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吉林省吉林市兩名陪侍女性遭搶劫後被殺害肢解,三名哈爾濱籍男子和一名吉林籍女子涉嫌犯罪,當地警方先後七次立案偵查,都無下文。公安部網上通緝,亦是不了了之。四名犯罪嫌疑人如同水滴融入大海,全無蹤跡。更離奇的是,他們的家人也一併“消失”。
2011年,在公安部狂飆突進的“清網行動”中,哈爾濱公安局一名巡警不經意間瀏覽到這四人的通緝令,他認出其中一人系其“發小”,經過4個月又11天的海量摸排,冰山開始浮出水面。
四名犯罪嫌疑人及其親屬共12人早已改名換姓,從山西和河南“漂白”身份後,再在內蒙古落戶定居,從而得以逍遙法外。
2011年年底,四名犯罪嫌疑人最終在包頭落網。但這場追捕至今還沒有結束。
更令人驚悚的是,四名犯罪嫌疑人背後還有連環命案,共計有十名陪侍女性慘被肢解。公安部副部長批示稱:“真是駭人聽聞,令人震驚!”
他們客居塞外,以堂兄弟的關係示人,但卻約定“私下不見面,不聯繫,不溝通”,這背後有著怎樣的隱情?
隱姓埋名的他們為何被警方網上通緝?
逍遙法外十年,如今一朝傾覆,這中間又有著怎樣的驚心動魄?
包頭生意人
包頭,一座閃爍著霓虹燈,充斥著烤羊肉、煮土豆和奶茶氣味的草原城市。直到2002年下半年,“王學禮”還僅僅是在地圖上熟悉這個塞外樞紐。
這是一座理想的隱秘之城。“王學禮”買了一輛摩托車代步,在車管所上牌照時留下了自己的手機號碼。很多年後,這個手機號碼“出賣”了他。
人到中年的“王學禮”,頭髮烏黑,臉如滿月,下巴方方,帶著無框眼鏡,接近180釐米的魁梧身材,很有男人氣概。他住在包頭昆都侖區都市豪庭,當地最高檔的住宅區之一,對面就是昆都侖區公安局刑警一中隊,每天警車呼嘯不斷,小區居民都覺得治安良好。
與住在同一個小區的人相比,他不是最富裕的。但是,他的名氣卻是最大的。他在包頭市最繁華的商業中心開了兩家檯球廳和一家足療館。無論是朋友還是手下員工,都喊他“禮哥”。
“王學禮”總是一副自信滿滿的樣子,妻子“馬海燕”比他小十歲,風姿綽約,辦事決斷,把生意打理得很好。五歲的兒子聰明可愛,是全家人的寶貝。
還有兩個人跟他們生活在一起,就是岳父馬景志和小舅子馬俊。馬俊是一個愛玩鬧的小夥子,“馬海燕”幫他在包百商業街開了一家專營女裝的商店,生意還不錯。他覺得包頭人實在,錢好賺,而且姐夫承諾將來送他一套房子結婚用,他樂意留在包頭。
馬景志是一個脾氣倔強的老頭,鄰居聽到他總跟女婿吵鬧,有一次兩個人吵紅眼了,“王學禮”情急之下要去跳樓,這才平息了岳父的怒氣。
通常,“王學禮”都要睡到上午十點鐘左右,然後去檯球廳和足療館去照看生意,晚上送走最後一批客人後他才回家,一般都到次日凌晨了。
“王學禮”的母親劉鳳雲和弟弟“王學凱”住在另外一個小區,劉鳳雲還有幾年就70歲了,她的精神方面有些問題,“總是眩暈”。王學凱給哥哥打下手,也很忙碌,所以劉鳳雲大都一人在家。
從劉鳳雲所在小區出門左拐50米就是包頭市少先路,再左拐100米就到了包鋼第十七小學,學校對面是一溜小商店,其中有一家“康滋”醫療床墊店,兼售手機充值卡。
店主是“王學國”和李紅(化名)“夫婦”,二人都操東北口音。遇到“王學國”前,李紅已經在包頭落戶,並有了一個女兒,現在10歲了。小店生意一般,有裡外兩間,李紅在外面做生意時,“王學國”就在裡面休息,他總是仰在躺椅上,對他而言,時間幾乎無足輕重,睡覺是他打發時間最常用的法子。
他們家在包頭市青年路的一個小區裡,每天李紅都把家裡鑰匙放在隔壁的“胖嫂”餃子館,女兒放學後就去那裡取。李紅十分活躍,常常熱情地跟鄰居打招呼,但是“王學國”很少說話。餃子館老闆說:“他走路總是低著頭,總是呆在店裡面,很少出門。”
與青年路隔著兩條街道就是包頭市最大的經濟房住宅區,樓層密集,人流複雜。小區管理車棚的老大爺還記得其中3棟53號住戶叫“王華炎”,因為他走路一瘸一拐,令人印象深刻。
但53號房屋裡現在住著的是一個四肢健全的中年男人,他不認識“王華炎”,他說房子已經賣給了他姐姐,還是從別人手裡買過來的三手房。鄰居們都不知道“王華炎”去了什麼地方。
其實,“王華炎”在包頭郊區的煤場倒騰煤炭已經好多年了,那裡地段僻遠,宛如煤海,尋人簡直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跟“王華炎”一起幹活的人背地裡都叫他“柺子”,總覺得他陰森森的,是一個狠角色。但煤場老闆鄭恩雙很欣賞他,認為他腦子靈活,精明能幹,交代的事情總是幹得不賴。
與“王華炎”同居的女人名叫馬健華,她原籍山西,能說會道,還帶來了與自己丈夫生養的一對兒女。
左鄰右舍都認為,這三戶人家同散居在包頭的普通人家一般,著實沒有任何異樣之處。
但在去年10月底的一天晚上,“王學禮”和“王學國”先後接到同一個電話,“王華炎”打來的,緊急萬分。
他們並不知道這是三人之間最後一次通話。
“不能留下指紋”
其實那段日子,“王學禮”的煩心事都堆到了一起。
妻子揹著他跟別人約會,他心知肚明,但卻不能發作,這個家庭還不敢貿然破裂。岳父的脾氣也越來越暴躁了,大聲叫嚷要回東北老家,好多次都把小區保安給驚動了。
但這些,都不如“王華炎”突如其來的電話讓他心悸,這破壞了他們的約定。在電話裡,“王學禮”和“王學國”都稱“王華炎”為“二哥”。
“二哥”說,《新聞聯播》報道稱從2012年1月1日開始,中國公民申請領取、換領、補領居民身份證將增加指紋信息。“二哥”叮囑他們一定要保存好身份證,同時再去公安局補辦一張身份證,以防丟失之虞。
“千萬不能留下指紋!”他反覆強調。
他們的麻煩要從一條堵塞的下水道說起。
“王學禮”、“馬海燕”、“王學國”、“王華炎”其實不是他們的本名。十年前,他們還叫楊樹彬、戢紅傑、張玉良、吳宏業。
楊樹彬幼年喪父,自小頑劣,初中畢業後,到東安發動機製造公司上班,與社會上“混混”過從甚密,好打架鬥毆。因為高大魁梧,臉如滿月,肖似香港影星周潤發,外界稱之為“發哥”。
在東安發動機製造公司上班時,楊樹彬結識了同樣不安分守己的吳宏業,後者年長其6歲,初中畢業後子承父業。吳宏業曾在哈爾濱結婚生子,但他10多年來一直沒跟家人聯繫。
張玉良是楊樹彬小學同學,從小成績良好,一直擔任班幹部,大學畢業後分配的單位效益不好,他下海經商,一直虧錢,與妻子的關係破裂。因母親改嫁,他與家人幾無來往。
就在張玉良窮困潦倒之際,楊樹彬和吳宏業拉他合夥做生意,三人南下深圳,在那裡遇到了戢紅傑。現年30歲的戢紅傑戶籍地為吉林省舒蘭市。她從小母親去世,生活比較悽苦。十六七歲時,就到深圳等地以異性陪侍謀生,此後亦很少回家。
2002年9月11日,晌午,吉林市船營區一棟居民樓的下水道莫名擁堵,還源源不斷地湧出油膩膩的“肉餡”,氣味讓人作嘔,不安的住戶報警。楊樹彬、張玉良、吳宏業和戢紅傑就住在樓頂的出租屋。
當年的目擊者回憶稱,經過樓道時遇到相識的鄰居,張玉良還故作輕鬆地打了個招呼,他和楊樹彬兩個人聽了一會眾人議論,並一起分析下水道里湧出的是什麼肉。
吉林警方迅速趕到現場,進行取樣鑑定,證實這些“肉餡”系兩名被肢解的女性。他們迅速封鎖樓道,待追蹤到樓頂出租房時,楊樹彬、張玉良、吳宏業和戢紅傑已經不見蹤跡。出租屋裡還有兩具沒有處理完的屍體,現場留下了指紋。
經過進一步調查,楊樹彬、張玉良、吳宏業和戢紅傑等人涉嫌綁架兩名陪侍女性,搶得16萬元後將她們肢解,丟棄的碎屍堵塞了下水道,命案遂東窗事發。
吉林警方先後七次成立專案組意欲破案,公安部也下發通緝令,但四名犯罪嫌疑人卻如石沉大海。
楊樹彬後來回憶說,被公安部通緝後,他感知風聲甚緊,開始找人運作,將四人及親屬共十二人通過改名換姓,先從山西和河南“漂白”身份,再在包頭買房落戶,做起生意。
三個男人以堂兄弟的關係示外,互相約定:“私下不見面,不聯繫,不溝通。”只有每年春節時,楊樹彬才會把大家召集到家裡一起吃頓飯。
不僅僅是忌憚指紋,後來楊樹彬說,十年來,他們不使用信用卡,不乘坐飛機,不住酒店,絕不在公開場合留下任何身份信息。他們原以為如此小心甚微,隱匿的生活能夠一直延續下去。
但是楊樹彬沒有想到他還有一個當警察的小學同學,更沒有想到20年後對方還記得他。
漫長的潛逃之旅走到了盡頭。
病歷上的名字
數千裡外，哈爾濱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隊第七大隊大隊長許建國也沒有想到機遇從天而降，自己有一天會驚動公安部。
去年6月中旬的一天，他打開辦公電腦，不經意之間看到了楊樹彬等四名犯罪嫌疑人的通緝令。大約一個月前，公安部召開的電視電話會議決定，從即日起至2011年12月15日，全國公安機關將開展為期約7個月的網上追逃專項督察“清網行動”，以“全國追逃、全警追逃”的力度緝捕在逃的各類犯罪嫌疑人。
許多年來，許建國總是與那些攔路搶劫和入室盜竊的“毛賊”打交道，不過內心深處卻渴望偵破大案要案，通常這都是刑警的“專利”。他仔細端詳楊樹彬的照片，感覺似曾相識，眉宇之間酷似少時玩伴“武和尚”。他們從小學畢業之後就沒有聯繫。那些年大家都互稱綽號，自後經年天各一方，反倒忘了彼此真實姓名。
許建國從其他朋友處證實：“武和尚”就是楊樹彬。小時候，楊樹彬曾赴山西五臺山學藝，習得一身功夫，故有“武和尚”之名。他驚愕不已，決定親手抓捕“發小”。
雖然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2011年8月1日，許建國還是成立了一個“9·11”專案組。
在同事眼裡，“許建國”胖乎乎的，給人的印象永遠是“笑容滿面，憨態可掬”。他曾在汶川抗震救災中榮立二等功，新疆維穩再立二等功，奧運安保獲得嘉獎，是一個功勳卓著的警察。
但那些過往案件和現在這樁相比，不過是颶風到來之前的風吹草動。
許建國分析，楊樹彬、吳宏業及張玉良都是哈爾濱市常住人口，在這個城市生活多年，肯定留下了大量社會關係和行動軌跡。
在走訪了平房區100多戶人家及50多家單位之後，警方發現楊樹彬的母親及弟弟在2006年突然搬走了，親友都不知道他們的去處。而戢紅傑在吉林老家的父親和弟弟也同期“失蹤”，再無信息。
這在以往案件中是很少見的。許建國認為，如果楊樹彬和戢紅傑攜帶全家出逃，那麼他們的目標就會過大，給偵查帶來的機會也就增加了。
人海戰術發揮了作用。警方知悉，楊樹彬的弟弟楊樹凱前些年曾一人返回哈爾濱治病，他去探望時，無意中發現楊樹凱病歷卡上的名字叫”王×凱”。警方在該醫院果然查到了一個叫“王學凱”的病人，但掛號單上登記的地址是假的，線索中斷。
哥哥是通緝犯，弟弟卻舉家搬遷，隱姓埋名，這中間有何蹊蹺?楊樹凱變成了“王學凱”，那麼楊樹彬呢?許建國推斷，4名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屬很可能均已改名換姓，遠走他鄉。
這是事情的轉折點。一場大規模的網絡搜索開始了。為了防止楊樹彬等人在年齡上做手腳，他們把年齡上下放寬5歲，然後在數百萬的人口信息庫中篩查。
5天過後，篩查完畢，沒有找到“王學凱”的信息。許建國不肯放棄，又提出把篩選對象年齡上下放寬6歲，再次篩查。就在翻到人口信息庫中倒數第二張照片時，他們覺得有些面熟，幾個人擠在一起，反覆核對，正是改名為“王學凱”的楊樹凱。
打開“王學凱”的全戶信息，他母親名叫劉鳳雲，這正是楊樹彬母親的名字。她雖然還在使用真實姓名，但出生年月日從1945年4月11日改為1948年9月6日。
後來楊樹彬說，母親患有精神分裂症，他不敢為她改名，“怕她犯病，叫不上自己名字，引起別人懷疑。”
“王學凱”及劉鳳雲新的戶籍所在地為包頭市。許建國根據楊樹凱改名叫“王學凱”的特點，在內蒙古放寬年齡段搜索名叫“王學×”的人。經過對戶籍信息的搜索，最後鎖定了“王學禮”，他們欣喜萬分，儘管此人出生年月日已從1970年4月18日改為1975年5月8日。
哈爾濱來的人
2011年10月25日，哈爾濱市公安局局長任銳忱給巡特警支隊副支隊長張曉波、張航送行，祝他們好運。
張曉波、張航帶領許建國、張興旺、李宏偉、楊衛國、周嘉林、鄭金玉、顧青等人奔赴包頭。在當地相關部門的配合下，鎖定了包頭市青年路的一家檯球廳。
傍晚時分，“王學禮”從檯球廳出來，駕駛自己的小車離開，後方一輛小車隨即跟上。這輛車停在附近已經很長時間了，許建國帶人坐在裡面緊緊盯著檯球廳，他覺得剛才出來的那個人很面熟。
“王學禮”進了一家飯店，許建國等人尾隨進入，坐在鄰桌，聽得分明看得清楚。
“可以向任老闆交貨了。”許建國說。同事都笑了，他們明白，“任老闆”指公安局局長任銳忱，“貨”當然是指楊樹彬。
當“馬海燕”送兒子上學時，一輛小車在她身邊緩緩駛過，張興旺和李宏偉正坐在車內，拿著一張照片反覆對比。張曉波化做都市豪庭小區住戶，到樓底下佯裝晨練，再次核實，不錯，“馬海燕”就是戢紅傑。她的出生年月從1981年7月25日改為1981年3月16日。她的父親戢景志和弟弟戢守營也分別改名“馬景志”和”馬俊”。
兩個兒子忙於生意，媳婦不冷不熱，劉鳳雲與“侄兒媳婦”走動得親熱，兩人常通電話。通過她們的通話，楊衛國找到了“王學國”(張玉良)後來在包頭的同居女友李紅(化名)的商店。原來，李紅就是劉鳳雲口中的“侄兒媳婦”。
第二天，他和顧青拎著一塑料袋蔬菜走進了商店，只有李紅一人在看店。他們轉悠了一圈，看見櫃檯上寫著代辦手機交費。
“我要交費。”
“機器壞了，交不了。”
“我以前來交過兩次，憑啥今天就交不了，這不是耽誤事嗎?”
楊衛國故意大聲喊叫，“王學國”從裡屋走了出來，“兄弟有話好說，吵吵什麼，在這出去一拐彎有一家商店也能交費。”
楊衛國嘟嘟囔囔地出來了，向張航報告，“就是張玉良。”
果不其然，張玉良除更名之外，出生年月也從1972年3月23日改為1976年8月15日。
一週下來，已經確認了三人，但這些來自哈爾濱的警察依舊眉頭緊鎖，因為還有一人始終不曾露面。
正當他們一籌莫展之時，“二哥”打來電話。許建國和他的同事們監聽到了這個電話。他們斷定“二哥”就是吳宏業，但包頭郊區有煤場四五百座，連綿不絕，附近沒有基站，無法準確定位。
在吳宏業的聯繫人當中，煤場老闆鄭恩雙出現得最為頻繁，許建國以商人的身份約他到包頭市區洽談生意。鄭恩雙剛一露面就被控制起來，他驚恐不已，配合意願強烈，說出了“二哥”的名字以及煤場的具體地址。
2011年11月2日，哈爾濱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隊長孫君亭帶領12名特警抵達包頭。
終點又回到起點
深秋的包頭更顯遼遠空寂，唯有風吹枯草刮過大地的乾裂聲，以及火車頭漸去漸遠的汽笛鳴響。
忽雞溝鄉距離包頭市區大約200多公里，在其中的一個小煤場裡，房舍昏暗，破舊的窗簾遮蔽下午的陽光。屋裡有五六個人在閒聊，都是蓬頭垢面，無法辨認樣貌。
喬裝打扮的孫君亭和鄭金玉走了進去。
“誰是二哥?”鄭金玉問。
“你是誰?”角落裡一個男人問。
“我是朋友介紹來買煤的。”
“你找的二哥叫什麼?”
“王華炎。”
“我就是。”話音未落，他的胳膊就被鄭金玉擒住，隨後衝進來的特警把他銬起。
時間為下午4點30分。孫君亭通知其他辦案人員同時行動。
張興旺和李宏偉已經跟隨戢紅傑逛了一天街，接到命令時，他們正在地下商業街，緊緊盯著不遠處身穿白色短大衣的女子，可等他們攔住對方時，才發現不是戢紅傑。張興旺連忙通知特警守住商場出口處，同時向另一個穿白色短大衣的女人追去。
“我是警察，你叫什麼名字?”
“馬海燕。”
“這上面是你嗎?”張興旺揚了揚通緝令。
“我是戢紅傑。”她看了看，然後點點頭，伸出雙手戴上手銬。
幾乎在同一時間，楊衛國和周嘉林沖進了張玉良的商店，之前他們一直在街對面嚴密地監視。張玉良正躺在搖椅上休憩，還沒有反應過來，人已被銬上。沒想到橫生枝節，李紅轉身衝到隔壁餃子館找來一把明晃晃的菜刀，撲了過來。顧青上前攔截，幾個擒拿動作，就將李紅制服。
楊樹彬強壯高大，又曾習武。許建國和張曉波帶領8名特警布控。
那天下午，楊樹彬一直呆在足療館內。接到孫君亭命令後，許建國和張曉波進了足療館，以顧客挑選包房的名義巡視一圈，但不見楊樹彬蹤影。許建國有點緊張，他急中生智，撥通了楊樹彬的手機，想循著鈴聲找人。但撥通之後，既沒有聽到手機鈴聲，對方也未接電話。
還有一間包房沒有查看，服務員阻止他們進入。許建國一腳踹開包房，屋內晦暗，只有一名男子仰躺在按摩床上，雙手捧著還在振動的手機，貼在眼前，但不接電話。手機屏幕光照著他的臉，就是楊樹彬。
在多年的逃亡生涯中，楊樹彬養成了一個習慣，手機總是調成振動，不接陌生人電話。發覺有人破門而入，他還想掙扎，但來不及了，許建國的槍口已經頂在他的腦門上，“警察，你千萬別動，我這頂著火呢。”同時，張曉波的槍也頂在他的胸口上。
孫君亭的手機捷報頻傳，他正了正鴨舌帽說，“這就叫一網打盡。”
當晚，在包頭進行初審之後，楊樹彬等四人被轉移到哈爾濱警方的車上。在落網不到30小時內，在警方對他們追捕十年後，四名犯罪嫌疑人被押回哈爾濱市上游街76號，哈爾濱市公安局巡警支隊巡邏七大隊駐此辦公。
大約100米開外就是哈爾濱市通江街116號。1993年1月7日，楊樹彬夥同他人在那裡的檯球室持刀行兇，刺傷二人、刺死一人，同夥被抓獲判刑，楊樹彬逃脫，從此亡命天涯。
19年後，他又回到犯罪生涯的起點，也是他罪惡生涯的終點。
案中案
警方根本沒想到楊樹彬等四名犯罪嫌疑人的背後還有一連串命案。
他們供述曾先後作案6起，共肢解了10名陪侍女性，涉案範圍包括廣東、浙江、吉林等地。去年年底，四名犯罪嫌疑人被移交吉林警方。今年春節前後，各地警方紛紛前來吉林提審，展開聯合核查。
但因年代久遠且受害者信息不詳，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方能結案。
“發小”的交代
初審並不順利。
落網後，張玉良和吳宏業很快就對在吉林犯下的罪行供認不諱。但楊樹彬卻一直咬緊牙關不開口，這是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
許建國找到巡特警支隊領導孫君亭，要求親自提審楊樹彬。在審訊室裡，他們坐到了一起，開始寒暄，這還是兩個人第一次正式見面。抓捕時，許建國沒有亮明身份。
“老同學，我們快20年沒有見面了。”
楊樹彬認真打量眼前人，他認出來了。他們是街坊，也是小學同學。
許建國繼續說：“我想這可能是天意，讓我抓到了你。老同學，你沒有任何機會了，你不但死路一條，就是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時間也不會太久了，無論對誰你都應該有個真正的交代。”
楊樹彬開口了，侃侃而談。他沒有最先供述吉林那起碎屍案。他開始回憶，從自己的青年時代說起，聊起他的亡命天涯。
20歲時，楊樹彬被一個叫“關胖子”的人“帶上道”，並混得“發哥”的名號。第一次參與搶劫時，他也曾害怕，只在一旁觀看，沒有動手，但卻分到了錢，此後膽子便越來越大。
1993年1月7日，楊樹彬夥同劉衛軍、李江濤在哈爾濱市通江街116號檯球室持刀行兇，刺傷二人、刺死一人，劉、李被抓獲判刑，楊樹彬竄逃。
此後，楊樹彬開始逐步走向罪惡的深淵，卻一次次成功地逃出法網。
1998年11月，楊樹彬和王世波(音)來到廣東省佛山市，在順德區劫持一名女青年，搶劫了10萬元人民幣，由於被害人報警，案件暴露，王世波回到哈爾濱後被平房公安分局刑偵大隊抓獲，但楊樹彬逃過了警方的追捕。
2000年春節前，楊樹彬和張玉良以搶錢為目的，以嫖娼為由，打電話將一名坐檯女子騙至深圳市羅湖區一出租屋內，採取扼頸窒息殺人，用事先準備好的刀碎屍，用鉗子將骨頭掐碎，分裝在5個黑色塑料袋內，分別拋入河裡、垃圾桶、下水道。此次搶得10餘萬元，兩人平分。
2000年春節後，楊樹彬、張玉良和戢紅傑利用同樣手段和方式，在深圳市羅湖區熙龍大廈5樓一出租屋內殺害2名坐檯女子，搶得人民幣50餘萬元，楊樹彬、張玉良各分得20萬元，戢紅傑分得10萬元。
2001年6月，楊樹彬、張玉良和劉愛彬在山東文登市綁架搶劫20萬元，10天后當地警方破獲案件，他和張玉良漏網，而劉愛彬被抓獲，判了無期徒刑。由於劉愛彬在獄中一直沒有供出他和張玉良，他們得以逃脫警方的視線。
2002年4月，楊樹彬、張玉良和吳宏業利用同樣手段和方式，在深圳市羅湖區熙龍大廈5樓一出租屋，殺害2名坐檯女子，搶得人民幣10餘萬元後平分。
2002年9月，楊樹彬、張玉良、吳宏業和戢紅傑在吉林省吉林市船營區一出租屋內，殺害兩名坐檯女子，搶得人民幣16餘萬元後平分。
2003年，楊樹彬、張玉良、吳宏業在浙江台州一出租屋內，採取用膠帶捆綁、用木棍鐵棍毆打的方式，逼迫2名坐檯女子交出銀行卡密碼，在取出16萬餘元后，將她們殺害肢解，用下水道沖走、拋在垃圾堆或江河等地。
2003年，楊樹彬在浙江省嘉興市一家夜總會物色侵害對象，打電話讓吳宏業從內蒙古包頭趕到浙江嘉興並租好房屋。楊樹彬將一名異性陪侍人員約到該出租屋內，在逼問出銀行卡密碼後，從銀行取出8萬元。隨後，將被害人殺死並碎屍後丟棄。
沉默。在接下來的十幾分鍾裡，兩個人一句話也沒說。
悲傷和深深的疲憊充滿了許建國的心。他曾經雄心勃勃地想要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但真相卻如此血腥。
2011年11月14日，全國”清網行動”領導小組組長、公安部副部長劉金國就”9·11”案作出批示：“真是駭人聽聞，令人震驚!”
殘酷作案
問及為什麼選擇異性陪侍作為目標時，楊樹彬回答很直接：“來錢快，好接觸。”
當楊樹彬帶著做生意失敗的張玉良和老同事吳宏業來到深圳時，他們遇到了戢紅傑。她16歲南下後，就在娛樂場所做陪侍人員，供養家中父親和讀書的弟弟。
戢紅傑後來供稱，楊樹彬拉她入夥時，她曾不從。但楊樹彬說：“你爸、你弟弟住哪我可都知道。”就這樣，她成了楊樹彬的女友。
戢紅傑開始濃妝豔抹，出入當地高檔娛樂場所。不過，她當陪侍人員只是一個幌子，她真正的目的是用小姐的身份作掩護，秘密選擇搶劫作案的目標。她細心觀察哪些小姐接觸的人物檔次高，收入高，然後接近、瞭解她們並收集她們的手機號碼。
與此同時，楊樹彬、吳宏業和張玉良在市中心區租下住宅，買來刀、斧、助力鉗、手搖絞肉機等工具，靜等戢紅傑的消息。
楊樹彬本人高大，面相白淨，佩戴一副眼鏡，顯得很有氣派，一旦戢紅傑選定目標後，他裝成大款，到夜總會等娛樂場所去“釣”戢紅傑選定的“魚”。
為了“引魚上鉤”，楊樹彬一般都自稱是電廠老闆，吳宏業和張玉良則在一旁賣力吹捧。為了博取好感，楊樹彬給小姐小費時出手闊綽，此外還給買禮物，幾次之後，陪侍人員就主動打電話給他要求見面提供服務。
一旦女孩上鉤，進入出租房後，即失去自由。她們首先會遭到慘無人道的折磨，被迫說出銀行卡密碼，或者要求家人寄錢。楊樹彬與吳宏業出門取錢時，會留下戢紅傑和張玉良看守女孩。待錢到手後，他們即將這些女孩殘忍殺害並肢解，再拋入河涌、垃圾桶、下水道等地滅跡。
楊樹彬交代說，他制定了一套作案流程———選擇的搶劫目標必須得他親自確定；作案前購買的專用手機尾數必須是777、888這樣的吉祥號；用做殺人場地的出租房必須是高檔小區，這樣才符合大款的身份；租用的房子必須有浴盆，這樣便於肢解屍體；絕對不許用刀、斧砍砸屍體，以免有響聲驚動鄰居；到銀行取款時必須戴棒球帽，用帽簷遮臉，防止被監控錄像拍照。
儘管計劃周詳，他們在吉林犯案時還是留下蛛絲馬跡，最終被警方通緝，不得不隱姓埋名遠走他鄉。
變形人生
肺癌晚期的吳宏業已經時日不多。押回哈爾濱後，警方允許其家人前來探視，他懺悔不已。還是在兒子十歲生日時，他打過一次電話，此後父子倆再沒有聯繫。
在4名犯罪嫌疑人中，張玉良外形改變最大。他說為了躲避追捕，自己這些年刻意增肥。在包頭落網後，他與李紅（化名）抱頭痛哭，並留下兩句話：“好好照顧孩子”、“不要再來找我。”三天後，李紅就將商店轉讓出去，現人已難尋。
張玉良供稱，自己做過服務員，賣過啤酒，後來跟他同居的女人將他辛苦所得全部騙光，他落魄之際遇到楊樹彬，走上犯罪道路。殺人後，他常做噩夢，見到警察和警車就哆嗦，只是強作鎮定。他也曾想收手，但自己分到的錢早已花光，後來都是在用楊樹彬的錢，他就抱著報答的心態跟楊樹彬一起幹到了最後。
“害怕過，睡覺的時候也做過噩夢。”楊樹彬供述說。審訊到最後，他苦苦哀求警方不要將事情告訴兒子，擔心他將來做人抬不起頭來。他說，戢紅傑對他所做的事情並不知情，甚至還有過殺她的想法。後來他想保護她，他不想讓兒子失去家庭的溫暖。
戢紅傑供稱，自己雖然不願意作惡，但覺得楊樹彬多年來給了她一種家的感覺，她不想失去他，便做了幫兇。
在改名換姓遠走他鄉五年後，戢守營父子去年春節回到吉林老家。
戢守營說，他從沒想到姐姐會犯下如此令人髮指的罪行。在他眼中，姐姐雖然性格強勢，但卻不會主動招惹別人。也許過去那些年發生了很多他不知道的事，最終改變了她。他現在很自責，只想幫姐姐把兒子撫養成人。
楊樹凱已將包頭的房子出售，兩家檯球廳也轉讓出去，只留下足療館繼續經營。他現在正守著母親在哈爾濱治病，知悉大兒子的事情後，她的身體徹底垮掉了。
更多真相待查……
十年之後，吉林市公安局船營區分局的辦案人員終於見到了楊樹彬等四人。
“令人印象深刻。”船營區公安局辦公室姚主任說，他們完全沒有想到，楊樹彬居然鎮定自如，眼神出人意料地輕柔。
2012年春節前，楊樹彬等人在哈爾濱審訊完畢後，立即被押回吉林，船營區公安局成立專案組再審。
吉林警方稱，4名犯罪嫌疑人對在吉林省吉林市搶劫殺人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同時交代，自2000年至2004年期間，採用相同手段，有分有合地先後在深圳、浙江等地前後共計作案6起，搶劫財物近200餘萬元，殺害並肢解10名陪侍女性。
與“9·11”案相似，多人遇害的這類謀殺案會引起各地執法人員的興趣，對於那些正在調查類似懸案的警察來說就更有吸引力，因為一起神秘案件的真相大白常常促成另一起案件的偵破。
2012年春節前後，深圳、嘉興及台州等地公安人員奔赴吉林，提審楊樹彬等人。這些城市遺留有一些命案，受害者資料不詳。當地警方渴望能與“9·11”案件合案。
但船營區公安分局刑警大隊副大隊長許非非認為，陪侍人員都是流動人口，在案發地沒有留下身份信息，楊樹彬等人的口供還需要用很長的時間來核實。
許建國曾經設想，在楊樹彬等四人落網後，他會有一種高潮感，一種使命完成的解脫，但是卻沒有。他不知不覺又想到去年年底，回想起來，從那時起，“9·11”就已在他心中了結了。
當楊樹彬交代完後，他在等著許建國的反應。
許建國給他倒了一杯水，“老朋友，你的死期不遠了。”
“我知道。”楊樹彬一飲而盡。
此案案情錯綜複雜，然而在一系列巧合之下，罪犯最終落網，彷彿天意也對此案的兇殘感到了憤怒。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蒼天饒過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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