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險臘子口，是紅一方面軍長征中突破的最後一道險關，由此而勝利進入陝甘。有關臘子口戰鬥的歷史文獻、各種資料以及親歷者的回憶錄等，都已公開出版。然而，仍有許多鮮為人知的敵情我情、地域風情和戰鬥過程的慘烈情景，壓根兒就不曾載入長征史冊，尤其是紅軍指戰員英勇戰鬥、自我犧牲的精神，更是值得永久懷念的血染的歷史篇章。
峽谷隘口，長征路上最為艱險的一道險關
臘子口位於甘南迭部縣城以東、白龍江北岸的臘子溝內，距離縣城約120公里。
“臘子口的險要遠勝於婁山關，懸崖絕壁，河流橫阻，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形勢。”長征中擔任紅一軍團第二師政治部主任（後為紅四師政治部主任）、被譽為“黨內一支筆”的書法家舒同，曾如此說。
南北走向的峽谷隘口，長約300米，寬近8米，高達500米，東西兩面的懸崖絕壁如同壁壘屏障，挺拔險峻，氣勢崢嶸。就在這峽口處的兩面峭壁之間，有一座以兩根梁木架成的木橋，將東西兩面的山路連接起來。行人要過臘子口，務必經過這座木橋，別無他路可走。紅一方面軍由草地進入迭部後，前進的路線已別無選擇，只有突破臘子口，才是唯一的北上通路。
當時，國民黨軍王均部第三軍第十二師尚在天水等地，甘南的西固（今舟曲）、岷縣、臨潭一線防線，為新編第十四師魯大昌部的防區。該敵駐防點多且線長，兵力比較分散，正是紅軍乘機北上的有利時機。時機難得，不可錯過，紅軍已步步逼近臘子口外圍的防守之敵……
1935年9月上旬，魯大昌從各地調集兵力進駐臘子口，固守這一要隘，以阻止紅軍長征北上。魯大昌以第二旅第五團第三營駐守臘子口橋頭陣地，以第二旅第六團朱顯榮部進駐臘子口外圍的康多等地，並由兩名團副各自率領該團第一營、第三營，分別駐守康多西南的刀扎、黑多兩地。第二營為預備隊，隨團部駐守康多。魯大昌則以一個團的兵力，在康多等地構築一道外圍防線，形成前哨陣地，以保障臘子口萬無一失。
紅軍進入迭部後，魯大昌又急忙調動第一旅旅長梁應奎，率領該旅第一團的兩個營前往增防，並“指揮朱顯榮第六團固守臘子口要隘”。梁應奎率第一團第一、二營以及旅部成員，由武都沿白龍江而上，經西固、洛大等地，由臘子溝進入康多、臘子口。臨戰之時，梁應奎重新察看地形，急忙又調整了臘子口的兵力部署，將其所率第一團主力第一營，配備到臘子口橋頭東側陣地，以4挺重機槍排列在橋頭堡內，構成交叉火力網，嚴密封鎖橋頭地帶，阻擊紅軍的進攻道路。原駐守橋頭的第五團第三營，被配置在臘子口內的三角形谷地，沿山腳固守工事，並隨時準備增援橋頭陣地。梁應奎則率旅部人員及預備隊在離臘子口不遠的朱立村寨紮下旅指揮部。與此同時，臘子口之戰的槍聲，已在外圍防線打響了……
團隊組成，開路先鋒進入迭部初戰取勝
紅軍攻打臘子口的參戰部隊，為紅一方面軍第一軍第二師第四團，各級領導姓名如下：
第一軍軍長林彪、政治委員聶榮臻、參謀長左權、政治部主任朱瑞。
第二師師長陳光、政治委員蕭華、政治部主任舒同。
第四團團長黃開湘、政治委員楊成武、參謀長李英華、黨總支書記羅華生。
長征中，紅一方面軍經過長途轉戰，部隊減員嚴重，沿途沒有兵員補充，戰鬥力受到很大削弱。1935年6月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後，由徐向前、陳昌浩提議從紅四方面軍抽調建制部隊補充到紅一方面軍，中革軍委批准同意。紅四方面軍分別從第四軍、第三十軍、第三十三軍抽調3個建制團，共3700餘人，補入紅一方面軍第一、三軍團（7月，改稱第一、三軍。聶榮臻等人的回憶錄中仍稱為軍團）。同時抽調紅一方面軍的張宗遜、陳伯鈞、李天佑、李聚奎等人，到紅四方面軍各軍擔任參謀長。
楊成武在《憶長征》中回憶說：“為了加強紅四團的戰鬥力，四方面軍的二九四團編入我們四團，為第二營。原二九四團團長張仁初同志任二營營長，副團長魏大全同志任二營副營長，胡炳雲同志任二營六連政治指導員，楊信義同志任六連連長。原四團二營變成第三營。原第三營分別編入一、三營。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傅鍾同志，向我們詳細介紹了二九四團的部隊情況和幹部情況，並要我們加強團結，互相學習。編隊後，我們相互幫助，相互支持，充分地做好了過草地的準備工作，四團的戰鬥力也更強了。”
二九四團原是川東遊擊軍的部分老底子，1933年改編成為紅四方面軍所屬的第三十三軍九十八師二九四團。該團的戰鬥經歷，雖不及紅四團的歷史悠久、名聲顯赫（紅四團前身為北伐名將葉挺所率領的“鐵軍”獨立團，參加過南昌起義、湘南起義和井岡山斗爭），但在紅四方面軍編制內，二九四團參加過歷時10個月的反六路圍攻作戰，強渡嘉陵江，進軍川西北，打過許多勝仗，部隊士氣高漲。對紅四團而言，長征中能夠補充一支經過革命戰爭錘鍊的完整團隊，更是如虎添翼一般。
紅四團作為穿越草地的前衛團，經過六七天的艱苦行軍，終於從茫茫草地踏出一條北上的行軍路線。接著，該團又日夜兼程，經由達拉溝進入迭部。9月14日，到達白龍江邊的麻牙寺。第二天黃昏，林彪、聶榮臻命令第二師為前衛，第四團為先頭團，向甘南的岷縣前進，三日內奪取臘子口，並掃除前進路上的攔阻之敵！
從麻牙寺到臘子口，有一條現成的便捷大路，即沿白龍江順流而下，經花園、水泊溝口到代古寺，再由代古寺附近向北一拐，就進入臘子溝內，可直達康多、臘子口……這一路上無須翻山越嶺，路也好走。但在紅軍進入迭部之前，敵人就燒燬了臨近的凌空棧道“獨木梯子鸚哥架”，拆毀了白龍江上的兩座木橋，完全斷絕了由代古寺進入臘子溝，進而通往臘子口的道路。因此，林彪、聶榮臻在9月14日給所部的電文中稱：“經麻牙、銀固、花園西北找路，向哈嘛（卡瑪）前進。”這是因為東北方向道路已被敵人破壞，無法通行，務必從西北方向另行“找路”，向預定地點行進。在此期間，紅軍指揮員在往來電文中曾多次提到的黑拉、卡瑪、黑多寺等地，都是由“西北找路”而接近臘子口所依託的幾處據點地名。
紅四團及時找到了一條小路，但沿途必須翻越兩座雲霧繚繞的大山，穿過不見天日的原始森林，方可抵達黑拉、卡瑪兩地，然後經由桑壩溝東出黑多、康多，直撲天險臘子口。9月15日晚，全團由麻牙西北不遠處一條名叫然尕溝的山溝，連夜向預定之地進發。
紅四團沿這條長三四十公里的深山峽谷，一路上如同登臺階似的邁步而上，翻過兩座高山的山脊，即進入西北——東南走向的另一條山谷桑壩溝。從麻牙經然尕溝、桑壩溝到臘子口。
敵人拆毀白龍江上的兩座木橋，就完全切斷了臘子口正面的一條大路。同時，敵人也預料到紅軍無法從正面進入臘子溝時，勢必從西北方向另擇小路，經由然尕溝翻山越嶺，繞道桑壩溝到康多，直逼臘子口……於是就將第六團一個整團的兵力，集中佈置在桑壩溝口的幾處據點，在西側面加以防守，阻擊紅軍北上。
在紅軍的鐵拳打擊下，臘子口外圍這一道防線即刻土崩瓦解，徹底潰散。9月16日，紅四團一路翻山越嶺，冒雨行軍，進入桑壩溝後連續作戰，將防守在刀扎、黑多兩地的敵第六團第一、第三兩個營先後擊潰。正忙於構築工事的敵人遭到突擊後，駐守康多的團直屬隊及第二營，也聞風喪膽，紛紛掉頭南逃，由臘子溝口逃往洛大等地。混亂中，敵團長朱顯榮失蹤。敵第六團如鳥獸散。當天午後4時，紅四團先頭第一營在營長季光順率領下已兵臨臘子口，與防守之敵交上了火。紅軍攻打臘子口，就沒有掃蕩外圍防線那樣輕而易舉了，那將是一場用手榴彈慘烈相搏的浴血之戰……
短兵相接，以手榴彈對手榴彈的慘烈拼殺
1983年出版的《聶榮臻回憶錄》，在紅軍“出臘子口”一節中，簡明扼要地敘述了臘子口戰鬥的大體經過：“打天險臘子口是進入甘南的關鍵性一仗……這一仗是我們報告毛澤東同志，他親自決定打的，並以毛澤東、我和林彪聯合署名，在9月16日發了一個電報告訴彭德懷同志。電報開頭就說：‘頃據二師報告，臘子口之敵約一營據守未退，該處是隘路，非消滅該敵不能前進。’隨後，我們一軍團的幾個領導幹部，即根據毛澤東同志下達的決心，冒雨趕到二師去，請師長陳光、政委蕭華連同四團的幹部一起，一邊看地形，一邊研究打臘子口的部署……
“……四團當時決定，正面由楊成武政委指揮，用一個連從正面進攻，奪取木橋，猛攻隘口。另派兩個連，由團長黃開湘率領，沿右岸的峭壁迂迴到敵人側後奇襲敵人，達到全殲敵人佔領隘口的目的。我們批准了他們的作戰方案。”
迂迴部隊由第一營一、二連和偵察連組成。正面強攻部隊由第二營擔任，六連為主攻連隊。
對六連來說，編入紅四團後能夠擔任主攻臘子口的戰鬥任務，很艱鉅也很光榮。作為主攻連隊，戰鬥傷亡勢必很大，但他們都做好了犧牲的思想準備，表示堅決拿下臘子口，一定打好這一仗！
胡炳雲在《臘子口上的紅六連》一文中回憶說：“……戰士們聽說我們連擔負了主攻任務，都像小孩子遇上年節一樣，高興得蹦跳起來。他們把手榴彈三個一捆，兩個一束，掛滿了全身；有的把刺刀、大刀擦得閃閃發亮。戰士們那股勁兒，別說一個臘子口，就是十個臘子口也能拿下來。”
正面主攻連隊“把手榴彈三個一捆，兩個一束，掛滿了全身”，而向敵人側背迂迴的部隊，當時也是“腰纏十多顆手榴彈”。短兵相接，手榴彈居然成為攻打臘子口的尖端武器。筆者在整理本文的資料時，感到有必要記下長征中這不可忽略的攻克險關的戰爭奇觀。
紅軍用手榴彈攻擊敵人，而敵人同樣也以手榴彈實行反擊，其火力比紅軍更加猛烈。
聶榮臻回憶說：“入夜開始攻擊。負責攻擊木橋的連隊幾次猛攻都沒有奏效。敵人死守橋頭堡。從右岸石壁上敵人傾瀉下來的手榴彈，在橋頭堡五十米內，構成了一片火網；手榴彈木柄和還沒有爆炸的手榴彈，在地上鋪了滿滿一層。我攻橋的連隊始終接近不了橋頭。於是該連在火線上召集黨員會議，決定再接再厲，分兩路奪取木橋。”
胡炳雲回憶說：“狡猾的敵人，在我們射擊的時候，躲在工事內不還手，但我們火力一停，戰士們開始向橋頭衝擊時，他們就集中手榴彈，向我們猛烈反擊。”“敵人的手榴彈不停地在我突擊道路上爆炸，進展十分困難。”“敵人扔過來的手榴彈，一個個在地上亂轉，炸裂的木柄、彈片和未炸開的手榴彈，在橋頭五十公尺以內的地面上鋪了一層，有的地方已經堆了起來。這樣激戰到半夜，連續衝鋒十幾次，均未奏效。”
楊成武回憶說：“狡猾的敵人，憑著險要的地形和堅固的炮樓，有恃無恐地躲在工事裡一槍不發，等到我們接近橋邊時，就投下一大堆手榴彈……”“在我們突擊隊前進的道路上，敵人投下的手榴彈一個接一個地爆炸著。”“敵人投過來的手榴彈，一個個在地上亂滾，炸裂的彈片在橋頭三十米以內的崖路上鋪了厚厚的一層。有的地方，沒有爆炸的手榴彈已經堆起一層了。”
在此情況下，楊成武命令六連停止進攻，決定組成精幹的突擊隊，採取夜摸、偷襲手段，不斷襲擾敵人。楊信義首先帶領十多人的突擊隊，身掛手榴彈，腰別大刀，分兩路夜摸到敵方的橋墩底下，出其不意地實行突擊。幾座臨時構築的橋頭堡，頂蓋都沒有來得及蓋，勇士們瞅準敵人的碉堡，集中投擲手榴彈。然而，敵人也朝崖壁底下投彈反擊。勇士們沉著應戰，手疾眼快，撿起敵人投下來未及炸響的手榴彈，遂又投向敵堡內；來不及撿在手的，就勢一腳踢到河水裡，炸起一團團的浪花……六連突擊隊的夜摸、偷襲行動，攪得敵人徹夜不能安穩，既消耗了敵人，也迷惑、麻痺和牽制了敵人。拂曉時分，黃開湘率領的迂迴部隊，直插到敵人的背後，向敵人發起猛烈的攻擊。第一營一、二連居高臨下，正好將隨身披掛的手榴彈，集中投向敵人沒有頂蓋的工事、碉堡，炸得敵人紛紛潰散……
臘子口之戰的慘烈場景，從長征後續部隊官兵的目睹耳聞中，也可以得到印證。楊定華在《雪山棧道的行軍》中寫道：“距臘子口五六里的地方，就可以看出一些戰後的殘跡。沿途樹木差不多每株都‘體無完膚’，不是槍傷，就是被手榴彈炸得斷枝落葉。青青的綠草全被踏殘了。敵我對峙的臨時野戰工事，在工事周圍英勇犧牲的戰士，這一切一切，都使人們看出是經過殘酷的肉搏戰鬥的場所。”“臘子口的隘口，只有一丈多寬，進入隘口就要越過兩根木頭做的約一丈長之木橋。隘口裡有堡壘數座，機關槍以交叉火力對著隘口。敵之右翼山上，在半山腰布置了一連守兵，專以手榴彈拋擲於隘口……隘口周圍五十米，僅是未爆炸的手榴彈，就有一兩百個。樹木則被炸成了殘灰……”
激戰過後，紅軍的傷亡人數誰知有多少
臘子口激戰過後，舒同寫了一篇700字的短文，題為《向北進攻——勝利的開始》。此文刊在紅一軍政治部主辦的油印小報《戰士》1935年9月20日第3版上。該文不僅記錄了戰鬥的真實情景，讚揚了紅軍指戰員英勇頑強的戰鬥精神，還論述了“在戰略上的意義”，認為“這是戰略上的偉大勝利，同時又是赤化川陝甘勝利的開始”，從而“證明黨中央路線的絕對正確”。
聶榮臻對攻佔臘子口給予高度評價。他說：“臘子口一戰，北上的道路打開了。如果臘子口打不開，我軍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無論軍事上政治上，都會處於進退失據的境地。現在好了，臘子口一打開，全盤都活了。”
臘子口這一場極其慘烈的戰鬥，早已被當做經典戰例載入長征史冊。當年攻佔臘子口，與其說是用手榴彈打開的，不如說是紅軍指戰員以血肉之軀奪取的。
筆者查對與核實過相關史料和親歷者的回憶文章，都不曾獲得紅軍方面的戰鬥傷亡數字。凡是寫到傷亡情況，大都是語焉不詳，也許是有意淡化了，以避“戰爭恐怖論”之嫌……
《聶榮臻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我們過了臘子口，當夜又翻了一座山……過這座山犧牲了好幾位同志。”沒有提及臘子口戰鬥的傷亡情況。
楊成武在《憶長征》中僅僅寫了主攻六連的一筆傷亡數字：“突擊隊員們……急得直冒火，待敵人的手榴彈一停，又衝了上去。但幾次衝鋒，都沒成功，先後傷亡了幾個同志。”這是六連最初向敵人發起進攻受挫的傷亡記錄。在此以後向敵人發起的多次猛攻，或“以小分隊形式接二連三地向敵人輪番進攻”，直至最後的總攻擊，六連有沒有傷亡以及具體情況，團政委都隻字未提。另據舒同的文章記載，紅四團第一營在向敵後攀登懸崖絕壁的行動中“奮不顧身”，“有的跌死”，可惜沒有死者名字。至於紅四團整體的戰鬥傷亡情況，也是僅此而已，別的都無從得知。
指導員胡炳雲是紅六連唯一的倖存者。他在《臘子口上的紅六連》中這樣寫道：“我方地形不利，兵力無法展開，幾次衝鋒都沒有成功，而且傷亡了十多個人。”這一筆傷亡數字，同樣是最初向敵人發起進攻受挫時的傷亡記錄。而這一筆帶過的“十多個人”，都沒有姓名和職務。在以後的多次進攻中，都不曾提及連隊的傷亡情況。在寫到組織敢死隊時，作者回憶說：“參加敢死隊的人，齊聲宣誓：為英勇犧牲的同志報仇，不打開臘子口絕不回頭！”究竟是什麼人英勇犧牲，既無職務也無姓名。這篇3500字的回憶錄，作者連第一人稱的身份（職務）也沒有註明，而以“我們”、“我們六連”、“我們連的幾個幹部”一筆帶過。不僅如此，文章中對六連連長這一軍事主官的職務及姓名，同樣也隻字未提。這種寫法，為歷史留下了無法彌補的缺憾。
胡炳雲在進攻戰鬥中兩條腿全都負傷，他也隻字未提。他右腿上的一塊彈片扎得較深，沒辦法取出，只是簡單地包紮了一下，堅持走到了大草灘、哈達鋪。
筆者查看過1935年9月20日《戰士》第3版上另一篇題為《奪取拉子口的模範英雄》（拉子口，即今臘子口）的文章內容，著重報道了六連連長楊信義、指導員胡炳雲等在戰鬥中的突出表現。其中還提到“六連二班長楊昌桂同志率領一班人，連攻峽口五次，自己負了傷還鼓動本班戰士……”連長、指導員、二班班長楊昌桂成為紅六連職務和姓名雙全的英雄。
1935年9月22日，在哈達鋪，紅一方面軍改編為紅軍陝甘支隊，原紅一軍第四團編為第一縱隊第四大隊，下轄5個連隊（由原來的3個營編成）。胡炳雲所在的第六連改為第三連，連長則由原二營副營長魏大全接任。原六連連長楊信義在臘子口戰鬥中不知是負傷還是犧牲了，時已下落不明。
悠悠歲月，歷史秘聞、民間傳說同在當地流傳
臘子口戰鬥打響後，毛澤東、林彪、聶榮臻在9月16日晚給彭德懷的電報中，有這樣一個意外的敵情通報：“據奪獲敵電稱，有楊土司派騎兵千名來黑拉擾亂說，請注意。”這一來自“敵電”的情報，加大了攻克臘子口的緊迫性。鑑於此，楊成武在作戰鬥動員時，就有“楊土司騎兵”這一敵情內容，藉以激發鬥志英勇殺敵。事實上，楊土司的騎兵並未“來黑拉擾亂”。
受封於明代永樂年間的卓尼楊土司，當時已世襲傳承到第十九代，時任土司兼護國禪師為楊積慶。20世紀30年代初期，甘肅省當局將土司衙門改稱為“洮岷路保安司令部”，楊積慶為保安司令，集政教軍事大權於一身。1935年8月20日，天津《大公報》記者範長江曾在卓尼博峪的土司衙門（即保安司令部）訪問過楊積慶。對楊氏本人，範稱其為邊陲蠻荒之中的一位“摩登人物”：“楊氏聰敏過人，幼習漢書，漢文漢語皆甚通暢”，“喜攝影，其攝影之成績，以記者觀之，恐非泛泛者所能望其項背”，“楊氏足未出甘肅境，但因經常讀報，對國內政局，中日關係事件，知之甚詳”，“對魯大昌之情感，雖甚惡劣，而對甘肅省政府與南京國民黨中央則絕對服從，對胡宗南部之接濟，極賣力氣”。範走後不久，紅軍先頭部隊便進入到迭部的麻牙、麻牙寺。
在紅軍進入迭部之前，楊土司即遵照甘肅省政府關於堵擊紅軍北上的命令，一方面召集卓尼前山各旗的千名“番兵”，槍馬糧彈自備齊全，於洮河岸邊搖旗吶喊，大展聲威，擺出一副堵擊紅軍的架勢；而另一方面，他卻密召卓尼後山主管下迭八旗的總倉官楊景華，私下裡商定應援之計，決定對過境紅軍“開倉避之”。兩軍交戰，糧草不可怠慢。楊土司既然能派民夫遠到松潘為國民黨中央軍胡宗南的部隊輸送給養，眼下當然也能給共產黨朱毛紅軍開放糧倉，做個順水人情倒也風光。因此，紅一方面軍在由麻牙寺向臘子口行進的路上，恰好就從然尕溝卡郎山下的崔穀倉路過，於是就將倉內的20多萬斤糧食，完全取之用以補充紅軍。
1936年8月，紅軍第二、四方面軍長征時，又一次經由迭部過境。紅四方面軍在圍攻岷縣、佔領臨潭之時，地處卓尼的楊土司卻按兵不動，並暗中派人到臨潭新城與紅軍聯繫，表示願與紅軍友好相處，互不衝突，還以兩匹好馬和十多隻肥羊作為送給紅軍的“見面禮”。在紅軍到來的50多天內，就形成了這樣一種獨特局面：紅軍一看到附近山頭、路口及寺廟村寨，插有木杆經幡或嘛呢石堆之地，都避而遠之或繞道而去，從未進入過卓尼地界。即使從邊緣地帶過往，也相安無事。
紅軍長征先後兩次過境，國民黨新編第十四師師長魯大昌因防守岷縣抵抗紅軍“有功”，由少將晉升為中將，所部亦正式改編為陸軍第一六五師。魯大昌為擴展勢力、地盤，滅楊併吞之心由來已久，曾就楊土司“私通紅軍”之事，上書於甘肅省政府。省府亦派員親臨卓尼查處，楊土司則巧施計謀，成功地躲過了省府的追查。
1937年農曆八月二十五日夜，魯大昌以所部一個團陳兵新堡作為外應，並派數十名便衣壯士暗中相助，策動楊氏部下團長姬從周發動兵變，一舉攻入博峪土司衙門，將楊積慶及其長子楊昆夫婦等一家五口殺害，隨即成立臨時“維持會”。兵變激起楊土司屬民的強烈反抗，各地藏民蜂擁而至，一舉搗毀了“維持會”，將姬從周等人處死。後經國民黨中央委員田崑山調停，以楊積慶之子楊復興承襲土司兼洮岷路保安司令，這場持續了兩月之久的動亂才告平息。
1949年9月12日，楊復興向彭德懷正式通電宣佈起義。卓尼、臨潭、岷縣即宣告解放。
1994年，甘肅省人民政府正式追認楊積慶為革命烈士。時任第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楊成武特意題寫了“楊積慶烈士之墓”的碑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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