，神學化的漢儒，讖緯之學成了國家顯學，裝神弄鬼的那一套，最終把整個國家的祭祀體系和官學體系，都折磨的千瘡百孔。
兩漢之後，華夏正統的思想文化體系，漸漸隱去，這也是華夏千百年不斷衰敗的根本緣由。
那麼，為什麼漢武帝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呢？
建元六年（西元前135年）五月，大漢竇太后去世，漢武帝得以掌握大權，這時的漢朝，經文景之治的休養生息等一系列的發展經濟與民生政策之後，國力蒸蒸日上。漢武帝在承襲這些政策同時，積極準備軍事力量的發展。
文景時期，百姓們剛剛歷經了戰國以來三、四百年長期戰禍以及大秦國的嚴刑峻法，社會人心所殷切期望的就是早日達到安居樂業的昇平世界。於是，漢高祖採用黃、老無為而治的學說，以寬柔為懷治國，國勢漸有起色。
到了文帝時期，因為內有宮廷的變亂，外有強臣宿將和兄弟諸王的虎視眈眈，正是危機四伏的時候，但當時百姓厭戰已極，此時此世，內外任何因素，都不適於施用剛猛的治國策略，因此，文帝從其母后與丞相曹參的主張，採用無為而治，清靜守法，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以法治國的辦法，終於使大漢國勢強盛起來。
漢武帝希望建功邊陲，徹底消除外侮恥辱，為此，必須改變清靜無為的黃老學說指導下的治國之道，因此，他實施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國策，從而結束了“無為而治，清靜守法”的年代，用“德主刑輔”的“以德治國”取代了黃老之治的“以法治國”。
而德主刑輔的以德治國，使用的工具，就是董仲舒倡導的“春秋決獄”，因為在的董仲舒的理論看來，這部書就有“德”的全部內容。並且提出“天不變，道亦不變。”於是，當時很多官吏斷案的依據，就是一本《春秋公羊傳》。
漢武帝從學術思想上動手。尊崇儒學，罷黜百家，結束了黃老之學在學術思想上的主導地位。由於“春秋決獄”，最後的裁決權力，經由“上請”轉移到了皇帝身上，皇權由此凌駕於相權之上，內廷權重。皇帝獨攬權柄，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約，為所欲為，皇帝的意志成為律法，實現了極端的人治。具體到財賦政策來說，就是重農抑商、增加賦稅、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徵收算緡錢，重擊商賈。
但由於漢武帝結束了建漢之初，天子和庶民都需要遵守大漢律的情況，同時董仲舒和劉向又將讖緯之學引入經義，從西漢到東漢，儒學不斷的陷入了讖緯之中，在引徵經典時，凡是有經有緯的，通常是先引讖緯，後再引經書。讖緯成為決定國事的本源。凡經說上的分歧，甚至國家的禮樂制度、征伐戰爭，都要以讖緯決斷，讖緯決定一切紛爭和猶豫不決的事情。
這也直接導致了上面提到的兩漢之後，華夏文化的衰落。
好在，每逢亂世，由老子、孔子耕耘的沃土總能孕育出不世出的英雄豪傑，挽救華夏氣運於既倒，直到今天，蠻夷們的氣運衰微，我們卻正漸漸找回消隱許久的正統思想和文化，我們這個民族，又一次站在了歷史的轉折點，重要的戰略機遇期，我們是中國，我們是巨龍，我們，又回來了。
平凡2850
這裡我們不討論焚書坑儒的真相，因為焚書坑儒還存在著很多爭議，張如到底殺的是儒生還是方士，還在爭論中，我們不做探討。
那麼秦始皇為什麼焚書坑儒？他又燒了哪些書？據司馬遷的史記記載，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不再實行分封，而實行郡縣制，有博士淳于越反對，要求實行分封制。李斯加以駁斥，並主張禁止百姓，以古非今，誹謗朝政，秦始皇採納了李斯的建議，下令焚燒除《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對於《詩》《書》等也下令交出焚燬，並且下令不得私下談論，這就是焚書。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發生在漢武帝時期，在董仲舒傳中記載原話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當然，這個時候的儒家思想已經並非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摻雜了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種與時俱進的新思想。
漢武帝之所以要推崇儒家，主要是因為在在漢初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經濟上實行輕徭薄賦，到了漢武帝時期，漢武帝好大喜功，顯然這種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已經不能滿足政治需要，而當時的儒家思想是一種大一統的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非常符合漢武帝的需求，於是摻雜了道家法家的儒家思想就應運而生。
要論兩者，誰的危害更大，這個要從中國千百年來的發展一起來看，，不好聽一點，秦始皇焚書坑儒，就是燒了一些古籍經典，殺了一些儒生方士，這種事這種做法可能只是導致一些文學經典失傳，但是不會出現思想禁錮。這些失傳的經典當然是一種遺憾，但是相比思想禁錮來說，危害還是要小的多。
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結束了百家爭鳴的景象，使得儒學成為顯學，其他各個學說成為隱性學說，不被人重視，這顯然是對思想的一種禁錮。這只是維護封建王朝的統治，對於社會文學科學的發展沒有好好處。
要知道，西方也是通過文藝復興才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而我們在近代就漸漸的落後於西方，這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有一定的關係，這樣的做法是一種思想的禁錮，一切都以統治服務的思想肯定會阻礙社會的發展。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危害更大！
歷史百家爭鳴
“焚書坑儒”是發生在秦朝時期，背景是秦朝一直遵循法家思想，嚴刑酷吏，秦始皇統一六國後要在思想上做一個大一統，而統一六國所帶來的戰爭和殺伐政治號令與儒家所推崇的思想相悖，令一些濡士不滿紛紛批評秦始皇的暴政，因此才造成了"焚書坑儒。
"致使大量珍貴的儒家古籍焚燬，大批儒士被坑殺，是文化界的一次浩劫。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發生在漢朝漢武帝時期，背景是在漢代前期文景時期一直都採用的黃老之學，黃老之學的精髓就是讓民眾休養生息，但是到了漢武帝上臺之後，為了加強皇權鞏固自己的威望，採用董仲舒的建議，進行了一系列關乎儒家正統地位的確立。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僅開啟了漢代禁錮人們思想的傳統，而且也對於黃老之學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含義就是大力發展儒學和孔子學說而貶低其他學派的學說，對於其他學派的發展造成不好的影響。
二者都是封建統治者在文化思想領悟的一次專制，要說對華夏文化的損害哪個更大？當屬“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更大，因為它的確立使後世兩千多年一直處在儒家學說當中，後宋明時期的程朱理學更是“存天理，滅人慾”，禁錮了人民的思想這種消極因素影響深遠。
白齊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兩起事件到底是怎麼回事。“焚書坑儒”發生於秦始皇時期，當時的丞相李斯是荀子的學生，在思想上傾向於法家，研究的是如何利用法度來更好地治理國家。而儒家思想則講究的是“君子以德服人”，在治理國家上也提倡要遵循古制、禮法，這和秦朝從商鞅變法起便實施的法家思想從一開始便是相沖突的，因此遭到以皇帝為首的權力機構抵制、封殺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當然秦始皇的手段也比較激烈，才會有“焚書坑儒”這樣的事件發生。
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則與“焚書坑儒”完全相反，當時的皇帝漢武帝之所以要獨尊儒術，是因為在西漢初年，經過連年的戰亂，百姓急需休養生息，因此統治者採用了“無為而治”的思想，輕徭役薄賦稅，讓百姓能從戰爭的破壞當中逐漸恢復過來。到漢武帝時國力日漸強盛，天下逐漸太平，皇帝也更加需要將宣揚天下一統、天子至尊的思想灌輸到民眾的頭腦中去，而儒家講究的忠君、君臣倫理等思想顯然是極其符合統治者的需求，因此便出現了獨尊儒術的局面。
個人認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華夏文化的損害更大。“焚書坑儒”儘管比較慘烈，然而時間非常短，影響也很有限，雖然讓一些古籍就此從世上消失，但是對國人的思想影響始終有限。而自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就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統治中佔了絕對的優勢地位，雖然儒家思想中不乏一些宣揚仁愛、正直的正能量，但是不可否認也有諸如嚴格的等級觀念、愚民等糟粕在裡面。如果能夠如同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時期一般百花齊放，相信中華文明史上將會出現更多璀璨的思想文化之花。
國史拾遺
當然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秦始皇雖然是殺了幾百個方士，儒士。也燒了一些陰陽家和儒家的書籍。但重要的書籍並沒有燒點。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卻是把商君書中的統治權術發揮到了極端。
商君書的馭民術總結成五點。第一，就是愚民，也就是統一思想。獨尊儒術就是漢武帝的愚民手段。然後是弱民，就是以奸馭良，實行流氓政治。疲民，辱民，貧民。都是讓百姓沒有獨立的思想，性格軟弱的手段。如果沒有效果，再殺之。這就是漢武帝的統治手段，改變儒家思想來愚民，只是馭民五術中的手段之一。秦朝只不過是運用了疲民，讓百姓努力耕田，讓士兵殺敵建功。而漢武帝把商君書中的馭民五術都運用上了，也難怪漢朝在漢武帝死後，就瞬間國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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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乾的漂亮，利遠遠大於弊，焚書坑儒殺的是一些為了反對而反對的搗亂分子和江湖騙子方士，相當於現在的公知和詐騙團伙，確保了國家的統一，制度的統一，政策的統一，保證的是國家的硬實力的統一，獨尊儒術則是漢武帝對始皇政策的補充，確立了文化思想上的正統，確保了國家的統一，思想上的統一，文化上的統一，保證的是國家軟實力的統一。損害最大的是宋朝的罷黜百業，獨用文官，廢棄了隋唐的科舉方法，一刀切的用科舉方法，致使讀書從其他行業中獨立出來，嚴重割裂知識和實業。只用讀書人做官，導致政府機關全被文人把持，不像以前的朝代是各種能人都有，百花齊放，反而導致“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社會現象，讀書的目的成了做官，不但失去實幹能力，而且社會流失勇氣，導致其他行業和學科人才流失嚴重。同時文人的一家獨大反倒害了知識界失去活力，走向自閉和保守，理學興盛，禮教猖狂，歧視軍人和女性，體制上逐漸專制僵化，沒有活力和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