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香港，那就是混雜。在城市面貌方面，高樓林立和市井小巷共同構成了香港的天際線；在城市文化方面，西式文明和以風水為代表的嶺南風俗並存。香港作為一個文化符號，在內地人心目中一度代表著繁榮和文明，而現在，隨著兩地合作的增多和內地經濟的發展，香港的精神榜樣作用也在逐漸消退。在現下文化大變局的香港社會里，新一代香港人有著怎樣的思想結構和文化關懷？他們的掙扎和困惑，他們的理想和希冀，到底根源在哪裡？
首先，我們來看內地人眼中的香港，也就是作者自己對香港的理解。在他看來，混雜性是香港文化的重要傳統，主要通過城市面貌和城市文化體現出來。
我們先來看城市面貌。香港經常被我們當作購物天堂，是現代生活的代名詞。各式各樣的大商場，是香港最典型的公共空間。商場之間用拱廊連接，把衣食住行都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走出家門，經過人行道就是商場，商場上層就是寫字樓，底層就是地鐵站。乘上地鐵不到半個小時就可以到中環、銅鑼灣、灣仔，穿過拱廊通道就可以到達另一座商場，看電影、聽歌劇。
這種拱廊連接的交通，甚至取代了傳統城市規劃的方格網絡道路。很多個商場形成了一圈堡壘，在巨型冷氣商場裡沒有四季、沒有冷暖、沒有歷史，有的只是琳琅滿目的商品。購物變成了散步的一種方式，變成了週末消遣的一種選擇。而居住在這裡的人們，就這樣不自覺地落入消費主義的慾望陷阱中。
不過，在光鮮的高樓大廈背後，低矮破舊的建築同樣引人注目。在香港，這些不怎麼好看的建築，主要是住宅樓。香港的住房分為三類：公屋、居屋和私屋。公屋是公共住房，由政府出資修建，然後以很低的租金出租給低收入家庭，有點類似我們內地的廉租房。居屋類似於經濟適用房，私屋則是地產商開發的私人屋苑。
公屋的出現，起源於一場大火災。20世紀50年代，很多香港居民住在用鐵皮和木板搭建的簡陋的木屋裡。這種材質造的房子安全隱患很大，最終引發了一場持續六小時的火災。火災發生後，政府在廢墟上的石硤尾建了29座大廈，用來安置無家可歸的六萬名災民。這些公屋建築造型樸實、整齊劃一，每個單元面積大概11平方米，每層樓有公用的廁所和廚房。雖然還是很擁擠，但對於居住在木屋裡的香港居民來說，已經是很大的改善了。
從此以後，香港政府開始大規模興建公屋，還成立了專門負責這件事的香港房屋委員會。到今天，香港有將近一半人住在公屋，或者至少有過一段在公屋裡生活的經歷。很多電影也會在公屋建築群取材，比如《變形金剛4》中的香港片段就是在公屋拍攝的，真實地反映了香港人居住空間的擁擠與壓力。還有古惑仔系列電影，反映的也是公屋中成長起來的青年人際關係，天台和樓梯間是他們最愛談天的地方。
2006年，石硤尾被清拆，不過為了紀念這段歷史，這裡轉型為旅遊景點，房屋署特意保留了其中的一座作為博物館。除了公屋，香港還有很多具有地方風格的建築，桑拿、冰室、堂屋等等，都承載著香港的民間風味與記憶。雖然石硤尾已經只能通過影像、文字和博物館的陳列再現，但是它已經成為了香港人回憶香港的一個重要符號，既是對過去歷史的重視，也是對今天本土意識和身份的認同。
混雜性也體現在城市文化上。香港比內地提前幾十年接觸西方文化，可以說是都市文明和現代性的集大成者，但在很大程度上，香港又受到嶺南文化，包括傳統風水文化的影響。這就形成了一個反差強烈的畫面：高級金融白領在都市街頭忙忙碌碌，大大小小的商家都設有財神位，甚至連外國證券機構都設置了“風水指數”，用來預測當年的股市和樓市表現。
香港最著名的風水大戰，就是匯豐銀行和中銀大廈的鬥法。著名建築師貝聿銘設計的中銀大樓，以竹子節節拔高為形象理念，結果風水大師們認為，大樓過於尖利的外形是“刀形煞”，又因為這棟大廈高達367米，傳統的獅虎、刀劍都不足以破煞，相鄰的匯豐銀行大樓不得不與時俱進，在樓頂架了兩頂鋼炮，炮口對準中銀，寓意“刀來炮往”。再隔壁的港督府則是以柔克剛，在面向中銀的地方種了六棵柳樹擋煞，並修了一個旋轉噴水池，寓意“時來運轉”。
為什麼香港人如此迷信？一方面，香港受客家和嶺南文化影響深遠。根據史料記載，最早遷徙到香港的漢人是客家人，之後遷徙來的客家人就把福建、江西的風水信仰也一起帶來了。另一方面，當時的政府採取了不干預的文化政策導向，香港本地的占卜看卦、算命測字等風水習俗，因此有了相對包容的發展環境。
更重要的是，香港人生活在大起大落和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從20世紀70年代起，香港進入了一段經濟高速發展的黃金期。股市吸引很多香港人投身期貨、金融和地產行業，很多人一夜之間發了財，在無意之中成了社會成功人士，從而造就了一代人的燦爛與飛揚。而90年代後期，香港受到金融風暴影響，失業人數激增。過去理所當然的一切都漸行漸遠，曾經風光的香港人也因此深深地陷入焦慮與迷惘之中。生活中的不確定性因素越多，風險越是難以預測，人就越容易相信迷信。或者說，對香港人來說，風水不單是迷信，它還是一種道地的商業文化，一種習俗，無論是生活起居，還是興辦公司，香港人都要講究風水。
香港也是不服輸的，大起大落面前，港人永遠保持著一種拼搏精神。有一首歌叫《獅子山下》，獅子山是香港九龍塘和沙田之間的一片高地，70年代流行的一部電視劇，講的是這裡的草根階層在逆境中努力掙扎、頑強不息的故事。後來，在經濟蕭條的2002年，香港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在宣讀他首份預算案後，朗誦起了《獅子山下》的歌詞，號召市民發揮獅子山的精神。歌詞是這麼寫的：人生不免崎嶇，難以絕無掛慮。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同舟人，誓相隨，無畏更無懼。因此，獅子山也成為了香港的精神高地。
這就是香港城市文化的另一面，一種基於本土社會發展而來的守望相助、拼搏奮鬥的精神。拋棄了夜郎自大式成功標準的香港人，開始重新認識自我，從迷惘中尋找出路。後來的文藝作品也多少表現了這種精神，比如經典的動畫形象麥兜，他最常說的話就是“大難不死，必有鍋粥”。這隻胖乎乎、憨居居、心慌慌的小豬，雖然在電影裡屢屢受挫，但是始終保持著積極樂觀心態。在香港帆船運動員李麗珊獲得奧運金牌之後，麥兜奔赴長灘島，拜師學帆船技術，他在船頭上迎風高呼，“香港運動員不是臘鴨！”這一幕感動了很多香港人，他們從中看到了現實的經濟環境困局背後的希望。於是，從電影院走出來的香港人，一面凝聚自己零碎的集體夢想，一面團結在一起，共同邁過了最艱難的經濟衰退期。
上面為你講述的就是第一個重點內容，內地人眼中的香港，我們從建築聊到風水，還有香港的城市文化、拼搏精神。
那麼，真正的香港人又是怎麼看的呢？通過八位重要的香港文化人，試圖理解香港人眼中的香港。採訪對象有作家韓麗珠、音樂人 My Little Airport 樂隊的主唱阿 P，詩人鄧小樺，還有出版人、媒體人、劇作家等等。採訪內容涵蓋了方方面面，不過有兩個焦點問題貫穿始終。一個是，香港的本土文化會消亡嗎？另一個是，內地文化是否會影響香港文化？
的確，香港人都很焦慮，文化人尤其如此。香港的生活節奏本來就很快，文藝創作很難深入，香港的大眾傳媒又十分發達，連帶著文藝作品也向大眾傳媒看齊，沒有人願意花時間和精力去理解難懂的內容，加上香港的文藝市場份額比較小，一些更有批判力的作品和其他古古怪怪的東西要怎樣生存下去，這是香港文化人正在擔心的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的二樓書店是一項非常獨特的存在。因為租金上漲，書店們租不起臨街的店面，紛紛搬到樓層較高的地方，結果這些鬧市區的書店反而成了香港的文化地標。在全城最繁華、商業氣息最濃的地段，總能看到一間小小的書店，在頑強地維繫書香。
二樓書店文化經理鄧正健說，逛二樓書店一度是香港文藝青年的標準動作，運營這樣的一家書店也需要很多的心力去選書，去做精心的文化定位，而不能做成袖珍版的綜合書店。不過，他也覺得不能被二樓書店的人潮和書展的熱鬧矇蔽，香港人的閱讀風氣其實非常薄弱，再加上網上書店和臺灣誠品的衝擊，二樓書店不會再有當年的風光。香港最出名的二樓書店品牌，從“曙光”變成“青文”“東岸”，現在80後的朋友可能愛去“阿麥”，二樓書店的更新換代會越來越快。由於資金的問題，現在香港的二樓書店其實已經租不起二樓的店面了，更多的都去了四樓五樓。不過，在擁擠的空間中，總是有書香的一席之地，這也是小眾的集體記憶所在。
從內容上來說，雖然香港政府有一些藝術補貼資金，不過大多數文藝人士都在尋找獨立生存的方式，用盡量低的成本實現藝術夢想，也儘量保持立場的中立。比如，青文書屋的老闆羅志華，他的經營哲學就是“一人主義”，所有事情都親力親為，一個人編輯，一個人排版，一個人印刷，一個人裝訂，甚至一個人搬貨。
知名的 My Little Airport 樂隊也是一家獨立樂隊，他們的音樂都是在自己的房間裡錄的，沒了場地費，樂隊最大的支出就是影碟的費用，一張碟九塊錢。更有意思的是內容上的反叛精神。My Little Airport 樂隊寫過一首《失業抗爭歌》，樂隊的阿 P 老師說，音樂是他們一種幽默的表達方式，一種關注社會議題的渠道。他畢業以後做了兩三年的工作，一直看不到前途，而且還發現自己越來越窮，但上一代畢業生的情況就要好得多，比如他的哥哥和哥哥的同學，過得都不錯。為什麼自己和上一代的畢業生不一樣？這很有可能就是社會機制的問題，跟整個社會僵化有關，現在的年輕人越來越難在一個僵化的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很自然的，音樂就成了他發聲的渠道。這種反叛精神在香港音樂人中一直有傳承，阿 P 最喜歡的獨立樂隊就曾經說過，獨立音樂的意義是幫助被欺壓者和窮人說話。
即使艱難，也始終有藝術家在堅持產出有本土特色的產品，但是他們也有共同的擔憂。香港的電影、小說、音樂工業市場份額都比較小，那麼，這些文化人士又是如何看內地對香港的影響呢？香港本土文化會消亡嗎？
我們以出版界為例。在香港，一本書如果可以賣出一兩千本，就已經屬於暢銷書了，而內地知名的暢銷書作家，比如韓寒、郭敬明，他們的作品銷量都是以幾十萬、幾百萬來計算的。在更早的時候，香港文化和流行文化是整個東南亞地區的龍頭，在20世紀80年代大放異彩。不過，這跟當時香港的發展沒有關係，反而是內地改革開放，對新事物極其渴求，香港文化才能嚐到甜頭。而現在，香港文化市場中最突出的電影工業，都已經大不如從前，最好的電影工作者幾乎都投入了大中華這個合拍片市場。但是，合拍片一定會迎合更廣大群體的口味，香港文化中最細膩的那一部分就會被放棄掉。
內地市場確實是一個巨大的吸引力，但是對創作者來說，更重要的問題是，自己創作的動力是什麼。My Little Airport 樂隊中的女主唱已經搬到北京，加入了北漂樂隊一族，但是阿 P 卻沒有類似打算。因為他的作品大多數都跟香港有關，香港是他創作的土壤，音樂中也涉及很多香港本土的元素和名字，如果環境改變，作者和聽眾之間也會面臨文化的隔閡，創作也會困難。
至於內地文化是否會影響香港的問題，其實在文化上，香港也保留了一部分自己的獨特性。就拿香港電影來說，這幾年出現了越來越多本土性鮮明的電影，比如說《桃姐》《歲月神偷》《低俗喜劇》等等。這些電影不像八九十年代的主流，力求將香港本土性高度藝術化，今天香港電影中的本土性是赤裸的、直接的。來自香港的文化工作者，對香港文化有一種巨大的天然憂患意識，因此，香港文化並不會消亡。
就像一位香港作家在他的專欄中感慨過的，他們這一代香港人都是“在甕中長大”，香港文化人可能汲取了世界上最混雜的營養。同時，在香港長大，其實也是在種種限制中長大，但是幸好，甕口總是可以張望天地，甕內也有寬大的圓肚子。香港作為國際化大城市，一直是東西方文化交流和溝通的橋樑。文化之間的關係，不會是一種文化取代另一種文化，更多是交融互補的關係。香港會從多方面的輻射中，努力向內延伸挖掘出新的含義，來滿足本土文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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