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導讀：
中國人民銀行成立以來，迄今共有12位行長。在不同歷史時期，他們帶領人民銀行認真貫徹落實黨的金融方針政策，積極履行央行職責，推動金融業改革發展，為經濟騰飛營造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
人民銀行歷任行長風采錄
在中國人民銀行成立70週年之際，《中國金融家》雜誌記者為您講述行長們的金融故事，展現他們的風采，並以此重溫人民銀行走過的輝煌之路。
祝賀中國人民銀行成立70週年
南漢宸：
新中國央行奠基人
本刊記者｜葉婷
南漢宸（右）與毛澤東在一起
他出生入死，先後參加了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立下了不朽功勳；他肩負重任，重構中國金融體系，治理通貨膨脹，為開創新中國的金融事業殫精竭慮；他思賢若渴，為人民銀行延聘了一大批著名經濟學家，使人民銀行成為“人才簍子”……他就是開國第一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
戎馬出身的“邊區管家”
1895年，南漢宸出生在山西省趙城縣（現洪洞縣）韓家莊的一個農民家庭，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辛亥革命、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他幾乎參加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所有歷史性革命鬥爭。
1941年皖南事變以後，陝甘寧邊區政府遇到了極大的財政困難，甚至軍政人員的溫飽都成了問題。危急時刻，毛澤東委任南漢宸為陝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長，負責解決延安軍民生活和財政問題，擔當“做無米之炊的巧婦”重任。上任不久，南漢宸就採取“借”的辦法，籌集到幾萬石糧食，解了燃眉之急。為了解決財政與發展生產的資金需求，南漢宸提出了禁止法幣流通、由邊區銀行發行邊幣的建議。由於在邊幣發行的數量上掌握好了度，此舉不僅沒有引起恐慌和通貨膨脹，還對促進邊區生產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此，南漢宸開創了邊區通過經濟金融手段開展革命鬥爭的重要實踐。
第一位人民銀行總經理
1947年，解放軍在全國節節勝利，解放區之間貿易往來多了起來，成立一個能夠統一華北、華東及各解放區財經工作的機構，成為迫切要求。經過一年緊張的籌備，中國人民銀行於1948 年12 月1 日在石家莊宣告成立，南漢宸出任第一任總經理。就在這一天，中國人民銀行發行了自己的貨幣——第一批五十元面值的中國人民銀行券（人民幣）。到1951年底，除西藏和臺灣省外，人民幣在全國範圍內流通，成為我國唯一的合法貨幣，結束了國民黨統治下幾十年的通貨膨脹和中國近百年外幣、金銀在市場流通和交易的混亂歷史。
築牢根基的紅色金融家
上任之初，擺在南漢宸面前的首要任務就是建立統一的國家銀行體系。他一方面把各解放區的銀行統一為人民銀行，六大區成立區行，各省市成立分行，地區設支行，另一方面建立各專業銀行，如農民銀行、交通銀行、建設銀行，加上農村信用社，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金融體系。此外，南漢宸還組織接管了國民黨官僚資本的金融事業，並在軍管會領導下接管國民黨的各個省銀行，對民族資本家的銀行、錢莊則加以接管改造，對原來銀行則保留其編制和名稱，先行改造。在南漢宸的主持、引導下，早在1952 年12 月，全國金融系統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就勝利完成，成為全國第一個完成改造任務的行業，為構築新中國金融事業的宏偉大廈打下了堅實根基。
1952年9月，南漢宸積勞成疾，暈倒在工作崗位上。1954 年10 月，他因病辭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職務。不幸的是，“文革”開始後，他遭到迫害，於1967年1月27日猝然辭世。在南漢宸逝世近12年後，黨中央為他平反昭雪。鄧小平同志在追悼會中評價：“南漢宸同志是我黨的優秀黨員，好乾部。”簡單的一句話肯定了南漢宸為我國的人民金融事業奠定的基礎。毛澤東在延安說“要為南漢宸立碑”，如今，這座豐碑已經立在人民心中。
曹菊如：
鞏固貨幣制度根基
本刊記者｜葉婷
1964年8月23日，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曹菊如（右）熱情會見前來我國訪問的幾內亞中央銀行行長巴爾代·烏斯曼。
翻看新中國的金融史，有一個人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銀行事業發展密不可分，他就是中國人民銀行第二任行長、金融界的革命老前輩曹菊如。
1901年，曹菊如出生於福建龍巖的一個貧苦店員家庭。由於在青年時代接受了進步思想，他於1927年出國到南洋，在印尼等地參加華僑組織的反帝大同盟。1930年，曹菊如回國，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參加革命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參與籌備閩西工農銀行。至此，曹菊如就踏上了紅色金融之路，從在瑞金協助毛澤民創辦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到隨中央紅軍長征至延安擔任陝甘寧邊區銀行首任行長，從奉命創建東北根據地銀行到坐鎮政務院財經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歷經半世辛勞，處處留下了為金融事業忙碌的身影。
統籌資金
打贏恢復國民經濟關鍵戰役
新中國成立後，曹菊如開始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副秘書長，不久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1954年，曹菊如正式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開啟了長達十年的任期。
為了儘快恢復國民經濟，曹菊如親自作調查，根據調查得來的大量材料和數據，認為關鍵是要迅速改變因戰爭形成的城鄉交流停滯，發展城鄉工農產品交流。曹菊如帶領中國人民銀行積極貫徹政務院頒佈的“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堅決地實行了現金管理辦法，把國家分散在企業、機關、團體、部隊等單位的大量現金，集中到銀行裡來，同時把集中的大量資金用來支持國營商業掌握物資。在貫徹執行這項決定中，人民銀行還迅速地建立了全國通匯網，便利國家資金的統一調撥和集中運用。隨著財政、物資平衡的勝利實現，金融物價迅速得到了穩定，根本扭轉了反動統治造成的歷時十二年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的局面。當全國剛解放的時候，國內外的敵人曾斷言，共產黨在軍事上政治上是勝利了，但是財經工作上的困難是無法克服的。曹菊如在回憶這段往事時曾堅定地說：“事實響亮地駁斥了敵人的謊言，中國人民在建國以後短短的時間裡，就在財經戰線上打了一場非常漂亮的勝仗。”
主持新舊幣兌換
進一步健全貨幣制度
1955年，隨著物價的逐步穩定和經濟的發展，根據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決定，曹菊如主持全國新人民幣的發行工作。第一套人民幣俗稱“舊幣”，產生於戰爭年代，有62個版別，防偽性能差，面額從一元到五萬元不等。隨著經濟的發展，舊幣版本多、面額大、各地不統一的問題越來越突出，於是國家決定發行第二套人民幣。曹菊如精心安排了新幣的發行，採用混合流通、無差別兌換等方式開展兌換。新幣收兌舊幣，以每一萬元舊幣，兌換一元新幣，其購買力不變。新人民幣的發行，大大便利了交易和核算，我國貨幣制度進一步得到了健全和鞏固。當時，曹菊如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人民群眾一致認為這是人民幣進一步穩定和鞏固的表現，是我國經濟力量日益強大的表現，認為新幣好看、好認、好算、好記、好使，政府為人民辦了一件好事。”
曹菊如為發展我國的金融事業，為建立獨立的、統一的、穩定的貨幣制度和社會主義金融體系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1981年1月6日，新中國金融途中失去了一位忠誠、偉大的革命戰士，曹菊如帶著對祖國金融事業的不捨，帶著對革命事業的追思，匆匆地離開了。他為革命事業、中國金融事業操勞了一生，留給後人的是無限的懷念與力量源泉。
胡立教：
長征路上走來的紅色行長
本刊記者｜董方冉
胡立教（右二）出席慶典活動
1928年，15歲的胡立教參加紅軍，跟隨毛主席歷盡艱辛走完二萬五千里長徵。長征路上，他的工作從對空偵察轉為通訊情報。抗日戰爭爆發後，胡立教到新四軍軍部三科（通訊科）工作，他領導的情報部門，被稱為“胡立教部隊”。
解放後不久，大區撤銷，胡立教再次徹底改行，到財政部任副部長。1961年10月，胡立教就任中國人民銀行黨組副書記、副行長。胡立教上任副行長時，一項艱鉅的工作在等待著他。在為時近三年的“大躍進”過程中，國家的計劃管理、財政管理和信貸管理權力下放，基本建設規模大大超過國家財力、物力的承受能力，銀行信貸基本原則和有效管理的規章制度都被當作支持生產的“絆腳石”加以廢除，從而導致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和貨幣信貸失控。
1964年10月29日，胡立教轉正升任黨組書記、代行長，成為中國人民銀行歷史上第三任行長。經過持續努力，1964年後，國家財經狀況得到了根本好轉，各項經濟指標得到恢復，有的甚至超過“一五”時期的最好水平。貨幣流通恢復正常，信貸收大於支，信貸資金使用效益提高，城鄉儲蓄存款也由連續下降轉為逐年增長。
而當時國內嚴重的通貨膨脹狀況也並沒有難倒思維敏捷的胡立教。他向中央建議大力抓生產，經過全國上下的共同努力，形勢很快好轉。
經歷了這次國民經濟的調控工作，胡立教總結出人民銀行工作的多條重要經驗，其中一條是：正確處理信貸和生產的關係、資金同物資的關係，堅持“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從生產出發，為生產服務，促進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地持續發展。這一思想是處理銀行工作與國民經濟之間關係的重要法則，也是胡立教出任行長之初改變不利經濟形勢的有利武器。
從1964年10月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胡立教實際在職僅一年零八個月。1966年，他受到“文革”的衝擊，從此被迫中斷了人民銀行代理行長的工作，直到1973年卸任。雖然胡立教在任時間不到兩年，但也有過一番在當時的政治氣候條件下頗為大膽的舉動，那也是令他引以為豪的三件事。一是大量購買黃金。胡立教特別主張資金要週轉，週轉一次，增值一次。他以低價大批量購進黃金，當黃金上漲時再以高價賣出，獲得了不小的收益；二是用外匯在香港投資房地產市場，結果為國家大賺一筆；三是積極支持買船。當時交通部組建我國遠洋運輸船隊，胡立教積極主張和支持這一舉動，一下子就買了上千萬噸船，只用一年就收回了買船的成本。
“文革”結束後，胡立教走出了他的人生低谷。1977年12月起，他先後擔任河南省革委會副主任兼河南省政協副主席、省委書記等職務；1981年1月後，又先後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上海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為國家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陳希愈：
讓金融工作走上正軌
本刊記者｜李丹
上世紀七十年代，陳希愈（中）在農村調研。
陳希愈，1911年出生于山西霍縣。1973年5月至1978年1月，出任中國人民銀行第四任行長。事實上，陳希愈對於人民銀行行長一職並不陌生，因為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一直到他上任行長的24年間，他一直任人民銀行副行長，先後輔佐過南漢宸、曹菊如和胡立教三任行長。
說起來，陳希愈金融生涯的開始實屬偶然。1935年,24歲的陳希愈參加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他從北平師範大學體育系畢業，在抗戰中負責八路軍野戰軍後勤與衛生工作。1939年10月，冀南銀行成立時，他從八路軍129師供給部調任銀行政治處主任、首任太行區行總經理，1943年任冀南銀行副行長，領導同志們在戰爭年代支持革命戰爭、支持根據地經濟建設，主要通過發行冀南銀行貨幣，支持商業貿易，掌握物資供應軍隊和財政，調劑市場解決軍需民用。
抗戰勝利後，陳希愈隨劉伯承、鄧小平領導的中原野戰軍挺進大別山，繼續負責銀行工作，任中州農民銀行總經理。建國後，他還是中共八大、十大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1973年，陳希愈出任人民銀行行長，擺在他面前的是百廢待興的景象。當時金融業受“文革”的衝擊很大，處於恢復期的國民經濟十分羸弱。在這種形勢下，陳希愈意識到，正確處理農貸，將貸款落到實處，交到有需要的人手中才是正理。於是，1973年5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印發《農村人民公社貸款辦法（施行草案）》，對農貸的原則、對象、種類、期限、利息和管理等作了規定。陳希愈提倡業務創新，主張直接貸款給農業、工業生產，支持合作社以及私營企業，加速了工農業生產的發展。
另外，當時人民銀行管理混亂、缺乏統一的規章制度，陳希愈看在眼裡，急在心裡。經過他和同事無數個日夜的工作，中國人民銀行在1974年2月發出《關於試行中國人民銀行統一會計科目、會計檔案管理辦法、聯行往來制度、異地結算會計核算手續的通知》。同月，又出臺《關於人民銀行與建設銀行之間有關基建資金供應、清算辦法和結算業務往來手續的通知》。在陳希愈的精心治理下，人民銀行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軌。
這時，陳希愈又意識到，人民銀行工作順利開展，還需要一次徹底、全面的金融整治運動。為此，他與中央積極溝通，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
l977年11月，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整頓和加強銀行工作的幾項規定》，明確提出，中國人民銀行作為國務院部委一級單位，與財政部分設。1978年1月1日，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正式分開辦公，這是中國金融改革史上重要的事件。
陳希愈接受過良好的教育，銳意創新、思想開明，擅於客觀全面地分析問題。在針對中國金融系統改革的討論中，他提出了很多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陳希愈認為，增加社會財富要依靠多方面的努力，孤軍奮戰是不行的。調整經濟金融結構，要從各個層面入手，進行徹底的改革。同時，在積極支持生產的同時，又要精打細算，嚴格掌握控制開支，不浪費資金。他還主張通過多種渠道控制物價漲幅，維持幣值相對穩定。值得注意的是，陳希愈提出的節約開支、發展預購、賒銷等銀行信用制度的建議對中國金融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文革”中第一次經濟與金融工作的復甦和改造重建工作，陳希愈功不可沒。
此外，陳希愈前瞻性的思想見解也為新中國的金融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發展建議。
2000年，陳希愈逝世。
李葆華：
央行改革創新的帶頭人
本刊記者｜李清如
李葆華和夫人在家中
1978年元旦前一天，時任財政部部長張勁夫到中央黨校去見正在那裡學習的李葆華，徵求調他去銀行工作的意見。李葆華的回答只有八個字：“服從組織，沒有意見。”
1月15日，時年69歲的李葆華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黨組書記、行長，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五任人民銀行行長。
經歷豐富 歷任數職
1909年10月，李葆華出生於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作為革命先烈李大釗的長子，他從小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薰陶，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和堅強的無產階級黨性。1925年，年僅16 歲的李葆華在父親李大釗的引導和影響下，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4月，李大釗被害，李葆華在進步人士的幫助下到日本，進入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習，並於1931年6月在日本東京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共東京特別支部書記。
新中國成立後，李葆華擔任水利部和水利電力部黨組書記、副部長。1962年2月後，歷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貴州省委第二書記、貴州省革委會副主任等職。
推動中國金融體制改革
1978年，對中國歷史進程影響深遠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李葆華在此時上任人民銀行行長一職，自然也擔負起人民銀行和金融改革的使命。
首先，李葆華認真規劃金融業發展藍圖，有計劃、有步驟地推進金融業的恢復和改革工作。1980 年1 月，李葆華主持召開人民銀行全國分行行長會議，研討金融體制改革方案，推動中國金融體制改革工作全面展開。
在他的推動下，我國專業銀行從人民銀行分離出來。之後，又恢復了國內保險業務，重新建立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各地還相繼組建了信託投資公司和城市信用合作社，出現了金融機構多元化和金融業務多樣化的局面。此外，在李葆華的努力下，我國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的合法地位，人民銀行開始代表國家參與國際金融事務，與國際金融界的交往日益增多，如李葆華率團對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進行了友好訪問，這些開拓性的工作對於我國現代金融業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重視培養金融人才
在中國金融改革初期，金融領域專業人才的匱乏成為行業發展的瓶頸。為解決改革開放初銀行幹部短缺問題，李葆華首先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撥亂反正，對大批幹部落實政策，把銀行的骨幹解放出來。
1981年9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在北京海淀五道口成立。在新生開學典禮上，李葆華親臨學校，祝賀並鼓勵第一批學子努力學習，早日成為中國金融業的棟樑之才。至今30多年來，從這裡先後走出了成千上萬名的碩士和博士，遍佈中國金融業，“五道口”也被喻為我國金融管理幹部的“搖籃”。
1982年，李葆華從人民銀行行長崗位退居二線，任中國錢幣學會名譽理事長，並當選為十二屆、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在2004年，李葆華曾兩次接受本刊的專訪，併成為封面人物。當時已95歲高齡的他，依然關注著國內外大事，對創刊不滿兩年的《中國金融家》雜誌，李葆華提出“要有國際視野”的殷切希望。然而，誰也不曾想到，那次採訪，竟成了我們與李葆華的最後告別。2005年2月19日，李葆華在北京逝世，留給人們無盡的思念。
呂培儉：
建設專業高效中央銀行
本刊記者｜李丹
呂培儉在工作
1982年4月，在財政部擔任副部長的呂培儉接到通知，國務院醞釀改革人民銀行，由其行使中央銀行職能，要調任他擔任行長。於是，時年54歲的呂培儉走馬上任，成為中國人民銀行第六任行長。由於身擔人民銀行改革重任，呂培儉一上任就備受關注。
呂培儉生於1928年8月，江蘇洪澤人。1944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擔任人民銀行行長之前，他一直在財經部門工作。
推動銀行體制改革
時間回溯到1983年9月17日，這一天，國務院下發了《關於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的決定》。從此，一個專業高效的中央銀行登上了歷史舞臺。
“這個文件不只涉及中央銀行，還涉及幾家當時的專業銀行、保險公司，是對銀行機制的全面改革。”多年後，呂培儉回憶說。
為了貫徹國務院的這一決定，在呂培儉的領導下，當時人民銀行主要抓好四件事情：一是抽調幹部組建中國工商銀行總行；二是將中國銀行原來管理國家外匯的機構、人員劃出來組建國家外匯管理局；三是成立中國人民銀行理事會，開會研究決定銀行體制改革中的問題；四是研究制定人民銀行與專業銀行劃分信貸資金和相互資金往來的管理和結算辦法，解決專業銀行隨意向人民銀行透支問題，為中央銀行主要用經濟辦法管理專業銀行創造條件。
在呂培儉的主持下，人民銀行體制改革順利進行，銀行體制改革不斷深化，信貸資金的集中管理和綜合平衡得到加強，銀行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作用進一步顯現，為我國建立現代銀行體制奠定了基礎。
推動資金管理體制改革
“搞活金融是搞活經濟的一個重要條件。”呂培儉提出，要充分認識銀行改革的重要性，對改革要有緊迫感和自覺性，要加快改革步伐，促進經濟更快地發展。
在國務院的領導下，呂培儉在“搞活”金融方面實行了一些改革。例如為適應生產發展、流通擴大的需要，進一步開放賒銷、預付等商業信用試辦票據貼現業務；適當放寬固定資產貨款審批權，允許各專業銀行的業務有一定的交叉；允許企業發行股票、債券等。這些改革，對促進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1984年1月1日，新的銀行體制開始實施。這一年，呂培儉擔心的貨幣投放過多的問題還是發生了。當年上半年貨幣回籠和七八月份貨幣投放的情況基本正常，9月、10月兩個月貨幣投放成倍增加，11月、12月兩個月貨幣投放的勢頭更猛，到年底全年投放的貨幣比上年增加了1.6倍。
呂培儉認為，出現這樣的問題，與銀行體制改革和企業工資改革中的一些問題考慮不周有關。當時，人民銀行與專業銀行之間，資金管理基本上是吃“大鍋飯”。資金管理體制的改革是銀行體制改革的一個核心問題，不解決好這個問題，人民銀行就缺乏有效的調控手段。
呂培儉的思考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重視。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國務院決定從1985年開始實行“統一計劃，劃分資金，自主經營，相互融通”的資金管理體制，人民銀行新建立的管理和控制專業銀行信貸資金的辦法開始發揮作用，市場貨幣流通恢復到正常狀態。
1985年3月，呂培儉從人民銀行行長調任審計署審計長。1994年4月，已達到部長級幹部退休年齡的呂培儉，離開了工作9年的審計長職位，出任國家開發銀行監事會主席，繼續為我國金融事業付出心血。
陳慕華：
創辦 《金融時報》 的女行長
本刊記者｜芮曉鷗
陳慕華在紀念鄧小平同志為《金融時報》題寫報名暨《金融時報》創刊十五週年座談會上。
她是新中國第二位女副總理，央行首位女行長，她和藹可親、精明強幹，既有不遜於男性領導人的氣質風度，又不失東方女性的獨有魅力——她就是人民銀行第七任行長陳慕華。
扛起革命鋼槍
17歲，本是懵懂少女的年紀，與中國共產黨同年的陳慕華卻堅定革命信念，毅然奔赴延安加入革命隊伍、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延安的參謀訓練隊成員均是男性，她認定男同志能幹的事女同志也能幹，由此成為八路軍的第一位女參謀。
新中國成立後，陳慕華先後為東北地區經濟發展、國家鐵道交通、對外經濟聯絡事業奮戰著。
在她的履職生涯中，不得不提的是她作為全國婦聯主席的經歷。身為一名傑出女性，她為婦女地位提升、權益的爭取、婦女兒童事業的發展貢獻卓著，至今仍為人稱道。
第一位央行女行長
1985年3月，時年64歲的陳慕華以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委員兼人民銀行行長的身份開啟了她的央行生涯。長期分管和主持我國對外經濟工作的陳慕華，對於央行“掌門人”的這一崗位轉變並不陌生。
當時我國金融體制仍然存在不少問題，宏觀調控力度不夠，缺乏嚴格系統的管理方法和靈活有效的控制手段。陳慕華上任後，人民銀行不斷深化改革機制，發展金融市場，促進金融制度創新。
金融體制改革初期，貨幣發行量猛漲、物價隨之上揚，她多次強調，必須強化中央銀行的控制和調節職能，調控信貸投放。戰爭年代造就的堅毅果敢、和平年代積澱的管理才能，讓陳慕華在解決當時面臨的困難與問題時能夠沉著冷靜應對。陳慕華帶領人民銀行逐步探索出一條利用利率、存款準備金率和中央銀行貸款等手段來控制貨幣供給的新路徑。經濟過熱和信貸投放過大問題得到有效遏制，初步培育了中國央行運用貨幣政策調節經濟的能力。
1987年，陳慕華結合當時經濟結構與形勢，深入分析研究，主導人民銀行比較系統地提出建立新型金融體制改革的四個目標，並推出一系列具體措施。
任職期間，在她的帶領下，金融改革成果初見成效，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的作用進一步加強。此外，陳慕華對外匯和信託業等問題也極為關注，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
創辦《金融時報》
1986年12月19日，鄧小平強調“金融改革的步子要邁大一些”。當時，改革開放的序幕剛剛拉開，陳慕華表示，金融改革，輿論先行。金融界迫切需要一張傳導中央政策精神、反饋地方聲音的報紙。
得益於她的積極倡導與果斷決策，《金融時報》於1987年5月1日隆重面世。她提出“立足金融、面向經濟；通過金融，反映經濟”的十六字辦報方針，併為創社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決策了報社的股份制經營體制，由中國人民銀行領頭，與工、農、中、建、交五行及人保、中信銀行等七大最有實力的金融機構出資聯辦。
可以說，《金融時報》從襁褓中的嬰兒茁壯成長為俊美少年，離不開陳慕華、李貴鮮、朱鎔基等國家領導人及各位人民銀行行長的用心呵護、大力支持與深切關懷。在調往新崗位後，她仍牽掛與關注報社的發展與未來，在創刊10週年、15週年之際，她親自出席相關活動，為報社的發展鼓與呼，題詞寄予殷切希望。
2011年5月，她走完了不平凡的人生歷程，用一生詮釋了毛主席所說的“婦女也能頂半邊天”。
李貴鮮：
書寫盡心履職故事
本刊記者｜芮曉鷗
李貴鮮為《中國金融家》雜誌題詞
1988年4月，央行迎來第八任行長，時任國務委員的李貴鮮接棒陳慕華擔起新的重擔。生於1937年的他，出身於遼寧蓋州的一戶普通人家，自小品學兼優、勤奮上進，曾是最年輕的省委書記、國務委員。
為地方經濟謀發展
生於遼寧、長於遼寧的李貴鮮對故鄉有著難以割捨的情懷。1982年，年僅44歲的李貴鮮出任遼寧省副省長，1985年出任省委書記。在任期間，他為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的主導下，一系列基礎設施建設得到加強，被譽為“神州第一路” 的沈大高速公路就是在他任職期間建成通車的。
為金融改革獻智慧
遼寧省委書記和安徽省委書記的任職經歷，讓李貴鮮在擁有紮實管理與實踐經驗基礎上，也洞悉金融在中國經濟中的重要作用。他上任央行行長之初，經濟過熱、銀行資金週轉困難、通貨膨脹等成為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
“通貨膨脹等問題不盡快解決，國家和老百姓都難以承受。”李貴鮮深感責任重大，迅速組織制定解決方案，計算保值率的“保值儲蓄公式”終於推算完成。這讓他更加明確了金融改革成功的關鍵：堅決保護人民幣的幣值，堅決制止通貨膨脹。
與此同時，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開始相繼推出：人民銀行積極採取措施控制貨幣發行和信貸規模，調高存貸款利率，開辦保值儲蓄，組織貨幣回籠，對信託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進行清理整頓……自此，儲蓄額大幅度上升。1989年，總餘額達5100多億元，通貨膨脹得到有效遏制，困擾百姓的憂心大患有效緩解。
金融市場瞬息萬變，經濟形勢風雲變幻，保持我國金融穩定、繼續深化金融改革，是李貴鮮長期傾注精力研究思考的方向。他為中國經濟發展、金融改革提供了諸多重要意見，並被付諸實踐。
如上世紀80年代初，李貴鮮倡導要加強保險管理，整頓保險秩序、加強對保險資金的管理；1989年，他提出要適時調節信貸規模、靈活調整利率水平等措施，充分發揮金融在宏觀經濟中的調節作用來穩定經濟形勢；1991年發生自然災害，他關切受災群眾切身利益，指導金融支持農民開展生產、渡過難關。
在他任職人民銀行行長期間，我國股票市場正經歷深刻變化。1990年11月26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成立，這也是建國以來內地的第一家證券交易所。1992年，面對股市熱度攀升的現狀，李貴鮮一方面肯定股市取得的成績，一方面深切關注股市發展中的種種問題。他建議，加強對股票發行的宏觀調控，進一步搞好上海和深圳兩地的股票交易市場試點，加強股票發行與上市企業的審批工作、抓好中國證監會的籌建、制定和完善證券市場法規等措施，確保股市健康發展。
1993年卸任後，雖然他將主要精力放在國務委員工作身上，但仍時刻關注經濟金融形勢發展；1998年3月起，李貴鮮擔任第九屆、第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繼續為我國經濟金融發展出謀劃策，參政議政。
繁忙工作之餘，李貴鮮同樣熱愛生活、鍾情藝術，他的親筆題詞至今仍在本刊珍藏，蒼勁有力的字跡亦如他對待工作、面對困難的堅毅與樂觀。
朱鎔基：
兼任行長 約法三章
本刊記者｜董方冉
朱鎔基
（中新社發）
2018年是人民銀行70週歲誕辰，也迎來國務院原總理並曾以副總理身份兼任人民銀行行長的朱鎔基90華誕。1993年7月2日，全國人大八屆二次會議作出決定，任命時年65歲的朱鎔基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1979年至1987年，朱鎔基在國家經委工作長達8年。1987年後，朱鎔基被任命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後任市委書記。1991年至1992年，朱鎔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務院生產辦公室主任、黨組書記，兼國務院經濟貿易辦公室主任、黨組書記。
朱鎔基上任人民銀行行長之際，中國正面臨著建國以來最為嚴重的通貨膨脹，各種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相伴而行，危機四伏。
當年7月5日至7日，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朱鎔基首次以副總理、人民銀行行長身份亮相併講話。為整頓金融秩序，朱鎔基提出了“約法三章”：一是立即停止和認真清理一切違章拆借，已違章拆出的資金要限期收回；二是任何金融機構不得變相提高存貸款利率，不準用提高利率的辦法搞“儲蓄大戰”，不得向貸款對象收取回扣；三是立即停止向銀行自己興辦的各種經濟實體注入信貸資金，銀行要與自己興辦的各種經濟實體徹底脫鉤。
會上，朱鎔基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身份，命令下屬各支行行長在40天內收回計劃外的全部貸款和拆借資金。“逾期收不回來，就要公佈姓名，仍然收不回來，就要嚴懲不貸。”在厲聲說道後，朱鎔基話鋒一轉：“我在這裡講的，如果我自己做不到，我絕對不要求大家。如果你們發現我有不廉政、不勤政的問題，你們可以檢舉、揭發。但是我也要求大家，你們自己一定要以身作則。”截至當年7月底，拆借資金收回332億元，還增加了405億元的儲蓄。8月至10月期間，朱鎔基又先後主持召開8次會議，集中討論了宏觀調控措施實施的程度及貨幣投放量控制的程度。通過這些措施，央行成功減少了貨幣投放量，不僅有效防止了經濟再度過熱，也避免了商品價格的大幅上漲。
同時，在黨中央支持下，朱鎔基對極易造成金融風險的“銀證合一”模式進行了改革，下令證券公司從各大商業銀行分離出來，並前後出臺了16條措施。他還在1993年底宣佈自1994年元旦起取消雙軌制，實現匯率並軌，減少了經濟運行的中間成本。人民幣從此邁出了按市場定價的腳步，外貿在當年由赤字轉為黑字。
雖然朱鎔基任職央行行長僅兩年時間，但在他任內，通貨膨脹問題得以好轉，防止了經濟再度過熱，嚴重違法違紀活動得到了有效遏制，嚴重違法違紀人員基本得到處理，有效治理了當時混亂的金融秩序。
“1993年開始推動的宏觀調控，雖然使局部地區受了影響，但中國經濟防止了更高程度的、全局式的惡性泡沫。如果不是當時採取斷然措施，中國的損失將是極其慘重的。”多年後，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袁鋼明這樣評價道。
今年10月，朱鎔基迎來了他的90歲生日。10月12日，他以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首任院長、學院顧問委員會名譽主席的身份公開亮相，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會見了參加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2018年會議的顧問委員並一一握手。步入高齡的他對清華經管學院顧問委員會表示了感謝，並表達了把清華經管學院建設得越來越好的期望。
戴相龍：
積極推動銀行業改革
本刊記者｜芮曉鷗
戴相龍出席博鰲亞洲論壇
1944年出生的戴相龍，來自江蘇儀徵，曾任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交通銀行總經理、副董事長兼中國太平洋保險公司董事長、央行副行長，並在1995年出任中國人民銀行第十任行長。
穩形勢
平穩度過亞洲金融危機
戴相龍上任沒多久，亞洲金融危機猝不及防地發生。到1999年，我國經濟受其影響，開始出現通貨緊縮。面對國際局勢的動盪和金融危機的衝擊，同年3月，朱鎔基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戴相龍帶領央行通過適當增加貨幣供應量，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改進金融服務，拓寬支持領域；運用信貸槓桿，促進擴大內需和增加出口等政策措施，在保證貸款質量的同時，使中國銀行業和經濟抵禦金融危機的風險能力進一步增強。他多次在國際場合呼籲各國聯手行動，制止金融危機蔓延，彰顯了我國政府對國際社會高度負責的形象與大國風範。
穩健貨幣政策既克服了通貨緊縮，又防止通貨膨脹再起，有力維護了我國經濟和社會穩定持久快速增長的良好勢頭。而這一穩健的貨幣政策也從1998年實施到2007年。
增動力
推動商業銀行改革
在戴相龍任行長期間，人民銀行積極推動銀行業改革：1998年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注資2700億元補充資本金；1999年成立4家資產管理公司剝離四大銀行14000億元不良貸款；進行信託業的第5次清理整頓；推進城市信用社和農村信用社等中小金融機構的清理整頓……
1997年和2002年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召開後，我國加快了金融體制改革步伐。特別是2002年年初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重點討論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成立了商業銀行改革領導小組，戴相龍出任領導小組組長，推動商業銀行改革工作。
隨著新紀元來臨，多家商業銀行股改和引入戰略投資者以及上市順利推進，我國的商業銀行開啟了發展新徵程。
添活力
助力天津經濟發展
卸任央行行長後，2003年1月，戴相龍當選為天津市市長。他對於天津市經濟建設懷著宏大的願景。他上任後，天津市開啟了“三步走”計劃：招商引資、打造北方金融中心和組建北方海港製造業中心。
開發天津開發區、濱海新區成為當務之急，金融領域成為切入點。天津市發展多種金融機構，引進外資金融機構，爭取開展離岸銀行業務，組建非銀行金融機構，建設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如2004年2月，渤海銀行成立，總部設在天津，為環渤海地區的主要城市和港口服務；之後僅一個月，中德合資的中德住房儲蓄銀行也在天津成立。
2008年1月，戴相龍回到他熟悉的北京金融街，在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擔任理事長。他表示，一定要管好人民的“養命錢”。社保基金鞏固擴大資金籌集渠道，並通過私募股權基金等方式擴大投資範圍，基金總額至2013年上升到9000億元，實現了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與投資管理工作的穩健發展。
周小川：
“知行合一”十五年
本刊記者｜葉婷
周小川出席國際金融論壇
他是堅定的實踐派，推動央行豐富實施貨幣政策的工具與藝術，促進中國大型國有銀行改革，倡導利率與匯率市場化，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他是儒雅的學術派，發表了上百篇學術論文、十餘部著作，二度折桂“孫冶方獎”。他就是改革開放以來任期最長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也是中國央行的第十一任行長——周小川。
“整體改革論”的實踐者
1980年代末，隨著一本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的論文集走入公眾視野，該書主要貢獻者之一的周小川也步入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田。他先後在中國銀行、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國人民銀行、中國建設銀行、證監會任職，十多年中，幾乎歷練了中國金融業的主要領域。2002年，周小川擔任央行行長，就此開啟長達15年的央行“掌門人”生涯。在他的任職期間，這位“整體改革論”的實踐者給人們留下了眾多的改革財富——國有大行股改上市、構建市場化的利率體系、人民幣國際化、豐富貨幣政策工具箱……
在中國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央行的貨幣調控職能越來越得到充分發揮。相較以往單一的貨幣政策工具，周小川領導下的央行有一個貨幣政策工具箱，裡面裝著“十八般兵器”——利率、存款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操作、再貼現、再貸款、窗口指導……隨著政策工具更加豐富，政策組合也不斷優化。如今，人們已習慣用“藝術”一詞來形容央行的宏觀調控，而周小川無疑是主要的“藝術家”之一。
專家型人才的學術大家
“學者型官員”是外界對周小川的一個標籤式評價。他不僅是國家貨幣政策和宏觀調控政策的實踐者，也是金融理論的研究者。多年來，他提出了許多富有深度和前瞻性、可操作性的學術觀點，這既讓央行工作實踐具有深厚理論根基，也讓他的學者形象深入人心。
作為享受第一批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據統計，周小川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已經達到上百篇、著作十餘部。早在1994年，周小川撰寫的《企業與銀行關係的重建》一文，獲得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項——“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三年後，其《社會保障：體制改革與政策建議》再次折桂這個獎項。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周小川及其領導的中國央行審慎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釋放了確保經濟增長和穩定市場信心的積極信號。同時，周小川也形成了對危機的認識和思考。在他 2012 年出版的《國際金融危機：觀察、分析和應對》一書中，共收錄了 45 篇文章，涵蓋了中央銀行目標和工具、中央銀行治理及針對這次危機中央銀行理論可能發生的演變等內容。
在金融危機後，周小川又不失時機地提出了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構想，震驚國際金融界。他提議創造一個超脫於任何一國經濟狀況和利益的國際貨幣，發展“超主權儲備貨幣”，以克服“主權信用貨幣的內在風險”。從2007年首隻人民幣債券登陸香港，到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入籃，人民幣向世界各個角落蔓延，人民幣國際化邁出里程碑式的一步。
身材高大、面容和藹的周小川代表中國央行，不時出現在國際經濟、金融的舞臺上。如果說一口流利的英語為周小川和其他國家央行行長、財長在國際金融舞臺上折衝樽俎提供了便利，那麼他流露出的在古典音樂、歌劇和羽毛球等領域的濃厚熱情，以及風趣與幽默，則為他及中國央行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添磚加瓦。
中國金融改革的車輪始終滾滾前行。2018年3月，周小川揮別央行，並在4月迎來了新的職務: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中方首席代表。站在新的舞臺上，他還在繼續為中國經濟蓬勃發展以及中國金融改革貢獻智慧與力量。
易綱：
新時代肩負新使命
本刊記者｜馬曉曦
4月11日，海南瓊海，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出席博鰲亞洲論壇《貨幣政策的正常化》分論壇。
在“溫習”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的履歷時，因為記者是地地道道的北京順義人，所以對易綱那段順義插隊的知青歲月印象尤為深刻。或許正是恢復高考前的這段人生歷練，讓易綱在北京大學啃完了晦澀難懂的經濟學，讓他揣著兩美元隻身赴美苦讀並獲博士學位和大學終身教職資格，讓他堅守央行二十載並矢志不渝地投身中國金融事業,成為第十二任中國央行行長。
2018年3月履新央行行長以來，短短八個月的時間，易綱會見了數十位外國政要和央行行長，出席國際大型會議，廣泛開展考察調研，就貨幣政策實施、金融對外開放、提升金融服務等問題發表了許多精彩論述，展示了新時代中國央行行長的睿智與大國金融的風範。
在他身上總能尋到一個“穩”字。
這個“穩”，一方面體現在他的工作經歷上。從進入央行擔任貨幣政策司司長到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再到副行長、行長，易綱的金融職業生涯始終與央行相隨相伴。易綱是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在“兩會”期間，《中國金融家》曾多次採訪過他，觀點明確、思路清晰、嚴謹沉穩，是他給記者的直觀感受。今年全國“兩會”尾聲，在被任命為人民銀行行長的結果公佈後，面對人民大會堂裡記者的圍追堵截，易綱也是沉著泰然，談及感受他只有短短數語——“我的內心平靜而莊重，使命神聖而光榮。”
“穩”字的另一方面體現在他對金融穩定的關注上。“做好金融工作任重道遠。”易綱認為，當前金融方面的主要工作，可以概括為三句話：第一句話是實施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第二句話是積極推進金融業改革開放，提升中國金融業競爭力；第三句話是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保持金融業整體穩定。當外匯和股票市場發生波動時，易綱也是第一時間接受媒體採訪，用“我國經濟基本面良好、風險總體可控”的有力聲音，掃除市場疑慮，穩定市場信心。
在他身上還能尋到一個“新”字。
固步自封從來不是中國金融業的風格，也不是易綱的風格。海外求學和外匯管理工作經歷讓易綱擁有廣闊的國際視野，深知擴大對外開放的重要性：“改革開放有利於中國，也有利於世界”。
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上，易綱宣佈了大幅度放開金融業的具體措施和時間表。外界議論這是“大爆炸式（Big Bang）改革”，但易綱卻再次表現出央行行長的“穩健”風格：“中國的哲學講究‘逐步’和‘漸進’。各項政策在推動時都是非常謹慎的。推進金融業對外開放要遵循三條原則：一是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原則；二是金融業對外開放將與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和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相互配合、共同推進；三是在開放的同時，要重視防範金融風險，使金融監管能力與金融開放度相匹配。這些措施是經過慎重考慮後，在評估各項條件已成熟、監管已到位、數據已到位後才往前推進的，不能把它形容為大爆炸式改革。”如今時近年末，人們欣喜地看到，上述“時間表”的安排都在一條條按部就班地實現。
在他身上更能尋到一個“實”字。
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貨幣政策實施和宏觀調控改善的要義也在於此。今年以來，央行繼續執行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把好貨幣供給總閘門，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引導貨幣信貸及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為實體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易綱對改善小微企業金融服務高度重視，他的“五個視角”理論受到廣泛贊同。易綱談道：“第一個視角，從金融結構方面，需要構建覆蓋小微企業全生命週期的融資服務體系。第二個視角，要通過正規金融渠道提供更多的融資，使正規金融成為小微企業融資的主力軍；同時，民間融資作為小微企業融資的重要補充。第三個視角，要堅持財務可持續，增強金融機構服務小微企業的內在動力。第四個視角，要各方共同努力，用‘幾家抬’的思路來共同做好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第五個視角，以單戶授信500萬人民幣以下貸款作為政策聚焦點和發力點。”
與此同時，為進一步解決好民營企業融資問題，易綱給出了人民銀行“三支箭”的政策組合，即增加民營企業的信貸，幫助民營企業發債融資，研究設立民營企業股權融資支持工具。他語重心長地說：希望大家堅定信心，我們有“真金白銀”的政策和措施幫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解決困難。
“穩”“新”“實”三個字，其實是我國金融業改革發展的幾個重要“關鍵詞”，它們不僅體現在易綱個人身上，更體現在人民銀行各項工作中。這是新時代中央銀行不變的初心和使命，是新時代大國金融肩負的責任和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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