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和苏青这两位弱女子之间，不管是得风得雨时，还是处境尴尬或一派悲凉时，彼此都没有背叛过友谊。张爱玲和苏青，都取得过文学创作的辉煌，又都经历过人生命运的凄凉。
她们也曾同时跟胡兰成相恋，这段故事就由《文坛亦江湖》的作者汪兆骞，慢慢道来吧。
漫将毁誉付东风――张爱玲与苏青
张爱玲与苏青两位才女，在上海孤岛沦陷时期，曾是孤岛文坛一道绚烂的风景。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小团圆》，苏青的《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都具有自传色彩，甚或说是文学化的自传。两位才女在描写生活时，特别是写自己
婚恋和女性隐秘方面又都直率大胆，写琐事俗务也求真实。
有着类似人生经历的张爱玲和苏青，其交谊虽不笃深，但却有难得的相互理解和惺惺相惜。比如，张爱玲在评价苏青的作品时说，苏青“踏实地把握住生活情趣”，“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洁的表现手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女作家聚谈会》）。
自新文学运动爆发以来，一直到张爱玲和苏青生活写作的“孤岛”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坛就没消停过，作家间的种种矛盾，各派系的纷纷争争，交织着知遇与功利，友谊和背叛。
冷眼相看，从中既可见作家的高尚情操，也可窥视到文人的种种丑陋的人格。但张爱玲和苏青这两位弱女子之间，不管是得风得雨时，还是处境尴尬或一派悲凉时，彼此都没有背叛过友谊。张爱玲和苏青，都取得过文学创作的辉煌，又都经历过人生命运的凄凉。
【张爱玲和胡兰成】
先说张爱玲。她曾有过一往情深又梦魇般的“张胡之恋”。张者，张爱玲。胡者，胡兰成。曾经是一对恋人。香港的女作家蒋芸曾说过，胡兰成是一个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利用女人的男人”，不幸的是，二十三岁的张爱玲“初入情场，就遇见了这样一个”男人。蒋女士这段话，实际上是对“张胡之恋”悲剧最准确的诠释。
“张胡之恋”发生在1943年至1947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的这段孽缘，对胡兰成来说是逢场作戏，而对张爱玲一生而言，影响之大，难以估量。可悲的是，对这段畸恋她至死都是一往情深，念念不忘。
胡兰成是汪伪政权中的一个有才学又“眉眼英秀”的小官吏。他风流倜傥，到处拈花惹草，阅女人无数。他甚至在与张爱玲热恋间，还同张爱玲的好友、当时在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女作家苏青偷情。张爱玲后来得知并不妒忌，说，“他对女人太博爱”，“当然在内地客邸凄凉，更需要这种生活上的情趣”，何等宽容。
胡兰成因汪伪政权内部的狗咬狗斗争，被捕入狱。之前，与张爱玲并无来往。
只是胡兰成原来是个风流才子，文学造诣也不浅，读过张爱玲的小说，而且很喜欢，曾在苏青当主编的杂志上发表过颇有见地又有文采的评论。苏青将这篇评论的清样寄给了张爱玲。张爱玲后来说，胡兰成的“文笔学鲁迅学得非常像”。
胡兰成这篇文章名曰“论张爱玲”，发在苏青主编的1944年5月《天地》月刊上。文章说：
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的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受伤的卫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株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受过摧残，所以没有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样的苗带给了人间以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
张爱玲那时初登文坛，年纪只有二十三岁，得到这样高的赞誉，甚至将她与大家鲁迅相提并论，她几乎激动得不能自持。对这样有才华又欣赏自己的男人，她芳心早已萌动，信中苏青还告诉她，胡兰成已入狱，她十分惋惜着急。
不久胡兰成出狱，从苏青那里要了张爱玲的地址，于是神交已久的二人见了面。一个相貌英俊的才子，一个妙笔生花的美丽女作家，很快就坠入情网。对张爱玲来说，梦魇从此开始。
涉世不深的张爱玲与情场老手的结合，注定是不幸的。胡兰成风流放荡成性，不可能对张爱玲忠诚专一。而且他还是个灵魂卑鄙、背叛民族的汉奸。张爱玲的选择恐怕仅非由于年幼无知，爱情至上所为，这里有不顾民族大义的东西在里面。当得知希特勒亡败，日本法西斯的丧钟也已敲响的时候，为了和汉奸胡兰成在一起，她居然希望战争继续下去。为了准备为民族败类胡兰成逃亡，她还为他添置了“午夜兰”大衣。
值得一说的是，岁月如诗，张爱玲与胡兰成离异三十年之后，她对胡兰成的那份深情，丝毫也没有改变。1975年9月，已经完成十八万字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的初稿的张爱玲，曾说：“我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当然也不是否定自己。”张爱玲原来是同意别人为她写传的，比方说她曾允许台湾作家朱西宁为自己作传，但她后来变卦了：自己的人生，“自己来揭发的好”。遂仅用半年时间，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完成。
【苏青】
苏青在读中学时，就迷恋写作，被同学看作“天才的文艺女神”。后与李钦结婚，十年后因与丈夫失和，离家出走。为抚养三个儿女，被推上文学创作的道路，靠赚取稿费，养育儿女。
微薄稿酬，难以生存，她便到上海伪市政府做职员。其时，大汉奸陈公博正任伪上海市长，不久，苏青便成了陈公博的“女秘书”之一。
苏青到陈身边，也算有些机缘。1942年10月，苏青在《古今》杂志第九期上，发表了一篇散文《论离婚》。该文有感而发，影射的是苏青与不肯养家的丈夫的矛盾纠葛、失望和痛苦。精彩的文笔，不幸的遭际，打动了偶然读到此文的陈公博。《古今》的老板宋朴得知，便找到苏青，说《论离婚》得到伪上海市长陈公博的赏识，你何不写些推崇陈市长的文章，肯定有利于你找份工作，不必再如此劳碌。
一开始，或许正是这句话打动了苏青。她收集一些资料，写了一篇奉承陈公博的文章，文章说：市长也是同我们一样的人……现在所不同者，无非是职业上区别；他做市长，我们做别的罢了。市长也有牢骚，也爱做游戏文章也发泄他的牢骚呀！
陈公博见名作家苏青这么体谅自己，便约苏青谈话，了解到她的生活窘境，陈公博爽快地给有才又有风韵的苏青安排了工作，任伪市政府秘书处的专员。有这种知遇，自然就有两情相悦。知苏青已与丈夫分居，一个人带孩子寄居在外，陈公博即给她花八万租赁了房屋，苏青从此可以有个安身之所。
生活改善之后，热衷于文学的苏青，当了两三个月做摆设的秘书后，辞职回家。在陈公博特殊关照下，辞职后的苏青，照拿月薪。衣食无忧，苏青想办文艺杂志，继续她的文学梦。又是陈公博拿出五万元，支持苏青创办《天地》杂志，并兼任天地出版社老板。同年10月，《天地》创刊，第二期发表了陈公博的《改组派的史实》，宣传伪政府的政见。大汉奸周佛海及其老婆孩子的“大作”也常见于《天地》。《天地》在当时风光得很。
当上海伪中日文化协会成立，陈公博当理事长，又拉知名作家苏青任协会秘书。苏青虽只挂名而未参加实际工作，但她在沦陷的孤岛，名声已多遭谤议。坊间有一传说：在纸张极为短缺的上海，有了陈公博的卵翼，苏青常坐在拉着满满一车白纸的车厢上，得意地招摇过市。
说苏青不自觉地上了贼船，似不妥。在民族的大是大非面前，怎样抉择人生道路，对于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并不难。但对做文学梦和爱情梦的苏青来说，或许“春秋知罪两难辞”。
苏青第一次见陈公博，陈酒后倾心披露内心隐衷，说的正是文人选择人生道路的苦衷。黯然地诉说他曾是革命志士，然后希望破灭，但他与汪精卫有生死之交，士为知己者死，他不能负汪精卫，故知不可为而为之。其悲苦之状，令苏青动心、同情。
等到抗战胜利，陈公博、周佛海等民族罪人，受到历史审判的时候，苏青还是给予他们同情。这里已与权势政见无关，有的是个人的知遇和感恩。她恪守的是“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道德，为了不失德，她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又何惧丧失个人的清白。
在周佛海身陷囹圄后的1947年6月7日，其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女作家苏青，胜利后迭遭攻击，顷承赠新著，作诗二首谢之”云：
新书劳赠意殷勤，妙笔生花思绝群。
冷暖不因寒暑易，明宜未合独怜君。
凄凉身世类秋蓬，历尽艰辛感慨同。
乱后是非浑莫定，漫将毁誉付东风。
在得知陈公博被正法后，苏青感慨系之：“我回忆酒红灯绿之夜，他是如此豪放又诚挚的，满目繁花，瞬息间竟成一梦。人生就是如此变幻莫测吗？他的一生是不幸的，现在什么都过去了，过去了也就算数，说不尽的历史的悲哀呀。”
苏青无所顾忌地站在一个女人的立场，看世间的花开花落，把民族大义弃而不顾，当然理应批判。但是，在那动荡的政治情势下，用女人柔弱的话语，表达自己对男人简单的情感，毫不为己辩解，也不落井下石，让我们看到女性的另一面。
苏青把这一切，又偏偏毫不隐瞒地作实录，写进她的《续结婚十年》，为那段历史，也为孤岛里像苏青这样的人提供了正史所不记的民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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