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18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等到上午10點01分，警報聲響起，南京主城區行駛的機動車將停駛鳴笛1分鐘，火車和船隻鳴笛致哀，路上的行人也同時原地默哀1分鐘。
12月13日，在每一個南京人心裡都是一道傷疤。防空警報一響起，那種悲慟就籠罩了整座城市。
小學時懵懂，但每每被老師要求起立默哀三分鐘，都有種難以言說的苦澀；
中學時，當默哀結束坐下，歷史老師神情凝重地跳過當節課的內容，“來，我們翻到第78頁，先來說南京大屠殺”。那堂課異常安靜，沒有人說話；
進了大學，同學來自五湖四海，但他們並不清楚12月13日是什麼日子，更不知道它意味什麼。詫異之餘，讓人不禁思考——
南京大屠殺已經過去了81年，它與我們究竟還有什麼關係？
探究這個問題前，先讓我們來了解幾個人。
她是張純如，她就與“南京大屠殺與我有什麼關係”這個問題鬥爭了數年。
張純如是美國華裔，這位有才有顏、家境優渥的25歲女生，選擇在自己最好的年紀，揭露這段最壞的歷史。
她驚詫於，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卻無人知曉日本人在中國進行的大屠殺。所以經過三年的奔走、訪問、參閱、採寫，她寫下了
《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寫作間，張純如的精神受到了殘忍史實的拷問，那些斬首、刺殺、挖心、縱火燒屍的讓她難以入眠；成書後，日本右翼分子的騷擾報復更是讓她無力承受。
精神抑鬱、崩潰。
2004年11月9日，這個曾為南京30萬冤魂奔走呼號的女子，將自己的白色轎車停在一段荒僻的公路旁，掏出手槍，結束了自己年僅36歲的生命。
張純如其實也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她的《南京暴行》的史料來源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那些頂著壓力記錄下歷史的先人。
喬治·費奇是其一，他帶出了異常珍貴的影像資料。
他當時與眾多的日本士兵擠在一節三等車廂裡，比起厭惡，更多的是緊張。因為他的駝毛外套大衣的夾層裡縫藏著8卷16毫米的電影膠片，這是美國牧師約翰·馬吉拍攝的
日軍暴行影像，是難以辯駁的證據。
約翰·拉貝是其一，他是“南京的辛德勒”。在1937年的南京，他利用自己的納粹身份，在自己的住宅收容了600多名中國難民。
在他租住的小粉橋1號院子裡，寫下了《拉貝日記》。“早上7時，廣場附近兩所房子燃起了熊熊大火，這是日本人慣常的用來暖手的晨火。”像這樣的暴行，拉貝日記裡記錄了500多起。
除此之外，他保存的80多張現場拍攝的照片，成為這段歷史最為清晰、翔實、完整的史料。
明妮·魏特琳是其一。
魏特琳當時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是專門收容婦女難民的難民所，也是日軍實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標。作為該難民所的負責人，她每天都要照看成千上萬的婦女和兒童。
與此同時，她每天都寫日記記錄並且郵寄給美國好友，比如日軍屠城的第二天記下的這段：
“又有許多疲憊不堪、神情驚恐的婦女來了，說她們過了一個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斷地光顧她們的家。從12歲的少女到60歲的老婦都被強姦。丈夫被迫離開臥室，懷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南京陷落前的金陵女子學院
作為旁觀者，他們沒有放棄對史實的尋求探究與揭露。正是這些被冠以不同的國籍、不同的膚色的人，他們敢於發聲，才讓世界知道在1937年的南京，曾經發生過一場人間浩劫。
他們是當之無愧的英雄。
關於這場浩劫，還有一些人。
他們是平民百姓，因為種種原因逃過了那場屠殺，卻在身體上或者心理上留下了永遠無法彌合的創傷。
他們作為親歷者，沒有閉口不言，而是將自己的傷疤揭開，以此來提醒世人：“別忘記。”
他們是倖存者——
01張蘭英
（1920年6月—2018年9月21日）
南京大屠殺發生期間張蘭英僅9歲，親眼見證了日軍的暴行，她的哥哥被日軍刺傷，自己也被日軍槍托砸傷，家裡兩間草房被燒燬，後她躲進安全區，僥倖躲過一劫。
02李秀英
（2004年12月4日逝世）
李秀英當時懷有七個月的身孕，日本兵闖進地下室裡圖謀強姦。她與三個日本兵反抗搏鬥，先後被刺了三十七刀。想著“拼死一個夠了，拼死兩個賺一個”。
時隔62年之後，在中國政府的幫助下，對日本當年的戰爭罪犯提起訴訟，討回了上千萬日元的賠償費。
03餘昌祥
（1927年10月19日—至今）
按照日軍規定，需先在城外請得「良民證」，持證才能進城。鞠躬呈驗，稍有不敬，即被掌摑，或拖入用刑。
而且，如果任何人頭上有像帶過中國軍人帽子的記號，守衛就一口咬定他曾當過中國軍人，當下拖去審問或處死。
04石秀英
（1926年10月—至今）
日本人來了，當時炸彈是滿天飛。父親走了，就沒回來。哥哥去外面沖水，一輛汽車就把哥哥抓上車子，也沒再回來。
母親成天就像個瘋子一樣，拄個棍子，帶著我弟弟到處去找父親和大哥，在死屍堆裡面拿棍子翻找。
05姜根福
（1929年12月20日—2007年12月18日）
日本人從母親懷中奪過小弟弟摔死了他，又向母親背後開了2槍 , 打死了母親。第三天 , 日軍父親抓走 , 從此一去杳無音信。又過了2天 , 日軍竟要強姦我11歲的二姐 ,未果，隨後將二姐從頭劈為兩半。
就這樣 , 在幾天之內 , 日軍槍殺了我母親 , 摔死了我弟弟 , 刀劈了我姐姐 , 又抓走了我父親 , 使我家破人亡，成為孤兒。
06章楚業
（1923年 — 至今）
我每發現一個屍體，抬屍隊從當地慈善機構領一塊錢中拿一毛錢給我，三個月內，我幫忙挖了一千多個屍體。
我一個活人靠死人活了下來。
07劉永興
12月14日下午3時左右，我經歷了機槍掃射。
下關中山碼頭江邊，發現日軍共抓了好幾千人。日軍叫我們坐在江邊，周圍架起了機槍。
日軍在後邊綁人以後，就用機槍開始掃射外，又往江裡投手榴彈。跳江的人，有的被炸死了，有的人被炸得遍體鱗傷，慘叫聲，呼號聲，響成一片。夜裡，日軍在江邊守夜，看見江邊漂浮的屍體就用刺刀亂戳。我離岸較遠，刺刀夠不著，才免一死。
08夏淑琴
（1929年—至今）
除了我和妹妹夏淑芸，全家7口被日軍殺害，我和妹妹是被人從死人窩裡揀出來的兩個孩子。
父親被日本兵用槍打死，小妹妹被摔死在地上。接著幾個日本兵對母親進行了輪姦，然後用刺刀把她殺死，並在她下身裡塞進一隻瓶子。日本兵要強姦兩個姐姐，外祖父和外祖母拼命護著，均慘遭槍殺。大姐、二姐被輪姦後又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日本兵還將我外婆的竹手杖插進了大姐的下身裡。
當時我躲在床上的被子裡，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後刺了三刀，當時就昏了過去，再醒來就只有我和妹妹了。
09胡桂英
（1924年1月-2015年7月13日）
日本兵從背後向我的肩上打了一槍，我剛轉身，一抬手，手上也捱了一槍，身上、手上全是血，屋裡的人跑的跑、死的死。之後，幾個日本兵哈哈大笑地走了。
等晚上日軍走後，家裡人才敢把我抬出來。家裡沒有錢去醫院治，便用手把受傷處的死肉拽出來，那種疼痛，忘不了。
這些倖存者在敘述的時候都雙眼通紅，攥緊拳頭：“當年我只有8歲，轉眼間我都活到90歲了，但是我還能站起來還能走。只要我還活著，就能為他們說點公道話。”
時光飛逝，就在十天前，又有兩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離開了我們。
他們是94歲的陳廣順和94歲的趙金華。
正如我們每個人所能感受到的——
這些能夠證實歷史的親歷者正在老去、死去。這群為了揭露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而奔走的人們，總會在未來的某一個時刻，全部消失，變成牆上的一個又一個短短的名字。
而這些倖存者生前，提過最多的兩個字就是“和平”。
那麼，回到最初的問題：
時隔81年，身處和平年代的我們與南京大屠殺究竟有什麼關係？或許你還沒有意識到，我們之所以還能夠安然坐在這裡、還能問出“和我有什麼關係”的問題，就是因為已經有無數人，站在我們前面、替我們承擔下了歷史的苦難——
是為真實而奔走的張純如；
是戰戰兢兢懷揣著膠捲的喬治·費奇；
是戴著納粹帽子救人的約翰·拉貝；
是每一個，敢於說出歷史真相的倖存者。
不要等到失去時，才真正意識到“和平”二字千鈞之重。
銘記歷史，珍惜和平。
這就是我們與南京大屠殺，最沉重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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