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歷史，二戰的硝煙雖然已遠去，但二戰留給我們的思考仍在繼續。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席捲了整個世界，各國紛紛採取措施來擺脫危機。美英等國通過一系列的改革緩解危機，而德日等國則不同，在走上法西斯道路妄圖通過戰爭轉嫁危機，悍然發動了世界大戰，然而在這一期間的德日兩國雖有合作，卻也存在著矛盾，在合作期間討價還價，甚至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拋棄對方，互相拆臺，根本就不是什麼“鐵哥們”！
一、德日軸心的建立
30年代的世界幾乎都被籠罩在經濟危機的陰霾下。
德國政局動盪不安，財政困難，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銳，議會民主制在危機的衝擊下搖搖欲墜，法西斯勢力興起並不斷壯大，法西斯頭子希特勒抓住時機登上政治舞臺，開始了法西斯獨裁統治。
作為一戰戰敗國之一的德國受到了嚴重製裁，在巴黎和會上成為任人宰割的魚肉，國內的復仇情緒不斷上漲，希特勒以此為契機，叫囂著要恢復昔日德意志帝國的威風，也為達到他重新劃分世界版圖的目的，將戰爭矛頭指向英法等大國。然而面對如此強大的對手，首要的任務是要尋找到盟友，在歐洲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墨索里尼，而遠東也是個戰略要地，同樣也需要找到一個有足夠力量能夠牽制英法美的盟友，他的目光很自然地就落到日本的身上。
日本雖然是一戰的戰勝國之一，但在戰後的分贓會議上，尤其是華盛頓會議，與美國的矛盾尖銳，美國外交的勝利使日本受到嚴重限制，想稱霸亞太，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計劃也遭到破壞，日本對此十分不滿，經濟危機也給日本帶來了空前的災難，國內外矛盾激化，軍部法西斯逐步掌握政權，將日本推上了法西斯道路。兩國都希望藉助對外擴張來轉嫁危機，也都懷有改變現狀、重新瓜分世界的野心，這樣兩個法西斯國家在侵略擴張的道路上逐漸勾結起來。1936年11月25日德日兩國結成了政治同盟。1937年11月德意日三國軸心正式形成。
隨著局勢的發展，也出於加強對外侵略擴張的需要，他們希望能夠實現進一步的勾結，1940年9月27日三國在柏林簽署了《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正式結成軍事同盟。這樣三國不僅在政治上結成了同盟，在軍事上也形成了夥伴關係，法西斯軸心力量得到空前壯大，發動了一系列大規模的侵略擴張戰爭，以期實現各自的夢想。
二、德日矛盾的表現
德日兩國間存在著共同點——
既要擺脫經濟危機，又要打破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實現重新瓜分世界的夢想。在共同目的的驅使下，兩國簽訂了一系列合作條款，結成了強大的同盟，展開了瓜分世界的狂潮。然而，兩國間不僅存在著合作關係，也存在著矛盾，而且矛盾隨著利益衝突的不斷擴大也在不斷激化。
其實，兩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主要集中表現在爭奪殖民地的鬥爭中。日本在太平洋的殖民擴張開始於一戰爆發之後，日本海軍佔領了當時仍隸屬於德國的密克羅尼西亞。
在一戰後的巴黎和會上策劃將德國殖民地實行“委任統治”時，作為戰勝國之一的日本也將會得到赤道以北的一部分德國殖民地。日本的侵華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德國在華的利益，德國既是出於自身利益考慮，也想以此牽制日本，繼續同中國進行貿易等活動，對於日本妄圖孤立中國的想法不加理會，日本對此極為不滿。
另外，在中國的山東問題也是兩國角逐的焦點之一。在二戰期間，兩國矛盾是如何演變，並不斷升級的呢?從戰爭的發展進程和兩國關係的調整進行分析，兩國矛盾的發展、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階段：
(一)在蘇德戰爭爆發前，德日兩國間雖有摩擦，矛盾也是時隱時現，但還未出現明顯的裂痕。
在經濟危機的打擊和推動下，東西兩個法西斯國家走向同盟，簽訂了一系列的合作條款。但結成同盟的過程卻不是一帆風順，協定的簽訂是兩國經過激烈討價還價的結果，在這個協定中雙方也並不承擔在軍事、經濟、外交等各方面的合作義務，這樣協定也就失去了其實際意義。
雙方協定簽訂還不到八個月，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時，作為日本盟友的德國卻宣佈保持中立，維持同中國的經濟貿易及軍事往來。雖然後期德國在需要與日本妥協並希望進一步加強合作，建立軍事同盟時，在對華政策方面採取了相對的讓步，藉以緩和兩國關係，但日本卻對建立軍事同盟產生了顧慮，並不希望自己成為英法美的主要目標，這種想法對於軍事同盟的順利締結產生了不良的影響。
雖然兩國最終結成了同盟，但由於雙方在侵略目標與過程上出現分歧，在雙方的對外政策方面也就存在著差異。德國計劃先攻打英國，佔領歐洲，建立歐洲大帝國；而日本最初打算向北侵入蘇聯，將這個對他有著潛在威脅的國家制服，為實現“大東亞共榮圈”開闢道路。
1939年8月23日，德國出於戰略考慮，揹著日本與蘇聯單獨媾和，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這是日本始料未及，也無法理解的。因為此時的日蘇關係十分緊張，日本力圖打破蘇聯防線，謀求在華戰場上的攻勢順利進行，雙方衝突不斷。而且蘇德協定締結之日，正是日蘇兩國軍隊在諾門坎激烈戰鬥之時。這一事件最終導致平沼內閣在一片反對聲中匆匆離開了歷史舞臺，日本將德國的這一舉動視為對日本的出賣，對協定的背叛，為此向德國提出強烈抗議，並中斷了與德國締結軍事同盟的談判，兩國關係開始淡化。
隨著德國戰勢的發展，1939年9月德國突襲波蘭將戰爭擴大，希特勒的閃電戰節節勝利，吞併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佔領瑞士、比利時，突破馬奇諾防線，攻佔法國，將歐洲大片領地置於他的制控之下。日本一方面於9月4日的內閣會議後發表聲明：“面臨剛爆發的歐洲戰爭，日本無意捲入。他將集中力量處理中國事件。”
另一方面他也看到德國在歐洲的不斷勝利，並深信德國一定能成為歐洲戰爭的最後勝利者，開始擔心德國在那時會捲土重來，奪回他一戰前在遠東和太平洋的“失地”。希望趁德國還默許日本擴張之時，先鞏固日本在大東亞的地位。
同時日本也加快侵華步伐，並積極準備發動太平洋戰爭，對建立三國軍事同盟又產生熱情，而正在與英國進行空戰並準備入侵蘇聯的德國也迫切需要同日本加強進一步聯繫，於是兩國又恢復了簽訂軍事條約的談判，在“日本承認德意建立歐洲新秩序的領導地位⋯⋯只要它們承認日本在亞洲的新秩序”的前提下，於1940年9月27日簽訂了《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
在此條約中，德國將主要矛頭指向蘇聯，希望日本能夠協助遏制美國，認為只要牽制住英美，使德國在進攻蘇聯時不至於陷入兩線作戰的困境就行。而日本則希望以此來嚇住美國，防止美國插手，以期達到佔領西南太平洋的目的。兩國目的不同，即使簽訂了軍事同盟條約，也不可能實現戰略的協同合作。因此不論是條約的簽訂，還是結成軍事同盟，這些都沒有給兩國帶來更多的合作機會和共同利益。
日本在經過了張谷峰戰役和諾門坎戰役後，也逐漸意識到，想在短期內打破蘇聯防線的可能性不大，而且三國條約的簽訂也未給日本帶來更多的機遇和好處，此時的日本希望先暫時改善同蘇聯的關係，以求得解除他在南下時的後顧之憂。同時，德國方面既是出於戰略保密考慮，也是出於其自身利益考慮，認為能夠獨自打敗蘇聯，不願意日本介入來分享勝利果實，所以並沒有把其要進攻蘇聯的真實目的告知日本。
於是歷史上出現了這樣滑稽的一幕，在蘇德戰爭爆發前的兩個多月，1941年4月13日日本與蘇聯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從其內容就可以看出這個條約是與《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根本對立的。
此階段，兩國的合作是在不斷的爭論中進行的，雙方只有在互相承認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才能進行合作，都想從自身利益出發來要求對方服從自己，兩國既不想損害到自身利益，又想從合作中獲利，這樣他們也只能是在合作中相互利用、妥協，不可能實現精誠合作。另外，兩國是在“反蘇”的旗幟下逐步勾結在一起，兩國合作的基點也就在於此。
而在此期間，德日兩國都曾出現單獨與蘇聯密談、簽約的現象，完全不顧及盟國利益。《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打破了德日法西斯的反蘇聯合陣線，德日關係逐漸冷淡下來，東京方面的親軸心派也遭到了嚴重挫折。《日蘇中立條約》的簽訂給了蘇聯一個文字上的約定，確保了他避免兩線作戰的被動局面。蘇聯遠東政策的勝利也體現出軸心國內部缺乏真正的合作。
這兩個條約的簽訂不僅背棄了雙方結成同盟的基點，同時也使兩國間的相互信任受到了挑戰，使兩國間壓抑已久的矛盾開始惡化，給軸心國同盟內部的合作蒙上了陰影。合作中的相互猜疑和不信任成為雙方合作不能順利進行的壁壘，戰時合作也就無法真正實現。
(二)隨著蘇德戰爭的爆發與戰事的不斷髮展，兩國間的矛盾也開始逐漸深化，最終導致同盟破裂，合作失敗。
1941年6月22日，德國公然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突襲蘇聯。這不僅打亂了日本的作戰計劃，迫使其重新規劃戰略部署，也引發了其國內的爭論：
一派認為應趁機北進，這主要是受到了德國在戰場上勝利的誘惑，迫切主張北進，實現其多年來妄圖佔領蘇聯遠東地區和西伯利亞的計劃，宣稱如若不及時北進，就會錯失良機。
另一派則擔心，現在參戰會產生不良後果，認為“德國如在戰爭中得手，則日本最後將進行干預，‘以確保北方地區的安定”’，即在蘇軍遭到重創後，敗局已定之時，日本再加入戰爭，從而坐享漁翁之利。
日本御前會議於1941年7月2日通過了“適應世界的形勢的帝國國策要綱”，決定繼續堅持南進方針，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不惜對英美一戰，對蘇德戰爭暫不介入。認為此時的當務之急是要奪取南方豐富的戰略資源，以此來解決中國戰場問題，西伯利亞則要等到蘇聯戰敗後再去佔領。
在歐洲戰事爆發後，德軍所到之處勢如破竹，美國忙於支援西歐盟國而無暇東顧，同時美國對華的援助也促使遠東形勢對日本越來越不利，日本急於改變現狀，實現獨霸東亞稱霸世界的野心，認為這是日本實行南進計劃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於是將南進作為其對外侵略的主要戰略方向，以此來奪取東南亞地區的豐富石油資源和其他戰略物資，並切斷國際援華通道。而且，從歷史上看，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日本在太平洋群島的戰略動機遠遠大於商業動機。因此日本一直都將太平洋地區視為其必爭之地。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將美國捲入戰爭，這給德國帶來了極大的震驚，希特勒乍一聽到此消息時，振奮不已，看到日本終於採取了實際行動，希特勒的喜悅幾乎無法掩飾，喊道：“現在，我們有一個三千年來沒被打敗過的夥伴。”“我們不會輸掉戰爭了。”可是隨著戰勢的發展，對軸心國的形勢卻越來越困難，美國參戰加速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
日本偷襲成功的愉悅並沒有持續多久，很快就轉入了戰略防禦階段。日美戰爭的爆發，使蘇聯無須再擔憂會從東部受到攻擊，完全可以傾全力與德國進行鬥爭，無形之中也給德國加重了負擔。
1941年，莫斯科保衛戰的勝利打破了德國閃擊戰的神話，將德軍陷在了蘇聯戰場，無力向其他地方擴張。
1942年，斯大林格勒戰役緊要關頭，希特勒提出希望日本協助進攻蘇聯，迫切希望日本在遠東開闢第二戰場，實現兩國戰略上的相互呼應，日本卻拒絕北進，仍是堅持南進的方針，迫使德國不得不孤軍作戰。德國對於日本的不肯冒險北進，未能給德國擺脫被動作戰地位帶來任何幫助，德國領導人大失所望。
隨著戰火的不斷擴大，蘇德戰爭的爆發將蘇聯拖下水，太平洋戰爭將美國捲入戰爭，蘇美的直接參戰，大大增強了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也鼓舞了世界人民的士氣。到1943年時，戰爭局勢出現顯著變化，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已建立的情況下，法西斯國家大都處於劣勢地位，德日雙方也都自顧不暇，日本也意識到德國已經輸掉了戰爭，其失敗也只是時間問題。
1945年5月8日，德國宣佈投降，日本也只是無可奈何地發出抗議聲明，宣佈終結德日之問的一切外交關係。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二戰結束。
在此階段，兩國戰略上的分歧在具體作戰行動中充分體現出來，兩國關係出現了突變。日本沒有應德國的要求開闢第二戰場支援德國，仍繼續堅持他的南進方針，將美國也拖進了戰爭，給法西斯同盟樹立了一個強大的對手。
從戰略上講，如果此時的日本及時應德國要求開闢第二戰場支援德國，那麼戰爭的進程可能會有所改變。德國如果戰勝了蘇聯，對於日本來講，他的後方也就有了保障。而且，德國在戰勝蘇聯後，一定會加大力度進攻歐洲，那樣就會牽制美國對歐洲的更多援助，這樣日本的南進計劃也許會進行得更加順利。
然而，歷史沒有如果，正是由於雙方的戰略目的和計劃的不同，導致兩國的戰略協作沒能真正實現。而且，到了戰爭勝負已很明顯的時候，日本竟然派人去勸說蘇德和解，致使兩國矛盾進一步加深。隨著戰勢的發展，德日問的合作關係也逐漸走到了盡頭。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結論：在整個二戰中，德日兩國一直都是各自為戰，沒有達到最初結成同盟時的預期目的。兩國政府推行的對外政策存在著嚴重分歧，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之間的隔閡也會隨之不斷擴大。雙方在戰爭中沒有進行真誠合作，在戰略上沒有達成一定的默契，那麼戰時合作也就成了空中樓閣。兩國問矛盾一步步加深，合作無法實現，為後期戰況的發展打下了伏筆。直到在戰爭中有一方失敗，同盟隨之解體，合作關係也就不復存在了。
三、德日矛盾存在的原因
綜觀二戰期間德日兩國矛盾的演變，為何兩國分別處於東西方有利的戰略地位，同時還結成了政治、軍事同盟，卻未能達成他們的最終目的呢?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出現這些矛盾與衝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他們的目的不同。
日本妄圖先建立大東亞共榮圈，進而以太平洋為核心稱霸世界；德國則是推行沙文主義，要重新瓜分世界，妄圖以歐洲為核心獨霸世界。兩國都有各自的目標，而且都將自己的利益放於至高無上的地位，這是由於法西斯的本質所決定的。在不同目的的推動下，雙方就會出現矛盾，矛盾也會隨著時間地推移而不斷地升級，合作也就無法實現。
第二，雙方在建立同盟之初就都有著各自的打算。
日本關心的只是他能從同盟中得到多少好處，以及他必須為此要付出多大的代價，也想借助同盟之力壓服英美，使他們停止對華援助，從而迫使中國放棄抵抗，儘早從侵華戰爭泥沼中擺脫出來，進而把中國變為其稱霸世界的軍事戰略要地。
德國亦是如此，他一方面想利用日本分散英國的軍事力量，牽制美國，防止美國參戰，避免兩線作戰；另一方面他對於日本只想從同盟中獲益卻不願意承擔義務的行為，表現出相當的不滿。兩國問的相互猜忌與相互利用加深了彼此問的不信任，加速了矛盾的深化。
第三，與兩國國情以及領導人也有著不可忽視的聯繫。
日本是在以軍部為主體的軍閥、官僚、財閥、天皇法西斯勢力“五位一體”的軍事法西斯的指導下逐步走上全面戰爭道路的。在日本天皇制下的軍部法西斯上臺前，軍部內部的矛盾就十分尖銳，存在兩個對立的派別，即皇道派和統制派，兩派的分歧嚴重，統治集團內部存在矛盾不利於統一指揮軍隊，同時日本也存在著濃厚的封建殘餘。
德國是通過“自上而下”的王朝戰爭完成的統一，也是一個帶有濃厚的封建殘餘的國家。同時身為國家元首的希特勒是個野心十足的政治家、冒險家，他集右翼激進與傳統觀念於一身，他十分信賴“必須用暴力來清算暴力”的格言。希特勒在德國掌握了絕對的權利，最終，他使法律也倒向了自己。在初期他雖然可以藉助一些激進言論，煽動人們的復仇情緒，但在經歷長期的戰爭後，人們也逐步意識到：“戰爭不僅帶來了傷亡，也使許多人死於飢餓和疾病。”
兩國雖然都是在經濟危機的外部環境的推動下走上法西斯道路的，但雙方也都有著各自的內部原因；兩國雖然都存在著嚴重的封建殘餘，但程度卻不相同。這樣，有著不同國情的兩個國家在制定對外政策時，必然會遵照本國國情。另外，各國領導人的好惡也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國家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實施。
第四，盟國外交政策的成功實施，尤其是《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為蘇聯爭取到了兩年時間，《日蘇中立條約》則使他在六個月後，得以將遠東軍全部投入莫斯科保衛戰，奠定他贏得對德之戰的基礎。
蘇聯遠東政策的勝利，對於蘇聯避免兩線作戰有著重大意義。同時，也有力地分化了德日兩國的關係，為他們安排以後的‘戰略行動埋下了障礙，催動了兩國矛盾的繼續加深。
總之，國際關係中存在的合作與利益衝突，就如帕默斯頓所說的那樣：“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國家利益恆久不變”。正是由於以上諸多原因導致二戰期間德日矛盾的不斷加深，最終，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反擊下軸心國同盟徹底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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