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古遺址位於四川省廣漢市西北的鴨子河南岸，分佈面積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區發現的範圍最大、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內涵最豐富的古城、古國、古蜀文化遺址。現有保存最完整的東、西、南城牆和月亮灣內城牆。三星堆遺址被稱為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昭示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同屬中華文明的母體，被譽為“長江文明之源”。 其中出土的文物是寶貴的人類文化遺產，在中國的文物群體中，屬最具歷史、科學、文化、藝術價值和最富觀賞性的文物群體之一。在這批古蜀秘寶中，有高2.62米的青銅大立人、有寬1.38米的青銅面具、更有高達3.95米的青銅神樹等，均堪稱獨一無二的曠世神品。而以金杖為代表的金器，以滿飾圖案的邊璋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屬前所未見的稀世之珍。
三星堆遺址位於中國四川省廣漢市西北的鴨子河南岸，南距四川省省會成都40公里，東距廣漢市區7公里，是一座由眾多古文化遺存分佈點所組成的一個龐大的遺址群，1988年1月被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考古學家將該遺址群的文化遺存分為四期，其中一期為早期堆積，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二至四期則屬於青銅文化。遺址群年代上起新石器時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上下延續近2000年。
三星堆遺址群規模巨大，範圍廣闊，古文化遺存大多分佈在鴨子河南岸的馬牧河南北兩岸的高臺地上，遺址群平面呈南寬北窄的不規則梯形，沿河一帶東西長5～6千米，南北寬2～3千米，總面積約1200公頃，是四川古代最大最重要的一處古文化遺存。已確定的古文化遺存分佈點達30多個，其中以南部的“三星堆”，中部的“月亮灣”、“真武宮”，北部的“西泉坎”，東部的“獅子堰”，西部的“橫樑子”，以及向西延續的“仁勝村”、“大堰村”等遺址最為重要。三星堆遺址群的年代範圍前後延續 2000年，所出的了大量陶器、石器、玉器、銅器、金器，具有鮮明的地方文化特徵，自成一個文化體系，已被中國考古學者命名為“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遺址是公元前16世紀至公元前14世紀世界青銅文明的重要代表，對研究早期國家的進程及宗教意識的發展有重要價值，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國西南地區一處具有區域中心地位的最大的都城遺址。它的發現，為已消逝的古蜀國提供了獨特的物證，把四川地區的文明史向前推進了2000多年。
發掘歷程
偶然發現
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始於當地農民燕道誠於1929年淘溝時偶然發現的一坑玉石器。1931年春，在廣漢縣傳教的英國傳教士董篤宜聽到這個消息後，找到當地駐軍幫忙宣傳保護和調查，還將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國人開辦的華西大學博物館保管。根據董篤宜提供的線索，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葛維漢和助理林名鈞於1934年春天組成考古隊，由廣漢縣縣長羅雨倉主持，在燕氏發現玉石器的附近進行了為期十天的發掘。發掘收穫豐富，根據這些材料，葛維漢整理出《漢州發掘簡報》。遺憾的是，三星堆遺址自1934年首次發掘以後，發掘就長期停滯。
深入發掘
20世紀50年代開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復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當時還沒有認識到三星堆遺址的巨大規模，所以將三星堆遺址北部的月亮灣地點和南部的三星堆地點各自當作一個遺址，分別命名為“橫樑子遺址”和“三星堆遺址”。 1963年，由馮漢驥領隊，四川省博物館、四川大學歷史系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再次發掘了三星堆遺址的月亮灣等地點，展現了三星堆遺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當時，馮漢驥教授曾認識到，三星堆“一帶遺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國的一箇中心都邑”。
發掘三星堆遺址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三星堆遺址迎來了大規模連續發掘時期，前後長達20年。1980～1981年的發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時代的房址遺蹟，出土標本上萬件，還發現了具有分期意義的地層迭壓關係。這次發掘的發掘報告《廣漢三星堆遺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種在四川地區分佈較廣的、具有鮮明特徵的，有別於其它任何考古學文化的一種古文化” ，已經具備了夏鼐提出的命名考古學文化的三個條件，建議命名為“三星堆文化”。 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別在三星堆地點西南和西泉坎地點進行了兩次發掘，發現三星堆遺址最晚期的遺存。1986年出土了大量遺物和複雜的地層迭壓關係，根據這年的發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開始了三星堆遺址分期的嘗試。也正是在1986年，兩處埋藏有豐寶藏的長方形器物坑被意外揭露出來，其包含的大量金屬器的出土，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對位於中國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視。在三星堆遺址大規模發掘的同時，1985～1987年對成都市區的十二橋遺址進行了發掘，該遺址最下層的文化面貌與三星堆遺址最晚期遺存相同，為三星堆文化的去向等問題提供了重要材料。
1990年開始，對三星堆文化和文明的探索從成都平原延伸到了渝東地區和陝南地區。由於早於三星堆文化的四川盆地新石器時代文化面貌的初步揭示，並且有多處龍山時代的古城遺址和若干處具有新石器時代文化向三星堆文化過渡階段遺存的發現，為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深入進行提供了更廣闊的前景。
1986年7月至9月發掘的兩座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了金、銅、玉、石、陶、貝、骨等珍貴文物近千件。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銅器、金器、玉石器中，最具特色的首推三四百件青銅器。
其中，一號坑出土青銅器的種類有人頭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龍形飾、龍柱形器、虎形器、戈、環、戚形方孔璧、龍虎尊、羊尊、瓿、器蓋、盤等。二號坑出土的青銅器有大型青銅立人像、跪坐人像、人頭像、人面具、獸面具、獸面、神壇、神樹、太陽形器、眼形器、眼泡、銅鈴、銅掛飾、銅戈、銅戚形方孔璧、鳥、蛇、雞、怪獸、水牛頭、鹿、鯰魚等。
其中金杖長142釐米，重780克，全用純金皮包卷而成。杖上刻有人像高181釐米，座基79釐米，總高度達260釐米，重約300餘斤。它是世界上出土年代最早、體型最大的一件青銅器。青銅神樹高350釐米，樹上掛有許多飛禽走獸、鈴和各種果實，是古代巫師們專用的神器。另外還出土有青銅頭像40餘種，面具10餘件。三星堆這批前所未有的珍貴文物的發現把古蜀國的文明史向前推進了1500年，因此在世界考古學界引起了轟動。
三星堆遺址出土陶器以高柄豆、小平底罐、鳥頭形把勺為基本組合定式，其中還有瓶形杯，它是三星堆出土的很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它被做成喇叭口、細頸項，圓平底，很像今天我國北方地區用來燙酒的陶瓷酒瓶，與日本人喝清酒用的酒瓶極為相似。陶在遺址也有較多發現，頗具特色，一般高三、四十釐米，下部為三隻袋狀足，中間是空的，可加大容量，一般認為它是用來溫酒器物，其玉石器則以祭天禮日的璧、璋為多，尤其是號稱“邊璋之王”的玉邊璋，其殘長達159釐米，厚1.8釐米，寬22釐米，其加工精美，稜角分明，其器身上刻有紋飾，這麼大件精美玉器，在中國內現有的考古發現中僅發現這一件。[1]
在三星堆的兩個祭祀坑發掘中，還出土了共計80多枚象牙，它的來源和作用在學術界有多種觀點，有的認為是通過貿易而來，有的認為在遠古川內的生態環境適合大象的生存，其證物主要是在當地發現大量的半化石狀烏木，單體巨大。但無論其來源怎樣，都可以認為它是統治者財富的象徵。[2]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有造型各異青銅人頭像，出土時面部均有彩繪，而且在耳垂上穿孔，用以掛戴耳環耳飾，看來我們的先人很愛美的。除了這些青銅造像外，還有許多用祭祀的尊、等，有形態各異的各種動植物造型，其中被譽為寫實主義傑作的青銅雞、有在中國範圍內首次出土的青銅太陽形器等一大批精品文物。它們皆與中原文化有顯著區別，這表明三星堆文化不僅是古蜀文化的典型代表，亦是長江上游的一個古代文明中心，從而再次雄辯地證明了中華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體的。[3]
三星堆文物還填補了中國考古學、美學，歷史學等諸領域的重要空白。使得世界對中國古代文明需重新評價，三星堆文物中，高達3.95米、集“扶桑”“建木”“若木”等多種神樹功能於一身的青銅神樹，其共分三層，有九枝，每個枝頭上立有一鳥，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鳥，而是一種代表太陽的神鳥。被譽為銅像之王的青銅立人像、有面具之王美譽、作為“縱目”的蜀人先祖蠶叢偶像的青銅縱目面具，長達1.42米、作為權杖法杖的金杖，其器身上刻有精美和神秘的紋飾，兩隻相向的鳥，兩背相對的魚，並在魚的頭部和鳥的頸部壓一隻箭狀物，同時有充滿神秘笑容的人頭像。器身滿飾圖案的玉邊璋以及數十件與真人頭部大小相似的青銅人頭像，俱是前所未見的。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製品、玉石製品以及黃金製品，造型奇特、製作精美，表現出濃厚而神秘的宗教文化色彩，獨具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徵，是極為罕見的人類上古史奇珍，在世界上享有極高的聲譽。三星堆遺址所見古蜀國的手工業甚為發達，門類齊全、技術先進。三星堆遺址豐富的文化遺存填補了中華文明演進序列重要文物的缺環，是長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中國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有助於探索人類早期政治組織及社會形態演化的進程。
截至2009年，三星堆創造和打破了許多的世界紀錄、中國紀錄，其中多項紀錄入選中國世界紀錄協會世界之最、中國之最。
世界上最早、樹株最高的青銅神樹。高384公分，三簇樹枝，每簇三枝、共九枝，上有27果九鳥，樹側有一龍緣樹逶迤而下。具推斷可能為古神話傳說中扶桑樹。
世界上最早的金杖。長142公分，直徑2.3公分，重700多克，上有刻劃的人頭、魚鳥紋飾。
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青銅大立人像。通高262公分，重逾180公斤，被稱為銅像之王。
世界上最大的青銅縱目人像。高64.5公分，兩耳間相距138.5公分。
世界上一次性出土最多的青銅人頭像，面具。達50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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