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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雲鵬：區域利益對沖與美土關係惡化
2016年來，隨著敘利亞內戰的演進、土耳其的7·15未遂軍事政變、美國特朗普政府的上臺等重要事件的發生，中東的地緣政治格局、土耳其的內政外交、美國的中東政策均發生了深刻演變。當土耳其開始追求更為獨立自主的外交，並不斷強化自身的奧斯曼及伊斯蘭屬性時，它與倡導實用主義及“美國優先”的特朗普政府的中東政策發生對沖，而看似由最近的“牧師案”所引發的美土經濟、外交危機實則是此前雙方矛盾長期積累的爆發，也是兩國國內政治變化的必然反映。但由於北約因素的存在，美土關係短期內不會走向破裂。
此番美土關係的惡化，既是近年來國際格局深刻演變、中東地緣政治深度調整的客觀反映，也是美國及土耳其國內政局及外交政策變化的深刻結果，大致可以歸為以下幾個原因。
後“伊斯蘭國”時代美土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利益對沖
在敘利亞危機之初，美國和土耳其有著清晰的共同敵人，即巴沙爾政權。但隨著敘利亞危機的演進，尤其是面對2014年起“伊斯蘭國”在敘利亞與伊拉克的強勢崛起，以及2016年後在“伊斯蘭國”潰退之時，敘北部庫爾德武裝的不斷做大，美土之間的地區利益矛盾日趨深化。尤其是進入2017年，當美土的共同敵人巴沙爾政權在俄羅斯的幫助下已牢牢佔據戰場主動並節節勝利之時，土耳其已經意識到想要徹底推翻巴沙爾政權已經不切實際。這實際上進一步削弱了美土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合作基石。
在“伊斯蘭國”問題上，美國對於土耳其最初在“伊斯蘭國”問題上的不作為立場乃至暗中支持深感不滿。奧巴馬政府曾多次對土耳其政府施壓，甚至派出副總統拜登兩度訪問土耳其。但真正讓美土利益發生嚴重對沖的卻是敘北部的庫爾德人問題。長期以來，土耳其一直對敘北部的庫爾德武裝頗為忌憚，尤其是對於敘北庫爾德武裝人民保衛部隊，認為其與庫爾德工人黨存在密切聯繫。而2016年人民保衛部隊在打擊“伊斯蘭國”的過程中被視為美國及西方最值得依靠的力量時，大批的美軍顧問、武器裝備開始進入庫爾德地區。庫爾德政權的合法性也隨之逐步得到國際社會認可，當“伊斯蘭國”在敘北部地區逐漸潰退時，各庫爾德武裝在敘北部地區幾乎要串連成片。此時，美土之間的地區利益嚴重對沖。
如果說在奧巴馬政府執政時期美土之間的庫爾德問題還處於可控範圍，那麼特朗普政府執政後庫爾德問題又進一步發酵。2016年8月，土耳其在敘北發動了打擊“伊斯蘭國”與人民保衛部隊的“幼發拉底盾牌”軍事行動。在軍事行動之初，美國還曾提供過空中火力支援，並派出特種部隊與土軍一同作戰。時任美副總統拜登還在軍事行動前專程赴土對土的軍事行動表示支持。然而特朗普執政後，埃爾多安並沒有得到土方所期待的美國不再或減少對庫爾德武裝支持的承諾，相反，特朗普政府增加了對庫爾德武裝的援助力度。到2018年3月，土耳其軍隊已在庫爾德武裝重鎮曼比季與美軍及庫爾德武裝形成了對峙，甚至有不少外媒認為美軍與土軍存在擦槍走火的可能。值得關注的是2017年末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已經不再有往年強調“美土間同盟關係”及類似的表述，這表明特朗普執政後，美國認為，美土關係已經有了質的惡化或是土耳其對於美國的重要性在下降。
俄羅斯、以色列、伊朗等地緣政治因素的推動
美土關係的發展與演變離不開俄羅斯、伊朗及以色列等區域重要國家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這裡面尤其重要的是俄羅斯因素。2017年起，隨著美國內“通俄門”事件的不斷髮酵以及美國與俄羅斯在敘利亞、波羅的海等地區的博弈日趨激烈，美國與俄羅斯的關係跌入了冷戰結束以來的最低點。在這種大背景下，俄土關係的改善對俄羅斯就顯得尤為重要。俄羅斯面對北約近年來東擴的步步緊逼，很希望能在北約打開一個缺口，而如果土耳其能向俄羅斯靠攏，那麼俄在中東、波羅的海、東南歐地區的壓力將得當一定程度的緩解。為此，2016年7月在土耳其未遂政變剛剛發生時，普京便向埃爾多安提供了情報支持，迅速扭轉了前期俄土之間由於2015年土擊落俄戰機事件而惡化的關係，僅2017年—2018年間（截至2018年10月），普京與埃爾多安的會面就已經多達4次。普京稱俄土是“真誠的夥伴”，而埃爾多安則稱普京是他“親密的朋友”，俄土在經貿、能源、反恐等地區問題上進行了十分務實的合作。甚至俄羅斯稱將提前1年至2019年向土耳其提供S-400防空導彈系統。
當特朗普高調宣佈退出伊核協定，伊朗與土耳其的關係也在近兩年回暖，2017年3月，埃爾多安和魯哈尼的會晤之後，土伊間原本緊張的關係有所緩和，並在此後不斷升溫。雙方在敘利亞、伊核、伊拉克庫爾德人、能源、巴勒斯坦等問題上進行了有效的合作或是配合，2018年7月當特朗普將制裁的大棒同時揮向土伊之時，雙方都表示了對對方的堅定支持，而這種情況在3年前的中東則是不可想象的。
與此同時，土耳其與以色列關係在近兩年嚴重倒退。在2017年7月的阿克薩清真寺衝突，12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及隨後的巴勒斯坦人的抗議衝突，2018年5月美國駐以使館搬遷，加沙地帶的新一輪衝突等系列事件中，埃爾多安均表現出了非常強硬的態度，這在往常的巴以衝突中是不多見的。埃爾多安一方面強烈譴責以色列與美國，甚至在公開場合抨擊以色列是“惡魔”“恐怖主義國家”“以軍在加沙的行徑比當年的納粹有過之而無不及”。另一方面又積極呼籲在伊斯坦布爾召開“伊斯蘭國家合作組織會議”商討在加沙部署維和部隊，並在2018年5月宣佈驅逐以色列駐土大使及駐伊斯坦布爾總領事，並召回土駐以大使。與此同時，土耳其多地爆發大規模的“反以”示威遊行，土耳其民眾的“反以”情緒空前高漲。
土耳其與俄羅斯、伊朗的靠近以及土以關係的惡化，既是美土關係惡化的必然結果，又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美土關係的進一步惡化。
土耳其外交轉型與美國中東政策的對沖
土美關係的惡化實際上是土耳其外交轉型與美國中東政策對沖的一個必然結果。2011年的中東劇變以來，土耳其採取了較為積極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它深度介入了敘利亞危機。國際因素來看，之前多年來土耳其所追尋的“歐盟夢”的逐步破碎讓土耳其提升了對中東地區事物的熱情。土耳其在與歐盟、美國相處的過程中發現無論土耳其如何維護歐洲的利益，或是向歐洲靠攏，其自身核心利益始終得不到尊重，埃爾多安政府認為西方在“亞美尼亞大屠殺”“人權問題”上始終頻頻挑釁土耳其，而中東地區的亂局更是讓土耳其覺得自己可以趁機有所作為，甚至於“重現奧斯曼帝國的榮光”。其實早在2001年，正發黨外交理論的奠基人、曾先後任土耳其前外長、總理的達武特奧盧在他的代表作《戰略縱深》中就曾明確表示，“奧斯曼帝國應該成為當今土耳其的政治遺產而不應該是政治負擔。”不難揣測，一旦中東的地區形勢發生變化，並且當土耳其融入西方的努力受到挫折之後，土耳其自身的伊斯蘭屬性與“新奧斯曼主義”傾向便會愈發強烈。因此，在阿拉伯之春後，埃爾多安政府實際上在國際與國內同時加速了“伊斯蘭化”的進程。
在土耳其國內因素看，2013年的“加齊公園”抗議示威事件以及同期的“伊斯蘭國”在伊拉克與敘利亞瘋狂地攻城拔寨就已經充分暗示了土耳其自身的經濟問題。埃爾多安政府自從2002年執政以來在經濟領域一直推行新自由主義導向的自由化與私有化，與此同時國外大量資本不斷湧入。這在為土耳其帶來了近10年的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埋下了禍根，土耳其自身的工業能力、實體經濟並沒有實質性地發展，自身經濟抵禦外部風險的能力實際上很脆弱。但同期社會貧富差距拉大、腐敗、失業率上升等社會問題卻日益凸顯。2014年後，埃爾多安與曾經的政治盟友居倫徹底決裂，這又進一步造成了正發黨內部的分裂，在2015年後的幾次選舉中正發黨已經開始顯示頹勢。在這種大的背景下，埃爾多安一方面需要強化自身的伊斯蘭屬性去更多的穩固自己的阿納多盧票倉；另一方面埃爾多安需要在外交上表現出強硬立場甚至是直接開展軍事行動去轉移公眾的注意力。
從美國方面看，美國奧巴馬政府在阿拉伯世界劇變後的最初3年內與土耳其保持了密切合作，雙方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亞等問題上進行了有效配合與溝通。在敘利亞危機初期雙方聯合採取了一系列的行動，比如在敘利亞北部劃定禁飛區、在土敘邊境地區進行空中與地面的聯合軍事行動。甚至在土耳其2016年8月發動的“幼發拉底盾牌”軍事行動之初，美軍特種部隊、空軍還配合土軍一同作戰。但是當2018年1月土耳其第2次在敘利亞北部發動“橄欖枝行動”的軍事行動之時，美軍與土軍卻已經形成了實質的對峙。造成上述轉變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庫爾德人問題。在敘利亞問題上，對於當下的美國而言，最為重要的兩個抓手一個是以色列，另一個則是敘北庫爾德人。隨著2015年後以人民保衛部隊為代表的敘北庫爾德武裝在與“伊斯蘭國”作戰過程中的不斷壯大，整個敘東部東北部幾乎都要成為庫爾德武裝的控制區，並且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社會對庫爾德武裝的認可度不斷提高，儘管“伊斯蘭國”已幾乎瓦解，但美國並沒有減少對庫爾德武裝的援助力度，甚至2016年決定要幫助庫爾德武裝建造兵工廠，敘庫區幾乎已成為“國中之國”。而這對土耳其而言是不可接受的。這也是土耳其兩次在敘北部用兵並且在歷次阿斯塔納會談上一直強調“保持敘利亞國家完整”的重要原因。
庫爾德人問題實際上一直是美土關係的軟肋。早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結束後的幾年內，土耳其社會就在反思當初土耳其不應該同意美軍借道土耳其從伊拉克北部發動對薩達姆政權的打擊。這在一定程度上會促使土耳其東南部的庫爾德人提出更多的權利訴求。2003年伊拉克戰爭中土耳其拒絕了美軍再次借道土耳其的要求，其中的重要考量就是庫爾德問題，這在當時也一度招致了美國的不滿。
除此之外，在“伊核”問題上、巴以問題上，土耳其也頻頻與美國唱反調，這又進一步促進了美土關係的惡化。在奧巴馬政府的後期，奧巴馬在處理已經開始出現裂痕的美土關係時實質上採取了較為剋制的態度，在土耳其的未遂軍事政變發生後，奧巴馬政府曾表示過願意協助土耳其進行調查，並且如果土耳其能夠提供證據美國願意引渡居倫。在對庫爾德的軍售問題上、在“伊核”問題上美土雙方均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默契。埃爾多安本希望在特朗普的任期上能改善美土關係，在2017年的上半年，美土出現過一些良性互動。但在2017年5月埃爾多安訪美后，兩國並未能在共同期待的庫爾德、敘利亞等問題上達成一致，埃爾多安甚至在回國後還因為安保問題對美大使提出抗議。此後，在土耳其的人權問題、美駐以大使館遷館問題、土逮捕美牧師事件上雙方爭執不斷，互不相讓。目前特朗普推行的以實用主義與“美國優先”為基礎的中東政策還存有較大的不確定性，但可以肯定的是土耳其並不是特朗普中東政策的重點。特朗普政府希望通過以極限施壓的方式迫使土耳其在關鍵問題上對美妥協，美國政府並沒有以建設性的、全球性的戰略眼光去審視新時期的美土關係。但對於一貫強勢的埃爾多安政府而言，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也許只會讓美國和土耳其日益分道揚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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