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背心”運動席捲法國巴黎：為什麼我們不能忽視民粹主義？

法國人的怒火隨著“黃背心”運動的蔓延愈發炙熱。

從11月17日開始，抗議者連續三個週末在法國各地舉行抗議遊行。上週六（12月1日），抗議活動席捲巴黎，身穿黃背心的示威者點燃汽車、襲擊商店，在地標性建築凱旋門砸碎塑像、亂塗亂畫——這是巴黎自1968年以來最嚴重的一起暴亂。據法國內政部統計，全法有13萬人參加了示威活動，其中巴黎示威人數約有一萬人。全國抗議造成3人死亡、263人受傷、421人被捕。

抗議活動的起因是燃油稅上漲。為減少排放、推廣清潔能源，法國政府今年上調了燃油稅，每升柴油上漲7.6歐分，每升汽油上漲3.9歐分。目前在法國，柴油車的使用最為普遍。據法新社報道，在過去12個月裡，法國柴油的價格上漲了約23%，平均每升1.51歐元，達到近年來最高。法國政府原計劃從明年1月起繼續上調燃油稅，然而鑑於大規模抗議活動愈演愈烈，法國總理菲利普已於12月4日在與執政黨成員會面時宣佈停止提高燃油稅。

值得注意的是，遊行示威已經逐步演變為民眾對生活成本上漲的抗議以及對馬克龍政權的質疑。抗議者不滿馬克龍上臺後為企業和高收入人群推出的減稅政策，指責其政策僅服務精英階層，與普通民眾生活脫節。許多抗議者在巴黎高呼的口號與燃油稅或其他稅種都沒有什麼關係，而只是：“馬克龍下臺！”

哈里斯民調本週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72%的法國人支持“黃背心”運動，85%的人不贊成上週六爆發的打砸搶燒暴力事件。該民調還指出，絕大多數法國人認為馬克龍“傲慢自大”、“與法國人民的現實脫節”、“過於專治”。只有17%的人認為他“令人放心”，不到1/3的人認為他“可信”。

2017年5月，時年39歲的馬克龍戰勝了極右翼黨派法國國民陣線的黨魁瑪麗娜·勒龐，代表全新的“共和國前進黨”（En Marche!）登上總統寶座。彼時的歐洲政治觀察者們無一不鬆了一口氣，認為這一結果代表著極右民粹主義在法國並未成為主流。然而隨著“黃背心”運動演變為被媒體稱為“沉默的大多數的未曾所聞的運動”的重大社會衝突，儘管其政治傾向仍然混沌不明，我們依然能從中分辨出民粹主義最鮮明的特徵：人民對政客乃至整個社會精英階層不信任，將政治視作被特殊利益集團控制、把持的巨大陰謀，與人民的利益產生根本性牴觸。

到底什麼是民粹主義？為何當經濟下行時，民粹主義就會爆發？“黃背心”運動為我們理解當下的民粹主義帶來了怎樣的啟示？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通過梳理《民粹主義大爆炸》和《民粹主義》中的觀點，來嘗試回答上述問題。

什麼是民粹主義：當“人民”成為一種信念

學界對民粹主義的一個普遍共識是：這是一個獨特但在概念上難以確定的概念。英國蘇賽克斯大學政治學教授保羅·塔格特（Paul Targgart）認為，民粹主義運動自身有著難以控制性，它缺乏一致，在活動週期上飄忽不定，因此是個棘手而難以捉摸的概念。

與此同時，許多學者認為，如果放在代議制政治的話語框架內考量，民粹主義的源頭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美國。美國著名政治分析家、資深記者約翰·朱迪斯（John Judis）指出，一種起源於19世紀美國的民粹主義政治於20世紀和21世紀再次出現，深刻影響了拉丁美洲和歐洲政治，“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美國和西歐民粹主義政黨及其運動彼此之間交換其需求和憂慮，在經濟大衰退的餘波下，他們重出江湖。”

如果我們追根溯源，“民粹主義者”（populist）一詞最早是由堪薩斯農場主聯盟（Kansas Farmers Alliance）的成員創造的。1891年5月，該聯盟的幾位成員從辛辛那提舉辦的國家大會上策馬返家，認為政府當局的政策已經不能代表美國西部與南部多個聯盟團體的訴求，因此應該組成一個新的政黨來捍衛自己的權益。次年，聯盟團體與工人騎士團（Knights of Labor）聯手組成人民黨，並在接下來的兩年裡挑戰華盛頓的共和黨人及民主黨人的基本共識。

他們試圖挑戰的基本共識是什麼？當時領導美國的共和黨人及民主黨人沉浸於美國工業和金融業的繁榮發展之中，堅信市場能夠自我調節，是創造財富與個人機會的重要工具，所以奉行“小政府”理念，認為公共部門不應該干涉市場。然而美國南方及大平原的農民們卻沒有美國經濟發展的成果。從1870年到1890年，美國中西部和南部的農產品價格下降了2/3。鐵路公司仗其市場壟斷地位，提高了農作物的運輸成本，讓南部及大平原的許多農民幾乎入不敷出。小型家庭農場被企業化的大型農場吞併取代。大量來自中國、日本、葡萄牙、意大利等地的貧苦移民湧入，亦威脅著美國當地農民的收入來源。

聯盟領導者因此認為，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都被富豪統治者牢牢掌控，所以“民粹主義者”需要成立自己的政黨。象徵著工農聯盟的人民黨應運而生，他們呼籲貨幣和土地改革、鐵路國有化、累進制個人所得稅、政治改革，允許農民向聯邦政府借款儲存糧食直到糧價升至有利可圖的水平，以及驅逐外來勞工。“在1885年至1894年的鼎盛時期，民粹主義者聯盟和人民黨對美國產生了巨大影響，後來的拉丁美洲和歐洲政治也深受影響。美國民粹主義發展出了民粹主義邏輯——人民與拒絕提供必要改革的精英對立。”朱迪斯表示。

在塔格特看來，民粹主義的一大共性就是它宣稱是“為人民服務的”。然而在實踐中，民粹主義者通常是通過確認哪些人不是“人民”——比如移民、失業者、反地區性成員或種族群體等特殊利益集團——來確認自己的立場；對社會集團的妖魔化，特別是對精英的憎惡是民粹主義者構建自身的重要部分。

“沉默的大多數”是民粹主義言論中的一個標誌性主題。這一觀點認為，人民的屬性應當賦予他們勝過那些吵鬧的少數派而被傾聽的權利。雖然他們在大多數時間裡在政治上是被動的，但他們在生活中和工作中兢兢業業地履行職責，因此他們才是一個國家全體人民的最佳代表、一個國家的真正靈魂所在。

塔格特提出，這種通過外部參照物來確定自身的特性決定了民粹主義的“空心化”——它缺乏確定的核心價值，適用於各種不同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民粹主義已成為進步的工具，但也是保守的工具；是民主主義者的工具，也是獨裁者的工具；是左派政黨的工具，也是右翼勢力的工具。”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右翼、左翼還是中間派，都有可能出現民粹主義。民粹主義不是某種意識形態，而是一種政治邏輯，一種用來對政治進行思考的方式

朱迪斯這樣區分左翼民粹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左翼民粹主義動員人民反抗精英和建制派。他們垂直地區分政治人群——團結中下層去對抗上層精英。右翼民粹主義者則動員人民反抗那些‘寵溺’第三群體的精英，第三群體包括諸如移民、伊斯蘭激進分子以及非洲裔美籍激進分子等。左翼民粹主義者的視野中有兩派人，而右翼民粹主義者的視野中有三派人。右翼民粹主義者不僅眼觀上方權貴，還緊盯下方的外部群體。”

民粹主義在法國：新自由主義失靈與右翼民粹主義抬頭

直到1970年代，歐洲才出現了與美國民粹主義相似的社會氛圍。1990年代，這種社會氛圍演化為一股潮流，各個國家都沿襲了其美式名字——在法語中，民粹主義是“populiste”，德語則直接沿用了英語單詞“populist”。

界面文化曾在《新自由主義是如何節節敗退，極右民粹主義又是如何步步蔓延的？》一文中闡釋了全球範圍內的“新自由主義轉向”如何演變成一個全球化危機，激發了極右民粹主義。朱迪斯同樣指出，“在歐洲，經歷了70年代的經濟下行，新自由主義代替了社會民主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經濟。社會主義黨、社會民主黨及工人黨，以及基督教民主黨、保守黨和自由黨擁抱新自由主義，而當這一潮流被證明無法創造經濟活躍與社會繁榮時，民粹主義者的春天自然而然就到來了。”

從戰後到1970年代，法國由社會民主政治及凱恩斯經濟思想支配，國民得益於全民覆蓋的醫療保險、失業救助、家庭補助和免費大學教育系統，實現了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這一失業率極低的時期被稱為“輝煌的30年”（les trente glorieuses）。

然而從1970年代早期開始，歐洲經濟出現了下行，與美國情況相同的是，這源自激進的勞工運動導致利潤空間被擠壓，紡織、鋼鐵等戰後核心工業出現了全球性產能過剩。1973年開始的能源價格飆升也嚴重打擊了對能源進口依賴嚴重的歐洲。隨著經濟增速放緩，政府財政收入降低，社會福利開支卻只增不減。面對通脹壓力，西歐各國政府試圖限制工資增長，卻遭到強大的工會力量的極力反對。在英國和法國，人們發現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難以為繼，新自由主義於是率先在這兩個國家誕生。

在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Hilda Thatcher）當選英國首相，拋棄保守黨所忠於的凱恩斯主義，將經濟發展重心從需求側轉移至“供給側”（即提升企業利潤率）的同時，類似的轉變也在法國發生。1981年法國總統大選時，法國通貨膨脹率飆升至14%，150萬人失去工作。法蘭西第五共和國首位社會主義政黨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於此時上臺，他原本希望發展出一套與撒切爾新自由主義不同的改革方案——在1981年啟動了一項大規模的社會支出刺激方案，旨在重新分配社會財富，提振消費者需求，並推行廣泛的國有化，以保證企業所賺得的利潤能夠得到再投資。

然而，他最終還是選擇了撒切爾的道路。自1982年起，密特朗通過削減支出、增加稅收、凍結工資來降低進口需求。一度急轉直下的經濟增長率慢慢地爬了上來。在密特朗之後，希拉剋（Jacques Chirac）政府將密特朗國有化的許多公司私有化，併為富人減稅。新自由主義經濟指導思想正式成為共識。

事實證明了新自由主義經濟邏輯也在陷入失靈狀態，而當經濟機會減少時，人們就開始從“他者”中尋找替罪羊和遷怒對象。從1970年代開始，經濟下行、工作機會減少就導致了歐洲排外和反移民情緒的抬頭——當歐洲勞動力不再短缺、反而出現過剩情況時，儘管西歐政府在政策上鼓勵外籍工人回國，但來自非洲和中東的勞工依然留了下來。他們聚集在下層社區和郊區，那裡犯罪率飆升，且往往與本國人聚集的社區在文化上處於隔絕狀態。歐洲的民意調查顯示，自1990年代早期開始，人們已經開始對非歐洲國家移民的湧入感到恐懼與憤怒。

在所有歐盟國家中，法國受移民大幅增長的影響最深，也遭受了最為嚴重的恐怖主義襲擊。早在1980年代，移民問題在法國社會就已經與穆斯林融合問題密不可分。當時，人們就穆斯林女孩是否應該戴頭巾去上學的問題產生了極大的爭議。1995年，某群體在巴黎地鐵上引爆炸彈。“9·11”事件的發生也加劇了法國社會對穆斯林移民問題的擔憂。敘利亞戰爭爆發後，大批中東難民湧入歐洲，惡性恐襲事件和性侵事件的不斷髮生導致了右翼民粹主義的持續發酵，歐洲最重要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在法國出現也就毫不為奇了。

國民陣線的建立者和領導者讓-瑪利·勒龐（Jean-Marie Le Pen）最早是通過皮埃爾·布熱德（Pierre Poujade）的政黨投身法國民粹主義運動的。勒龐於1956年被選為The Union de Defense des Commercants et Artisans （UDCA）的代理人（副職），該政黨成立於1953年，由一些零售商建立的地方行動組織發展而成，主張維護商販與手工業者的權益，反對稅收、巴黎的統治者、官僚主義和政客。1972年——恰好是在法國經濟開始陷入困境的時期——勒龐建立了國民陣線。

國民陣線最初代表來自鄉村小鎮的小型業主和小農場主的利益，在1990年代通過擴充工薪階層選民基礎來擴大影響力。這意味著，它修正了最初代表小企業主的反稅、反政府觀點，開始為工薪階層發聲，捍衛失落的福利國家，擁護社會福利和政府治理方面的部分社會民主主張。2011年，勒龐之女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聘請弗洛裡安·菲利波特（Florian Philippot）負責其總統大選事宜並協助制定競選綱領，這一競選綱領如今依然代表著國民陣線鮮明的反新自由主義立場：制定一份“重振工業化的戰略佈局”，通過關稅及配額抵禦“不公平競爭”，將商業銀行業務從投資銀行整體業務中分離，對股票購買徵收交易稅，對陷入困境的銀行施行國有化，對信用卡手續費設定上限，反對削減社會開支及公共服務私有化等，提供全民平等的醫療服務，拒絕接受歐盟的財政緊縮要求。

但朱迪斯發現，國民陣線的熱心選民支持該黨的主要原因依舊是其反移民態度。儘管國民陣線在成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因勒龐的反猶和支持維希政府的態度而惡名昭彰，但瑪麗娜·勒龐主動將父親逐出國民陣線，與國民陣線過去的激進排外話語做出切割，採用了一種更加柔和的“反移民”立場。瑪麗·勒龐堅稱自己並非反對穆斯林或穆斯林移民，而是反對利用政治或文化活動在公共領域將自己的宗教強加於人，侵犯法國的政教分離和世俗化原則的行動。當朱迪斯於2016年2月參加國民陣線在赫寧·布蒙特舉行的地區大會，詢問國民陣線支持者、市議員安託萬·高里奧（Antoine Golliot）國民陣線是否吸引了前社會黨人或共產黨人加入時，對方回答：“我們吸引了左翼和右翼人士，總體上看，兩邊都有，而最能夠吸引人們加入國民陣線的還是國民陣線對移民的立場。”

“黃背心”運動背後：為什麼我們不能忽視民粹主義？

隨著馬克龍入主愛麗捨宮，以瑪麗娜·勒龐的國民陣線為首的右翼民粹主義貌似得到了壓制，然而馬克龍政府出臺的勞動法、財政稅收、教育、移民等多個領域的改革方案，讓包括極左和極右在內的所有人都不滿意：極左翼向來討厭這位奉行自由市場模式的銀行家，極右翼又不能接受他的歐盟一體化和全球化信仰，普通人則嫌棄他不知民間疾苦。於是我們看到，在“黃背心”運動中，既有左翼分子又有右翼分子。根據巴黎警察局長德布奇的說法，暴亂中的極右分子渴望和警察作戰，在燃燒路障和汽車方面明顯受過訓練；極左分子則在人群中高喊喊反對資本主義的口號，併到處噴塗對抗警察的塗鴉。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博士生導師、歷史學家熱拉爾·諾瓦里埃爾（Gérard Noiriel）於12月3日接受《解放報》採訪時表示，馬克龍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憤怒，是因為他缺乏對底層階級的關照，不經意間將自己置於了大眾的對立面：“（馬克龍）直接從羅斯柴爾德銀行進入財政部再進入愛麗捨宮，堅信這個國家的出路就是靠初創公司、靠管理和新技術。但他和許多共和國前進黨的代表們一樣，沒有政治家的經驗，他和底層階級的代溝越來越大。這就是人們的憤怒被燃油稅這一個別事件引爆的原因。”

諾瓦里埃爾認為，法國的市民抗爭運動從中世紀開始就有了。在11月27日刊登於《世界報》的另外一篇專訪中，他指出，從法國大革命起，無套褲漢們（注：法國大革命時期對城市平民的稱呼，主要為小手工業者、小商販、小店主和其他勞動群眾，為城市革命的主要力量）便拒絕對人民的剝奪，推崇以直接行動為基礎的大眾概念。很大程度上來說，“黃背心”運動是在互聯網的加持下重啟了這種公民直接行動，延續了“人民VS政府/精英”的鬥爭，是大眾階級因為日益貧困化和公共服務的不斷減少而積累的怒氣爆發的結果。

“反稅收抗爭始終在法國大眾歷史中有著極其重要的位置。15世紀初，當查理七世設立覆蓋全境的皇家稅收制度時，法蘭西國家最終穩固。自那個時代起，拒絕稅收變成了大眾反抗的一個基本面向。不過，我們必須說明，這種對稅收的拒絕，是被一種不公的情緒所驅動的，這番情緒始終鼓動著大眾階級（classe populaire）。因為在大革命前，‘既得利益者’（貴族與僧侶），即那些最富有的人，是被免稅的。如今，這種對稅收不公的拒絕再度鼓脹，因為，大多數法國人相信，他們交稅，只是讓一小撮極其富有的權貴階層更加富有，這些人把資本轉移到稅收天堂，以此逃稅。”諾瓦里埃爾說。

不過在很多層面上，“黃背心”運動都反映了當下民粹主義的新特點。在諾瓦里埃爾看來，“黃背心”運動真正的新穎之處，在於其全國範圍內自發而成的動員——這場抗議活動在法國各處（包括海外領地）同步開展，由數千個分散在全境的小型組織拼湊而成。具有如此深度和廣度的群眾運動與社交網絡的興起密切相關，即時信息取代了書面信息和麵對面交流，能夠在第一時間動員更多的人。

有趣的是，“黃背心”運動中發言人身世背景各異，尤其是女性佔了很大比重。雖然身為平民，他們能夠自如地出現在鏡頭前侃侃而談，這反映了教育等級的提升以及多媒體技術在所有社會階層中的滲透這一雙重民主化的結果。然而社會精英們長期忽視民眾的這一能力，即使工人佔就業人口的20%，他們當中也無一人位列議會之中。某種程度上來說，“黃背心”運動的爆發也是對大眾聲音長期被無視的集中反抗。

塔格特認為，現代社會為民粹主義的興起提供了天然的條件。隨著社會規模的擴大，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潛在的距離也隨之拉大，兩者抽象化的趨勢也愈加明顯——在統治者被視為一個同質化的精英階級的同時，人民則被看作是處於同樣環境和困境中的普遍化群體。與此同時，當代政治背景增加了代表的範圍、規模和複雜性。像歐盟這樣的國際組織拓展了新的政治領域，也拓展了潛在的個人所代表的範圍。在現代政治中，投票行為甚至都不再是單一的行為，因為投票和代表在許多地方、國家和國際領域同時發生。代議制政治的範圍和複雜性增加，也為民粹主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資源。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黃背心”運動和馬克龍當選總統的異曲同工之處在於，兩者同樣出乎意料，且都沒有依附政黨。對政黨的警惕——或者可以說是對代議制政治制度的反對——正是民粹主義的重要推動力量。諾瓦里埃爾援引伯納德·瑪南（Bernard Manin）在《代議制政府的原則》（Principe du gouvernement représentatif）中提出的“公眾民主”（démocratie du public）概念指出，越來越少的人將忠誠於某個政黨，社會運動的爆發將越來越依靠某一時局或某一具體的時事。

作為一種民粹主義運動，“黃背心”運動或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法國民眾的生存難題——塔格特認為，民粹主義拒絕政黨，也就是忽視了政治溝通聯繫的重要性，放棄了代議制政治，但卻無法提出解決代議制政治問題的辦法——然而它為什麼能夠激發大眾的共鳴，依然值得我們關注研究。

“民粹主義的本質就要求其政黨及其運動通過提出當今政治形勢不可能滿足的需求，指出問題所在，”朱迪斯在《民粹主義大爆炸》一書中提出，“民粹主義者的確能夠把水攪渾，併發出信號：主流政治意識形態已不再起作用，應儘快修補，而通行的標準世界觀也在坍塌。這就是為什麼特朗普和桑德斯之於美國，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之於歐洲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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