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錢理群《文藝爭鳴》2017年 第10期
2017年5月29日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的演講
今天是我2015年進養老院以後第一次公開演講。我現在已經不再作魯迅研究，但還是要以《我為何、如何研究魯迅》為題來作演講，是因為魯迅仍然活在我的生命中，無論我面對什麼問題，或者要研究什麼問題時，都要想起魯迅，而且總能從魯迅那裡得到思想的啟迪，精神的支援，朋友們讀我的任何著作，包括這兩年所寫的書都可以在字裡行間看到魯迅的身影。而且我只要面對青年朋友，就要情不自禁地講魯迅。我在八十年代進入學術界時，就已經賦予自己一個“做溝通魯迅與當代青年的橋樑”的歷史定位，一直堅守到現在，而且恐怕要堅守到生命的結束。這已經成了我的歷史使命與宿命。而且我要說，這樣的將魯迅融入自己生命的堅守者，不只我一人，剛剛去世的王富仁先生就是一位傑出代表，我在悼念他的文章裡說到，這在魯迅研究界、現代文學研究界是形成了一個學派的，我把它叫做“生命學派”。這本身就是現當代學術史、知識分子精神史中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一位現代作家、思想家對其研究者的生命的影響，會達到這樣的深度，除魯迅之外，幾乎沒有第二人。當然，對我們的選擇，學術界是一直有不同意見的，這本屬於正常：一切學派都是在質疑中發展的。因此，今天來講我的魯迅研究，絕沒有將自己的選擇絕對化，推銷給諸位的意思。大家完全可以對我的魯迅觀，我對魯迅的態度，提出質疑或反對意見；但或許能從我的關於“為何與如何研究”的介紹裡，對“學術研究的意義與方法”得到某種啟示，那就達到了我今天演講的目的。還是我經常說的，我姑妄講之，大家就姑妄聽之吧。
下面我的演講也主要是敘述式的：對自己研究魯迅的歷程，作一個具體的回顧。
（一）我對魯迅的“第一印象”
先談談我對魯迅的最初接觸，也可以說是“前研究”吧。
我在《與魯迅相遇》裡，曾經談到，我讀到的魯迅第一篇作品，是《野草》裡的《臘葉》，那時我還是小學四年級的學生，我是從已經是大學生的哥哥的一本《文選》裡翻到的。裡面一段文字立刻吸引了我：“一片（臘葉）獨有一點蛀孔，鑲著烏黑的花邊，在紅、黃和綠的斑駁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視”。我當然讀不懂它的意思，在我的感覺裡只是一團顏色：紅的，黃的，綠的色彩中突然跳出一雙烏黑的眼睛，在看著我。當時本能的感覺這非常美，又非常奇，更非常怪，那紅、黃、綠色中的黑的眼睛一下子盯著你，你被看得很難受，甚至覺得很恐怖，就這樣一種難以言說的莫名的感覺。但就是這個感覺，在一瞬間留在自己的心上了。以後長大了，從中學到大學到研究生，最後成了魯迅專業研究者，不知讀了多少遍魯迅著作，對魯迅的理解也有很多變化，但總能從魯迅作品的背後看見這雙藏在斑斕色彩中的黑眼睛，直逼你的心坎，讓你迷戀，神往，同時讓你悚然而思：這就是魯迅著作給我的第一印象。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和魯迅的這第一次相遇：我是通過魯迅的文字、語言認識魯迅，而且是用直觀的感覺、朦朧的感悟，進入魯迅世界的。這非常重要與關鍵：這意味著，首先把魯迅看作是一個文學家，一個語言藝術家；因此，要用文學的方式去把握魯迅，先要有感覺、感悟，這是基礎，然後才有理性的分析。我由此想起了我在大陸與臺灣講魯迅的一個觀察與感受。我發現大陸的青年，恐怕也包括在座的諸位，在閱讀之前，就有了一個抽象的、先驗的概念，即領袖所說的、也是老師灌輸給自己的所謂“魯迅是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的“三家論”，然後又用“兩大分析（思想分析、寫作技巧分析）”的模式去讀作品。其實，這一論一分析，就已經遠離魯迅了。臺灣學生則不同，他們沒有這些先入主見，而是直接讀作品，感覺魯迅文字之美，之特別，進入魯迅的世界，逐漸發現與體味其思想之美，之特別，其人格、生命之美，之特別，最後不同程度地與魯迅產生共鳴。我以為，這才是閱讀魯迅、研究魯迅，以致研究文學之正道。萬幸的是，我一開始就無意識地走上了這條正道，它是影響了我一生對魯迅的認識與把握的。
正式讀魯迅是在中學，吸引我的是小說家魯迅，他和詩人艾青，劇作家曹禺一起構成了我青少年時期三大文學偶像。我對他們的把握方式是把閱讀與寫作聯在一起：讀魯迅的《藥》，就自己寫篇小說《夏瑜之死》；讀艾青就嘗試著寫艾青體的詩；讀曹禺戲劇就上臺演戲，還自己寫劇本。現在看來，這樣的文學訓練，既讀又寫，是為以後的研究打基礎的。
（二）讀魯迅不能走捷徑：第一個教訓
1956年上大學時，正趕上《魯迅全集》出版。儘管當時是個窮大學生，還是從有限的生活費中擠出錢來，買了一套全集，並且通讀了一遍。但很快就發現魯迅的書很難讀，至少不像讀其他人作品那樣容易與輕鬆。年輕人的浮躁心使我不耐煩像魯迅自己教我們的那樣，一個字、一個字地“硬讀”下去，我想走捷徑。於是先找老師請教，後來就去讀各種各樣的講解魯迅作品與思想的小冊子。這些講解比魯迅的原著好讀多了。裡面轉引的魯迅語錄也變得好懂，可以隨口搬弄，顯得真讀了許多魯迅作品的樣子。我開始滿足於讀大量的小冊子，而不知不覺地把魯迅的原著丟在一邊了。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讀到了姚文元的《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巨人》，讀得很暢快，甚至很舒服。這本書能夠把魯迅許多非常複雜的思想說得極其簡潔、明確，而且處處與最流行的思想相一致，再經過姚文元的發揮，就可以隨時引用來作大會、小會上的發言，特別好使管用。我萬萬沒有想到，正是在這樣舒舒服服的閱讀中，魯迅已經被簡單化和實用化了。等到多年後我自己下功夫讀魯迅原著時，才發現姚文元小冊子裡描述並向我灌輸的魯迅和真實的魯迅相差很大，於是有了上當的感覺，並且開始自我反省：難道不正是我的虛榮、浮躁，好走捷徑，而終於不辨真假？我曾在一篇文章裡談到，正是這上當受騙的屈辱感，驅使我走上了獨立研究魯迅的道路。我的辦法是：什麼參考書也不看，只讀魯迅原著，反覆閱讀，不斷琢磨，讀熟了，想透了，有了自己的感受、見解，這時候或許可以看看別人的研究成果，以啟發思路，但也要有自己的判斷。這辦法其實是魯迅早就教給我們的：有人問他：“該讀什麼書？”他的回答是：“要看一看真經，免得受硫化銅的欺騙”。他還告誡年輕人：看了批評文章以後，“仍要看看本書，自己思索，自己做主”，不要讓自己的腦子“給別人跑馬”。——這應該是我讀魯迅第一個經驗教訓，20年前（1996年）我就給年輕人講過，今天再講一遍，希望大家一定要走獨立閱讀、研究之路，不要走捷徑，以防上當受騙。
（三）“硬骨頭精神與韌性精神的結合”：我的第一個魯迅觀
我真正走上獨立閱讀與研究之路，是在1960年大學畢業，來到邊遠的貴州山區以後。那正是三年困難時期，物質匱乏、飢餓難忍之外，更感到精神的苦悶與飢渴。為了尋求人生的真理，除了讀毛主席著作之外，我還向魯迅問道，讀魯迅原著。或許是因為有了人生的閱歷，生命的體驗，並且懷著探索的欲求，“帶著問題”去讀，一接觸魯迅著作，就產生了親切感，有豁然開朗的感覺。開始仍有些難懂，堅持讀下去，讀到後面，先前不懂的地方，也會略有所知了。這樣，日積月累，讀多了，讀久了，就有所悟了，也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了。今天，回過頭來看，這裡或許有一個重要的經驗：要成為一個獨立的魯迅研究者，除了要有一定的藝術感悟力和修養外，還需要有相當的人生閱歷和生活經驗，最重要的是要有豐厚的生命體驗，要有對社會、現實，人生和人性的大關懷。
我在對魯迅有了自己的看法以後，就從1962年1月1 日開始，寫《魯迅研究札記》，嘗試著進入魯迅研究領域。第一個研究題目就是《魯迅與毛澤東》，而且這樣表述了我對“魯迅精神與性格”的理解：它包括兩個側面，一方面是“毛主席稱讚魯迅先生的那種沒有絲毫奴顏與媚骨的‘硬骨頭’性格，那種對無論什麼兇惡的敵人都決不屈服的‘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嫉惡如仇的反抗性格”；另一面是“魯迅自己概括的‘韌性精神’”，“鍥而不捨地與敵人作堅毅、刻苦、執著的持久戰鬥；冷靜地對待敵人，注意保存實力，講究鬥爭藝術”。這樣一個“硬骨頭精神與韌性戰鬥精神相結合”的魯迅，可以說是“我的第一個魯迅觀”。它打著明顯的時代烙印：其表現出的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同時又稱魯迅精神為“東方風格”，這都是對六十年代衝破所謂“帝、修、反的封鎖”，強調“發憤圖強，自力更生”的時代精神的響應；更表現出毛澤東的魯迅觀的影響：當時毛澤東與魯迅正是我的兩個精神導師。但它確實又是屬於我自己的魯迅觀，而且是我堅持一生的魯迅觀：直到今天，我依然認為，魯迅的“沒有絲毫奴顏媚骨”的硬骨頭精神和“鍥而不捨、長期戰鬥”的韌性精神，都是當下中國和中國知識界所缺失和急需；更重要的是，堅守這兩大精神已經成為自我生命的絕對命令。這也是我對青年的期待：我曾以“智慧與韌性”二語贈與志願者；我在和學生的談話裡提出“不能作奴才”的告誡，也都是這個意思。
（四）研究魯迅而背離魯迅精神：最慘重的教訓
再回到上一世紀的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被隔離起來，我在被強迫無休止地寫檢查的情況下，仍然堅持讀毛澤東和魯迅著作。我在我的第一本魯迅著作《心靈的探索》的《後記》裡，對這段歷史有過一個反思。我說自己是以“一個混亂、迷惑的，曲扭的心靈”和兩個精神導師進行“對話”，“這自然已不再是學術研究，而是要求靈魂的‘超度’：要給突然強加於我的屈辱地位找到一個‘合理’的、自己能夠接受的解釋”。於是，“魯迅對知識分子的弱點的批判”就被“任意強化和誇大”，成為自己在文革中“必須接受批判和改造”的“理由”；“魯迅的鬥爭精神”也被“絕對化”，成為自己後來參加非理性的“造反”的重要動力。直到文革結束後，我重讀《魯迅全集》，看到他早在1925年就已經發出警告：“中國人所蘊蓄的怨憤已經夠多了”，“當鼓舞他們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啟發明白的理性”，否則“是非常危險的”，我如同受到雷擊一般突然被震醒了：在文革中，自己的具有局部合理性的不滿現實的“怨憤”情緒，不就是被利用，而陷入非理性的狂熱，從而走到自己主觀意願的反面嗎？覺悟到這一點，我感到特別的悲哀與沮喪。尤其是想到自己也因此完全肢解與扭曲了魯迅，更是羞愧難言！這應該是我這一生閱讀、研究魯迅最慘痛的教訓：利用魯迅為政治服務，以實用主義和庸俗社會學的態度與方法研究魯迅，必然曲解魯迅，遠離魯迅。研究魯迅而背離魯迅精神，這是絕對不允許的！
（五）“回到魯迅”：我的魯迅研究的起端
應該說，在文革期間我就做起了“回到北大講魯迅”的夢來。在文革後期的“民間思想村落”裡，我更開始了“跟青年朋友講魯迅”的嘗試。當時的講稿後來整理成《讀、隨筆》，收入了我的《走進當代的魯迅》一書。還有一篇《讀》則一直沒有發表。因此，當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我考上了魯迅研究的前輩王瑤先生、嚴家炎先生的研究生，正式開始研究魯迅時，比起其他同學，我可能是更有準備的；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我的歷史包袱也特別重，在擺脫五六十年代形成的魯迅研究模式的束縛方面，我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價。
五六十年代的魯迅研究，當然自有其意義和價值；但是，卻存在一個根本性的弱點，即是把魯迅納入到毛澤東思想的既定軌道，用魯迅的思想與作品來證明毛澤東思想的普遍真理性。這可能是魯迅研究、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積弊：總是想把自己的研究對象（魯迅和其他現代作家）的思想和文學納入某個既定理論框架：五六十年代是毛澤東思想，以後就是某個西方的時髦理論，現在似乎又是某種國家意識形態。這樣的研究獨立性的缺失，自然也就談不上任何研究的創造性。
在八十年代，我們這些文革後第一代研究生，面臨的就是這個如何獲得研究的獨立性與創造性的歷史任務。我們提出的口號是“回到魯迅那裡去”：這是王富仁在他的博士論文《、綜論》裡首先提出的，我在《心靈的探尋》的“引言”裡作了回應，並有這樣的闡釋——
“這就必須承認，‘魯迅’是一個獨立的世界：他有著自己的獨特的思想和思維方式，獨特的心理素質及內在矛盾，獨特的情感和情感表達方式，獨特的藝術追求、藝術思維及藝術表現方式。研究的任務是從魯迅自我‘這一個’獨特個體出發，既挖掘個體中所蘊含、積澱的普遍的社會、歷史、民族-----的內容，又充分注意個體特殊的，為普遍、一般、共性所不能包容的豐富性。”
任務、目標確定以後，我又作了一系列的理論設計，研究重點、突破口和研究方法的設計。也就是說，不僅要找到在現代思想、文學界裡的魯迅“這一個”；還要找到當代魯迅研究中的我自己“這一個”：屬於我的理論、領域與方法。在我看來，這是能否成為一個獨立的、成熟的研究者的關鍵。我曾經說過，如果說碩士研究生的任務是“入門”，那麼，博士研究生的任務就是要“找到自己”。應該說，我在這一點上是高度自覺的。我在自己第一部魯迅研究專著《心靈的探尋》裡，就作了兩個方面的設計——
1，理論設計。我在“引言”一開始，就這樣寫道——
“‘魯迅’（魯迅其人，他的作品）本身即是一個充滿著深刻矛盾的、多層次、多側
面的有機體。不同時代、不同層次的讀者、研究工作者，都按照各自所處的時代的與個人的歷史哲學、思想情感、人生體驗、心理氣質、審美要求，從不同的角度、側面去接近‘魯迅’本體，有著自己的發現、闡釋、發揮、再創造，由此而構成了一個不斷接近‘魯迅’本體，又不斷豐富‘魯迅’本體的，永遠也沒有終結的運動過程。也正是在各代人廣泛參與的過程中，‘魯迅’逐漸成為民族共同的精神財富”。
這裡包含了幾層意思。
首先是承認“魯迅本體”的存在，即歷史客觀本體的存在，堅信歷史的可知性，堅守歷史的研究的客觀性。評價研究得失、價值的客觀標準，就看多大程度上接近研究對象的本體。如研究者所說，“對本真的歷史以及人性存在的虔信，構成了錢理群這一代人難能可貴也是無法替代的財富”（吳曉東：《探索文學史的敘述學》），這確實是我們這一代的不可退讓的底線，我們因此也就和主觀主義，不可知論的歷史虛無主義，以及實用主義、犬儒主義和道德虛無主義劃清了界限。
其二，它又強調，作為研究對象的歷史客體是一個“多側面、多層次的有機體”，研究者對其認識是一個歷史過程，一個“不斷接近，而永遠不可能窮盡，不可能完全把握與復原的，永遠沒有終結的運動過程”。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把握，只具有相對的意義和價值，但其中又確實包含了若干歷史的絕對內容（因子）：這就是“相對中的絕對”。
其三，研究者的每一次研究，或某一階段的研究，都是從一個特定側面去接近魯迅，通過觀察角度、方法、視野範圍的不同選擇，將客體的某一側面、層次突出於‘前景’，或推移於‘後景’。而決定這樣的不同選擇的，首先是研究者所處的“時代精神”。成熟的研究者總能敏銳地把握自己時代提出的問題，以此“照亮”研究對象，即發現歷史研究對象與當下時代之間的內在契合點，而加以突顯和發揮，從而創造出具有時代（不僅是魯迅的時代，也包括研究者、讀者的時代）特色的“魯迅”來。
其四，促成不同時期對研究對象不同側面的發現和照亮的，不僅有時代的問題與影響，更有研究者的主體因素：研究者是帶著自身的生命發展中的問題，去感應研究對象，尋求生命的共振、共鳴，從而對研究客體的某些方面作出富有創造性的開掘和闡釋。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學術研究的主體性，任何有創造性的研究成果必定是研究主體與客體的一種融合。從另一面說，研究過程必定是研究者自我生命不斷提升、豐富的過程。我的最大體會，就是魯迅能夠把你的內心最美好、最富創造性的素質與能力，全部激發出來。這也是魯迅研究的特殊魅力所在。
其五，強調主體參與，同時也就是承認，研究者對於魯迅的認識不僅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而且受到研究者主體自身發展的限制，任何研究只能部分地接近，而不可能全面把握和窮盡魯迅本體。甚至可以說，每一次研究，在發現、強化了研究對象的某些側面的同時，也會有所遮蔽，因此需要不斷有新的研究來揭示被遮蔽的方面。它們相互補充，映照，在張力中顯現對象的多個側面，以形成相對完整的整體形象。
我之所以在這裡比較詳細的介紹我在八十年代最初的理論設計，就是因為我此後的幾十年的研究，基本上就是這樣走過來的：隨著時代的變化，以及自我生命的成長髮展，不斷髮現和揭示魯迅本體的不同側面，總結起來，大概有八個側面，將其綜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我的“魯迅面面觀”。
2，研究方法的設計：
問題是，通過什麼途徑，才能真正“回到魯迅”，即抓住魯迅之為魯迅的特殊性，最大限度地接近魯迅本體？這樣的方法論的尋找，也是八十年代探尋“我的研究之路”時，最傷腦筋，最為費力之處。
我最後找到的，是所謂“典型現象（單位觀念，單位意象）”研究。這也是受魯迅的啟發：他就是用“酒、藥、女、佛”來概括、描述六朝文學的。於是，就有了這樣的設計：“每一個獨創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總是有自己慣用的，幾乎已經成為不自覺的心理習慣的，反覆出現的觀念（包括範疇）、意象；正是在這些觀念、意象裡凝聚著作家對於生活獨特的觀察、感受與認識，表現著作家獨特的精神世界與藝術世界，它們打上了如此鮮明的作家個性的印記，以至於可以在其上直接冠以作家的名字，稱之為‘XXX的意象’，‘XXX的觀念’，從而構成了我們要緊緊抓住的最能體現作家藝術個性本質的‘典型現象’。而作家（以及思想家）作為語言藝術家，他的獨特觀念、意象都是通過獨特的語言（詞語）表現出來的。由此為產生如下研究路線：從作家在作品中慣用的、反覆出現或有獨特意味的詞語入手，找出作家獨特的單位意象、單位觀念，進行深入的、多層次的開掘，揭示其內在的哲學、心理學、政治學、歷史學、美學等的豐富內涵，並挖掘出其中說積澱的傳統文化、外來文化的多種因子，以達到對作家與古今中外廣大世界息息相通的獨特精神世界與藝術世界的具體把握”。
我的第一本魯迅研究專著《心靈的探尋》就是這一研究方法的自覺嘗試，我也多次談過，這裡就不再重複了。
（六）我的“魯迅面面觀”
1，個人的，民族的，人類的魯迅
在八十年代，是什麼樣的時代問題，以及我自我生命發展中的問題，激發了我的魯迅研究，由此而發現與強調怎樣一個魯迅呢？我在《心靈的探尋》“前言”裡，有過這樣的說明：“在民族遭受異族侵略及外國勢力封鎖的40、50、60年代，人們自然不能不把目標集中於民族的獨立、解放和民族精神的發揚上；而在中華民族再次覺醒、崛起的70、80年代，我們民族不僅需要再度發揚民族精神，而且需要補歷史的一課：重新認識、評價、發揚自我的價值——於是，年輕一代把目光轉向魯迅的自我；我們民族再一次走出了閉關自守的絕魂。開始面對世界，以人類大家庭的一員積極參加世界文化的創造——於是，魯迅對於人類文化的潛在價值被髮掘了出來，成為人們關心的中心之一。我們對魯迅的觀察視野從‘民族’的單層面轉向‘個人’、‘民族’、‘人類’統一的多層面，從根本上說，反映了民族視野的擴大，從單向思維向多向思維的發展”。
這裡說到“歷史的補課”，是一個重要背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們痛定思痛，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在追問“政治、思想、文化的全面專政”即發展到極度的專制主義的嚴重後果與根源時，都談到了在“黨至上，革命至上、國家至上、集體至上”的意識形態統治下，對個人慾望、利益、尊嚴與權利的全面剝奪，造成全民“馴服工具”化。因此，“歷史的補課”首先要補的就是“個人”之課；強調個人慾望、利益、尊嚴與權利的合理性、合道德性的“個人主義”就成了80年代的思想啟蒙與解放的主要任務之一。魯迅的以“個人精神自由”為中心的“立人”思想就這樣被重新發掘與發現，具有人的全部豐富性、複雜性的魯迅“個人”的心靈世界，也因此成為了包括我在內的新一代魯迅研究者關注的中心，我以《心靈的探尋》命名自己第一部獨立的魯迅著作，就是對80年代啟蒙主義時代思潮的自覺回應。
這又有了在“引言”裡，談到的另一個研究關注點的轉移：在40、50、60年代，“人們普遍的不無盲目地認為，我們對於一切已經有了結論，只需要按（黨的）“既定方針’辦事，依照現成的楷模去行動便夠了，探索只是少數‘偉大人物’的事。正是這種多少僵化了的社會心理、思維方式塑造了多少有些僵化的魯迅‘英雄’形象。到了70、80年代，我們整個民族的社會心理發生了極大變化：現成的結論、模式，受到了懷疑，進行重新審視，開始了全民族的大探索；探索真理的權利開始回到人民（包括作家、思想家）手裡，並且變成了億萬人民的實踐活動。於是，人們對魯迅的觀察由‘結果’轉向了‘過程’。沒有懷疑魯迅的偉大，不否定魯迅作為民族英雄的歷史地位；但人們的興趣已經轉移到魯迅作為20世紀中國的偉大先驅者，他在探索民族變革、復興道路過程中所面臨的矛盾（外在的，更是內在的），他複雜萬端的心態與情感，他的憤激與焦躁，感傷與痛苦，以及魯迅怎樣從‘內心的煉獄’中掙扎而出”，也就是說，人們追尋、發現的是一個“平凡而複雜的探索者”，並由此而找到魯迅與自我之間的心靈通道。
可以看出，對“每個人都是真理的探索者”的權利的強調，是前文談到的80年代恢復了合理性的個人主義的應有之義；同時，這也是80年代剛剛走上魯迅研究、學術研究之路的我自己內心最大的渴望，“探索真理”是自我生命與學術生命的根本追求，我也因此找到了與我的研究對象魯迅的“心靈通道”，我毫不懷疑地認定：自己的魯迅研究實質上就是兩個真理的探索者（先驅與後隨者）的自由、平等的精神對話：我的魯迅研究的基本品格也由此確立了。
2，“周氏兄弟相互映照”下的魯迅，現代文學、現代知識分子傳統中的魯迅
但要真正找到自己的獨立探討之路，並不容易。這是因為我在進入魯迅研究領域時，有一個“前歷史”，即前文說到的，我在60年代初即已開始了魯迅研究的嘗試，而那時的研究完全處於毛澤東的魯迅觀的籠罩下，我在80年代要進行獨立研究時，就成了一個包袱。因此，我在讀研究生的最初階段，怎麼也擺脫不了舊有的框架。於是，就想到應該另闢途徑，找一位既與魯迅有密切關係，又別有天地的作家作為參照，或許可以打開魯迅研究的新視野、新思路。這就找到了周作人。於是就想到要從“周氏兄弟的比較研究”開始我的新的魯迅研究，我的畢業論文題目就是《20世紀中國大變革中的歷史抉擇——周作人、魯迅思想發展道路的比較》。在開始階段，對周作人的關注是策略性的，出於方法論的考慮，是服從魯迅研究的需要；但真正進入研究，就突然發現了“既和魯迅相通，又是那樣不同的啟蒙思想、知識結構、言說方式”，這是一個的獨立的周作人世界，也可以說，是另一個“啟蒙傳統”，即我在論文裡概括的“人道主義、自由主義的啟蒙思想、文學傳統”，與魯迅的最終走向左翼的傳統相互補充、衝突、制約，形成一個張力結構。將魯迅置於這樣的現代思想史、文學史的結構裡，與周作人相對照，也大大豐富了我們對魯迅的獨特性的認識。我後來在北大專門開設了“話說周氏兄弟”的課程，並整理成書。最後在“有意味的參照”裡，講了三層意思。其一是強調周氏兄弟思想上的一致性：他們最關心的是“立人”，是“個體精神自由”。但他們又各有各自不同的關注點，不同的領域，有極大的思想互補性。其二，面對中國社會的全面危機，他們在價值取向、人格自塑、人士和文學道路上都作出了不同的選擇，代表了現代知識分子的兩種範式。其三，和屠格涅夫分析的堂吉訶德、哈姆雷特一樣，周氏兄弟這兩個典型，也“體現了人類天性中的兩個根本對立的特性，就是人類賴以旋轉的兩極”，構成了一個文化、精神、人格的共生體”。我至今仍認為，這個“周氏兄弟生命共生體”的概念，是一個極有價值的學術生長點，可惜我自己未能展開。但我已經從周氏兄弟的比較研究中獲得了一個重要的學術研究經驗。我說過，我這一輩子從事現代文學、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史的研究的最大成功，就是一開始就找到了魯迅，同時又找到了周作人這兩個旗鼓相當的領軍人物。抓住他們，就把整個現代文學史、思想史、文化史、精神史拎起來了；並且，以我的方式進入他們的世界以後，通過對他們的闡釋，我自己的思想、情感，創造力和想象力也就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學術研究就應該這樣研究大家、大師，並且最好是同時關注有鮮明的可對比性，又相互補充的兩位或兩位以上的歷史大人物，這就能夠把握與展現最亮麗、又具有足夠豐富性的時代風景，自己的研究也因此而熠熠生輝。
3，世界知識分子精神史上的魯迅，集中了20世紀中國和東方經驗的“東亞魯迅”
但如果仔細讀寫於80年代的《心靈的探尋》，仍然可以發現，我儘管提出了“個人的魯迅，民族的魯迅，世界、人類的魯迅的統一”的命題，但在書裡真正展開的，卻只是“個人的魯迅”。應該說，“民族的魯迅”是有意淡化的；而“世界、人類的魯迅”卻只停留在理論上的強調（80年代我和黃子平、陳平原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就將其定義為“走向世界的文學”），但並沒有落實為具體的研究。真正進入我的研究視野，並有了實實在在的成果，是在90年代初《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一書的寫作。我多次談到，它的一個大背景，是在蘇聯和東歐的瓦解以後出現的社會主義的危機，使我關注到“共產主義運動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問題，而海涅與馬克思，魯迅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關係，就引起了我的研究興趣。但我並沒有作直接的處理，而是經過幾番轉化，變成了一個世界文學史、世界知識分子精神史上的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兩個文學典型“東移”的問題，通過對魯迅內在精神氣質和堂吉訶德氣與哈姆雷特氣的複雜關係的細緻分析，以及魯迅與在“東移”中起著決定作用的德國的海涅、俄國的屠格涅夫的關係的具體考察，“把生活在截然不同的時空裡的幾位世界級藝術大師，從英國的莎士比亞，西班牙的塞萬提斯，德國的海涅，俄國的屠格涅夫，到中國的魯迅，以及他們周圍的一大群作家、知識分子連接在一起，從而反映了從17世紀到20世紀人類精神發展、世界知識分子心靈歷程的某一個側面”。
應該說《豐富的痛苦》一書，在我的魯迅研究中，是一個重要的發展：它使我從魯迅個人的主體精神特徵（即我所說的“心靈辯證法”）的關注，擴展到“知識分子的精神史”的研究，不僅第一次觸及魯迅及其同類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的關係，而且表現了對世界知識分子精神發展，人類共同的精神現象的特殊關注，從而獲得了某種“形而上”哲學意味。
在90年代，我和日本、韓國的學者有了較多的接觸，並有機會在韓國任教一年，這更擴大了我的研究視野，對魯迅與東亞知識分子的關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於是，就有了“東亞魯迅”的概念的提出。這一概念包括了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是強調魯迅思想與20世紀東亞思想的關係中的“平行性”，即面對共同或相似的問題，不約而同地提出某種具有內通性的思想，產生具有可比性的文學；二是強調其“相互影響性”，特別是有些東亞國家的思想家、文學家，他們或者不同程度上受到魯迅影響，但又以自己的獨立創造發展、豐富了魯迅思想，或者是魯迅的研究者，面對自己時代與民族的問題，闡釋魯迅，又接著魯迅往下說，也同樣豐富與發展了魯迅的思想與文學。因此，所謂“東亞魯迅”指的就是“魯迅和同時代的東方，特別是東亞國家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共同創造的20世紀東方思想、文化、文學遺產，它是‘20世紀中國與東方經驗’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把魯迅思想與文學視為“20世紀中國與東方經驗”的代表，並強調其引領作用，這無疑是對魯迅的意義和價值在認識上的一個重要提升，也可以看作是前文提到的我在60年代初提出的“東方風格”的一個呼應，而在90年代和21世紀初“東方經驗”的提出，則有不同的時代背景，具有明確的現實針對性，這就是我在文章裡指出的，90年代以來的中國思想、文化、文學界把目光集中於中國古代傳統經驗或西方（特別是美國）的經驗，而恰恰忽略了20世紀中國和東方經驗，在我和我的朋友看來，這是一個重大缺陷，而且會造成嚴重後果，因此有大聲疾呼的必要。（參看《“魯迅”的“現在價值”——在“中韓魯迅研究對話”會上的講話》，收《中國現代文學史論》）。
魯迅與同時代的西方作家、思想家的關係，我最關注的，是魯迅與卡夫卡文學和精神的相通。在我看來，魯迅與卡夫卡是“最有資格代表20世紀時代”的兩位世界級的大家。“他們都生活在‘社會大轉型’的時代，又同是‘被排斥在人類世界之外的，無家可歸的異鄉人’，他們與時代既‘在’又‘不在’（不被承認也不願納入）的關係，反而成就了他們，使他們對20世紀世界圖景作出了獨特的、超前的、預言式的解讀”。儘管有這樣的認識，但我受到知識結構的限制，未能展開來研究，只對寫於1926年的魯迅的《五猖會》、《父親的病》，和寫於1919年的卡夫卡的《致父親》作了對讀，得出了兩個重要結論：“魯迅的寫作和卡夫卡一樣，本質上是一種走出以父權為基礎的‘奴隸時代’的悲壯的突圍和逃亡”；“卡夫卡說，父親的絕對統治，使‘我成了一個奇想迭出、多半寒氣逼人的孩子’。我們在魯迅身上，也發現了同樣的精神氣質，而正是這樣的精神氣質決定了他們的文學風格。我們可以說，魯迅與卡夫卡的文學，是一種‘奇想迭出、寒氣逼人’的文學，從而構成了20世紀世界文學的奇觀”。（參看《作為人之子與人之父的魯迅》，收《魯迅九講》）。
4，社會的，階級的，左翼知識分子的魯迅，“魯迅左翼”的傳統
到九十年代中後期，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後果逐漸顯現：在獲得經濟的高速發展的同時，出現了權力向資本的轉化，形成了權貴資本；同時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以及生態環境的大破壞，和民族精神與道德的大滑坡。這樣的後果，是我們這些積極參與和推動80年代啟蒙運動的知識分子所完全沒有料到的；但就是這樣的“出乎意外”引起了我的反省與反思。我追問自己：為什麼沒有及早地發現與關注中國社會的這些變化？為什麼對嚴重的兩極分化，在很長的時間裡，自己竟然視而不見？於是，就開始對自己80年代的思考，研究，也進行了反省和反思。我發現，這一時期的著作都注重在對知識分子自身命運的思考，這當然有它的歷史必要和意義，但“普通人民的生活和命運，卻在自己的關懷範圍之外”，這就有了問題。由此而注意到，在90年代以後。中國知識分子自身越來貴族化，自覺、不自覺地陷入了自戀、自憐、自娛之中，而忽略了身外廣大的世界。由此又想起魯迅在30年代對有些知識分子的批評：他們只是“咀嚼著身邊的小小悲歡，而且就看這小悲歡為世界”。
更為重要的，由此引發了我對自己80年代的魯迅研究的反省和反思。這裡不妨講一個小插曲：我到上海去參加一位博士生的論文答辯，他對當下的魯迅研究提出了尖銳批評，並引述了魯迅《今春的兩種感想》裡的一段話：“我們常將眼光收得極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極遠，到北極，或到天外，而這兩者之間的一圈可是絕不注意的”。魯迅還說：“在中國做人，真非這樣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例如倘使你講個人主義，或遠而至於宇宙哲學，靈魂滅否，那是不要緊的。但一講社會問題，可就要出毛病了”，“文學上也是如此，倘寫所謂身邊小說，說苦痛啊，窮啊，我愛女人而女人不愛我啊，那是很妥當的，不會出什麼亂子，如果一談及中國社會，談及壓迫與被壓迫，那就不成。不過你如果再遠一點，說什麼巴黎倫敦，再遠些，月界，天邊，可又沒有問題”。魯迅的這段話對於我如同當頭棒喝，我立刻就想起前面引述過的我對《心靈的探尋》一書的設計：我不正是要談“極近”的“個人的魯迅”，“極遠”的“人類的魯迅”，而恰恰不談和少談“社會的魯迅”嗎？而魯迅自己最為看重的是“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他的任務就是要揭示中國社會的“壓迫與被壓迫”；魯迅早就說過，他是“執著現在，執著地上”的，離開了魯迅對社會問題的關注與批判，也就根本失去了魯迅。應該說，在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突顯“個人的魯迅”、“人類的魯迅”，也是對當時的時代精神的呼應，自有不可忽視與否定的價值。但就像前文所說，在“照亮”了魯迅的個人性與人類性的同時，卻“遮蔽”了魯迅的社會性，這又是必須正視的。特別是到了90年代以及21世紀初，時代提出的問題已經是“如何面對新的壓迫”的出現。這樣魯迅的社會批判性的方面，就又得到了突顯，或者說被新的時代問題和精神所照亮了。
我就是帶著這樣的時代問題，重讀30年代魯迅的雜文，就發現了一個我既熟悉（這些雜文我早就讀過）又陌生（一度被遮蔽而陌生）的魯迅。我注意到，魯迅對社會問題的關注有了新的方向。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指向國民黨統治的“黨國”體制，他尖銳地指出，只要看看“有怎樣的‘黨國’，怎樣的‘友邦’”，就知道中國的問題在哪裡了：他要揭示的正是“黨國”聽命於“友邦”即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結構的“
半殖民性”。魯迅更把批判鋒芒指向“現代都市文明”。他在以上海為代表的中國都市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發現了新的壓迫和奴役，併產生了新的社會典型。在他的筆下，出現了“資本家的乏走狗”、“西崽”和“洋場惡少”。他並且向知識分子提出警示：在充當傳統的“官的幫忙和幫閒”的同時，在經濟發展的現代社會，還可能落入“商的幫忙幫閒”和“大眾的幫忙幫閒”的陷阱。最難能可貴的，是魯迅在反抗國民黨統治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裡，也發現了“革命工頭”和“奴隸總管”，他預見了革命發生異化，出現新的壓迫與奴役的危險。魯迅毫不掩飾自己的階級立場，宣佈他和他所參與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革命的勞苦大眾是在受一樣的壓迫，一樣的殘殺，作一樣的戰鬥，有一樣的命運”。（以上分析見寫於2001年的《“真的知識階級”：魯迅的選擇》）。就這樣，在90年代以後的中國時代問題的映照下，社會的，階級的，左翼知識分子的魯迅，就被重新照亮了。
到2009年，在臺灣講學時，我又提出了“魯迅左翼”的概念。這個問題，是王得後先生首先提出的，即是要把30年代的左翼傳統區分為兩條脈絡，一個是“黨的左翼”，一個是“魯迅左翼”。這兩者之間顯然有著深刻的認同，魯迅一直把左聯的共產黨人視為“戰友”，絕非偶然：他們共同反對國民黨的“黨國”體制，支持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革命運動。但不可忽略的，是他們之間的差異與分歧。這涉及魯迅對政黨政治的看法、態度和關係。在1927年國共合作期間，許廣平曾有意加入國民黨；魯迅對她說，一個政黨要靠組織力量來實現它的理想，所以要強調紀律性，要求黨員絕對服從黨的決議，把黨的利益和意志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有的時候後要求犧牲個人意志。你願意犧牲就不妨加入，你如果要始終保持個人思想的自由與獨立，就別加入。這就決定了魯迅與政黨政治的關係：既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合作，甚至不同程度上接受自己認可的革命政黨的領導；但又要保持自己思想的獨立和批評權利。“魯迅左翼”的最大特點，就是在任何時候，都要堅守黨派外、體制外的獨立性與主體性，這樣，才能保證作為批判知識分子的思想的自由與徹底性。
5，“真的知識階級”，“精神界戰士”的魯迅
本來，“真的知識階級”和“精神界戰士”都是左翼知識分子的核心內涵，在這裡單獨提出，是因為我是帶著自己的生命發展中的問題，發現與強化了魯迅這兩個側面的，需要作專門的討論。
到了90年代，原先共同參加80年代思想啟蒙運動的知識分子發生了分化，到了90年代中期，就出現了所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爭。我沒有參與其中，是因為我對這兩派的主張與追求，都在某些方面有所理解與同情，又在另一些方面有所保留與質疑。我思考得更多的，是我自己的選擇：面對90年代以後中國社會的歷史性鉅變，越來越尖銳與複雜的中國問題，面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分化，我應該確立怎樣的基本立場，我要作一個怎樣的知識分子？坦白說，這個問題曾經一度讓我寢食難安。
我依舊到魯迅那裡求援，而且很快就得到了啟示。當我讀到魯迅1927年發表的《關於知識階級》（收《魯迅全集》第8卷）的演講時，眼睛為之一亮：魯迅提出了“真的知識階級”的概念，並且作了三點界說：其一，“對於社會永不會滿意”，“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並且“不顧利害”，“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其二，“他確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痛苦告訴大眾”，“因為他與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其三，他們在任何社會都不受歡迎，永遠“吃苦”，而且自己的“心身方面總是痛苦的”。真的是“心有靈犀一點通”，我立即認定，這就是魯迅的自我定位，這也我所需要、追求的：永遠不滿足現狀，作永遠的批判著；永遠站在平民這一邊，弱勢群體這一邊；永遠靠邊站，處於體制的邊緣位置。這樣，我在發現魯迅的同時，也找到了自己：這四個“永遠”，照亮了我此後的人生之路，學術之路。
在90年代末，我的生命又遇到了一次危機：當我被學術界、學院接受，甚至成了“著名學者”以後，我卻感到了學院體制的束縛，自我發生異化的危險。我又在魯迅“精神界戰士”的召喚裡找到了出路。魯迅早在20世紀初（1907年）就在《摩羅詩力說》裡大聲疾呼：“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而他所說的“精神界戰士”，其最大特點，就是“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在強調反抗精神的同時，更強調行動；而所說的行動主要是思想、文化戰線的批評實踐。魯迅無疑是中國現代“精神界戰士”的第一人，他終生都堅持“社會批評”與“文明（文化）批評”。在我急欲衝出學院的藩籬時，魯迅的榜樣，就給了我極大的啟發和力量：我可以走一條“學者兼精神界戰士”的道路，在堅持學院裡的研究的同時，又介入思想、文化、教育改革的實踐，對社會發出自己的獨立的既有批判性、又有建設性的聲音。而這樣的介入，是以自己的學術研究，特別是魯迅研究的成果為支撐的，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把魯迅精神資源轉化為社會、教育資源的過程，向中國年輕一代傳播和普及魯迅思想的過程，這也就做到了學者與精神界戰士的統一。可以說在魯迅之光的照耀下，我終於找到了一條實現自己的理想、追求，又切實可行之路。這既是對魯迅的重新發現，更是自我生命的提升：學術研究與生命成長就這樣融為一體了。
6，具有原創性與民族思想源泉性的文學家與思想家的魯迅
我晚年參與的社會、文化、教育改革實踐，主要有兩個方面，即中小學語文教育改革與青年志願者運動。而中小學教育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中小學魯迅作品教育的改革，這也是我用力最多之處。除了直接參加中學魯迅作品教育的實踐，我更要面對對魯迅作品進課堂的種種責難和限制：作為研究魯迅的學者，我必須在理論上作出回應。這就促使我重新思考、認識魯迅對民族精神、文化與教育的意義和價值。於是，又有了兩個重要發現。
在一次和中學語文老師的談話裡，我這樣講道：“魯迅不是一般的文學家，而是具有原創性的、民族思想源泉性的思想家、文學家。這樣的原創性、源泉性作家，每一個民族都不多，比如英國有莎士比亞，俄國有托爾斯泰，德國有歌德，等等。這樣的作家在他那個國家、民族裡，是家喻戶曉的。人們從小就讀他們的作品，而且要讀一輩子，不斷地從閱讀他們的作品裡，獲得啟示，獲得靈感，獲得精神的支撐。因此他們的作品總是成為國民教育的基本教材。他們的作品的教學，是培育民族精神的基礎性工程。在中國，這樣的原創性、源泉性的作家也不多。我曾和很多專家、語文教師都討論過，應該成為國民教育基本教材，不但在必修課教材裡，要佔相當的比例，而且還要開選修課進行講授的作家作品有哪些？大家意見比較一致的，認為至少應該開五門課，那就是“《論語》選讀”和“《莊子》選讀”——這是我們民族思想文化的源頭；“唐詩選讀”——這是我們民族文化的青春期；“《紅樓夢》選讀”
——這是民族文化的集大成；“魯迅作品選讀”——這是現代思想文化的開創。接受了這樣的基本教育，每一箇中學生精神與文化上就有了一個底，以後他們無論選擇什麼職業，做什麼工作，都有了底氣。我經常說，中學教育是給孩子的終身發展墊底的，魯迅作品教學應該在這一‘精神和文化墊底’的基本工作中發揮特殊的，別的作品教學不能替代的作用”。（見《和中學老師談魯迅作品教學》，收《中學語文教材中的魯迅作品解讀》）。
7，作為現代白話文學語言的典範的魯迅，作為文體家的魯迅
在和中學語文老師的談話裡，我這樣闡釋魯迅作品教學在民族文化基礎教育裡的第二個方面的意義：魯迅作品不僅是精神讀本，更是文學讀本，語言讀本，“他是一位現代白話文學語言的大師，他的作品是現代白話文學的典範，因此也應該成為學生學習現代白話文的基本教材“。我強調，“魯迅的語言是以口語為基礎，有機融入了古語、外來語、方言的成分，把現代漢語抒情、表意的功能發揮到了極致”。語文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要突出母語教育的特點，正是在這一點上，魯迅作品就顯示出了特殊的重要性：“我們正是要通過魯迅作品的文學語言，來引導學生感悟現代漢語的魅力，欣賞現代漢語的語言美”。在另一篇《且作一呼》的文章裡，我還提出：“現代作家中白話文寫得最好，堪稱典範的，有三大家，即魯迅、胡適、周作人。所以過去的中小學語文課本里，他們三位的文章是入選最多的。可以說，一代一代的中國年輕學子都是在他們的作品薰陶下堂堂入室，進入現代思想與文學、語言的殿堂的”，而直到現在，胡適、周作人的作品還被拒之於語文教學課堂之外，魯迅作品教學也面臨逐漸被淡化的危險，無論如何這是不正常的。
由此而發現了又一個魯迅研究的新天地：魯迅的語言究竟有什麼特點，有什麼屬於魯迅的獨特創造？在與中學語文教師的談話裡，我講到了兩點。我說，“周作人曾經說過，漢語有三大特點，即裝飾性、音樂性和遊戲性。其實這也是魯迅語言的特點”：魯迅語言的裝飾性主要體現在它的繪畫性、色彩感和鏡頭感上；魯迅語言的音樂性背後明顯地有中國傳統駢文的影響，周作人曾提倡“混合散文的樸實與駢文的華美的文章”，真正做到的是魯迅。魯迅作品是需要高聲朗讀的，在抑揚頓挫中感受其語言的音樂魅力。而魯迅語言的繪畫性、音樂性，不僅有中國傳統的影響，更是他自覺借鑑西方現代美術和音樂表現手法的結果，這或許是更加值得注意的。而魯迅文字裡的遊戲筆墨，則顯示了魯迅式的幽默與機智，和當代中學生是自會有會心之處的。而魯迅語言裡的色彩感、音樂感以及鏡頭感，也是最接近中學生的思維、欣賞趣味，最容易為他們所接受的。
不可忽略與迴避的，還有魯迅語言的超越性、非規範性的特點。我在另一篇文章裡，專門提到魯迅的一句話：“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這說明，人，特別是現代人，最複雜的情思，最幽深的體驗，是語言達不到的。而“魯迅作為一個真正的語言藝術家，偏要挑戰這不可言說，試圖用語言照亮那難以言說的世界”。於是，在他的作品裡，特別是在《野草》裡，出現了大量的“違反日常思維習慣，修辭習慣和語言規範的表達”。這樣的自覺的語言試驗，甚至是語言冒險，儘管會經常遭到“語言不通”的責難，但他確實“為用漢語表達現代人難言的生命體驗開拓了新的空間，展現了現代漢語的無限廣闊的表現前景”。（參看《的文學啟示——汪衛東整體研究>序》，收《魯迅與當代中國》）。這或許是魯迅對現代漢語文學與語言發展的更大貢獻。
不可忽視的，還有魯迅的文體試驗。魯迅的小說、散文、散文詩、雜文無疑都是中學生學習現代文體的最主要的典範。如何解讀選入教材的魯迅不同文體的文本，就成了中學語文教育的一大難題。這也反過來促進了我的魯迅研究：我用了很大的精力進行魯迅的“文本細讀”，由此而產生了許多饒有趣味的關於“魯迅文體”的討論與研究，如魯迅小說的“從容美學”，魯迅散文的“任心閒談”，魯迅散文詩的“獨語”，以後又提出了魯迅“雜文美學”的研究方向，等等。在我看來，這都是有極大開拓空間的，甚至有可能成為魯迅研究的新的突破口的。
可以看出，我在參與語文教育改革的實踐時，也總能抓住其中的理論問題，反過來促進對魯迅的認識與研究，達到了實踐與理論研究的結合。
8，“活在當下中國的魯迅”
我在從事大學教育，參與中學校教育改革和青年志願者運動，對年輕一代講魯迅時，都會遇到一個問題：“魯迅和當下中國，和我們每一個人有什麼關係？”記得有一年我在北大開設“魯迅研究課”，學生中就有過一場爭論：有的學生認為，魯迅應該進入博物館，成為可尊敬，但與現實無關的歷史人物；另一些學生則認為魯迅還活在當下中國，活在自己身邊。我是支持後面一種意見的；我曾經說過，魯迅不是“過去式”，而是“現在進行式”的作家與思想家，魯迅還“活在當下中國”。這背後其實是有一個對魯迅文學，特別是對魯迅雜文的認識問題。從表面上看，魯迅的雜文都有具體的針對性，那麼，時過景遷，隨著魯迅時代的過去，他所批判的對象的消失，在完全不同於魯迅時代的當今社會，魯迅雜文也就自然失去了現實意義。看起來，這似乎言之有理，但卻存在兩個問題：首先是，歷史並不是這樣一路前進的，還會出現反覆，即所謂“故鬼重來”，許多人都感到，魯迅當年批判的問題今天依然存在，甚至變本加厲。更為重要的是，魯迅的批判，不僅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而且還有超越性的思考。他的雜文因此具有了“這一個”與“這一類”的統一、“具體性”與“普遍性”的統一的特徵；而魯迅思考裡的“這一類”、“普遍性”是深入到中國歷史文化的深處，中國國民性的深處，人性的深處的。因此，他的雜文的批判也就有了超前性，具有許多超越時代的未來因素，能夠跨越時空和今人對話。有人就作過這樣的試驗：將魯迅30年代批判都市文化的雜文重新發表，題目就叫“魯迅論90年代的中國思想文化”，讀者都強烈地感到，魯迅就在面對當下中國發言。
這樣，魯迅思想就成了對中國歷史與現實都具有解釋力和批判力的思想理論資源。在我們面對現實的許多問題，感到焦慮、困惑和迷茫時，重讀魯迅著作，就會突然發現魯迅許多精彩的論述，讓你眼睛一亮，茅塞頓開，引發許多思考。我曾經作過一個《活在當下中國的魯迅》的演講（收《魯迅與當代中國》），試圖用魯迅的相關論述來討論當下所遇到的七個問題：什麼是中國的基本國情？中國問題的癥結在哪裡？如何看待中國的改革？如何看待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中國的希望在哪裡？我們怎麼辦？我們應該以怎樣的精神去做事情？重溫魯迅的論述，我和我的聽眾都大受啟發，大為感動，感到魯迅在“和我們一起憂慮，觀察，思考和探索。我們甚至感覺到了他那銳利的、溫潤的，充滿期待的目光的凝視。於是，我們心裡有了一絲溫馨，一點力量”。這樣的和魯迅一起思考的閱讀體驗是十分美好的。我還作過一個《我們為什麼需要魯迅》的演講（收《魯迅與當代中國》），談到了魯迅在整個中國文化（包括現代文化）傳統、話語結構裡，“始終是少數和異數”，是“另一種存在，另一種聲音，另一種思維，因而也是另一種可能性”。這樣，當你對既成教育、既成觀念深信不疑時，你不需要魯迅；而你一旦對自己聽慣了的話，習慣了的常規、常態、定論，產生不滿，有了懷疑，有了打破既定秩序、衝破幾乎命定的環境、突破自己的欲求，這時候你就需要魯迅了。而且你還可以一邊讀，一邊和他辯論，魯迅自己就在不斷的進行自我質疑，他從不試圖收編我們，而只是要促進我們獨立思考，期待和幫助我們成長為一個有自由思想的、獨立創造的人：這是魯迅對我們的主要意義，我們今天需要魯迅的最重要的理由。
而且，這樣的因現實問題的激發，對魯迅的某些論述的聯想和對話，是沒有止境，隨時發生的。最近，我就有過這樣的一次聯想。2016年美國大選的結果帶來的世界局勢的變化，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我自己也一直在密切關注與緊張思考。我注意到上海《探索與爭鳴》連續兩期發表了北大哲學系教授何懷宏先生的文章《美國大選背後的價值衝突》，其中談到衝突的一個重要方面發生在“獨立自由與平等福利之間”：“贊成以獨立為核心的自由的一派，認為擺脫貧困，進而過一種‘體面的生活’，乃至發財致富應當主要是自己的責任，而擴大政府的權力將損害到個人的經濟自由。所以，他們在政治上主張小政府，贊成減稅，反對在他們看來超出了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們的範圍，卻侵犯到他們的經濟自由的國家福利政策，反對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也享受本國的福利”；而“更加贊成平等福利的人們”，則“贊成向富人徵收高稅，擴大和推進國家的福利政策，包括在一段時間裡推進彌補性的對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的照顧和優待，贊成接納移民”。這裡談到的2016年前後發生的“獨立自由與平等福利”之爭，立刻使我聯想起魯迅1928年，也就是將近90年前，在《題記》（收《譯文序跋集》）裡說的一段話：“我自己，倒以為瞿提（海涅）所說，自由和平等不能並求，也不能並得的話，更有見地，所以人們只得先取其一的”。我之所以能夠立即引起聯想，是因為我早已注意到這段話，卻始終不能理解。我曾經和王得後先生討論過，魯迅
的有些論述是我們這些研究者一時不能理解的：除了這裡說的“自由與平等”的矛盾，還有魯迅在《關於知識階級》裡說的“思想自由和生存還有衝突”，“個人的思想發達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思想就不能統一，於是命令不行，團體的力量減少，而漸趨滅亡”。現在看來，我們之所以不能理解，是因為我們心目中的“自由”、“平等”、“生存”、“統一”都是一種絕對化的狀態，既看不到它們自身的限度，更有意無意忽略或迴避它們之間的矛盾；而魯迅對一切問題都採取遠為複雜的分析態度，形成了他的思想的“既肯定又質疑”的矛盾、纏繞性。這也是魯迅的思想的超前性的一個重要表現：他的許多思考、論斷，都是同代人，甚至後幾代人所不能理解，或者只能片面理解，而要在歷史的複雜性逐漸顯露以後，才能為後來人所醒悟。而這樣的“不理解”或“自以為理解卻並不真正理解”的狀況，就決定了還有很多的“魯迅之謎”有待我們不斷破解。魯迅研究的永無止境，正是它始終能夠吸引最富創造活力的研究者的魅力所在。
以上所說，大體形成了我的“魯迅面面觀”。打一個比方，研究魯迅，就好像進入一個神奇的公園，一路觀察，攝像。每走到一處，就會發現一道異樣風景，驚喜之下，連忙“咔嚓”一聲，在閃光燈照亮下，將這道風景，以及自己的瞬間感悟，全部錄下。再往前走，又有了驚喜的發現，再閃光，再錄相。這樣一路走來，公園風景的方方面面，得以逐漸呈現，給人以美不勝收之感；而風景的觀賞和攝像者也收穫了無盡的發現的喜悅。最後彙集成美輪美奐的相冊，就展現了公園風景的面面觀。在盡情欣賞之餘，又喚起了進行新的探險，發現更多的尚未看到的隱蔽風景的慾望與渴求，走上繼續探求之路。
那麼，我們今天的回顧，既是對過去的總結，又是一個新的開始。
2017年5月15日——21日
附 記
在我演講後，有幾位老師作了非常精彩的評議，接著應該有一個環節：由我作出回應。會議主持者陳平原先生也問我有什麼話要說，但我一時反應不過來，就沒有說話——這是我的一個毛病：現場反應能力不強，事後想想，又覺得還是有話要說。這回也是這樣，這幾天都在回味、思考在評議中提出的問題，就乾脆寫一篇“附記”，作一個遲到的回應吧。
聽了老師們的發言，我突然意識到，這篇總結性的報告，只是對自己研究過程的一個歷史回顧，因此，就有了八個方面的“魯迅面面觀”，但如果以此來概括我的魯迅研究，就可能忽略、遮蔽我的一些更根本性的追求與認識。其實，我在研究一開始的理論設計裡，就已經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目標，就是要努力揭示一個“充滿著深刻矛盾”的魯迅“有機體”。揭示魯迅思想的內在矛盾，建立一個闡釋魯迅的張力結構，就成了我一以貫之的追求。我的第一部研究專著《心靈的探尋》，就是以“一切”與“無所有”、“天上”與“深淵”、“無所希望”與“得救”這些魯迅式的充滿張力的概念來揭示魯迅思維的“多疑”性；又將魯迅置於“先覺者與群眾之間”、“改革者與對手之間”、“生與死之間”的既對立又相通的複雜關係中，來展現魯迅心境的“寂寞”；然後用“冷與熱”、“愛與憎”、“沉默與開口”來描述魯迅情感的糾纏性。以後，無論在研究與闡釋“啟蒙者”的魯迅，還是“左翼魯迅”時，我的著力點都是在揭示魯迅“既堅守，又質疑”的複雜與曖昧，就像吳曉東注意到的那樣，我強調的是魯迅思想與表達的“豐饒的含混”性的特點。高遠東老師說，我描述與傾心的魯迅，主要有兩條，堅持韌性戰鬥的“精神界戰士”之外，最主要的就是“有深刻的自我批判、自我懷疑”的魯迅，這是確實如此的。這樣，我的魯迅研究，不但有了自己獨特的進入魯迅的途徑（即帶著時代與自我生命的問題去不斷照亮魯迅的不同方面），自己的獨特的觀察、發現魯迅風景的角度（即在報告裡提出的八個方面），自己的獨特的言說方式（主要是主體融入的方式和“接著往下講”的自覺，也就是吳曉東說的“以魯迅為中心”的與歷史、當下和未來的“對話”），而且有了自己獨特的研究追求，即揭示一個“無以概括”也“無以歸類”的，又不斷在進行自我掙扎的，魯迅思想的矛盾結構，在“這一結構集中體現了中國歷史之交的思想文化衝突”，“同時也是人性的，人類內在矛盾的展開”（參看《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化》一文，收《魯迅與現代中國》）。
這就說到了在討論中提出的“錢理群魯迅”（吳曉東所說的“錢式魯迅”）的問題。坦白地說，這確實是我的自覺追求：我第一次在北大開魯迅研究課，題目就是“我之魯迅觀”。在我看來，這是一個獨立、創造的學者應有的學術抱負：要在自己所研究的領域打上個人的印記。事實上，這也是魯迅研究的傳統：不僅日本魯迅研究界有“竹內好魯迅”、“丸山升魯迅”等等，中國當代魯迅研究界也有“王富仁魯迅”、“王得後魯迅”等等。我今天上午在陳平原學生論文答辯會上，就提出這樣的期待：不僅要堅守周氏兄弟的研究，而且要走出不同於我們這一代的新的路子，最終開闢出有鮮明個性與獨創性的“XXX研究”的研究體系和結構。有出息的青年人至少應該有這樣的志氣，要為自己立下這樣的奮鬥目標，至於達不達得到，在多大程度上達到，那是另一個問題。即使最後由於種種原因沒有達到，也可以無愧地說：我努力了：這就夠了。記得過去有一段時期，我每年都要對北大新學生演講，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鼓勵學生“樹雄心，立壯志”：“此時不狂，更待何時？”現在的研究生實在是太老實、太拘謹了。
那麼，今天在我的學術生命即將結束的時候，回過頭來看我在學術起點上的雄心壯志，該作什麼總結與評價呢？應該是兩句話。一方面我形成了鮮明的學術個性，對魯迅確實有自己的獨立發現和屬於自己的闡釋，產生了一定影響；另一方面，我所追求的“建立以揭示魯迅思想矛盾性為中心的研究結構和體系”的目標，只是部分地實現，遠不夠完整、完善，問題多多。最致命的是，我自己個人生命、學術生命主體上的缺陷，這是我經常反省的：我是一個“沒有文化的學者，沒有情趣的文人”，在知識結構與個人趣味、修養上嚴重不足，就使得我無法進入魯迅思想與文學的許多更為內在的方面——我過去說過，自己與周作人是隔膜的，後來也就主動地結束了周作人研究；現在，我還要公開承認，自己在某些重要方面，和魯迅也是隔膜的。在魯迅研究上，已經不可能走得更遠了。更準確地說，魯迅的世界，我只是部分地“進入”了，但有的部分還是“進不去”；我和魯迅這樣的罕見的獨特、豐富、複雜的生命個體、歷史與文學巨人之間，是既相通，又相隔的。這樣的“進入”與“相通”，是很不容易，彌足珍貴的；而“進不去”與“相隔”又是必然的，必須正視的。這一點，我是清醒的：學術上的一切發現，同時意味著某種遮蔽；與學術貢獻相伴隨的，一定是種種不足與弊端；學術成就越大，失誤也越多。我經常說的“有缺憾的價值”就是這個意思，這也是我對自己的魯迅研究和其他學術工作的最終評價。剛才的評議中，也有老師提到這一點，我以為這是真正知我之言，謝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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