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導言
在二戰後，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時常合二為一，以 “自由民主主義” 的形式呈現在我們面前，而由新自由主義改革帶來的經濟發展也使得采取“自由民主主義”的美國與西歐國家一時間成為第三世界國家為謀求發展而看齊的標杆。然而，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在原理上存在根本的矛盾，美國與西歐國家近些年經歷的國內局勢動盪也印證了這一點。作為曾在90年代被學者捧上神壇的“政府最終形式”，自由民主主義究竟何去何從？對此，紐約城市大學的海倫娜·羅森布拉特（Helena Rosenblatt）教授在《衛報》（The Guardian）上發表了《自由民主制度危在旦夕，但我們是否曾經徹底理解過它？》（Liberal democracy is in crisis）一文。在文中，她主張通過回顧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歷史，以解決自由民主主義現存的問題。
自由民主制度危在旦夕，
但我們是否曾經徹底理解過它？
作者：Helena Rosenblatt
翻譯：吳啟濤
早在25年前，時政專欄作家法理德·扎卡里亞便強調過 “非自由民主”體制的危害——在他看來，民選政府對自由理念的關注似乎僅僅停留在了口頭層面；與之相反的是，政府在違反法治社會與剝奪公民基本權利的路上卻漸行漸遠。這種現象在當下的社會愈發明顯與普遍。
在今天，許多人認為我們所處的社會正在危機的邊緣徘徊。《金融時報》的作家艾德·魯斯認為“自由民主主義比以往任何時侯都要更加接近崩潰”。美國前國務卿瑪德琳·奧布賴特甚至在她的新書中討論了法西斯主義在現代社會中再次崛起的可能性。
來源：pakteahouse.net
而大多數普通人亦對美國民主制度處於危機這件事採取一致的態度。《經濟學人》雜誌的發展指數分析將美國定義為“存在缺陷的民主制國家”。這套分析隱含的邏輯值得我們注意：美國看上去對現有的民主制度愈發自滿，以至於對“民主”本身的傳統理念失去了興趣。聖母大學政治系教授帕特里克·蒂尼恩總結道：自由主義已經失敗了。而紐約時報的大衛·布魯克斯則認為（美國的）自由主義者忘記了如何保衛他們引以為傲的“民主自由價值”。在布魯克斯看來，自由主義者們不應該忘記“自由民主主義的準則”是什麼。
這一切問題的核心在於，我們並未就自由民主主義的定義產生認同。儘管許多人認為自由民主制度瀕臨死亡，並且以此為前提對制度本身大書特書，但他們在理解自由民主主義上的分歧使其往往在對制度本身的討論上出現一定偏差。如果我們無法就自由民主的定義達成共識，又怎能對它進行有效的討論呢？
對自由民主主義的術語分歧不僅會帶來語義上的矛盾，且導致了我們對制度缺陷的思考產生混亂。這種分歧影響了自由主義者對原則本身的思考，而這也將不可避免地削弱自由主義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在這樣的前提下，自由主義者的政敵能夠輕易地利用語義上的不明確性對它發起攻擊。綜上，在當下這個節點對“自由民主主義”的定義進行澄清勢在必行。對此，我們首先要了解自由民主主義制度的歷史。
本雅明·貢斯當
大多數人在討論自由民主主義時經常將“自由”和“民主”混為一談，這顯然是錯誤的。這兩個概念並非近義詞，而在歷史中它們甚至互不相容。自古希臘時代以來，“民主”便是“人民統治”的化身。一些人將民主理解為男性公民對社會政治活動的直接參與，亦有人將它理解為基於男性公民選舉的代議制系統。然而，直到十九世紀，大多數自由主義者對民主都不抱有好感。在經典自由主義者眼中，民主不過是暴民統治的延續。的確，自由主義在被創造伊始便肩負牽制民主制度的使命。
可以肯定的是，自由主義的奠基人絕非民主人士。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家邦雅曼·貢斯當支持對參與投票和公職擔當的公民實施嚴苛的財產資格限制。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加深了自由主義者對公民的看法。在貢斯當等人眼中，公眾完全沒有合理掌控政治權利的覺悟——大多數人缺少理性、無知，並傾向於在困難面前濫用暴力。在公眾的壓力下，法治社會與基本人權蕩然無存，而“人民公敵”們則被悉數送上了斷頭臺。諷刺地說，法國大革命最為民主的階段幾乎無時無刻不伴隨著血腥的人民暴政。
（來源：criticatac.ro）
屢次被“全民公投”合法化的拿破崙獨裁製亦加劇了自由主義者對“民主”的恐懼與擔憂。拿破崙在法國國內的熱度印證了民眾對獨裁統治的偏愛，以及對獨裁政權宣傳機器的深信不疑。一些人將拿破崙的統治稱作“民主極權”，而“波拿巴主義”與“君主專政”等名詞也屢見不鮮。貢斯當則將其稱作“暴力篡權”。在他看來，“篡權者”需要經常為自己的立場進行辯護，因此他們不得不利用謊言與宣傳工具以持續獲取民眾的支持。他們經常與宗教當局結盟鞏固他們的統治。另一方面，他們不斷髮動無用的戰爭以分散民眾的注意力，以此掩蓋他們在國內的作為，並利用戰爭中飽私囊。最為糟糕的是，被他們欺騙的民主往往成為了獨裁者暴行的最大受害者。
法國政治思想家阿萊克西斯·托克維爾亦對民主抱有自己的擔憂。發生於1830年和1848年的另外兩場法國革命證明了群眾依然極易被煽動性言論左右。根據托克維爾的釋義，民主制度不可避免地催生出了一種有害的利己主義。
阿萊克西斯·托克維爾
早期的自由主義者，如貢斯當與托克維爾，對如何應對民主制度的危害貢獻了自己的思考。在他們看來，民眾的主權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在此前提之上，法制與個人自由方能得到保障。但完善的法律並不能使鐵腕領袖完全遵循甚至敬畏制度——為了達成個人目的，他們可以輕易繞開法律的制裁。因此，自由民主制度的生存在一定程度上有賴於公民對政治的熟悉。貢斯當週遊法國，向各地民眾傳授憲法的原則，以及公民的義務與權利，並發表了許多文章。可以說，貢斯當為出版自由貢獻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同時，貢斯當與托克維爾認為自由民主制度的生存亦取決於公民的道德價值。托克維爾對建立“公民道德”與“公民美德”提出過設想；而貢斯對他在法國公民身上看到的道德冷漠與自私感到沮喪。在他看來，這些負面的道德影響只會使獨裁者更加受益。他們也對如何阻止社會整體的道德墮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他們看來，精英階層對公共事務的投入至關重要。貢斯當寫到，“啟蒙階級以及道德完善的人需要承擔起傳播真理的使命”。為了抵制犬儒主義對民眾思想的侵害，他們需要在傳播公民道德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正如托克維爾所言，社會的領導階級需要承擔“教授”公民民主價值的責任。
令人沮喪的是，這句話在今天顯得相當的空洞與幼稚。我們依然需要從建國國父那裡領悟自由主義的真諦；而經歷過存在危機的他們早已看出民主制度對自由主義的限制。我們應當銘記他們的教誨。
輸
Rosenblatt, Helena. Liberal Democracy Is in Crisis. But ... Do We Know What It Is? The Guardian, Guardian News and Media, 27 May 2018.
網絡鏈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8/may/27/liberal-democracy-history-us-politics
吳啟濤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國際關係專業2015級本科生。現為本校“和平與安全研究中心”（CPASS）研究助理，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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