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dle 除了讓揹包輕一點之外，還有一個特別技能——不讓別人知道你在看什麼書。
這讓在公眾場合閱讀《五十度灰》這種「羞羞」的書變得非常輕鬆。事實上，這書的 Kindle 電子版本的銷量在 2012 年是其實體書的六倍。
與此同時，Kindle 也淡化了書籍封面設計的重要性。想想你 Kindle 裡的書，你能記住多少本的封面設計？
▲ 圖片來自 Digital Trend
重要性同樣在逐漸被淡化的，還有音樂唱片的封面設計。此前，我們曾談論過被淘汰了的交互界面設計「Cover Flow」，它誕生自一位藝術家對數字音樂不夠重視唱片封面設計的不滿：
它（圖像）比文字更有力量，能夠在一瞬間激起人們的共情。 Cover Flow 是我們對實體唱片的留戀，我們從屏幕和輪盤獲得的「翻動」交互萌生出一種舊日翻找唱片的安全感。但無可否認的是，這個設計更像是我們從實體唱片轉移到數字化音樂的一個過渡品，在「效率」需求下終將消亡。
曾經，書籍、音樂和電影的封面，是吸引我們的最直接「交互界面」，它們是設計師費心構思出能最好代表其中內容的作品，也許形狀各異、材質不同，都是為了最好凸顯內容的精粹。
▲ 同一唱片的流媒體封面和實體唱片設計
但在數字平臺上，無論原來是由銅版紙、牛皮紙、厚紙板印刷，或是帶有印紋、磨砂或覆膜等特殊質感設計，都被統一地以像素點化作一個個大小均等的平面圖標 / 圖片，呈現在不同平臺的目錄中，重要性也在不斷被削弱。
封面不再是在平臺上發掘內容的必要元素。它們現在只是用來裝飾菜單、圖標和搜索欄這些真正主導了檢索的工具的界面。封面最原始的功能已經被平臺用來組織和推送內容的算法邏輯替代了。Drew Austin 在文章 《Cold Discovery》中寫道。在他看來，如今，無論是音樂人的唱片、作者的書籍還是不同人拍攝的影片，它們自身內容都不再是用戶消費的主體，我們日常在消費的，其實是平臺本身。
逐漸地，我們從「看特定視頻，變成看 Netflix；聽特定歌手的音樂，變成聽 Spotify；閱讀作者的書，變成看 Kindle。」
▲ 圖片來自 Annoyed Mama
馬歇爾 · 麥克盧漢在 《理解媒介》一書中提出「媒介即訊息」。這個理念的其中一層含義是，媒介均以另一種舊媒介為內容，即文書寫作承載了演講的內容，而印刷品則承載了寫作的內容。
Austin 認為，Netflix 這類平臺是一種新媒介，它所承載的，就是舊媒介電影和電視的內容，但將它們的獨特性和差異性降級了。
「媒介即訊息」的另一層含義是，媒介才是最重要的，它能對人和社會施加決定性影響。當我們點開 Netflix，打開 Spotify，面對著不見底的信息流（Infinite Scroll），缺少差異化和上下文的信息呈現，我們更傾向於將自己的選擇交給平臺和算法（而算法則不斷向我們反哺過去的選擇，讓我們越走越狹窄）。
事實上，互聯網帶來的信息大爆炸並不是人類文明第一次面臨的「信息過載」危機。
▲ 印刷術誕生前，書就只能靠抄寫員來做複本，因此數量極少，圖片來自 medievalbooks
印刷術誕生初時，原本一生可能只能閱讀一兩本由專人手抄而成的書籍的精英們變得超級焦慮：天啊，我怎能看完那麼多書！
更糟糕的是，他們簡直沒法選書。之前傳家寶就那幾本書，摸著都能分清，哪有什麼封面設計、卷首語、目錄的存在。這些在我們看來最基本的書籍元素是印刷術誕生後的一個個逐步地被設計出來的，有了這套檢索系統，古人在書籍的海洋裡也沒那麼焦慮了。
我們現在也在面對同樣的問題。在滾不完的信息流前，我們還沒學懂檢索導航。
同時，我們的情況也和過去有所不同。過去的「附加工具」是用於凸顯作品的差異性，但現在的媒介平臺，卻是模糊了作品間的不同之處。我們曾經賴以作出判斷的外在因素，已經被 0 和 1 抹平了。一張張你難區分是由人還是由算法制作的歌單下，不是音樂人的創作的作品，而是縈繞在耳邊的「一種感覺」。
此外，Sanford Kwinter 曾在一篇刊登於《Harvard Design》雜誌的文章提出一個有趣的觀點——書籍的封面設計也是社會基建的一部分，是介乎於書籍內容和人類社會的界面：
一本書的封面並不屬於書本身，而是歸屬於展示和使用它的店鋪，存在於各種書籍當中，和公眾以及讀者在視覺和心理上相關聯。因此，書的封面設計應被看做廣義城市基建的一部分，這些基建既用於溝通，也是交互和操作的界面。
▲ 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越來越同化的數碼書籍和唱片封面，搭建的未來數字世界可能就像 Chenoe Hart 文章中自動駕駛開往的未來世界一般。
當實體地點變成自動駕駛地圖上的一個圖標時，我們不再會尋找它和其它地方的不同（因為不再需要記憶或辨識），它們的實體交互界面的辨識度不再重要（就像現在點外賣一樣，很多人的首要選擇和判斷直覺因素不再是餐廳店面）。於是，當我們處於特定室內空間時，我們不再會將它和其背後的文化歷史背景相聯繫。
內容也是如此。當「封面」這個辨識符號變得越來越模糊，數字世界的這項基建也越來越薄弱，我們更是無法作出抉擇。
面對這番困局，Autsin 認為我們不應過分悲觀或激進，更應去嘗試建立新的，可幫助我們理解內容的語境：
有很多人為數字化過渡感到悲哀，因為它在本質上無法容納我們熟悉的社會符號，還有不少人不假思索地就接受了這個想法。但兩者間（傳統文化符號和數字化形式）的健康融合是有可能，同時甚至是必要的。我們可以在認同新技術帶來的新媒介的同時，去學習如何創造新的共同意義。它們可以比我們現在有的參考內容更全面，並不會受限於現有形式的限制。題圖來自 Music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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