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從中央到地方，從監管部門到金融機構，各方頻頻表態加大對民營企業的支持和服務。我國在解決民營企業融資問題方面迅速推出一系列政策，行動迅速，態度鮮明。筆者認為，當前應抓住機遇，實施更全面深刻的改革，為民營企業發展營造更好環境。
11月6日，央行行長易綱表示，從信貸、債券、股權方面實施“三支箭”政策組合；11月7日，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表示，初步考慮實行民營企業貸款“一二五”目標。隨後，從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到證券公司，都在積極響應並採取全方位措施，制定目標和計劃，加大對民營企業的金融服務。
在經濟下行壓力增大、未來不確定性增強的情況下，這些舉措體現了黨和政府“兩個毫不動搖”的決心，體現了金融機構與民營企業共克時艱之意，對於穩定市場預期、增強企業信心非常必要。
具體而言，“三支箭”政策切中了民營企業融資困局的重點，針對性較強；提高民營企業授信業務佔比，能對銀行支持民營企業融資起到引導作用。監管部門和金融部門強調進一步完善容錯糾錯和盡職免責機制，也有助於打消基層機構和一線從業者的顧慮。
不過，在熱鬧之後，相關部門和機構應進一步堅持轉變工作作風，力戒浮躁，標本兼治，注意避免兩個不良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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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避免形式主義。當下，不少地方政府通過召開座談會、評選表彰先進等方式，給民營企業家鼓勁打氣；金融機構推出支持民營企業“二十條”等措施，並紛紛舉行了合作協議簽約儀式。但是，我們發現，少數地方從省裡到縣裡，各種活動一個接著一個，民營企業家忙於應付；部分機構與企業簽約之後未付諸實際行動或落實較慢，一些措施簡單彙總既有做法，內容空洞，缺乏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因此，政府部門和金融機構應將主要精力放在抓落實、求實效上來，而不是仍然停留在“表態競賽”層面。
下一步，應減少坐在會議室座談、簽約，儘量不把企業家“請過來”，而是要眼睛向下，真正地“走下去”。政府部門要著重瞭解民營企業對營商環境的感受度，督察促進民營企業發展各項政策的落實情況。金融機構要深入調研，真正傾聽民營企業家的心聲，瞭解“融資難”的癥結，瞄準融資痛點和難點，並在產品和服務上採取行之有效的改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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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避免短期行為。應該看到，民營企業融資問題的成因是複雜多樣的，既有外部衝擊，也有內部因素，既有客觀影響，也有主觀問題。因此，解決問題的思路不能畢其功於一役，欲速則不達。如果以行政化措施代替市場化原則，短期內能取得一定效果，但長期看則可能埋下風險隱患，既影響金融機構的資產質量，也加重民營企業的負債水平。個別監管部門和機構為體現對民營企業的支持，刻意壓低民營企業貸款利率，不但扭曲市場資金價格，破壞風險定價原則，還容易使逐利的資金流向樓市、股市等。
下一步，監管部門應堅持市場化、法治化原則，既要解決“不敢貸”“不願貸”問題，又要防止出現“硬給貸”“非給貸”現象；在加強對金融機構引導的同時，應儘量減少強制性和“一刀切”的措施，尊重微觀市場主體自主經營權利，不直接介入具體的企業和項目。金融機構要在掌握企業經營情況和融資需求的基礎上，將資源配置到暫時遇到困難但有市場競爭力的企業；要堅持商業可持續原則，探索長效機制，通過優化流程、創新產品等來提升對民營企業的服務。
總之，要恢復民營企業信心和預期，幫助民營經濟走出困境，當下要進一步細化、落實相關政策。通過綜合施策，實現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統籌協調，逐步提升對民營企業的金融服務。從長遠看，要以優化營商環境為基礎，全面深化改革。特別是要堅持“競爭中性”原則，通過改革法律、稅收、管理等方面不利於民營企業發展的顯性制度和隱形壁壘，打破“玻璃門”“旋轉門”“彈簧門”，降低民營企業各種不必要的負擔，為民營企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環境，推動民營經濟實現可持續的健康發展，這才是治本之道。
文 | 董希淼
來源 | 經濟參考報
央行媒體：金融支持民企不能“一刀切”，不要“一窩蜂”
文 | 馬若梅
來源 | 金融時報-中國金融新聞網
日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聚焦支持民企特別是小微企業發展。
在密集的高層講話、連續的支持政策、頻繁的相關解讀出爐後，金融支持民企已經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監管層堅定的姿態背後，此前出現的“民企退場論”等傾向得到糾偏，市場信心得到提振。
然而，市場也出現了不同聲音。有人擔憂政策隔靴搔癢、“雷聲大雨點小”，實際落地困難，難以從根本上改變民企特別是中小企業長期的融資困境；有人則恐懼強力政策演變為行政指令，把企業經營的市場風險轉化為銀行乃至金融系統的風險。
兩種擔憂的方向看似迥異，實則都是擔心政策效應疊加市場週期造成的“運動式”發展。“一刀切”抽貸斷貸停貸的擔憂，通常出現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或產業發展遇到階段性困難時期，例如，前期去產能時期各金融機構貸款收緊，又比如週期性可見的資本寒冬中遇到的“資金大撤退”，在這種流動性收緊時期，民營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往往最容易受傷；而“一窩蜂”放貸則有可能出現在鼓勵性政策密集出臺或產業熱點過度聚焦階段。以至於下一輪政策熱點或市場熱點出現後，前期企業得到的支持可能會驟然撤離，反而影響了企業可持續發展。
應當說，上述擔憂不無道理，監管層對此也早有警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11月6日接受記者採訪時明確表示，既要防止“運動式”收緊，也要防止“運動式”放鬆；要堅持市場化、法治化原則，防止行政干預和道德風險。而早在市場擔憂“一二五”標準會對銀行機構承壓之前，銀保監會副主席王兆星在10月底也明確表示，改善對小微企業、民營企業的金融服務，緩解融資難問題，不能靠放鬆風險管控，不能靠降低信貸標準。
由此可見，監管層雖然在一定時期內對某類問題重點強調，但本意是針對當時市場普遍問題的“糾偏”，而非鼓勵極端性舉措。那麼，為什麼總會出現政策解讀、執行過程中的“偏離本意”呢？
從商業邏輯角度看，風險成本匹配失衡讓機構產生了“畏難心理”。與大企業相比，小微企業的財務體制、信息披露程度往往較弱，但經營風險卻更高，這就意味著需要更高的風險補償利率。而更高利率又推高了小微企業可持續經營的成本。為打破這一困境，本次會議也提出，要進一步發揮政府性融資擔保作用，就是通過對小微、“三農”的增信，避免讓“風險補償”的重負落在亟待支持的企業上，也避免給金融機構帶來中長期不利影響。
從執行層面看，是錯把手段當目的。監管層無論是風險提示、監管強化，還是支持、強調和引導，本質上是為了推動實體經濟發展，促進民營經濟健康成長。然而，部分基層員工在執行層面存在把手段當目的，把指標當結果，把文件彙報當落實的誤解，在第一時間追搶“首單效應”，儘快壘高相關領域的數字指標。同樣，除了會議文件，部分機構沒有真正把政策鼓勵的領域納入中長期的戰略規劃中去，沒有把政策執行的效果納入考核的體系中去，導致“以小額資金支持撬動大發展”，不如“以短期的密集投入來證明決心”的錯位現象時有發生。
從機制設計角度看，是激勵約束標準的偏離。實際上，執行層面的本末倒置、政策設計與實踐過程的脫節，部分源自過度聚焦某一目標的激勵約束機制鼓勵了一條“發展的捷徑”，無論機構還是個人，都有可能通過集中資源做一件事而獲得認可，而在其他未被強調的領域即使有疏忽，也因為“法不責眾”或權重係數過低而不用承擔責任。
實際上，上述多重矛盾不僅存在於銀行信貸考核領域，類似困境也存在於宏觀經濟發展考核體系。從此前數十年的以GDP為綱，到正在研究、確立的高質量發展考核體系，本質上就是建立一個更具包容性、豐富性的全面考核指標，避免過度強調某一指標所造成的發展失衡。
有鑑於此，要避免週而復始的“一刀切”恐慌，消彌“一窩蜂”的瘋狂，就要避免政策對單一類別指標在一個時期內的過度強調。當前，需以金融業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為契機，實現更綜合性的考核機制改革。不僅要把金融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標準細化，更要綜合性考慮綠色金融、科技金融、普惠金融、可持續發展等多個方面，系統性梳理問題，動態優化解決方案；而金融機構也當正確理解決策層的意圖，打破“唯所有制論”“唯規模論”“唯行業論”的窠臼，以“競爭中性”的標準、以企業自身的資質、以企業發展的潛力作為業務標準，更以優化服務、提升產品與市場需求匹配程度為自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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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困民企，逾3000億專項基金加速進場
來源 | 經濟參考報
民營企業發展遭遇的融資困境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近兩個月，國務院及有關部門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化解企業融資難題。緩解上市公司股權質押風險，紓困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已經成為當前經濟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
據《經濟參考報》記者粗略統計，從金融機構到各地政府，當前逾3000億元的紓困基金正在加速進場。專家表示，這些資金的運作使用應堅持市場化原則，更重要的是，建立民營企業融資長效機制勢在必行。
各路資金馳援
當前，整個金融體系正在全面行動起來，全力化解民營企業流動性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在落實中央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政策要求方面，此次各個地方政府、地方國資委表現得尤為積極。
人民銀行行長易綱表示，人民銀行會同有關部門，從債券、信貸、股權三個融資主渠道，採取“三支箭”的政策組合，支持民營企業拓寬融資途徑。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則表示，初步考慮對民營企業的貸款要實現“一二五”的目標。近一段時間以來，四大行先後出臺支持民企融資的政策，工商銀行與百家民營骨幹企業簽署《總對總合作協議》，中國銀行發佈支持民企20條，農業銀行發佈支持民企融資22條，建設銀行發佈支持民企融資26條。
11月16日，證監會主席劉士餘主持召開部分證券公司負責人專題座談會，會議要求行業進一步發揮市場中介的專業力量，繼續以市場化、專業化、多樣化方式，儘快、務實、有效地服務和支持具備發展前景的民營企業走出困境。近日，證監會還組織開展交易所債券市場信用保護工具業務試點，促進民營企業融資。
來自中國基金業協會的最新消息顯示，截至11月12日，共有11家證券公司設立的11只證券行業支持民企發展系列資產管理計劃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完成備案，成立規模總計228.21億元。中基協還表示，下一步大力支持證券基金經營機構發揮資產管理專業優勢，積極參與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質押風險，支持具有發展前景的民營企業渡過難關，長期健康發展。
除此之外，一些券商還發起設立了基金紓困民企融資。銀河證券成立600億元銀河發展基金，由銀河證券牽頭，聯合央企、地方國企、金融投資機構、大型民營企業集團等共同發起設立銀河發展基金（母基金）。基金會設立針對紓緩股權質押困難的專項子基金，以幫助化解民營上市公司及其大股東流動性困境為主要投資方向。
險資方面，11月9日，新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發起設立的“景星”系列專項產品在中保保險資產登記交易系統有限公司完成登記，該系列專項產品目標總規模100億元，旨在發揮保險資金長期穩健投資優勢，化解優質上市公司股票質押流動性風險。在此之前，國壽資產、太平資產和人保資產已經先後設立了紓困上市公司股權質押風險專項產品，目標規模分別達到200億元、80億元和300億元。
此前，銀保監會發布《關於保險資產管理公司設立專項產品有關事項的通知》，確認允許保險資產管理公司設立專項產品，參與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質押流動性風險。
地方層面，迄今為止包括深圳和北京在內，山東、福建、四川、安徽等多個省市的地方政府和國資委均已出臺相關馳援政策，以市場化的形式開展化解民營企業流動性風險的馳援行動。
11月15日，山東省國資委表示，山東國惠、中泰證券將聯合發起設立總規模100億元，首期規模約40億元的資本市場紓困基金，由債權、股權兩類基金組成，其中債權基金主要化解上市公司大股東股票質押風險，股權基金用於上市公司健康發展，也用於通過協議受讓、大宗交易受讓大股東股份。
北京市近日推出一批支持民營企業融資紓困的硬招。對上市公司股權質押問題，建立了“股+債”的支持方案。市、區和社會資金基金共同建立總規模超過350億元的紓困“資金池”，支持上市企業開展股權融資。鼓勵北京地區符合條件的平臺和機構，在滬深交易所發行紓困專項債，支持民營企業進行債券融資。針對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擴大市級融資擔保基金到100億元，設立小微企業金融綜合服務平臺，設立70億元的再貼現額度專項支持民營和小微企業，繼續用好300億元的常備借貸便利額度。在此之前，北京海淀區屬國資和東興證券發起設立支持優質科技企業發展基金，基金規模100億元，首期20億元已完成募資，通過受讓不超過上市公司總股本10%的股權，幫助民營科技上市公司化解股權質押風險等。
11月13日，安徽省最大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安徽省投資集團與海通證券簽訂戰略合作協議，計劃共同發起立足安徽、面向長三角的“長三角上市公司高質量發展基金”。該基金計劃總規模100億元，首期規模30億元，安徽省投資集團負責籌集15億元，海通證券負責在滬等地籌集15億元入皖。據瞭解，該基金短期目標是為了緩釋安徽等長三角區域上市公司股票質押風險，助力民營上市公司走出困境。
浙江省國資與農銀金投、農行浙江分行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和《有限合夥基金協議》，開啟“浙江省新興動力基金”的發起和設立工作，合作投資目標規模100億元，首期規模20億元。主要投向浙江省內上市公司特別是民營上市公司，用於緩解企業債務壓力，化解近期金融市場風險。據瞭解，浙江省正研究制定紓解上市公司股權質押困難的行動方案，將採取多種方式化解民企流動性風險。
市場化解困
專家表示，各路紓困資金使用應堅持市場化原則。更重要的是，當前已公佈或實施的政策措施，多數用於民營企業融資的暫時紓困，建立民營企業融資長效機制勢在必行，核心在於建立有效的市場定價機制。
近一段時間以來，為了解決當前我國民營企業發展中遇到的困難，中央及相關部門果斷行動，對民營企業進行幫助，其中特別在解決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方面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同。
不過，也有一些市場聲音擔憂這些行動可能造成銀行資產質量的下降，給金融體系帶來新的風險。有專家表示，這一觀點沒有充分認識到保障民營經濟健康發展對我們當前實現“六穩”工作的重要性，沒有充分認識到民營經濟在中國高質量發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沒有認識到我們當前針對民營企業融資問題推出的各項政策並不是“大水漫灌”。
業內人士認為，當前針對民營企業的融資問題推出的政策，既不是“運動式”的，也不是“大水漫灌”。根據中央的精神，要對地方政府加以引導，對符合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方向、有前景的民營企業進行必要財務救助。省級政府和計劃單列市可以自籌資金組建政策性救助基金，綜合運用多種手段，在嚴格防止違規舉債、嚴格防範國有資產流失前提下，幫助區域內產業龍頭、就業大戶、戰略新興行業等關鍵重點民營企業紓困。
多位受訪專家表示，此次化解民營企業流動性風險和解決民營企業融資的問題，雖然有臨時性的措施，仍是以市場化、法治化為主導的，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公司治理完善、負債水平合理、履約記錄良好的民營企業提供和國有企業同樣的信貸支持，避免了行政干預和道德風險，並且注重引導金融機構建立長效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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