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泓」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為什麼發展得更快？

改革開放四十年，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二十九年相比、與同時期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為什麼中國的發展更快呢？最根本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中國摒棄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左”傾主義發展道路，並大膽探索了一條共產黨領導下的共同富裕之路；其二，是積極對外開放，全面與國際接軌，深入融合到世界經濟之中。

珍貴的遺產，難忘的教訓

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所開創的改革開放偉大事業，並不是從一張白紙上開始的。新中國二十九年的建設給改革開放留下了很多遺產需要傳承，也留下了不少的教訓需要汲取。

第一，自力更生，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這是毛澤東思想的三個重要組成部分。正如《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所指出的那樣，“在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尤其必須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革命和建設事業。我們一定要有自己奮鬥到底的決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國億萬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否則，無論革命和建設都不可能取得勝利，勝利了也不可能鞏固”。

從經濟方面來看，這種發展道路，既不是進口替代，也不是出口導向，而是滿足國內需求，發展國內生產的自給自足形式的或者獨立自主式的發展道路。基本的做法是：大規模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和生產線，甚至全套的工廠等，發展國內的供給，滿足國內的需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先後進行過好幾次類似的引進。

新中國成立之初，在遭受西方世界的封鎖、禁運，中國以蘇聯援助的156個項目為基礎，加上從中東歐國家的引進項目（250個項目），順利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建成了鋼鐵、化工和機械等工業，奠定了工業化的堅實基礎。在不到10年中，大大縮短了與世界先進技術水平的差距，初步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

1960年代是新中國對外關係發展中比較困難的時期：一方面，與蘇聯的關係惡化，另一方面，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也沒有得到改善。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仍然通過努力實現了從西方國家進口少量成套設備，填補了一些國內技術空白。比如，1962年從日本引進的維尼綸生產設備等。

1970年代，隨著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復，以及與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關係的改善，技術引進的規模也在不斷加大。1972年，利用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危機，中國引進了4套化纖和2套化肥設備，用於解決人民群眾穿衣吃飯的迫切問題。同時，冶金、機械、電訊、民航以及鐵路等部門也引進了一批先進技術設備。典型例子是武鋼從聯邦德國引進的1.7米軋機連鑄機設備等。1973年又提出“四三方案”，計劃在三五年內，集中進口一批成套設備、單機設備和新技術，支援農業、加強基礎工業和輕工業；確定引進的項目包括13套化肥、4套化纖、3套石油化工、10個烷基苯工廠、43套綜合採煤機組、3個大電站等，用匯43億美元。從1973－1977年，中國共引進了250多項技術和成套設備，合同金額40多億美元。

這樣的發展道路，對於改革開放初期的戰略和政策選擇有很強的約束作用。比如，中國的開放，最初主要是為了突破外匯的限制，引進更多的先進技術。為此，“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就成為重要的選項。同時，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也成為一種選擇。但是，中國期望引進的外資，要麼是技術先進型的——能帶來先進的技術；要麼是出口創匯型的——能夠擴大出口，帶來外匯收益。而對於單純面向國內市場、技術水平一般的外資則嚴格限制。

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國的開放就是在這樣的邏輯基礎上逐漸展開的，即：要引進更多的國外先進技術，提高和充實國內的生產和供應[1]。為此，我們需要擴大出口，適當舉借外債。顯然，這是一種非常樸素、簡單而務實的對外開放。隨後的開放不斷突破了這些限制。

第二，二十九年的建設和實踐，也給予中國很多教訓，告訴我們什麼樣的做法不行，什麼樣的道路走不通。

1）在新中國前二十九年的建設中，一直縈繞著這樣一個內在的“矛盾”，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目標是推翻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極大地發展社會生產力，建立按勞分配和按需分配的社會，使得廣大無產階級——工人階級、農民富裕起來，過上幸福的日子。但是，一旦工人階級和農民擁有了自己的財產，富裕起來，他們就變成了“資產階級”了。這一點尤其是在執政的共產黨及其高級領袖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這些高級領袖，絕大多數出身貧民、甚至一貧如洗的流浪漢、乞討者，但是，革命成功之後，他們卻權高位重，享受著過去只有資產階級精英們享受的待遇。是不是這些人也變成了“資產階級”呢？

革命領袖毛澤東主席是一個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早在革命勝利之前就在思考這個問題，並多次告誡全黨幹部注意。1944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發表之後，毛主席隨即將該文列為隨後的整風材料之一，警示全黨：不要在革命勝利之後，退化變質成為明末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手下的軍師和大將軍——牛金星和劉宗敏那樣的人。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從某種程度上講，是不是就是這樣一種思考、擔心的延續呢？

文化大革命的根源，從根本上講，就是毛主席認為，這樣的資產階級已經形成，並且，成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些人在中央有個司令部，在各個地方都有代理人。他們是需要打倒的。

但是，矛盾的地方在於，打倒了這些人之後，再上臺的“無產者”也會蛻變成“資產階級”。這樣的循環，會不斷地重複下去；到什麼時候才會結束呢？毛主席給出的解決方案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也就是文化大革命。

這樣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方面，會陷入到無休止的革命和運動之中，使整個社會基本上處在階級鬥爭之中，無暇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極端地，這樣做，不僅會造成內亂，甚至內戰，而且，對外也會非常脆弱，容易引發外敵入侵。另一方面，經濟上以及其他方面，也會陷入到極端的左傾主義的路線上。比如，將經濟意識形態化，形成這樣的口號“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將正常的對外交往，標籤化為“崇洋媚外”等。這樣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也會比較動盪，人民的生活得不到改善，長期處於貧窮狀態之中。

2）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人去世之後，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首先突破了過去的毛主席的有關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考，也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左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道路。他給出的基本答案是這樣的，即：整個社會主義革命或者共產主義革命，是推翻現有的資產階級及其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政權，共產黨執政，並領導貧窮的人民大眾艱苦奮鬥，使得整個國家轉變成為一個發達的強國，民富國強，共同富裕！

這樣來看，社會主義革命，至少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使命就是通過革命，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國家；通過革命培育起一個強大的政黨和政府；然後，再通過這樣的政黨和政府來建設一個強大的國家。

這是不是落後國家，通過社會主義革命，走向繁榮富強的一條成功發展路徑呢？至少從其他成功發展起來的國家和地區的經驗來看，兩條路徑之間有很大的相似性。

偉大的探索和實踐

左傾的道路走不通，那麼，什麼樣的道路能走呢？同時，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的推進也遇到了外匯方面的約束。怎麼樣尋求突破呢？這裡，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二代領導人，為這種道路勾畫了輪廓，指明瞭方向，即：需要堅持什麼，需要向哪個方向走；具體的路線和政策則需要探索。

第一，這條道路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主要有兩個。

其一是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1976年，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老一代領導人去世，以華國鋒、葉劍英為代表的黨中央粉碎了“四人幫”；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撥亂反正，思想解放，但也造成了一部分人的思想混亂。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代表中共中央召開的理論工作者務虛會議上，發表長篇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正式提出這些原則；並指出不堅持這些原則，實現四個現代化、落實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就是一句空話。

其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即：“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會議上，正式確立黨的“基本路線”，為未來中國的發展劃定了基本的輪廓。

這些原則有什麼意義呢？“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對比著觀察，就會發現這樣的基本原則，徹底地區分了中國的改革開放與中東歐國家所進行的經濟轉型過程。

首先，中東歐的經濟轉型是以政治革命作為前提的，也就是放棄社會主義，放棄共產黨的領導，甚至是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共產黨的領導。這樣做，帶來了至少兩個方面的不利影響：1）很長一段時期，社會處在混亂狀態——歷史虛無主義氾濫，價值觀喪失。2）國家和政府也處在各種派別紛爭之中，非常脆弱，無法聚焦經濟發展。

其次，中東歐的經濟轉型採取的是休克療法。休克療法，從某種程度上講，就是對於過去計劃經濟的清算，以及對於未來市場經濟的躍升。從實際運行的效果來看，對於過去的清算是徹底的，而對於未來市場經濟的躍升卻是失敗的。

第二，這條道路的名字稱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2]，但是，只有方向，卻沒有路標。這就需要“摸著石頭過河”，需要不斷地“闖”。因此，這樣的發展道路本身就是一場偉大的探索和實踐。

（一）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雖然，世界上有很多的國家同時在進行探索和實踐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但是這是一條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中國的探索也不例外。二十九年的新中國實踐，只是警醒了中國領導人，過去的左傾道路走不通，使得鄧小平發出這樣振聾發聵的呼喊：“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3]“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4]另一方面，他也指出：“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是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必須是切合中國實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5]

在這樣的條件下，首先需要的是思想上的解放——必須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堅持辯證唯物主義，不能囿於馬列主義的條條框框。其次，要突破姓資姓社的思想禁錮，要有檢驗發展的標準，這就是鄧小平1992年於南方講話中所提出的三個有利於，即：“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二）試點、試驗，再糾錯或者推廣的工作路線

更重要的是，在改革開放中，逐漸地將這種思想路線和檢驗標準轉變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工作方式，即：試驗、試點，然後，修正、逐漸推廣的做法。

這個過程，既不是學習的過程（按照學習的積累，逐漸成長），也不是信息充分條件下的跳躍過程，而是一個不斷的試驗、試點的探索過程：既是漸進的，也是不確定的，風險很大；但是，也有很大的獎勵——如果走對了路線，那麼，率先進行探索和實踐的地區或者行業就會獲得先發優勢，以及其他方面的好處。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這種試點和試驗還有一個難能可貴的特點，即：試點、試驗中的風險和成本，基本上由中央承擔，試驗者基本上沒有後顧之憂。這就形成一種獨特的政治生態，即：沒有風險的試點、試驗，從而引發了眾多地方和城市之間的競爭；尤其是地方的官員，拿到了這樣的一個試點試驗的機會，就是獲取晉升的最好機遇。

這樣一種生動活潑的、全官共“闖”的局面也成為四十年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微觀政治基礎之一。

（三）你追我趕向前奔的眾生相

即便是如此，身處這種進程中的人們卻會面臨著很大的不公平，尤其是時間上的不公平。比如，住房制度的改革。原來的國家住房分配製度從1990年代開始逐漸進行市場化改革，並被廢止。在此之前的人員可以享受低價分配住房，之後的人員卻要從市場上進行購買。這種差別是巨大的，尤其是處在這種改革前後兩年的人們。但是，隨著住房市場化的發展，在市場上購買了商品住房的人員，不見得吃虧。因為，越是較早購房，市場化的房價越低；隨後的漲幅越大。而很多享受了政策性分配住房的員工則沒有再購買市場化的住房，結果房地產漲價的紅利就沒有享受上。這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中，表現得尤其明顯。中國很多的政策，都是按照“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執行。其中的不公平，成為一種改革中的常態。

因此，通過不斷地試驗而闖出來、蹚出來的改革開放道路，也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同時，也充斥著眾多的不公平，但是，卻具有創造性、探索性，並將風險降到較小、痛苦降到較低的程度。通過廣泛的宣傳、尤其是通過不斷的快速發展，在對於新機遇的渴望和追求中，使得人們對於這樣的做法也建立起了強大的心理承受能力。這一點，也是中國和其他很多國家不同的地方。

這樣的情形，一方面，造成了大家“向前看”的心態，因為快速發展過程中的機會很多，抓住了就會向前邁出一大步；另一方面，也使得大家人人心懷不滿、甚至怨憤，似乎只有自己遭遇到了不公，其他人獲得了不合理好處。這樣，就形成了人人爭先，個個努力，同時，唯恐自己被落下，被不公正對待的一種“奮勇向前”的局面。從統計數據，從每個家庭的收入增長以及各種福利改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四十年來國家的巨大進步，以及每個人的富裕程度的改進，大家“痛，並快樂著”！

在改革開放中不斷髮展和壯大

改革開放初期，因為改變落後面貌的急切心情使得各個地區、各個行業紛紛出臺技術、設備引進的大訂單，結果1978年全國形成了1230項的進口項目大清單，用匯額度達到了78億美元[6]，超過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所有年份的總和！這大大加劇了本來就捉襟見肘的外匯約束。

為了尋求突破，中國主要採取了兩種方式，其一，擴大出口——加工貿易等三來一補的貿易形式開展起來；其二，引進外資（一方面直接帶來一部分外匯，另一方面，直接擴大生產，滿足當地的需求）。

而中國所需要的這些技術和投資均為西方國家所把持。因此，中國的開放，本質上，是對於西方國家的開放——至少在蘇聯解體之前的1980年代是如此。而西方國家都是典型的市場經濟，因此，通過尋求出口創匯的途徑，中國的企業和產業就被迫走到了開放的前沿，直接和市場經濟的西方國家打交道。

這樣，中國的經濟就通過三個結合（新舊結合、中外結合、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逐漸走向了市場化，並逐漸地融入到區域、從而全球的生產網絡之中；最後，實現了整個經濟的國際化。

那麼，中國是怎麼做的呢？

改革首先是在農村中進行的。通過廢除公社、生產隊等勞作組織方式，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生產經營積極性自覺性提高，農村經濟活躍起來，農業產出也大大增加了。

其次，是城市中推行的市場化改革試點。在改革開放的最初階段，幾乎所有的企業都是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那時城市改革的做法是：在每個企業內部，將生產能力和經營活動區分為兩個部分——計劃內的與計劃外的，並逐漸增加和擴大計劃外的部分，放權讓利，甚至推行承包制，最後，將企業內部的生產全部變成計劃外的部分——取消指令性計劃，取消指導性計劃，企業自主決策。

也是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階段，由於市場經濟的東西都是新增的部分，因此，允許現有經濟體制之外的人進行私人經營：城市中的個體戶首先興起，以後逐漸發展成了私營企業。

另外一個做法，就是在現有的體制以及經濟中，構建新的“特區”，進行新的嘗試。這在開放中尤其突出。比如，1979年在廣東和福建興建的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等四大經濟特區。以後，在積累經驗的基礎上，不斷擴大，增加了14個沿海開放城市，最後逐步推廣和擴大到全國範圍。

再次，是在增量部分不斷擴大、示範作用越來越突出的情況下，也開始推行存量部分的改革探索：從1980年代早期的承包制（短期的合同制，確定利潤和經營指標，實行市場化經營）向隨後的股份制改革轉化，並在1990年代中後期實行國有企業的現代化改制，“抓大放小”：一方面，將絕大部分的國有企業改制轉型，另一方面，也形成一批精幹的大型國有企業（以國資委主管的央企為代表）。這些留下來的大型國有企業，在隨後的開放環境中，逐漸轉型成為“市場化的、類似於西方大跨國公司或者大型企業”的跨國集團。

最後，在市場轉型的過程中，“計劃內”與“計劃外”之間，也會存在一種“競爭”：在逐利動機的驅動下——不論這種動機是邪惡的（比如，官倒的角色），還是善良的（比如，企業自身的逐利動機驅動，儘快完成計劃內，從而可以增加計劃外的供應，從而獲得更多利潤），“計劃外”的部分會得到更快、更迅速的發展。要麼是直接地將計劃內的物質和產品，轉化成計劃外的物質和產品，並按照計劃外的價格銷售，從而牟取暴利；要麼是擴大計劃外的生產和供應，從而獲取更多的、更高的利潤。同樣的情況，也在“存量改革”與“增量改革”中存在，從而使得市場化的部分不斷快速壯大。這樣，市場化的改革就會有一種“自組織”機制——不斷地野蠻生長和壯大！

和隨後進行經濟轉型的中東歐國家相比，中國的做法有何獨特之處呢？

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是一個艱難的漸進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中東歐國家的轉型以及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啟示是：市場化的幼苗，是需要精心地培植、慢慢地成長的。在長期計劃經濟所形成的土壤上，以放任自流的形式，通過休克療法是很難成長起市場化的美麗花朵的。

第一，在休克療法中，快速的私有化過程，只是讓少數先知先覺的人們率先、廉價地購買了其他人的股份，從而成長為企業的大股東和所有者。這是一種投機者的成功，或者偶然的、暴發戶式的成功；這種做法沒有鼓勵辛勤勞動的創業者和勞動者，而是一種變相的掠奪和剝削，並導致社會分配的極大不均。

第二，在休克療法中，貨幣的可兌換以及資本賬戶開放，導致了極短時間內本幣大幅度貶值，國內資產縮水，從而為外資的併購創造了絕佳條件；而自由化又放手歡迎外資的進入，結果是外資控制國內經濟命脈，或者賺得盆滿缽滿。

第三，休克療法下，極短的時間內本地市場大開放也使得進口大肆湧入，將當地的產業衝擊得七零八落。結果造成大批企業倒閉，工人失業；人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不少人甚至陷入到貧窮狀態之中。

第四，同時，休克療法下，極短的時間內，也不可能促成當地企業的成長，只能是依靠外資，或者暴發戶們；而後者不能推動當地產業發展，尤其達到國際競爭力的水平的。因此，國內產業弱小或者基本上發展不起來。結果，導致整個國家的經濟很快轉化成依賴傳統的資源型產品的畸形單一經濟。

第五，轉型的初期，伴隨著休克療法的推進，很多國家都經歷了一場傷筋動骨的經濟災難，或者說經濟危機。之後，才重新起步。這種危機的影響，可以從俄羅斯地位的下降上看出：轉型前，俄羅斯仍然是一個和能美國抗衡的霸權國家，轉型之後，逐漸退化為八國集團的一個成員，隨後被踢出去了，成為金磚國家的一員；另一方面，經濟上，俄羅斯也從一個產業體系完善的超級經濟大國退化成為初級產品和能源生產國！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卻一枝獨秀，連續40年保持了快速增長。為什麼呢？

第一，中國的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的一種再發展、再提高，不是對於社會主義的一種絕望的退卻和放棄。因此，四項基本原則以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中國成功發展的定海神針。沒有這兩大基礎，也許中國會先於俄羅斯以及中東歐國家陷入到休克療法的困境之中。

第二，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不僅要維護自身經濟的穩定，更要發展本土的產業和企業；否則，本土經濟會陷入到週期性的危機之中。這裡中國獨特的經驗是：其一，根據本土企業和產業的適應、改革、探索以及學習能力，漸進推進改革開放的進程，試驗性地進行各種探索，而不是一賣了之，或者放任自流，撒手不管，袖手旁觀。其二，根據國內企業和產業的現有競爭力水平，以及未來一段時間內的調整能力，漸進地推進開放，既利用市場開放所帶來的進口競爭、外資企業進入而來的市場競爭壓力，促使當地企業和產業的競爭力提升，也實事求是，適當保護當地企業和產業。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國利用大量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閒置生產能力，從事“三來一補”貿易活動：中國企業提供廠房和勞動力，外商提供設備、原材料以及訂單，包銷產品，賺取加工費。通過這個形式，不僅實現了現有企業與新的外資企業的結合，賺取了珍貴的外匯收入，更重要地，受到了免費的市場化培訓和教育。隨著這種貿易活動的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企業通過這種形式獲得了真實的市場經營的經驗，員工（不少的外來打工仔）也獲得了市場化教育。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還鼓勵外商投資來華經營。但是，中國要求外資企業，必須和中國的企業建立合資企業，或者進行合作經營。至少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大部分的外資企業都是合資企業和合作經營企業，從而實現了中西企業之間的融合。

同時，很長一段時期，來華經營和創業的跨國公司，主要是出口導向的加工貿易企業。這些企業投資規模不大（200萬~300萬美元），經營活動相對簡單，技術以及經營管理也不復雜，但是，面向國際市場，完全市場化經營。這為國內企業提供了很好的學習和模仿的樣板。很多的國內企業、尤其是改革開放初期的鄉鎮企業以及後來私營企業都是在這些外資企業的周圍發展起來的。

第三，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政策，龐大的、質優價廉的勞動力，以及積極的戰略和政策，加上處在亞洲主要發達經濟體的中心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上的聯繫，中國在1980年代末期通過“國際大循環”戰略，充分利用亞洲四小龍和日本由於貨幣升值而導致的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外轉移的良好機遇，大規模承接這些投資，很快地融入到東亞地區的生產網絡之中，實現了對外開放、尤其是對外貿易的大突破。不僅突破了外匯上捉襟見肘的窘境，從1993年開始，連年貿易保持盈餘，而且實現了和外部世界的經濟聯繫，促使中國經濟更加市場化，規範化。

1990年代，在鄧小平南方講話以及十四大將市場經濟正式明確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目標之後，中國在全球投資和貿易中的地位更加突出。當然，這也得益於當時有利的國際環境：其一，中東歐國家的經濟轉型正處在過渡階段，經濟處於大蕭條之中。其二，拉美等許多發展中國家也處於債務危機中，正在推行“華盛頓共識”型的艱苦變革中。其三，國際範圍內的貿易自由化談判（1993年完成的烏拉圭回合談判）勝利結束，北美自貿區（1994年）開始正式運行。其四，全球範圍內的信息化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結果，中國成為全球的投資熱土，大量的投資轉移到中國沿海地區，形成了“中國勞動力、中國工廠”加“國際資本、技術以及國際市場”的超級組合。在很短的時間內，中國就成長為區域、甚至全球性的加工和製造基地。

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進一步推動了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融合，結果中國成為全球經濟、尤其是全球生產網絡中的重要一極。

總之，在轉型過程中，中國更加註重對於現有能力的利用、保護以及升級改造，而在其他轉型的國家中，則是對於過去能力、尤其是過去產業和企業的能力的一種拋棄（至少從結果來看，是如此）。因此，在這些國家中，與休克療法相伴隨的是，長達十年左右的“轉型大蕭條”；在這種大蕭條中，喪失的不僅僅是GDP，而且是大批的國內產業和企業！

通過這樣積極的對外開放，中國不僅實現了與區域、世界經濟的密切融合，成為區域、世界經濟中的有機組成部分，更是利用勞動力等優勢，實現了資源的有效配置。更重要的是，還實現了市場化的轉型，平穩地融入到國際經濟之中，並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7]，防範了和避免了各種金融危機的衝擊。

迎接挑戰，面向未來

四十年的成功發展，也帶來了不少的問題。展望未來，兩方面的挑戰尤其值得關注。

（一）打造中西方合作的新模式

過去四十年，總體上，中國改革開放的思路是：從計劃走向市場、從封閉走向開放。這個過程是有序、漸進進行的：由小到大、不斷地擴張：由低到高，不斷地提升。與這個過程相伴隨的，是國內產業和企業的不斷強大過程，以及GDP不斷增長的過程。

這個階段的成功，既體現在國內產業和企業的成長，以及對於國內市場的捍衛上，也越來越多地體現在國內企業的對外擴張，尤其是國有企業的對外擴張上。在最近幾年的世界500強企業名單中，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入榜；在對外投資的大型項目中，也往往是大型國有企業擔綱。比如，在剛剛公佈的2018年《財富》世界500強名單中，中國企業上榜120家，其中大陸103家，香港8家，臺灣9家。在大陸的103家上榜企業中，48家為央企，24家為地方國企，11家為財政部出資企業，共83家。也就是說，上榜的大陸企業80%以上（80.6%）為國有企業。這樣情形，給西方世界造成了很大的壓力——中國的成功以及成功的標誌，難道是馳騁世界的國有跨國公司嗎？這樣的企業，西方的跨國公司如何競爭呢？

中國的發展以及成功，越來越引起西方國家的警覺、反思，並開始進行一些調整。過去四十年中，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西方國家戰後所創建的開放市場經濟環境中進行的。這種以規則為基礎的體制，客觀上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強有力外部保障。其中的多邊貿易體制的作用尤其突出。它不僅提供了統一的、透明的、有保障的外部市場，而且，還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許多的優惠和便利，比如，差別和特惠安排等，以及難能可貴的基於規則的貿易爭端解決機制。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西方國家似乎已經不能再忍受中國的進一步崛起和發展，要求“對等市場開放”、公平貿易的呼聲越來越高，甚至美歐竟然不願意履行其在世界貿易組織中對於中國的承諾（中國入世十五條）。最近兩年，美歐日聯合發表多個針對中國的聲明，指責中國進行強制技術轉讓、對國內產業進行補貼、對於外國投資提出本地化要求等。

現在，似乎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西方國家越來越強烈地要求重新界定與中國的關係，尤其是經濟合作關係。在這種背景下，對於中國過去的做法以及未來的目標，國際社會的接受以及容忍程度如何呢？西方能夠接受，以及中方願意推行的“開放”是什麼樣的呢？目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似乎給中國勾畫出了一個大樣式。但是，中方願意接受嗎？為什麼中國的發展方向和模式需要美國等西方國家界定呢？無論如何，這種變化的背後，反映了中國的崛起以及西方國家的顧慮。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或遲或早，也許，中國需要走向前臺，與西方國家等共同建立一種“協商的、共同可以接受的”開放模式。

（二）建立平衡發展和反腐倡廉的長效機制

伴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內部發展中累積的問題也越來越突出。這些問題，比較突出地反映在兩個方面。

其一，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充滿了不確定性，也有很多不公平的方面。加上經濟發展本身所造成的收入不均現象，使得不平等問題非常突出。正如十九大報告所指出的那樣，“發展不平衡”已經成為下一步發展的一個重大挑戰。

其二，手握大權的官員們的腐敗問題。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放棄了毛主席所倡導的“文化大革命”，但是，觸發這種革命的現象和問題仍然存在，即：無產階級大規模地轉化為有產階級，並且越來越富有。在此背景下，手握大權的領導幹部的腐化變質問題。這個問題，如何防範、解決和杜絕是中國面臨的巨大挑戰。十八大以來，中國通過內部監督和懲治的方式（中紀委），遏制住了腐敗態勢，但建立一套反腐長效機制、確保反腐效果的長期性，任重而道遠！

[1]即便是到了1990年代的中期，國內技術與世界水平的差距仍然十分巨大。1995年第三次工業普查的數據顯示，1995年，中國獨立核算企業的生產設備（已安裝）的技術狀況是：處於當時的國際水平的，只有11.72%；國內先進水平的，17.31%；處於國內一般水平的，39.57%；國內落後水平的，31.4%。

[2]即便是這個名稱，也是後來逐漸總結出來的。

[3]“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3~64頁。

[4]“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3頁。

[5]“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3頁。

[6]而當年中國的外匯儲備只有1.76億美元。

[7]就外匯約束而言，從1990年代的中期開始，這種限制就已經突破了。幾個方面的原因造成了這樣的結果：其一，國內的供應已經基本滿足國內需求，告別短缺經濟；其二，機器設備以及技術等本身成為中國新的發展方向，因此，單純的技術和設備的進口階段已經結束，並進入到培育自己技術和設備能力的新階段。其三，國內的外匯已經充足了。也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中國的經濟發展進入到了逐漸替代國外的中高端的機械設備的轉型升級階段。

（本文來源於《國際經濟評論》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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