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樊樹志先生《重讀晚明史》的系列新書，有一些啟發。明末的黨爭，只去就事論事，是很難抓到其實質的。如果用大歷史的眼光，從制度演變的高度來考察，更有助於洞悉其本質。本文試圖釐清宋明以來的政治演變，從政治史的高度來審視晚明黨爭。
宋朝皇帝馴化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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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文史宴的一系列文章裡面，我們介紹過，在秦漢時代，宰相的權力是很大的，既有議政權，又有監督執行權。先秦的思想家和政治學家們分得很清楚，皇帝是權威的象徵，理論上只負責大事的決策和根據功罪任免宰相，不過問具體政務，宰相是政府的主導者和全權負責人。
後來漢朝皇帝一再用中朝官、尚書檯等私人秘書機構侵奪相權，皇權獨大，對權力結構和政治生態形成極其惡劣的影響，最終導致大漢帝國的崩潰。曹魏建立以後，經過魏晉南北朝的發展，最終在隋唐形成了經典的三省六部制度。
三省將相權一分為三，相權在制度上其實被進一步削弱了，但是魏晉南北朝隋唐是士族社會，擔任三省長官的人多出身士族，具有強大的家族力量和社會影響，因此對皇權仍能進行有效的制衡。
但是專制帝國的演變邏輯就是更加專制。隋唐帝國的聖主明皇們採用了許多辦法來打擊相權，比如讓三省長官不一定擔任宰相，任命三省長官以外的官員擔任宰相，使議政權與監督執行權分離，中唐以後更是在內廷建立影子政府，用宦官擔任的樞密使奪南衙宰相之權。
經過五代亂世，到北宋初年，一方面內廷制度外化為朝廷制度，宰相在制度上對皇帝的依附進一步加深，另一方面士族社會瓦解，擔任宰相的多是寒門庶族，與皇帝的對抗缺乏士族那樣的底氣，所以皇權復興是早晚的事。
不過北宋前期的皇帝們，對皇權的復興在心理上還沒有完全習慣，而社會上也有士族時代遺留下來的文化傳統和社會心理，對皇權能有一定的制衡作用。所以北宋前期的皇帝雖然實際上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制約，但還沒有表現出太多獨夫民賊的氣質。
宋朝文官限制皇帝的工具
是極其脆弱的軟傳統
從宋神宗開始，事情變化了。宋神宗利用王安石變法來打擊代表著寬鬆政治傳統的大臣，等到差不多了又把王安石一腳踢開，乾綱獨斷，大大的強化了皇權，王珪之流的伴食宰相淪為皇帝的應聲蟲，完全沒有了政府面對皇權應有的獨立性。宋神宗就在奪權的狂歡中自我膨脹，使用依附於皇權的宦官王中正和佞幸徐禧指揮五路伐夏和永樂城之戰，然而這兩戰的慘敗使宋神宗的做法無法面對朝野的壓力和質疑，淪為獨夫的宋神宗只能活活氣死。
到了宋徽宗、宋高宗時代，嚐到甜頭的皇帝愈發的沒有下限，刊發元祐奸黨碑、認賊作父等各種挑戰社會道德底線的行為層出不窮，全社會完全沒有制約之力。此時的宰相多數沒什麼獨立性，成了皇帝的附屬品，上古政治中皇權與政府權兩分的概念在社會精英的心理中逐漸消失，制約皇權的制度傳統早已隨著唐朝一起毀滅，文化心理上的軟傳統也不復存在，皇權完成了對相權的馴化。
當皇權與相權成為一體後，雖然偶爾南宋宰相也會欺負皇帝，但其本身獨立性很弱，是皇權的維護者和依附者，皇帝或宰相的個人意志極大的妨礙了政府的理性行政。元朝將封建制度下的主奴關係引入君相制度之中，雖然宰相中不乏骨鯁敢諫之士，但客觀上加強了相權衰微的趨勢。
明朝廢宰相帶來的閣部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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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宋元的宰相獨立性再弱，其政府首腦的品格不至於完全消失，皇權在他們面前依然有所忌憚。等到朱元璋借胡惟庸案終結了宰相制度之後，相權才極度的衰微下去。
朱元璋晚年精力衰退，設立內閣大學士幫忙處理政務，由於文官政治實際上是政府運行不可或缺的依賴，內閣的權威合乎邏輯的逐漸增加，到後來甚至被視為宰相。從朱棣時代開始，內閣大學士加授高官，地位開始提升，土木堡之變後勳貴萎縮，文官政治全面復興，有些內閣輔臣實際上具備了宰相的權威。
明朝的內閣
相權只有宰相的四分之一
但是這些輔臣的權威主要來自個人的才具、性格和機運，在制度上則比宰相差很遠。真宰相需要有完整的議政權和監督執行權，但是前者他們跟司禮監太監平分，只有一半；後者他們名義上完全沒有，六部名義上直接對皇帝負責，並不是他們的下屬，只是有些輔臣能夠發揮個人能力，讓六部聽話而已。
也就是說，內閣輔臣名義上只有宰相四分之一的權力，皇帝要對付他們，上可以使用太監壓迫，下可以挑動六部掣肘，所以內閣對皇帝在制度上處於絕對劣勢（不排有少數皇帝尊重內閣），對於皇權是屈從多，對抗少。
此外皇帝對付內閣還有一大寶物，就是言官。言官本來隸屬於宰相，通過進諫來糾正皇帝的錯誤，是對皇權在制度上的制約，但是宋仁宗將言官併入服務於皇帝的監察機構御史臺，並且鼓勵“風聞言事”，就算彈劾錯了也不用負責任，於是本來制衡皇帝的言官反過來成了皇帝對付宰相的利器。這樣的傳統朱元璋當然喜歡，他不但加以繼承，而且發揚光大，一方面加強了從御史臺演變而來的都察院，一方面還設置了六科給事中等多重言官系統。
這裡要特別說明一下，這可不是錢穆先生主張的中國版三權分立。現代國家的三權分立，三權的主體或多或少的都來自民意，形成制衡是為了防止一家獨大，欺壓人民。專制帝國的三權分立，三權的主體與民意基本無關，形成制衡是為了防止一家獨大，威脅皇帝，實際上是加強了皇權，削弱了政府權和民權。
明朝的這一整套體制，既有宋元以來政治傳統的演變，又有朱元璋濃厚的個人色彩。從本質上來說，這是一套鼓勵內耗的政治機制，因為只有讓大臣內耗，皇帝才能穩坐釣魚臺，讓所有朝臣都成為自己操控的木偶。
“言官之禍”是現代閹黨主打的一張牌，他們喜歡大說特說，翻來覆去的說。應該說“言官之禍”有時候確實是存在的，但主要表現在皇帝利用無原則的言官來擾亂政治，而不是有原則的言官罵皇帝騙廷杖。一頓廷杖打下來皮開肉綻，致殘致死率極高，如果是為了利益而不是信念，是犯不著去挨廷杖的，想得好處跪舔皇帝和太監就行了嘛。就現代閹黨在網上表現出來的德性，別說騙廷杖，就是騙大嘴巴子他們也不敢呢。
萬曆中期以後，當內閣的獨立性基本消失，成為皇權的一部分後，內閣輔臣就成了皇帝用來調和與群臣矛盾的棋子和擺設，皇帝的惡行也就成了那些無原則順從的閣臣的惡行，於是這些閣臣和皇帝一起成了群臣痛罵的對象。而原本在制度設計上用來對付宰相的言官，因為皇帝實現了君相一體，反而成為了皇權的制衡力量，這就是制度演變的奇妙之處。
也就是說，當“君相一體”的情況出現以後，六部和言官就取代了淪為太監的內閣，成為了政府權的代表，成為了惡性皇權的有力制衡，這是朱元璋在制度設計上做夢也想象不到的一幕。
這種情況下，六部和言官相對於皇帝和內閣，當然就是正義的一方。
制度史眼光裡的晚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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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制度史的高度理清了皇權和政府權的演變以後，一些錯綜複雜的明史事件，其本質就容易理解了。
張居正改革，是明朝閣臣勢力的最後一個頂峰。張居正死後，萬曆帝利用繼任首輔張四維和一些無原則的言官對張居正進行清算，其酷烈程度導致萬曆朝的所有閣臣都不敢與皇帝產生太大的齟齬。
清算張居正一事預示了萬曆帝並非良善之輩，在將張居正時代順延數年後，萬曆帝開始了胡作非為，出現了“爭國本”事件。
萬曆帝的皇后無子，王恭妃生長子朱常洛，但不為萬曆所喜，他寵幸鄭貴妃，想立鄭貴妃生的三子朱常洵為太子，但這與“立嫡以長”的政治規範衝突，於是群臣群起反對，萬曆也不敢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韙，於是想了各種藉口來拖延立太子，還利用忽悠閣臣的方式幫他拖延。
群臣的反對並不是現代閹黨說的沒事找事，而是不讓皇帝為所欲為，是對惡性皇權的限制。因為國家的意識形態作為一個整體才能發揮作用，如果被皇帝突破了一點，實際上就全盤失效了，所以惡例決不能開。
萬曆中後期的那些內閣輔臣如申時行、王家屏、王錫爵、沈鯉，甚至名聲不好的沈一貫、朱賡，對萬曆拖延立太子都是反對的，只不過因為內閣在體制上獨立性本來不強，大家面對的又是萬曆這種連恩師都清算的雄猜之主，反對程度有輕有重，王錫爵身為一代名臣，入閣之前跟入閣之後兩個樣，就是因為皇權的壓迫所致。
申時行、王錫爵、沈一貫作為內閣首輔，夾在朝臣和萬曆之間，被迫跟萬曆進行某種程度的合作，而當這種合作一經揭露，引起軒然大波，招致朝臣的滔天惡議，也就十分正常了。
最終萬曆帝沒能如願，只好立長子朱常洛為太子。但萬曆因此對外朝深惡痛絕，開始派太監去各地挖礦、收稅乃至搶劫，建立專屬於皇帝的影子政府，並且二十年不上朝，故意任由政府重要職位空缺，使真·政府陷入癱瘓，難以妨礙影子政府。
有種說法認為萬曆不上朝是因為身體太差，形象不佳，這是不能成立的，朱家皇帝長得都不怎麼樣，並不妨礙他們上朝，而且從萬曆躲在後宮縱慾、吸毒來看，其身體並沒有差到連朝都上不了的程度；現代閹黨則宣稱萬曆雖不上朝但實際上管著朝廷的事，並非不負責任，這也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上朝是正常政治，在後宮裡玩猥瑣流管事則是密室政治，使政治脫離了正軌，危害很大。
萬曆的頭骨雖有點嘴歪眼斜
但還不至於太驚世駭俗
而且萬曆躲在宮裡，只管他想管的事，不想管或者想惡意妨礙的事完全不管，比如葉向高、方從哲多次向萬曆要求增補內閣成員，並且呈上了名單，萬曆總是託辭等我身體好了給你們安排，而實際上他只需要認同內閣的名單就可以了，所以說萬曆是故意讓真·政府陷入癱瘓，好讓由太監組成的影子政府為所欲為，不過是把中唐玩過的把戲再玩一遍而已。
朱常洛雖然被立為太子，但鄭貴妃仍然在謀求改立朱常洵，於是爆發了維護朱常洛的“妖書案”，對付朱常洛的“梃擊案”，而“妖書案”又與閣臣沈一貫、沈鯉爭鬥的“楚宗案”牽連，其間內情複雜無比，大司馬會在之後的文章裡詳談。
萬曆死後，朱常洛即位，是為明光宗泰昌帝，但即位一月即駕崩，朱常洛是死與鄭貴妃進美女、鄭貴妃親信太監崔文升下瀉藥、鴻臚寺卿李可灼進紅丸有很大的關係，而吃了李可灼的紅丸更是直接的死因，於是爆發了主張追究李可灼及其背後的鄭貴妃與主張不追究的朝臣爭鬥的“紅丸案”。
朱常洛死後，其子朱由校（即後來的明熹宗天啟帝）被朱常洛的李選侍控制，李選侍與鄭貴妃勾結，想要通過控制皇帝把持政權，於是爆發了主張讓李選侍滾出乾清宮與主張暫時對李選侍妥協的朝臣爭鬥的“移宮案”。
在這一系列波譎雲詭的政治鬥爭中，堅決維護朱常洛、朱由校父子，與萬曆及其礦稅太監、鄭貴妃、李選侍爭鬥到底的，多是東林人士或與之同氣相求的正直大臣，後來被誣為“東林黨”；支持萬曆帝及其礦稅太監、鄭貴妃、李選侍或反對不堅決的，後來有很多成為閹黨。當然，也有很多朝臣既非東林也非閹黨。
當東林人士因為保扶朱由校登基，得到朱由校的報答，獲得高官顯職後，想要引進更多為官清正的大臣，對官員進行考核。而那些貪贓枉法、追求權位的朝臣，一來憎恨東林人士獲得高官，阻礙其仕途，二來害怕正直人士主持考核，使其貪腐苟且之行曝光丟官，決心趕在京察之前整倒東林。
但東林是天啟的恩人，他們難以攛掇天啟對付東林，就利用天啟迷戀奶媽客氏，而魏忠賢跟客氏有一腿因而得到天啟信任的關係，找到魏忠賢作為反攻倒算的總頭目，將大部分正直朝臣誣為“東林黨”，進行駭人聽聞的迫害，最終他們官運亨通，青雲直上，而大明朝則在他們的凱歌裡走向深淵。
他們為什麼喜歡魏公公？
因為割蛋的快樂你不懂
在這些人淪為閹黨的過程中，人性之惡被無限放大，一些之前名聲不算太糟糕的人也淪為萬人唾罵的對象。他們隨著魏忠賢的死而暫時失勢，新即位的崇禎帝為了清算閹黨勢力而起用東林人士，但他並不真心信任東林人士，一年之後即起用閹黨餘孽溫體仁為首輔，東林閣臣全數倒臺。此後的大明朝就在崇禎的剛愎兇險和閹黨的蠅營狗苟之下走到盡頭，雖然朝中還存在少數東林官員，但他們對政治大勢無法形成影響，也就無法拯救大明朝的窮途末路。
值得注意的是，萬曆身後，製造悲慘世界的那些人，無論是后妃鄭貴妃、李選侍，太監魏忠賢還是皇帝崇禎，都是皇權集團的一員。萬曆通過清算張居正提振的皇權，猶如脫韁的野馬，拖著大明朝和華夏文明走向萬劫不復。
今天這篇文章，我們只約略的談一下大勢。具體的史事，每一件都很複雜，大司馬會在之後的文章裡一件一件的剖明，務求把現代閹黨的臉抽爛、抽碎，提供晚明史正確的打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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