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一凡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9月9日，瑞典舉行了議會大選，極右翼政黨瑞典民主黨以17.6%的支持率斬獲62個席位，使其在議會內第三大黨的地位更為牢固。瑞典民主黨的進一步崛起，可以說是整個北歐政治變化的縮影：民族主義的保守思潮正隨著歐洲經濟、難民和移民、內外安全形勢等方面的多重危機而回歸北歐政壇。這種趨勢使得北歐崇尚共識、協商的政治氛圍發生微妙變化，分歧和相互指責的一面將更為凸顯。
“北歐模式”的形成
北歐五國雖然在地緣、文化及國情上有較大差異，但在政治上卻有著近似之處。北歐國家均為多黨制，各國中左和中右兩大政黨與執政小夥伴之間的規模與實力相差並不懸殊，都沒有單獨組閣執政的資本。中左或中右大黨牽頭，三四個黨派組成聯合政府是北歐國家的常態，同時聯合政府內各黨之間在政策主張上相互合作、支持與妥協的空間也較大。
這種政治生態經歷了較長時間的演變。歷史上，北歐的議會制政體主要是通過君主與民眾達成共識或是以全民公投等和平方式完成的，這也形成了北歐政治妥協、共議、共識的基本文化。二戰結束後，北歐國家迎來了經濟的飛速發展。在國家經濟發展迅速、反思資本主義給經濟社會帶來的深刻對立及民眾呼喚社會公平正義的聲音不斷高漲的背景下，20世紀50～60年代，北歐國家開始建設“北歐模式”：高就業率、高稅收及高財政開支；支持“從搖籃到墳墓”的完整社會保障體系；工會與僱主協商待遇；公共部門僱員比重較高；等等。在達到高收入水平的同時，北歐在社會福利支出、勞動保障乃至性別平等等領域的發展水平也在發達國家中處於高度領先的位置。
由於民眾生活富足且有高度保障，北歐國家的主要政治議程由經濟發展轉向更為後現代的層面。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由於工業化帶來的環境問題逐漸引發關注，北歐逐漸出現了綠黨等專注環境問題的政黨，在議會中影響力不斷上升。甚至20世紀80年代後瑞典社民黨等傳統中左翼大黨也將環保議題吸納到黨綱內，促進綠色、節能、低碳發展逐漸成為北歐的政治正確，並帶動北歐國家的環保水平進入世界前列。此外，動物保護、支持同性戀等身份認同式議題的影響力也逐步增大，呼籲互聯網自由下載資源的海盜黨也在北歐國家議會爭到了一席之地。因此，北歐國家在歷史傳統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雙重塑造下，逐漸形成了以關注後現代多元議題、多黨合作、善於協商等為特點的政治土壤。
極右翼政黨影響力持續擴大
2008年金融危機和隨後而來的歐債危機嚴重衝擊了歐洲經濟的基本面，集中體現了全球化進程給各國經濟社會帶來的問題，如社會不公加劇、資本肆無忌憚逐利、移民流動性增強等。北歐國家雖有“北歐模式”的保護，也未能在後危機的驚天巨浪中得以倖免。2009年，瑞典、丹麥、芬蘭、挪威、冰島的GDP分別萎縮5.2%、4.9%、8.3%、1.7%和6.8%。冰島成為金融危機後首個出現主權債務危機的國家。北歐唯一的歐元區國家芬蘭在歐債危機造成2012年“二次衰退”後，連續三年經濟萎縮。同時，北歐國家失業率也在金融危機後飆升，至2017年也未能回到危機前水平。瑞典的收入不公平程度在1965～2010年增加33%，增速為經合組織國家之首，宜家等瑞典跨國企業的掌門人為避開國內高額稅收紛紛選擇到國外定居。
從社會層面看，移民和難民問題使北歐國家的社會矛盾不斷尖銳。雖然自二戰以來，北歐國家一直對移民和難民抱有包容的態度。然而，自2015年中東動盪造成歐洲難民危機以來，湧入北歐國家難民的數量飆升，僅2015年瑞典就接納了16.2萬名移民或難民，絕對數字在歐盟內僅次於德國，人均接納數更是達到歐盟之首。在治安上，涉及難民或中東裔人群的惡性犯罪事件不斷出現，瑞典在2017年緊隨英國之後發生卡車撞人恐襲事件，北歐原有的穩定和安寧驟然破裂。在經濟上，難民給北歐國家帶來的經濟負擔不可小覷，瑞典曾因避難所數量不足而租借豪華遊艇供難民居住，日租金高達9.3萬美元。這些向難民傾斜財政資源的做法，使得為福利制度繳納高額稅款的北歐民眾大為不滿。
金融危機、全球化及移民和難民問題使得北歐民眾在生活中重新面臨經濟保障、社會安全以及跨文明衝突等曾經“遠去的課題”，引發了重新加強國家對於上述問題治理的呼聲。打著本國人利益優先、區分“本國人與外來人”、抨擊歐盟及全球化給國家主權帶來衝擊等保守口號的極右政黨也就因此贏得了更多支持。丹麥人民黨、瑞典民主黨和芬蘭人黨分別在2007、2010和2011年成為各自國家議會的第三大政黨，也正是芬蘭人黨的崛起引發了歐債危機後學界和輿論界對歐洲民粹主義發展的關注。近幾年，北歐極右政黨的政治勢力持續擴大，丹麥人民黨和瑞典民主黨在兩國近期舉行的大選中分別增獲15個和23個席位。同時，北歐極右政黨也不再遊離於體制之外，而是登堂入室成為參政黨，2015年芬蘭人黨參加了由中間黨領銜的中右翼政府，丹麥人民黨在同年也成為該國中右翼政府在議會里的合作伙伴。
北歐國家政治的走向
近十年來民粹主義帶來的衝擊已經使得北歐各國的政治生態發生了重大變化：傳統政黨週轉騰挪的空間愈發有限，妥協、合作、溝通的政治理念也受到了一定衝擊。未來北歐國家政治環境可能展現以下三方面的特點：
其一，民粹主義將持續發揮其影響力。北歐政治的變化是債務危機後歐洲社會政治嬗變的縮影，危機造成的影響首先體現在經濟層面並逐漸蔓延到政治和社會層面。近幾年，北歐國家雖然恢復了經濟增長，但債務危機給經濟帶來的負效應仍需要時間來消化，給民眾生活帶來的衝擊仍將持續。同時，移民和難民問題的高峰雖然已經過去，但其給北歐國家人口和社會結構帶來的變化卻是不可逆的，在治安、移民融合等方面的挑戰依然嚴峻。因此，極右政黨手中的牌仍然很有號召力，比如瑞典民主黨在今年大選中不僅主張限制移民，同時也對瑞典政府數十年來的移民融合政策大肆抨擊，同時呼籲給醫療、養老等領域增加開支。“將財政用於本國福利而非接待難民”的邏輯依然有著極強的誘惑力和煽動性。
其次，民粹主義和北歐政治生態之間將相互影響，彼此走近。一方面，北歐的民粹主義力量正在被傳統政治所融合。比如芬蘭人黨在2015年參加聯合政府後，並未強硬堅持其在大選期間鼓吹的“疑歐元”主張、推動芬蘭退出歐元區，而是與執政聯盟的基本政策路線保持一致。2017年6月，芬蘭人黨在選出極右新黨首尤西·哈拉-阿霍後發生分裂，包括該黨創始人索伊尼在內的20名議員因不滿其過於極端的政策主張而出走創立新黨“藍色改革”，成為新的溫和政治力量。這顯示北歐政治體系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恢復力和融合能力。另一方面，傳統政黨則受民粹主義政治競爭的影響，政策主張更趨保守。比如難民危機後，北歐國家雖然未像匈牙利、波蘭等國那樣激烈反對歐盟的難民政策，但也迫於國內壓力在難民政策方面有所收緊。丹麥曾加強了對與德國和瑞典臨近邊界的檢查，瑞典也在2016年後逐步加強了難民資格審查。可以預見的是，北歐政治環境有其強大的生命力，很難被民粹主義徹底改造，但普遍向右轉的趨勢仍會在今後一段時間內持續，同時與歐洲其他國家的民粹主義上升勢頭聯動共振。
最後，北歐國家政黨之間的競爭將更加激烈。 北歐國家多黨合作組閣的傳統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黨派之間合作和妥協的程度。然而隨著民粹勢力的不斷髮展，各傳統政黨一方面要在政策上更接地氣，以與民粹政黨爭奪中下層民眾的支持，另一方面還要在傳統政黨逐漸萎縮的基本票倉中彼此爭奪，競爭性加強。因此，各個政黨均在利用他黨政策主張中的不足與侷限性大做文章，試圖得到更多的選票。比如此前瑞典社民黨為迎合民眾限制移民的需求而提出的政策屢屢遭到執政聯盟小夥伴綠黨的拆臺。未來，由於民粹主義坐大導致傳統政黨議席減少，北歐國家組成的執政聯盟將更趨脆弱和不穩定，反對黨與民粹主義對執政黨的攻擊也將更為猛烈，整個政治環境中合作推進國家發展的和諧氛圍恐怕也將日趨薄弱。
（本文發表於《世界知識》雜誌2018年第20期。）
本欄目所發表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閱讀更多 一知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