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央美術學院建校100週年，而藝術院校能夠走過100年的歷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中國超過100年曆史的高等學府並不多見，由此也更加凸顯中央美術學院的地位、作用和影響力，而提及中央美術學院，就不能不提及美術大師徐悲鴻先生。
徐悲鴻
徐悲鴻（1895—1953）江蘇宜興人，1895年7月19日出生於江蘇宜興屺亭橋鎮，其父徐達章是一位私塾先生，粗通詩、書、畫、印，母親魯氏則是一位農家婦女，徐悲鴻自幼隨父親習字習畫，每日臨摹名家畫作，常以弟妹等人為模特畫像。
徐悲鴻10歲起隨父親輾轉鄉間，以鬻書賣畫維持生計，日子雖然清苦，卻豐富了他的人生閱歷，同時也開拓了其藝術視野。
徐悲鴻畫技日臻成熟，在宜興也小有名氣，遂於1912年闖蕩上海灘，以賣畫謀生並學習西方繪畫，後因父親病故而返回故里，不得不放棄對藝術夢想的追求，而承擔起養家餬口的重擔，在家鄉的學校擔任美術教員。
徐悲鴻於1915年再赴上海尋求藝術之夢，以畫插圖、廣告並賣畫維持生活，其作品《馬》深得嶺南畫派領袖高劍父、高奇峰的賞識，當時高氏兄弟在上海創辦“審美書館”和《真相畫報》，《馬》被“上海審美書館”印出，這是其發表的第一張美術作品。
《八駿圖》
1916年徐悲鴻考入震旦大學院預科攻讀法文，為日後赴法留學打下了語言基礎，他在課餘時間仍然勤奮作畫。
猶太商人哈同夫婦熱衷於中國古典文化，在“哈同花園”創辦了“倉聖明智大學”，這是一所從小學到大學的全日制學校，學生的膳食、住宿和學雜費全部由學校提供。
“倉聖明智大學”向社會徵求“倉頡畫像”時，徐悲鴻所畫巨幅水彩《倉頡像》被選中，同時他也被學校聘請作畫和講學，因此結識了在此講學的康有為、王國維等著名學者。
康有為對徐悲鴻的畫非常賞識，視其為藝苑奇才，徐悲鴻則拜康有為為師，在康有為的指導下遍臨各種名碑或古拓，書法日漸精進。
徐悲鴻在得到“倉聖明智大學”1600銀元的稿酬資助後，於1917年攜蔣碧薇私奔，乘“博愛丸”輪船前往東京研修美術。
徐悲鴻與蔣碧薇
蔣碧薇與徐悲鴻是同鄉，徐悲鴻在“宜興女子學校”教書時，與蔣碧薇的伯父蔣兆蘭和姐夫程伯威是同事，與蔣家頗為熟悉，而蔣碧薇之父曾任教於復旦大學，徐悲鴻經常到蔣家拜訪並愛戀上了蔣碧薇。
蔣碧薇早已定下了婚約，而徐悲鴻在17歲時就已經被父母包辦娶親，蔣碧薇在未婚夫和徐悲鴻之間做出了艱難的選擇，由此接受了徐悲鴻對她命運的安排。
徐悲鴻畫的《蔣碧薇》
1918年徐悲鴻攜蔣碧薇回國，經康有為介紹，被蔡元培聘為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導師，結識了許多京城名流，其中就包括魯迅、劉半農、陳師曾、沈尹默、馬衡、傅增湘等人。
徐悲鴻在蔡元培和傅增湘的幫助下，爭取到了官費赴法國留學的機會，於1919年3月攜蔣碧薇遠渡重洋，先抵達英國倫敦，遍覽了大英博物館珍藏的名畫和雕塑。
青年徐悲鴻
抵達巴黎後，徐悲鴻入“巴黎私立朱利安畫院”補習素描，開始接受西方美術教育，不久考入“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經常到盧浮宮等美術館臨摹畫作，最喜歡意大利提香和西班牙裡貝拉等古典美術大師。
1920年，徐悲鴻師從繪畫大師達仰，並經常參加沙龍聚會，他在與達仰、梅尼埃等人的交談中受到極大的啟示和教益。
徐悲鴻還結識了旅歐的梁啟超、蔣百里、楊仲子、謝壽康等人，由於徐悲鴻經常到中國駐法國領事館催問國內公費匯款，由此還結識了總領事趙頌南。
由於過於勤奮而疲憊，徐悲鴻於1921年患上了嚴重的腸痙攣，而此時因北洋政府內閣更迭頻繁，徐悲鴻的留學費用經常被中斷，可謂是雪上加霜，徐悲鴻一家的生活時常陷入窘迫之中。
徐悲鴻
徐悲鴻遂轉至消費低廉的德國，師從德國素描大師阿爾圖爾·康波夫，學到了豐富的透視和解剖結構知識，素描基本功大有長進，每天作畫十幾個小時，並經常到柏林動物園採風，對各類猛獸進行速寫，並臨摹了荷蘭畫家倫勃朗的許多作品，還相繼結識了宗白華、陳寅恪、俞大維、徐志摩、張道藩等人。
徐悲鴻於1923年重返巴黎，在達仰的指導下精研素描和油畫，徐悲鴻這一年以油畫《老婦》第一次入選法國國家美術展，表明其美術作品已經得到了法國美術界的認可。
1924年，徐悲鴻又未收到公費匯款，一家人生活再一次陷入困頓之中，趙頌南得知情況後，送給徐悲鴻500法郎解燃眉之急，萬分感激的徐悲鴻為趙頌南畫了一幅惟妙惟肖的素描畫像，還為趙頌南夫人畫了一幅油畫《趙夫人像》。
《趙頌南像》
這一年還曾先後創作了素描《女人體》、《人體素描》、《丐》等，以及油畫《撫貓人像》、《吹簫》、《遠聞》、《馬伕和馬》等作品，已經在巴黎苦學五年的徐悲鴻，在其而立之年時，其繪畫藝術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
黃孟圭從美國赴歐洲旅行，經趙頌南介紹與徐悲鴻相識，二人頗有相見恨晚的感覺，當黃孟圭得知徐悲鴻經濟上頗為窘迫時，立即給在南洋兄弟菸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任總經理的二弟黃曼士寫信求助，而黃曼士交友極廣且為人慷慨，尤其喜歡收藏書畫古董等，黃氏兄弟由此收藏了徐悲鴻數百幅作品，併為徐悲鴻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保障，而徐悲鴻也引黃氏兄弟為“平生第一知己”。
左起：徐悲鴻、黃孟圭、黃曼士
1925年秋，徐悲鴻與黃孟圭結伴赴新加坡並舉辦了個人畫展，並應邀為華僑領袖陳嘉庚及其所創辦的私立廈門大學作畫。
1926年2月，徐悲鴻回到上海，田漢舉行了“消寒會”推介徐悲鴻在旅法期間所創作的作品，引起上海文化界的極大關注，康有為以“精深華妙，隱秀雄奇，獨步中國，無以為偶”稱讚徐悲鴻的作品。
徐悲鴻於當年6月再一次重返巴黎後，開始深入研究歐洲繪畫藝術，囊中不再羞澀的徐悲鴻前往布魯塞爾，臨摹了藝術大師約斯坦的《豐盛》而獲益匪淺。
又遊歷了意大利羅馬、佛羅倫薩、米蘭等許多歷史名城，欣賞了達·芬奇《最後的晚餐》、拉斐爾的《雅典派》、提香的《聖母昇天》，以及波利切提的巨幅壁畫和米開朗基羅的西斯廷天頂畫。
這一年5月，徐悲鴻精選了9幅作品參加了法國國家美展，竟然全部入選，徐悲鴻以其精湛的西方繪畫技巧和其獨特的東方韻味，征服了法國美術界，成為享譽法國畫壇的中國畫家。
《獅與奴隸》
1927年8月，徐悲鴻攜家人回到上海，居住在上海霞飛坊，其寓所很快就成為藝術沙龍，田漢、歐陽予倩、徐悲鴻這三位藝術大咖，正是在多次懇談中決定成立“南國社”，主要成員還有徐志摩、周信芳等人。
1928年1月，田漢、歐陽予倩、徐悲鴻在上海籌建了“南國藝術學院”，下設文學、戲劇、繪畫三科，田漢出任院長兼文學科主任，歐陽予倩出任戲劇科主任，徐悲鴻出任繪畫科主任，並於1928年2月24日在上海舉行了開學典禮。
國立中央大學聘請徐悲鴻出任藝術系教授，每月法幣300大洋，徐悲鴻接受了聘書，但提出了一個條件，不放棄在“南國藝術學院”的教職，而是往返滬寧之間授課。
徐悲鴻與藝術系師生合影
徐悲鴻此時已經開始了《田橫五百士》的創作，這一年的暑期，徐悲鴻專程前往福州創作油畫《蔡公時濟南被難圖》，以此紀念被日軍殘暴殺害的蔡公時。
1928年10月，徐悲鴻應邀出任國立北平大學藝術學院院長，藝術學院由原“北京藝術專門學校”更名而來，徐悲鴻積極推行藝術教學改革，聘請齊白石出任教授，高度評價齊白石的藝術成就，但徐悲鴻的一些教改措施，遭到保守勢力的阻撓，遂於年底辭職。
1929年，徐悲鴻在第一屆全國美術展覽會的《美展彙刊》上發表《惑》、《惑之不解》等文章，推崇和宣揚現實主義藝術，提倡繪畫的寫實性與創新性。
徐悲鴻還在《良友》雜誌上發表了《悲鴻自述》，以自己坎坷的學畫經歷鼓舞和勵志有為青年，1930年《田橫五百士》創作完成，這幅油畫是徐悲鴻的代表作品，用了兩年左右才創作完成。
《田橫五百士》
1931年春，徐悲鴻在法國里昂和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辦了個人畫展，並完成了大幅中國畫《九方皋》的創作，以此表達其對發掘人才的渴望。
1932年，徐悲鴻喬遷南京傅厚崗6號，為寓所取名“危巢”，並以“獨持偏見，一意孤行”懸於畫室，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徐悲鴻編著了《畫範》，以中外美術佳作供教學參考和借鑑，並參照南齊謝赫的中國畫“六法”，撰寫了《新七法》，在素描創作上應遵循“七法”：1.位置得宜，2.比例準確，3.黑白分明，4.動作或姿態天然，5.輕重和諧，6.性格畢現，7.傳神阿睹。
1933年5-6月間，徐悲鴻應“法國國立美術館”之邀，前往巴黎舉辦中國近代繪畫展，徐悲鴻攜《九方皋》、《古都回憶》、《顢頇》、《枇杷》、《雄雞》、《湖畔》、《鴨》、《六朝人詩意》、《水牛》、《廬山五老峰》《馬》、《獅》、《群鵝》、《南京一多》、《貓》等15幅作品參展，其中《故都回憶》尤其受到法國報紙的追捧和讚美，法國政府從中選購了12幅作品，並專門在巴黎國立外國美術館開闢了中國繪畫展室。
《九方皋》
徐悲鴻隨後又前往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辦個人繪畫展，遊歷了荷蘭海牙、阿姆斯特丹等地，並特意朝拜了倫勃朗的故居。
徐悲鴻在意大利米蘭舉辦了中國繪畫展覽，此次繪畫展是繼馬可·波羅之後最重要的意中文化交流，徐悲鴻也再一次遊歷了佛羅倫薩、羅馬、威尼斯等歷史文化名城。
1934年，徐悲鴻應德國美術學會邀請，先後在柏林和法蘭克福舉辦了徐悲鴻繪畫展並獲得巨大成功，德國有50多家報紙雜誌發表了讚譽文章。
當年5月至7月，徐悲鴻又在蘇聯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舉辦中國近代畫展，展覽期間盛況空前，成為在蘇聯舉行的最成功的外國展，尤其是《六朝人詩意》深得蘇聯人的喜愛。
《六朝人詩意》
1935年2月，徐悲鴻得知好友田漢被捕的消息之後，即刻趕到田漢家中，承諾田漢之母，一定要營救田漢出獄，徐悲鴻屈尊請求情敵張道藩幫助斡旋，在徐悲鴻和宗白華具保之後，田漢才得以被釋放。
1937年初，徐悲鴻相繼在香港、廣州、長沙舉辦了個人畫展，在香港展出期間，徐悲鴻花巨資從一位德籍夫人手中購得唐代著名畫家吳道子所畫的《八十七神仙卷》，成為徐悲鴻收藏中的珍品，他把這幅畫看作自己生命一樣重要。
《八十七神仙卷》（局部）
1937年10月，徐悲鴻隨國立中央大學西遷重慶，在沙坪壩安頓下來，創作了《巴人汲水》、《巴之貧婦》等反映四川人民疾苦的畫作。
1939年，徐悲鴻先赴新加坡舉辦籌賑畫展，並將全部賣畫收入捐獻給中國災民，又在印度國際大學舉辦徐悲鴻畫展，印度詩人泰戈爾親致歡迎詞，與大文豪泰戈爾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徐悲鴻與泰戈爾
在印度加爾各答舉辦畫展時，泰戈爾盛讚徐悲鴻畫作旨趣高奧，線條有韻律，色彩獨具民族風格，徐悲鴻為泰戈爾創作了油畫、素描、速寫像10餘幅，並創作了著名的中國畫《泰戈爾像》和《群馬》，經泰戈爾介紹徐悲鴻還為印度國父聖雄·甘地畫了一幅速寫肖像，在居住喜馬拉雅山大吉嶺採風期間，創造了氣勢磅礴的中國畫《愚公移山》。
《愚公移山》
1941年，徐悲鴻從印度回國途徑東南亞檳城、怡保、吉隆坡等地舉辦畫展，並將幾年來賣畫所得近10萬美元，全部捐出用於國內的抗戰和救災。
1942年，徐悲鴻在西南大後方保山、昆明舉辦畫展，並將全部賣畫收入捐獻勞軍，回到重慶沙坪壩之後，開始在重慶磐溪籌備建立中國美術學院。
1943年，徐悲鴻在重慶舉辦了個人畫展，暑期又帶領學生赴青城山寫生，以屈原《九歌》為題創作了《山鬼》、《國殤》等，還創作了肖像畫《廖靜文像》、《李印泉像，風景畫《銀杏樹》、《青城山》，中國畫《群獅》、《雙飲馬》、《梅花》、《鷹揚》。
《國殤》
這一年，徐悲鴻與中央大學的柳詒徵、樓光來、戴修瓚、高濟宇、常導直等6人被重慶國民政府教育部聘為第二批“部聘教授”。
1944年夏，年近半百的徐悲鴻終因長期過度勞累，患上嚴重的高血壓和慢性腎炎，不得不住進中央醫院治療，這次住院長達7個月，可見其病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這也嚴重影響了他的繪畫創作。
1945年初，徐悲鴻病癒出院，但身體還是非常虛弱，但他仍然堅持去中央大學為學生上課，當年12月31日徐悲鴻與蔣碧薇辦理了離婚協議，正式脫離了夫妻關係，結束了兩人曠日持久的“爭執”。
徐悲鴻與蔣碧薇夫妻關係長期失和，徐悲鴻先後愛上了女學生孫多慈和廖靜文，而蔣碧薇也與張道藩關係曖昧，夫妻雙方都有很大的責任，這是一樁歷史公案，誰是誰非似乎也很難說清楚。
徐悲鴻畫的《孫多慈像》
1946年1月，徐悲鴻與比自己小28歲的廖靜文結婚，廖靜文曾是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的學生，被徐悲鴻招聘為圖書館資料員，協助徐悲鴻工作並照料他的生活，廖靜文僅與徐悲鴻共同生活了八年，在徐悲鴻逝世後做了大量作品保護和推介工作，因此她的生活處處都烙上了徐悲鴻的印跡，這是一個為了徐悲鴻而犧牲自己一生的女人，也是一個值得廣大民眾尊敬的女性。
1983年由廖靜文撰寫的《徐悲鴻的一生》，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曾在海內外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讓人們在認識徐悲鴻的同時也認識了廖靜文。
廖靜文
1946年8月，“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在北平復校，徐悲鴻出任校長並聘請了吳作人、李樺、葉淺予、馮法祀等一批有影響的藝術家到校執教，逐步建立了完整的現代美術教學體系。
1948年底，國民政府教育部執行“搶救學人運動”，北平城內一些著名學者內心糾結，在走與不走之間徘徊，徐悲鴻則堅決拒絕南遷，並與全體師生員工一起護校。
1949年4月20日，徐悲鴻作為中國代表出席了在布拉格舉行的第一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7月21日，“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在北京成立，徐悲鴻當選為第一任主席，並被推舉為出席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
徐悲鴻（前排左一）參加文代會合影
在參加政協會議期間，徐悲鴻為許多著名學者和藝術家畫了素描肖像，其中就包括田漢、丁玲、洪深、張奚若、鄭振鐸、翦伯贊、鄧初民、馬寅初、蕭三、戈寶權等人。
1949年11月，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與華北大學三部美術系合併，組建了國立美術學院，徐悲鴻被任命為第一任院長，不久國立美術學院正式定名為中央美術學院，徐悲鴻被任命為中央美術學院院長，並於1950年4月1日在王府井校尉衚衕5號校址舉行了隆重典禮。
1951年，徐悲鴻抱病赴山東一處水利工地體驗生活，收集反映新中國建設的素材，創作了《工程師張瑨像》、《農民任繼東像》、《勞動模範呂芳彬像》，當年7月正當徐悲鴻構圖創作《當代愚公》時，突患腦溢血而導致半身不遂。
1953年，徐悲鴻病情逐步好轉，已經能起床拄拐活動，出席了齊白石93歲壽辰活動並講了話，到學院為結業班的學生講課，還為教員油畫和素描進修小組講課，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創作了一幅《奔馬》，又專門創作了一幅國畫《奔馬》贈送給毛澤東主席。
《奔馬》
1953年9月23日，全國文藝工作者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身體尚未痊癒的徐悲鴻擔任大會執行主席，腦溢血再次復發，被緊急送往北京醫院搶救，於9月26日凌晨逝世，享年58歲。
徐悲鴻是中國最為傑出的美術大師之一，他深得中西方繪畫的精髓，其偉大的藝術成就，不但為國人所熟知，而且在世界藝術殿堂裡佔有一席之地，他是一位多產的畫家，也是一位書畫收藏家，更是一位美術教育家，他所創立的現代美術教育體系，至今仍在影響中國的美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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