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光緒南陽縣誌》說岳飛手書出師表的題跋是偽造的？問答頭條網

為什麼《光緒南陽縣誌》說岳飛手書出師表的題跋是偽造的？

2018-11-30 23:58:59 佚名

飄逸的歷史

答：實際上，提問問題的人已經在問題的下面用小字自行回答了。

《光緒南陽縣誌》為什麼會說岳飛手書出師表的題跋是偽造的呢？

光緒年間的南陽知府任愷已經說得夠明白了：跋語中寫：“紹興戊午秋八月望前，過南陽，謁武侯祠，遇雨，遂宿於祠內。”要知道，紹興戊午即為紹興八年，但岳飛得授少保的時間是紹興十年，跋後卻赫然蓋上了一個少保印章，這造假不就很明顯了嗎？！

不但題跋是偽造的，就連整個“岳飛手書出師二表”也是偽造的。

這一點，宋史研究專家鄧廣銘以筆跡學為依據，進行過認真對照，科學分析。

南宋嘉熙、淳祐年間曾宏父彙編的名人書法真跡《鳳墅帖》中，收錄有三幅岳飛寶墨。

這三幅寶墨，其實是岳飛從軍營中發出的書簡。

鄧廣銘先生以這這三份書簡的字跡與“岳飛手書出師二表”一筆一劃的比對，認為筆法明顯不同。

尤其是三份書簡的簽名與“岳飛手書出師二表”的簽名，更是差別巨大。

即：“岳飛手書出師二表”為偽。

應該說，以筆跡來驗證真偽，是最科學、最權威、最有說服力的證明方法。

舉一例：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被俘，傳說為曾國藩呈上了洋洋灑灑數萬字供狀。很多人懷疑所謂供狀是曾國藩安排手下幕僚偽造。而等《李秀成供狀》影印本發行，太平天國研究專家羅爾綱從筆跡學角度出發，以李秀成在太平天國軍中籤發文書的筆跡進行對照，推出結論：《李秀成供狀》為李秀成親筆所書！

從此，李秀成被擒後寫數萬字供狀便成為了所有史家都接受的定論。

所以，通過筆跡學科學分析，“岳飛手書出師二表”為偽，也應該成為史家可以接受的定論。

再有，另一宋史大家王曾瑜先生通過嚴密的考證，發現“岳飛手書出師二表”跋文中自述是“紹興八年八月望前”書寫的，但岳珂收集岳飛給宋高宗的奏請中卻有“臣已擇今月十二日起發，於江、池州（赴）行在奏事”的記錄，即八月望前，岳飛已奉命離開鄂州，在前往臨安途中，從時間上說，並無沒有離開鄂州北上鄧州南陽縣去“謁武侯祠”的可能。

另外，清史專家王戎笙先生也提出，“岳飛手書出師二表”中，在書寫“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時，居然不避宋欽宗趙桓的“桓”字御諱，即這幅作品非但不可能是岳飛所作，也不大可能是南宋人所作。理由很簡單：岳飛作為一個大臣，絕不會做出犯御諱之事。

以南宋晚年高斯得為例，其在奏中有寫：“君臣之間，相覿以貨，相賂以利，此元、靈汙濁之事，豈盛世所宜有哉?”這裡說的“元、靈汙濁之事”就是說漢桓帝和漢靈帝兩朝情況，將“桓”改為“元”，即是為避宋欽宗的御諱。

最後補充一句，“岳飛手書出師二表”雖屬偽作，但也不能否認岳飛的書法成就。

證據是：岳飛有一端硯，上有岳飛親筆草書銘文八字，為“持堅守白，不磷不緇”，此八字堅毅沉雄，氣貫日月。硯後來被宋末進士謝枋得收藏。謝枋得南宋陸沉之際，贈硯與文天祥。文天祥又在硯上刻銘雲：“硯雖非鐵難磨穿，心雖非石如其堅，守之弗失道自全。”

對於岳飛的書法，文天祥稱讚說“若雲鶴遊天，群鴻戲海，尤足見干城之選，而兼文學之長，當吾世誰能及之”。

現觀《鳳墅帖》中所收錄的三份岳飛寶墨，亦可知窺知岳飛的書法成就。

順帶說一趣事，曾有“高人”自顯高明地說：“岳飛手書出師表中出現了簡體字，可知是1958年後的後人偽作。”

此“高人”說的簡體字，是說跋語最後“岳飛”落款中的“嶽”字是簡體字，沒有寫成繁體字“嶽”。還稱，諸如有“言”字偏旁的字寫成了“訁”字偏旁，諸如此類，等等。

對於這個半瓶醋所謂“高人”的說法，這裡就不展開說了。

實際上，“岳飛手書出師二表”的出現時間絕對在明成化之前，清人歐陽輔就疑其為明成化年間士人白麟的偽作。

覃仕勇說史

質疑岳飛手書二表石刻造假的基本上是襄陽說者及其擁躉，目的是詆譭南陽臥龍崗諸葛亮躬耕地文化遺產，推毀‘’躬耕南陽‘’這一中華文明璀璨印記，為‘’古蹟克隆中心‘’這個偽躬耕地小三上位鋪路架橋。

期待權威機構早日為襄樊歐廟遺址定性，還其東漢襄陽城本來面目，讓‘’襄陽說‘’據以甚囂塵上的‘’號曰‘’隆中失去歷史依託‘’牆倒屋塌‘’，讓狂躁汙衊‘’岳飛手書二表‘’造假的鬼魅魍魎們自然絕跡。

襄陽說網友念念在茲的《隆中對》，亦稱《草廬對》，篇名均為清代文人所取。南陽臥龍崗、襄陽隆中歷史上都叫隆中，為別苗頭，襄陽隆中於1893年改名‘’古隆中‘’；諸葛草廬位於南陽臥龍崗，個人認為《草廬對》篇名比《隆中對》更能貼合《出師表》中‘’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顧臣於草廬之中‘’之精髓。

最早記述諸葛亮故宅‘’隆中‘’的典籍是東晉王隱《蜀記》，其記載的‘’觀亮故宅‘’場所‘’隆中‘’、‘’隆山‘’位於‘’沔之陽‘’(沔即漢水，沔之陽即漢水北岸)；一百年後東晉襄陽人習鑿齒叧起爐灶，在其民史《漢晉春秋》裡以‘’號曰‘’的方式把隆中做為正式地名鏡像到漢水南岸。這種源文化的易地傳承，我們稱之為僑置(宋末元初襄陽人在韓國的分支所建之韓國江原道‘’襄陽郡‘’異曲同工)，世人不應片面以文化‘’造假‘’視之。因此，襄陽隆中(古隆中)是一種文化傳承，不等於真實‘’亮家‘’，與‘’躬耕南陽‘’更是分屬兩個頻道。

因古隆中所在地在《史記》、《漢書》、《後漢書》、《資治通鑑》的記載中均屬於兩漢南郡(曹魏襄陽郡)屬地的事實可相互佐證，故東晉習鑿齒定位的‘’亮家於南陽之鄧縣……號曰隆中‘’(古隆中)因缺乏依據遂成孤證，臆想的成份居多。

超體諒襄陽說及其擁躉悲摧心態：

——‘’亮‘’是好‘’亮‘’，不該寫‘’躬耕於南陽‘’；

——岳飛手書前後出師表是好東西，幹嘛非要加個‘’過南陽‘’的跋？

——垂涎幾百年的躬耕地名頭，死活搬不到古隆中博古架上……

期望越大，失望也越大。爭躬耕地無望，個別襄陽說盲從者怒變潑汙罵街黨。誰之過？

謝謝大家。

望峰鳶

《光緒南陽縣誌》“卷十藝文”中說“宋書出師表，存在縣西南七里臥龍岡，紹興八年岳飛草書，光緒二年刻石。跋雲：紹興戊午，秋八月，望前，過南陽謁武侯祠，遇雨，遂宿祠內。更深秉燭細觀壁間昔賢所贊先生文詞詩賦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覺淚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獻茶畢，出紙索字，揮涕走筆不計工拙，稍舒胸中抑鬰耳。岳飛並識。按此刻後，有知府任愷跋稱：此碑在江南之彭城，壬申摩勒於石。則此帖蓋愷所購也。原跋，下有少保印章。考宋史本傳，紹興十年飛授少保，此帖稱戊午，實紹興八年，飛未授此階，不應有此印章。殆淺人贗為之歟。”

在這段收入《光緒南陽縣誌》的文字中，南陽人對於岳飛手書出師表的題跋真實性發表了自已的觀點，大意是“原跋，下有自稱為“少保”的印章。根據宋史，岳飛紹興十年才授少保，因此紹興八年不可能用少保印章。這題跋大概是膚淺小人偽造的！”
南陽人在《南陽縣誌》中公然質疑“岳飛手書出師表”題跋的真實性，這與一般的認知截然相反！難道該題跋真是假的？

查詢《宋史》我們發現，從紹興七年底到紹興九年初，這段時間，南宋一直在與金朝議和，商談歸還先帝梓宮和河南的土地。南宋根本沒有向北方的軍事行動。
根據岳飛之孫岳珂的《嶽鄂王行實編年》記載：“紹興八年戊午歲,(岳飛)年三十六，還軍鄂州，備金人入覲論和議之非……春二月還軍鄂州……秋召赴行在。金人遣使議和將歸我河南地……紹興九年己未歲, (岳飛)年三十七……春三月以復河南赦天下。”

而岳珂在《金佗稡編》也提到“紹興八年，秋（岳飛）奉詔入覲。” 在《金佗續編》中收錄的紹興八年八月岳飛給朝庭的《乞致仕不允仍令前來行在奏事省札》中說“今月十二日，起發於江池州以來聽候指揮，臣不勝懇切之至取進止。”後有朝庭的回覆說：“右奉聖旨，乞仍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前來行在奏事。今札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嶽太尉疾速施行准此。”

從以上歷史記載可知，紹興八年岳飛駐軍在鄂州（今武昌），距南陽地區八九百里路程，且八月中旬岳飛奉聖旨到杭州面見趙構，而當時金宋在合談歸還河南，這種情況下岳飛不可能擅自帶兵經過南陽。這些歷史記載都與題跋的內容相矛盾。
這樣說來，南陽人的先祖在編撰《光緒南陽縣誌》時說“題跋大概是膚淺小人偽造的”觀點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岳飛必竟是中國萬眾景仰的民族英雄，從感情上講人很難接受有人竟然可以無恥的偽造岳飛的題跋！
這可真是道難題，讓人難以做出準確的判斷！不知道有沒有客觀的歷史研究者能給出明確的回答？

到底是該相信南陽先祖編撰的《光緒南陽縣誌》所說，有人無恥的偽造岳飛的題跋呢？

還是該相信岳飛題跋是真的，是南陽人的先祖在編撰《光緒南陽縣誌》時胡說八道呢？

飄逸的歷史

岳飛曾經在南陽武侯祠題寫了《前後出師表》，歷來頗有影響。襄陽為爭躬耕地當然不會放過這個寶貝。但其做法令人不齒:一，派人到南陽以加強兩地學術交流為藉口拓片；二，在隆中複製刻碑，但後邊岳飛的“紹興戊午秋八月望前，過南陽，謁武侯祠，遇雨，遂宿於祠內”題跋刪去不刻，矇混遊客；三，在炮製“南陽位於襄樊一帶”的那一版教科書上以岳飛手書配“古隆中”牌坊照片，給不明真相的學生製造岳飛在隆中手書《前後出師表》的假象；四，陰謀敗露之後大肆攻擊岳飛手書是假的。在這個問題上襄陽從頭至尾都是在開玩笑，如果岳飛手書是真的，這樣移花接木太卑鄙了吧？如果是假的，費這麼大勁複製過去騙遊客、在教科書上騙學生是什麼居心？這恐怕已經不是“笑話”了吧！

附:一篇自擺烏龍的曠世奇文

——評容若先生的《古隆中在湖北襄陽》一文

在丁寶齋先生主編的《諸葛亮躬耕何處》一書中，收錄有香港學者容若先生的一篇文章《古隆中在湖北襄陽》，並介紹了這篇文章出爐的前因後果，大意是1990年3月在上海舉行的諸葛亮躬耕地問題學術座談會上，專家們對因旅遊景點的開發引起多年爭論的上述問題，今獲得一致看法。在這次會議上，著名的歷史學家譚其驤教授說，根據他的考證，諸葛亮躬耕於河南省南陽市（當時為南陽郡以南的鄧縣隆中，這地方鄰近湖北省北部，在該省襄陽城西20裡地，北周時廢鄧縣，隆中曾屬襄陽）。諸葛亮是公元181～234年間的三國蜀漢政治家、軍事家，東漢末隱居躬耕，但仍留心世事，被稱為“臥龍”，公元207年，劉備三顧草廬即源於此。為此，新華社3月27日發電文登載在了3月28日的香港《華僑日報》上。而容若先生看了這則電文後，大為不滿，隨即寫下了《古隆中在湖北襄陽——駁譚其驤“諸葛亮躬耕於河南南陽市”之說》的宏文，此文刊登在香港《明報月刊》1990年7月號上。

雖然事後澄清，容先生與譚先生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此乃一場稀裡糊塗的自擺烏龍之舉，但“襄陽說”的學者還是非常興奮，丁寶齋先生事後寫文章讚歎曰：“（容若）文章以鮮明的觀點、確鑿而精當的史料，從多個角度論證諸葛亮躬耕地在今湖北襄陽城西20裡的隆中，駁斥了“南陽市說”的錯誤……容若先生的考證堪稱無懈可擊。但他對譚其驤的批駁，實實在在是一個令人遺憾的誤會，使譚其驤教授蒙受不白之冤！”（載《丁寶齋文集》，作家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115～119頁）

對這場自擺烏龍之舉，我們不去多說什麼，人家的觀點都沒有搞清楚就去批駁也有點兒太過兒戲了，不議。我們只在這裡評論一下被丁寶齋先生認為“堪稱無懈可擊”、“確鑿而精當的史料”的容先生的觀點。

容先生在文章的第一部分“電文的缺失”裡提了5條商榷意見，前兩條容先生認為：只提小說《三國演義》，不提史書《三國志》，有誤導讀者之嫌。而參加這次座談會的只有10餘人，“卻把它說成‘多年爭論’的問題已‘獲得一致看法’，會不會太武斷呢？”這些觀點無疑是非常正確的，這也是“南陽說”學者長年堅持的觀點之一：《三國演義》不是史書，個別人的觀點不能作為結論，只有10餘人，“卻把它說成‘多年爭論’的問題已‘獲得一致看法’顯然是武斷和不科學的。其後的第三條意見，容先生認為：把“鄧縣”說成“南陽郡以南”是“考證”出錯。這也非常對，無論幹什麼，說話都不能這麼不嚴謹，尤其是學術研究，10餘個專家把“鄧縣”說成在“南陽郡以南”，的確是錯誤的，我們也有同感。

如果說前三條容先生的觀點和“南陽說”不謀而合，是基本正確的話，到了第四條，其觀點就有點兒離譜了，他寫道：譚先生的“‘北周時廢鄧縣，隆中曾屬襄陽’之說也有問題。按：隆中在漢代已屬襄陽，絕非到了‘北周時廢鄧縣’，然後‘曾屬襄陽’”。本來，譚先生的“北周時廢鄧縣，隆中曾屬襄陽”的觀點就有點離譜了，而容先生的批駁更加不著邊際，隆中在漢代已屬襄陽了，那還在這裡爭什麼“躬耕南陽”？這不又和“南陽說”的觀點不謀而合了嗎？

隨後，容先生在第二部分“古南陽並非今日的南陽市”裡寫道：“今天的河南南陽（已劃入南陽市）和湖北襄陽（已劃入襄樊市），在漢代都屬南陽郡。不細心考察，極容易把今天的南陽市同古代的南陽郡畫上等號。”嗚呼，什麼時候襄陽屬於過南陽郡？為了證明諸葛亮躬耕隆中，也沒有必要這麼編造歷史吧？容先生特別強調今天的南陽市不能與古南陽畫上等號，難道今天的南陽不是古南陽在歷史地理上的傳承？如果南陽不是“南陽”，那誰是“南陽”呢？誰能和“古南陽”畫上等號呢？按容先生的說法，今天的襄陽市是可以和古南陽畫上等號的。這就奇了怪了，這不就如同說，今天的襄樊不是古襄陽，而今天八竿子也打不著的新野才是古襄陽一樣離譜嗎？

其實，我們到現在才看出一點兒眉目，容先生是說：“隆中在漢代已屬襄陽”，“湖北襄陽在漢代屬南陽郡”，於是乎，諸葛亮“躬耕南陽”就是躬耕襄陽，躬耕襄陽就是躬耕隆中。至此，我們才明白丁寶齋先生認為此文“堪稱無懈可擊”的絕妙之處啊。

接著，容先生在“孔明躬耕地應在襄陽”、“孔明親朋好友可為佐證”、“躬耕地決非今日南陽市”三部分列舉了“襄陽說”經常使用的一些史料，雖然較為膚淺，但仍屬中規中矩之文，這些觀點“南陽說”學者在其他文章裡已多有商榷，限於篇幅，在此不議。容先生如果有興趣，可另文探討。

最後，容先生又發奇談，在“‘沔之陽’說明了什麼”部分寫道：“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史證——《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裴注引《蜀記》：“……天子命我，於沔之陽……文中‘沔之陽’三個字，就是重要線索。‘沔’即漢水，‘陽’指南面。襄陽隆中，正位於漢水南面。如果像譚其驤教授，把這個隆中搬到河南南陽，不論是南陽市所管轄的任何一個縣，都同‘沔之陽’毫無關係了。這一點，也是譚教授所忽略，以致他的‘考證’大為犯駁。”

這真是天下奇談了，一個連“山南水北為陽”，襄陽、隆中東漢時的歸屬這些基本歷史常識都不知道的“學者”，“襄陽說”怎麼好意思把他的文章收進《諸葛亮躬耕何處》這樣的學術著作中？還肉麻地吹捧為“堪稱無懈可擊”、“確鑿而精當的史料”，認為“容若先生的考證可謂結束了一樁懸案。”這不是故意在找容先生難堪嗎？這樣“八卦”的考證能“結束了一樁懸案”嗎？我不知道歷史地理學大師譚其驤先生看到他的觀點這樣被批駁會是怎樣一種心情，莫衷一是？哭笑不得？不過，丁寶齋先生在此後解釋這一事情的文章中曾透露出這樣一個細節：“譚教授剛度過80歲生日。左腿輕度中風，行走稍顯艱難。但他仍才思敏捷、精神矍鑠，引用史料準確、精當，講話生動詼諧。一口浙江鄉音很濃的普通話，特別富有表現力。每當講到‘南陽市說’考證的滑稽處和他曾為歷史名人的籍貫說真話而捱罵時，會場不時發出一陣陣的笑聲。”

我們不知道譚先生在以後的其他會議中是否也會談到容先生這篇文章的“滑稽處”，會場是否也會“發出一陣陣的笑聲”，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襄陽說”以這樣“堪稱無懈可擊”、“確鑿而精當的史料”來否定“南陽說”，來“結束了一樁懸案”的時候，歷史、讀者、後世的子孫一定會“發出一陣陣的笑聲”的。

到這裡，我認為有必要再說幾句話，容先生的上述失誤，可能是看到譚先生的講話後，情急之下，匆忙之中所致。面對汗牛充棟的歷史資料，理解不同和引用失誤是很常見的事，我的批駁並非針對容先生個人，“拾遺規過，匪為齮齕前人，實為開導後學”。我始終認為，對手的觀點哪怕只有十分之一是對的，也值得去學習、借鑑、汲取和尊重。我所反對和批駁的，是某些“襄陽說”學者那種“黨同伐異”的學術作風，觀點相同的，就是“堪稱無懈可擊”、“確鑿而精當的史料”；觀點不同的，就是“不懂裝懂”，“凡是學過歷史的就如何如何”，就是“恬不知恥”，“見鬼去吧”，就“發出一陣陣的笑聲”，隨便一個人說句什麼話就宣稱“結束了一樁懸案”，就是“始終是一致的”、“沒有疑義的”。網上有傳聞說，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上，有學者第一次提出南陽臥龍崗過去叫隆中時，襄陽學者就拍案而起。這位學者苦笑著說：“這是隻許南陽在隆中，不許隆中在南陽啊。”如果任由這種“黨同伐異”的不正之風蔓延下去，在諸葛亮躬耕地問題的研究中，就不能“去粗取精，去偽存真”，那留給後人和塞進教科書的所謂“學術觀點”和“結論”，就一定會是一連串漏洞百出的學術“笑話”，就會是一大堆匪夷所思的學術“垃圾”。

話說的重了點，但“良藥苦口”，請“襄陽說”的某些學者，尤其是那位“領軍人物”三思。

奔流到海不停留

飄逸的歷史，躬耕南陽你們一直再找證據推翻，拿出一些野史演義之類的做證據，首先混淆南陽和南陽郡，又證明宛城和南陽不相干，接著又拿南陽縣誌，隨意篡改本意，東拼西湊，結論也自相矛盾，你真是個人才，你賣力挑逗南陽襄陽網友之間的爭執，製造矛盾，動機何在？

艾絨機械

北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它與《史記》為中國可信度、真實度最高的二本史書)清楚地回答了諸葛亮是哪裡人、寓居地(躬耕地)。就這樣波“南陽說”者歪曲為“寓居於襄陽，躬耕於南陽”，諸葛亮有轎車才行，思維正常人都覺太好笑的，本外說南宋岳飛以及明清的史料、名人關於躬耕地的都不值一評，我可是廣東人不偏見講以上。

精侃妙評

這問題看怪不怪，襄陽人為躬耕地不停折騰，光緒時期和岳飛宋朝相隔兩個朝代，別說粘著諸葛亮，粘著諸葛亮的事人馬上變聰明，什麼歷史問題都能搞明白，既然說岳飛出師表是假的，襄陽還複製刻碑放在隆中，刻出來的二等貨放在隆就變成真的，諸葛亮出師表敘述躬耕南陽，襄陽跟南陽槓上了，過一段時間說南陽爭故里，搶躬耕地，變著法的提問題繞來繞去最後還是回到躬耕地，好像都是南陽搶，搶也是搶別人的，賊偷也是偷別人的，南陽自己能搶自己嗎？奇談怪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