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過去40年所經歷的劇烈變革可以說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經由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迅速躍身為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常住人口城市化率達到58.5%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回顧近40年間複雜曲折但迅猛的歷史發展，一個重要迷思是中國何以能在經濟體制快速轉型發展的同時，最大程度地保持社會有序運行並呈現安穩和諧。當我們將視野放諸人類社會發展的整體歷史中，就會發現這實際上是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都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
社會治理轉型實踐的理論超越
回顧經典理論，馬克思在面對英國工業革命引發的階級衝突、社會極化與底層赤貧時，提出以社會主義革命來解決當下問題;涂爾幹在面對道德墮落、自殺增加、社會失序的難題時，主張通過發展職業團體和社會團體來重建社會團結。可以看出，他們的共同思考都指向了通過何種方式來應對社會變遷給生活世界帶來的新問題。而從波蘭尼對社會自我保護的闡述、葛蘭西對市民社會的洞察，以及曼對社會權力來源的分析中，我們又可以發現，不同國家皆通過社會治理模式轉型來應對其自身問題。西方的實踐經驗催生了一系列理論分析範式，其中有三種常被用來從一般意義上理解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治理轉型實踐，分別是國家—社會關係理論、理性化與現代化理論，以及全球化與世界體系理論。這些理論是否足以用來深刻理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治理轉型的實踐邏輯?
第一，“國家—社會”關係範式被很多學者用來思考不同國家的社會治理邏輯，其基本特點：一是將國家和社會預設為兩個分立的結構性實體，並以兩者之間的互動來理解不同的社會實踐。比如，貝爾甚至指出，美國是沒有“國家”的，只有個體的自我利益和追求自由的熱情。憲法、法院等“治理結構”只是為社會提供了制度基礎。二是強調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二元對立。根據國家與社會兩者可能構成的競爭關係、合作關係與衝突關係，國家—社會關係範式繼而發展出分析社會衝突與整合的三種框架：多元主義、法團主義、社會運動框架。三是強調塑造不受權力干擾、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公民社會，進而通過公民社會來影響國家政策的方向。這顯示出既定政治體制的價值取向。
但中國的社會治理實踐難以被該範式完全涵蓋。比如，在勞資衝突等社會矛盾的處理中，以及在社區治理問題的解決中，我們能夠發現政黨、政府、社會、民眾、企業等多個行動主體的共同參與。它們在不斷的溝通與討論中找到解決具體問題的方法。而且在不同事件中，這些主體之間的互動方式呈現出了權變性特徵。中國社會治理轉型的邏輯前提是1949年以來形成的國家與社會的相互聯繫、彼此支持的關係。進一步看，黨和國家在面對人民群眾的實際訴求時，往往將自上而下的政策方針與自下而上的試點實驗結合起來，在制度與生活的互動中，推動了問題的解決。
第二，中國社會治理轉型實踐並未完全按照現代化理論預設的路徑前行。現代化理論源於19 世紀諸如梅因、涂爾幹、馬克思、滕尼斯和韋伯等歐洲社會理論家。他們創立了諸如身份/契約、機械團結/有機團結、共同社區/法理社區、魅力型/官僚—理性型權威等一系列概念，以描述人類社會從農耕到工業生產轉變所產生的社會規範和社會關係的變化。該理論傾向於將人類社會的發展視為一個從傳統到現代、從落後到先進的進化過程。
然而，中國社會治理轉型的經驗不僅證偽了現代化的歷史趨同論，而且證偽了將“現代化”作為國家根本目標的理論假設。黨的十八大指出“全黨一定要牢記人民信任和重託，更加奮發有為、兢兢業業地工作”，“促進社會和諧，繼續改善人民生活、增進人民福祉”。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則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可見，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是實現人民幸福安康、社會和諧穩定的方式，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目的亦是回應人民的需求。黨的十九大重申，“全黨同志一定要永遠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顯然，中國共產黨認識到現代化是一種手段，而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才是推進社會治理轉型的根本目的。
第三，從中國與全球關係的角度而言，傳統觀點在考察中國社會治理轉型時經常有兩個傾向：一是西方中心主義傾向。比如，有學者在對中國社會治理轉型進行研判時認為，中國融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後，國家與跨國資本達成了利益同盟，而這會使中國採取壓制型的社會治理手段。二是中國本土主義傾向。比如，認為中國當前的社會治理邏輯與中華帝國時期是類似的，二者都是傳統中國社會內生的特殊性現象。這兩種理論認知傾向本質上都誤解或割裂了中國與世界在現實中相互影響的關係。
實踐告訴我們，中國社會治理轉型有時是受到中國與世界複雜互動過程的影響，中國諸多重大決策的變化與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突變相聯繫。可以說，當代以來，當中國與世界的諸多要素不斷被捲入相互適應、相互影響、相互改變的過程時，都能看到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如何推進社會治理的改革發展。今天，在全球信息、技術、人口、資本等要素流動性日益加速的情境下，中國社會治理的問題以及社會治理本身的轉型問題就會出現一種內外因素錯綜複雜的特徵。
治理轉型未來變化的研判與新議題
隨著全球化的新一輪複雜轉變、新的信息技術快速發展、全球流動社會的出現以及網絡社會的崛起，中國已經或將很快面臨更加複雜多變的國內國際環境，必然要直面諸多更加難以研判和解決的重大問題。比如，中國經濟社會的進一步深度轉型將會使得社會有效整合變得異常困難;全球化和新技術的快速發展也將進一步加速傳統觀念與意義系統、社交方式、集體行動的組織機制等方面的變遷，這一切都會對現有治理模式及其支持體系提出深刻挑戰。在改革開放40週年這個重要歷史節點，本文試圖對未來中國社會治理轉型的改革方向做出一些展望，並據此提出一些新的理論建構方向。
近些年來，社會領域面臨著一些新形勢：社會結構的高度分化與定型化帶來的民眾訴求的差異性和多樣性日益增強，社會群體在不斷重組的同時其價值取向也呈現多變狀態;社會的快速流動、利益格局及資源配置方式的深刻調整導致社會多主體之間關係的高度複雜化，並帶來更加多樣化的社會矛盾與衝突。值得注意的是，當前經濟發展的放緩意味著解決這些問題的經濟手段面臨著極大的制約。此外，現代信息技術及互聯網科技、大數據、現代金融等技術的快速升級換代式發展，不斷衝擊和改變社會的認知、認同及管理的組織方式;社會生活的不確定性日益增強，群體、組織、空間等有形的邊界日益模糊，組織和整合社會生活和社會秩序的主導權力來源和機制將持續發生改變。尤其是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領域都會帶來深刻變革，並將同時引發治理方面的挑戰，比如：治理結構的僵化性，即傳統科層制治理的刻板思路，很可能難以應對人工智能快速發展而形成的開放性和不確定性;治理方法的滯後性，即長久以來建立在人類行為因果關係基礎上的法律規制體系，很可能難以適用於以算法、數據為主體的應用環境;治理範圍的狹隘性，即對於受人工智能發展衝擊而引發的新的社會議題，需要構建新的治理體系和發展新的治理工具。從現實角度看，這些挑戰對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治理模式已經開始提出新的要求。
中國社會治理在新時代的轉型面臨著極為複雜的現實狀況，從另一個側面看，這為我們從高要求高標準創建基於本土的治理模式以及與此相適應的理論話語提供了契機。換言之，應對新時代治理挑戰的創新實踐將為人類社會的未來治理方式和路徑提供有益的借鑑方案。
隨著執政黨自我革新境界的不斷昇華，在未來的治理轉型過程中，中國各社會治理主體之間關係格局的優化仍將是值得關注的核心問題，由此可以預期的是，黨建引領社會治理實踐和社會治理體制的創新將始終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相適應。正因為如此，隨著社會治理對象不斷複雜化，社會治理的難度亦隨之提升，執政黨如何通過不斷的自我革新以面對未來的多重挑戰，將是社會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研究者今後要面對的新課題。
與此同時，如何進一步在政府自身改革的基礎上，激發社會內在活力，使其與其他治理主體形成有效的對接和合作，也將成為中國社會治理轉型的焦點。服務型政府的建設要求各級政府在履行職能時強化公共服務、公共管理和公共安全職能，確保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協調發展。這就需要清晰定義不同層級、不同類型政府部門的職能，使多層級政府體系超越以經濟為中心的傳統發展觀，推動基層政府的職能重心向公共服務供給轉變，同時深刻踐行規範化和規則導向的運行模式。因此，需要進一步研究服務型政府有效運行的保障機制與支持條件。從社會維度看，廣大民眾對於社會治理有效性的訴求越來越多，但會更加彌散和碎片化。改革開放以來，以地域行政結構為基礎的治理體系不斷被打破，社會治理越來越需要依託於社會組織的合理發展。鑑於中國漸進式轉型過程中社會力量生長的制度環境，未來學術界需要進一步研究如何為社會組織更好地發揮積極有效的作用提供相應的條件。
站在今天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和國內經濟社會發展都呈現出前所未見的新挑戰的時空位置上，回顧改革開放40年進程中的中國社會治理轉型，儘管我們對轉型的內涵有很多豐富和差異化的理解，但我們不會拒絕這樣一個共識：40年來中國社會治理轉型極具理論創新意義，其實踐經驗及其內涵的理性與邏輯都遠遠超出了基於西方經驗的傳統社會理論的基本想象和認知框架。我們深刻認識到，以中國社會轉型與改革開放為分析背景，討論社會治理轉型如何直面獨特挑戰，中國式推進方式與制度優勢以及未來創新的戰略選擇，總結中國社會治理轉型與中國社會再整合的經驗邏輯，對於推進中國構建其自身社會治理轉型理論話語非常必要，也很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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