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是很大的試驗，我們最大的試驗是經濟體制的改革”。上世紀70年代末，這場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所描述的很大
的試驗，在中國小到鄉鎮，大到省市的範圍，如火如荼地拉開了大幕，將整個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實驗室。憑藉著遼闊的幅員與地區屬性的巨大差異，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的競爭中，在同一時間，將不同的制度設計、產業政策，和發展理念一齊付諸實踐。於是，地方經濟發展很快呈現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良好態勢。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創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認為，改革開放進程中大範圍的經濟發展試驗，讓中國將空間上的優勢直接轉化為經濟發展的速度。從珠三角到長三角，東南沿海的省市是改革開放後最先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區域。通過成功的地方試驗，深圳、上海浦東、溫州、義烏和華西村這些地名的含義早已超出其所轄區域的範圍，成為記錄改革開放激盪歲月中的一段段特殊記憶。“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2013年國家主席習近平來到天津濱海新區視察，提出天津要充分利用濱海新區平臺，先行先試重大改革措施，努力為全國改革發展積累經驗。濱海新區作為成功發展的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在中國改革大潮中進行了怎樣的濱海實踐呢？
200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十而立”，這一年的中國經濟在成功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肆虐的挑戰後，憑藉自身高速增長推動著世界經濟復甦，並在兩年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8年中國改革開放迎來“四十不惑”，依然面對內外多重挑戰，卻不忘初心，繼續推動著中國轉型。從封閉到開放，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落後的農業國家到現代化工業國家，中國轉型的道路“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中美貿易戰的一觸即發，讓中國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之一的對外出口備受壓力；中興通訊遭遇美國監管部門制裁後，暴露了高科技領域中國與發達國家間的巨大差距。在中國國內，高速城市化進程中產生的一系列民生難題，則凸顯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國轉型發展亟待破局，城市經濟體的探索當仁不讓。
“在港口和市區之間有這麼多荒地，這是個很大的優勢，我看你們潛力很大。可以膽子大點，發展快點”，1986年鄧小平視察天津時曾留下了這樣的論斷，併為1984年設立的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揮毫寫下“開發區大有希望”。如今這片連接天津市區與港口的荒地，正在不斷兌現它的巨大潛力，以濱海新區之名探尋中國改革發展的新模式。
濱海新區的發展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中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意義。2006年被正式納入國家戰略的濱海新區，承載了帶動環渤海地區發展，打造中國經濟新增長極的目標。濱海新區設立後，全國範圍內新一輪區域發展方興未艾，並不斷向內陸地區延伸。到2017年底，包括重慶兩江新區、舟山群島新區、蘭州新區等17個國家級新區在濱海新區之後相繼獲得國務院批覆設立。
中國經濟增長進入新常態，產業結構升級調整迫在眉睫。濱海新區作為天津打造北方經濟重鎮的龍頭，對天津經濟發展舉足輕重，在實現了過去10年經濟高速增長後，正在積極實踐經濟轉型發展。經濟增長的新舊動能如何轉換，並完成產業升級？如何吸納能夠加強本地區科技研發能力的人才來此就業？如何將先進製造業研發和生產基地轉變成實現產城融合的典範新城？
經濟增長：從高增長到高質量
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優化經濟結構和轉換增長動力，是城市經濟發展面臨的普遍挑戰。高質量的經濟發展需要告別以往通過資本、土地和人力要素的簡單投入驅動增長，轉向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將科技創新作為實現新增長的關鍵動力。濱海新區在2006年成為國家級新區以來，在最初的10年中，通過優先發展製造業實現了資源與產業的快速集聚。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以創新研發驅動經濟發展，將成為濱海新區完成資源與產業聚集後，下一個重要的經濟發展目標。
回顧濱海新區十來年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濱海新區一個主要經驗就是把實現項目快速集聚作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途徑。十多年來，濱海新區按照“項目集中園區、產業集群發展、資源集約利用、功能集成建設”的思路，以引進大項目好項目為重點，不斷形成經濟增長點。在實現這一目標中，又尤為注重項目引進攻堅和項目建設攻堅。項目引進方面，發揮專業招商隊伍的主力軍作用，緊盯世界500強、國內500強、央企及上市公司，緊盯“珠三角”、“長三角”、北京等重點區域，開展一對一、點對點的精準招商，確保項目引進的成功率。項目建設方面，把項目開工建設作為攻堅重點，明確項目開工建設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完善服務機制，推動項目儘快建成投產。
濱海新區產業結構不斷優化，戰略性新興產業加速發展
對這種經驗進行簡單歸納，就是“引進項目帶來增量，做好服務保證增量”，這種做法同樣是國內其它開放區域的通行做法。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以來，經濟快速發展正是這種“數量”和“速度”不斷刺激的結果。但是，當中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黨的十九大做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後，濱海新區也開始了著眼長遠發展的由高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之路。
為了讓經濟數據更加真實反映區域發展實際，濱海新區GDP統計從註冊口徑調整為在地口徑，曾一度引發媒體的關注。但是，卻鮮有媒體注意到埋沒在大批數字中的三個有特殊意義的數字：2017年，濱海新區規模以上企業利潤總額達到了815.66億元，同比增長高達35%；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8.6%；區級稅收收入增長14.4%，佔區級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75.4%。這三個大幅增長的數據分別代表企業利潤、群眾收入、政府收入，是衡量一個區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數據。
在GDP增速下滑影響的“面子”和政府、企業、群眾三者收入帶來的“實利”之間，濱海新區的選擇不言而喻。這種勇氣一是來自於政府官員的務實，二是來自於中國經濟新常態下區域可持續發展的壓力。
鳳凰網國際智庫在天津、青島和義烏調研過程中發現，城市經濟發展轉型往往面臨短期利益與長期發展的權衡取捨。繼續保有傳統產業，通過刺激投資維持舊增長模式，仍然可以在數年內繼續保持先前的高速經濟增長。然而，付出的代價將是錯失產業結構升級調整的機會，以及槓桿率和負債的不斷攀升，從而醞釀更大的風險。
天津市委常委、濱海新區區委書記張玉卓在2018年年初召開的濱海新區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新區發展已進入五個“關鍵階段”，分別是經濟發展進入動力轉換的關鍵階段、開發建設已經進入集聚發展的關鍵階段、體制機制已經進入亟待創新的關鍵階段、整體發展已經進入解決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關鍵階段、生態建設已經進入攻堅突破的關鍵階段。這種判斷如實反映出濱海新區對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可持續發展的認識——從以往的依靠要素投入數量增長加快轉變到更多依靠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上來，加快實現發展動能轉換。濱海新區“改革開放先行區繁榮宜居智慧城”創建目標和“三六一”思路舉措的明確提出，則是基於這種判斷下采取的具體措施——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促發展，立足實體經濟優勢，打造集聚經濟、開放經濟、智能經濟，建設一個面向未來發展的宜居宜業的繁榮新城。
濱海新區已向外界展示了這樣的路線圖：一是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通過推進要素轉移精準化、推進產業承接集聚化、推進園區建設專業化，加快形成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聚效應和示範效應；二是以智能科技為引領，全面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加緊佈局新興產業，搶佔制高點，形成新動能；三是加大改革開放攻堅力度，努力打造名副其實的改革開放先行區；四是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堅持把增進民生福祉作為發展的根本目的，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廣大人民群眾。
選擇“陣痛”，劍指長遠，濱海新區頂著壓力繼續在區域發展中領先了一步。天津市政府副秘書長、濱海新區區長楊茂榮多次在新區會議上強調，新區要堅決擺脫“速度情結”和“換擋焦慮”，真正把戰略重點轉到拼質量、拼效益、拼結構、拼綠色度上來，寧可速度慢下來，數字減下來，也要保證質量第一。
更重要的是，濱海新區選擇高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變，同時也意味著濱海新區實現了“跳出濱海看濱海”的自身突破，從更高層面上詮釋新區在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使命。濱海新區致力於高質量發展，將極大推動京津冀地區從單一的經濟增長目標導向轉向發展目標導向，從競爭性增長的一體化轉向實現更高質量發展的一體化新階段。
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所所長權衡在研究長三角區域發展新趨勢時指出，“加快一體化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而實現高質量發展，則是一體化進入新時代的重要標誌，也是新時代一體化發展的根本要求和最大亮點所在。”在他看來，長三角地區一體化的主要特徵正在從高速增長、製造業領跑、外向型經濟發達等代表的要素驅動型增長轉向創新驅動型發展，傳統比較優勢和招商引資模式等發展邏輯正在被順應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和動力轉化的大邏輯所代替，這種高質量的一體化將在新常態下成為主流。
對比長三角，濱海新區所處的京津冀乃至環渤海區域在市場化程度方面尚有較大差距。無論是建立一體化的現代產業體系、現代市場體系、空間規劃體系，還是一體化的公共服務體系和一體化的開放經濟體系，還缺乏更多實質性進展。濱海新區積極主動走高質量發展之路的選擇，是一次在國家戰略框架中自下而上、自內而外的主動作為，它以開放經濟發展的示範和帶頭作用，推動京津冀之間實現高質量的協同發展，以更大程度、更高層次和更大範圍的開放與合作發展，推動京津冀區域贏得更強的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
城市轉型：從產業之都到宜居之城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城市發展以人為本的理念，方能使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中國二線城市近年來開始的“搶人”熱潮體現了人們普遍意識到知識經濟時代，人才的重要性。近年來，雖然濱海新區高樓不斷拔地而起，基礎設施快速完善，有時仍被評價為人氣不足。吸納創新創業型人才聚集濱海新區，是完成產業升級，加強自主研發能力的必要條件。濱海新區不僅以相關功能和產業的發展為導向，更是以城市綜合發展的遠見規劃濱海新區未來的藍圖。當中國經濟增長從投資驅動型轉向創新驅動型的過程中，知識經濟將取代產業經濟推動經濟高質量增長，人才會成為最重要的推動因素。中國著名區域經濟學家、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楊開忠教授向鳳凰網國際智庫表示，天津濱海新區在推動城市轉型過程中面臨的挑戰，在中國城市轉型的過程中具有普遍性，由於早期城市發展重視生產性功能配套而忽視生活性功能配套，改善生活環境和提高生活服務質量，是每個城市當前發展過程中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
中新天津生態城景色
推動產城融合，濱海新區需要完成從產業園區的綜合體，向提供完善生產和生活服務的城市轉型。作為濱海新區城市轉型最突出的成果，中新天津生態城展示了對外開放在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在濱海新區，對外開放不僅能夠吸引外資，發展本地產業，更能夠改善人居環境，建設生態文明，實現城市轉型。2007年底，中國與新加坡政府決定共同建立一座“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經濟蓬勃、社會和諧”的新型城市。在濱海新區一處30平方公里的鹽鹼地上，十年之間一座完善的綠色生態城市拔地而起。綠色建築、綠色出行、能源可再生、土壤修復構成了完善的城市綠色生態體系。良好的生態無疑是民生的福祉。堅定的對外開放政策，堅決的行政改革力度，讓中新天津生態城有了今天的發展，沒有讓曾經海南楊浦在引進日本公司集中開發過程中遭遇的爭議和錯失的機會在濱海新區重演。
中新天津生態城從建設之初就注重高科技投入和高素質人才的引進，統籌好生產、生活、生態三大空間，濱海新區產城融合的示範效應將會不斷擴展。北京周邊的省市都看重北京豐富的人才資源，希望吸引這些人才加速自身發展。 在這一過程中，實現優質產業、教育、醫療的配套，是吸引人才的關鍵。如果僅憑靠近北京就迅速炒高房價，在吸引人才的過程中只會適得其反。濱海新區在產業和基礎設施以及房價上相比於北京周邊其他城市優勢明顯，但生活服務配套的完善仍然是人才集聚過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
推動產城融合，實踐城市發展以人為本的理念不是一時之功，而是持續性的過程。重視產業而輕視民生的城市發展路徑，導致了不少中國城市城區規劃不合理的諸多問題，而這些問題往往被視為積重難返，只能在新城區的規劃建設中避免重蹈老城區的覆轍。對此，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交通研究所所長陸化普向鳳凰網國際智庫記者分享了日本進行城市改造的經驗，並駁斥了舊城區難以改造的說法。以日本首都東京為例，為了給市民提供更好的人居環境，適應城市發展的新變化，即便在新宿區、澀谷區和文京區這些發展成熟、歷史悠久的鬧市區，當地政府對轄區道路橋樑、建築等基礎設施的改造升級也從未停止。因此，對於濱海新區而言，不僅中新生態城能夠完成現代化的城市建設，在原有塘沽、漢沽、大港三區的舊城區，同樣能夠通過升級改造，建設更好的人居環境與基礎設施配套。
如果說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完善的醫療、教育資源配套是讓人們安居樂業的硬實力，那麼一座城市的文化和精神，則是吸引人才必不可少的軟實力。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城通過傳承與發揚，構建了城市的文化精神內核；而新興崛起的都會新城，則在發展和創新中，不斷釋放屬於新時代的文化精神內涵。在完善城市功能的過程中，濱海新區的文化發展潛能也被不斷激發。塘沽、漢沽和大港三個原有行政區歷史悠久，為濱海新區奠定了歷史底蘊；不斷開發的特色旅遊景區和文化場所，如極地海洋公園、東疆郵輪母港、濱海新區文化中心，為濱海新區賦予了全新的文旅元素。
區域發展，從彼此“競爭”到相互“協同”
深圳、廣州帶動珠江三角洲，與上海帶動長江三角洲，展示了中國區域協同發展的巨大潛力。北京和天津是中國北方經濟競爭力最強的兩個城市，加上雄安新區成立後蓄勢待發的河北，作為國家戰略的京津冀協同發展前景廣闊。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了《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綱要指出，京津冀協同發展是一個重大國家戰略，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體化、生態環境保護、產業升級轉移等重點領域取得突破。
2017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通知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京津冀協同發展繼續加速推進。雄安新區設立後，京津冀地區同時擁有了兩個國家級新區，關於濱海新區未來戰略地位的討論一時成為熱點。事實上，如果對雄安新區與濱海新區的發展方向稍加分析，就可以理解，濱海新區以發展先進製造業研發和生產基地為核心，而雄安新區聚焦全面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雄安新區未來實現帶動河北周邊地區的發展，恰恰能夠大幅增強位於濱海新區的天津港輻射腹地的經濟實力，對濱海新區的發展機遇遠大於挑戰。
濱海新區在融入京津冀一體化發展的過程中，理想狀態是抓住機遇提升本地科技研發創新水平，吸引高新技術企業投資，憑藉自身良好的區位環境和優勢產業，服務京津冀地區。濱海新區與北京的中央科研院所、大學和企業進行了深入合作，共建重點產業研究院和科技孵化器等科研和創業平臺，推動產業升級，和創新發展。與此同時，天津港作為中國北方最大的港口，發展現代化的物流產業，為京津冀地區提供通向世界的橋樑。
天津港全力推進津冀港口協同發展
在京津冀共同走向的協同之路中，濱海新區轄區內的天津自貿試驗區在服務京津冀發展上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自由貿易試驗區是中國在新時代繼續推進對外開放的一項重大制度創新，從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批覆成立後，廣東、天津、福建等地的自由貿易試驗區也相繼成立。天津自貿試驗區由中心商務片區、天津港東疆片區和機場片區三大功能各異的區域組成。全國各地的自貿試驗區承擔的改革創新任務各有側重，與上海自貿區主打金融創新和資本市場開放不同，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示範區，促進先進製造業發展是天津自貿試驗區的特色發展方向。
在《天津自貿試驗區服務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方案》的引導下，濱海新區推動建立了服務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機制，設立了總規模100億元的京津冀產業結構調整引導基金，積極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並推進河北省產業發展升級。藉助天津自貿區的優勢，京津冀通關一體化改革得以實施，北京、河北企業在天津口岸通關時間縮短到3天。濱海新區製造業中，外資企業佔據比例較高。這些企業在生產活動中，需要大量進口所需零部件產品，對產品通關的效率具有較高的要求。天津海關副關長王宏志表示，在自貿區成立之後，貿易便利化水平有了顯著提高，京津冀周邊企業涉及進出口業務的企業皆可從中獲益。
以航空產業為例，利用物聯網技術，將以往航空產業零部件的通關時間從48小時縮短至10分鐘。對於這項創新，古德里奇航空結構服務（中國）有限公司總經理劉傑深有感觸。他向鳳凰網國際智庫記者表示，位於自貿區機場片區的古德里奇公司主要從事飛行器維修業務，航空維修週轉件的快速通關，能夠讓公司迅速完成維修任務，大幅降低了飛機停靠機場費用，幫助濱海新區成為了中國航空器維修的中心之一。
京津冀協同發展作為一項重大國家戰略，涉及範圍和領域非常廣泛，但核心目標明確，即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因此，儘管京津冀協同發展涉及到的省市都希望爭取更高的戰略地位，但始終不能偏移服務於核心目標實現的參與路徑。區域間的協同發展需要克服行政權力分化造成的負面影響，建立京津冀協同發展協調機制和平臺也就必不可少。濱海新區以日趨完善的城市環境吸納周邊人口，以良好的製造業基礎服務周邊地區產業發展，積極參與京津冀協同發展各項協調機制，正在探索破局這一重大國家戰略的濱海路徑。
四年來，濱海新區圍繞重點領域，加快推進經濟一體、產業協同，形成了載體支撐、聯動發展的新格局，為全國優化區域開發模式，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提供了示範樣板。但這些成就在濱海新區看來，目前更多地是依靠自身發展慣性取得的，新區更希望通過機制體制創新和實踐來深度融入到京津冀協同發展這一國家戰略之中。
天津，因港而興，改革、開放、勇為人先的理念一直流淌在這座城市的血液之中。在濱海新區的發展歷程中，不論是在經濟轉型、城市轉型、還是自貿區建設、對接“一帶一路”倡議等領域，堅持改革開放始終是解決面臨挑戰的不二法門。“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濱海新區用十年時間已經基本實現了完善的產業佈局，和發達的基礎設施體系，而不斷地吸納人才，才能為一幢幢現代化寫字樓和一座座設施完備的產業園賦予存在的意義，不斷創造價值，推動地區發展。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濱海實踐正在不斷創造新時代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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