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
回眸中國的改革，朱鎔基是一個不可能迴避的名字。
從1991年就任副總理到2003年從總理任上退休，12年的時間裡，朱鎔基的工作都與改革密不可分。
在當時境外媒體看來，朱鎔基力推的改革存在兩大“雷區”。一個，是國企改革；另一個，是政府機構改革。
而當時的船舶工業，處在兩大“雷區”的交叉地帶……
虧損一年比一年嚴重
如果說船舶出口拉開了經濟領域改革開放的大幕，那麼船舶總公司的成立算得上是改革開放在政府機構改革領域邁出的第一步。
1982年5月，原六機部宣佈撤銷，其直屬企、事業單位，以及交通部的部分直屬企、事業單位組建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船舶總公司成為國務院第一個由部改為公司的經濟實體，也成為我國第一家部級公司。
儘管船舶總公司沒有完全實現企業化轉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市場主體，但畢竟朝企業化方向邁出了一大步。到1998年，我國已累計承接出口船舶訂單1100餘萬噸，出口創匯80多億美元，造船產量由1981的42萬噸提高到221萬噸。可以說，船舶總公司對我國船舶工業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89年9月，時任上海市市長朱鎔基在江南造船廠考察“遠望2”號
1989年9月，時任上海市市長朱鎔基在江南造船廠聽取工作彙報
然而，20世紀最後幾年的光景卻不屬於船舶工業。1997亞洲金融危機對航運、造船的影響開始顯現。“船舶工業處於改革開放以來最為困難的時期，訂單嚴重不足，價格下降，內部虧損一年比一年嚴重。造船、配套、非船業務都面臨嚴峻挑戰。”這是船舶總公司一位老領導當時的描述。
不光是船舶工業，在上世紀90年代，這也是許多國有企業的寫照。受外部市場環境和企業內部機制調整的雙重擠壓，大量國企效益下滑，負債累累，有的資不抵債，陷入困境。
資料來源：《國有企業改革實錄（1998-2008）》
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明確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但改革進程極為不易。
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
到了1997年，中央提出國有企業“三年脫困”目標。即用3年左右的時間，通過改革、改組、改造和加強管理，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力爭到2000年底大多數國有大中型企業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當年9月，朱鎔基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真正搞好國有企業，讓虧損企業擺脫困境，最重要的，一是結構調整，不要再搞重複建設。二是沒有資本金就不要上項目。三是減人，不減人辦不好國有企業。”
減人，是最困難的。
1997年，歌唱家劉歡有一首風靡一時的歌曲——《從頭再來》。歌中唱到：“看成敗人生豪邁，只不過是從頭再來”。
現實卻遠沒有如此灑脫。包括各船廠在內，不少國企都因為減人的問題鬧出過大大小小的風波。在社會保障制度沒有完全建立的情況下，企業員工市場化備受爭議。
經濟學家邵寧在其主編的《國有企業改革實錄（1998-2008）》一書中對此評價道：“國有企業改革的困境醞釀著也期待著改革的一個巨大突破，而實現這種突破需要一種環境、一種氛圍，能夠使整個社會被激發起來，使之在整體上能夠承受住並消化掉改革深化所帶來的各種風險 。”
全國最困難的行業之一
麻煩的是，船舶總公司面臨的改革環境更為複雜。
到1998年，我國造船業軍民品比例由80年代初的37∶63變為15∶85。雖然民品已佔主導，但船舶工業仍是國防科技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我國國防科技工業長期實行政企不分、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體制，在當時已經難以適應國防軍工發展的需要。此外，各船廠還要扮演社會組織的角色，“大而全”“小而全”，包袱沉重，當時的說法是：“除了火葬場，船廠什麼都有。”
對此，當時的《中國船舶報》有著這樣的記載。
總公司仍具有政府機關和計劃管理的色彩，承擔了一部分政府主管部門的職能，擔當企業和政府機關的雙重角色，屬於政企不分的管理體制。這不但與市場經濟的要求和中央的改革精神不相適應，而且總公司既不能以政府名義對船舶工業進行規劃與管理，起不到政府部門的作用，又由於帶有行政性公司的性質，不是真正的經濟實體，其企業職能也不能真正到位。
總公司與基層企事業單位仍是行政隸屬關係，缺乏經濟聯繫的紐帶，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特別是在國家稅制改革之後，總公司與所屬單位在經濟利益方面的聯繫基本被割斷，已無法集中必要的財力進行重大技術和項目開發，也難以在投融資、資產經營和經濟調控等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
總公司在一定程度上還沿襲過去的管理方式，一方面對企業管理幅度過寬，管理內容過細；另一方面對企業又缺乏有效的激勵與約束，企業機制轉換滯後，活力不足，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急需改變。
船舶總公司內部長期存在攤子大，力量散，軍工任務不足，重複建設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迫切需要解決。而實踐證明，在大家吃大鍋飯的體制下，僅靠行政手段難以調整好內部科研生產的結構、佈局和能力，難以避免重複建設。只有形成以資產為紐帶的經濟利益整體和必要的整體財力，以市場為導向，按照市場機制運作，才能有效調整好內部結構，克服重複建設。
總公司經濟效益差，困難企業多，整體競爭力不強，在現行體制下，總公司已無力解決這些問題，迫切需要進行改革和重組，加大企業調整力度，引入競爭機制，促進科研與生產結合，增強市場競爭力。
——《中國船舶報》1999年7月2日
1998年11月，朱鎔基在大連造船廠考察。講到國企三年脫困問題時，他說：“我給了大連造船廠新廠兩個條件：第一個是出口信貸。如今我們和日本、韓國存在激烈的競爭，因為他們的生產成本低，貨幣貶值了，我們的人民幣不能貶值，但我給出口信貸。第二個是提高出口退稅率，也起到相同作用。”
1997年年末，軍工名列國有重點監測行業五大全行業虧損行業，堪稱全國最困難的行業之一 ，不改革已經沒有出路。但既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徹底褪去行政色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又必須承擔“保軍”重任，促進國防科工發展，還要處理好各類錯綜複雜的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其改革難度可想而知。
所以，直到1998年，才打響這“最後一仗”。
地雷陣與萬丈深淵
關於1998年的改革，中國人不會忘記一句話。
“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朱鎔基在當年總理記者會上回答鳳凰衛視記者吳小莉提問時講出的這句話，經常被用來描繪那幾年驚心動魄的變革。
朱鎔基出席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總理新聞記者會
1998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根據方案，將撤銷幾乎所有經濟專業部門；新國防科工委成為國務院的職能管理部門之一，對國防工業進行管理，並逐步將各軍工總公司改組為若干企業集團。
“這次政府機構改革，為什麼要把工業部門撤掉，改成國家經貿委管理的國家局呢？事實已經證明，靠工業部門管企業的方法是管不好的。過去設置八個機械工業部，也難以把機械管好。”朱鎔基在當年的省部級幹部推進政府機構改革專題研究班上說。
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方案還明確，以原國防科工委和總參謀部裝備部為主體，組建隸屬於中央軍委領導的總裝備部，作為武器裝備訂貨管理部門。總裝備部業務歸口的武器裝備使用部門，與國防科工委歸口管理的軍工科研承製單位，是裝備訂貨和組織生產的關係，是需求與供給的關係。
關於這一點，朱鎔基講得更直白。
我一直主張，部隊買國防科技工業的武器裝備，價格應該是成本加一定的利潤，要讓國防科技工業的企業能夠活下去。如果國防科技工業企業賠本賣產品，就無法進行經濟核算，無法考核，無法比較，也無法促進國防科技工業的進步。
——《朱鎔基講話實錄第三卷》
“觸動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何況國防科工領域的改革只是一部分，當時的任務是，政府機構減員50% 。
在參加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湖南代表團討論時，朱鎔基表明了他堅定的態度：“我抱著粉身碎骨的決心來幹這件事！”
朱鎔基參加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分組討論
為了貫徹落實改革方案，從1998年3月到1999年6月，船舶總公司先後召開了六次地區公司總經理及部分企事業單位領導幹部座談會，相關工作組十多次起草修改意見，並多次向國防科工委和國務院作專題彙報。在廣泛聽取意見、充分發揚民主、反覆比較優選、慎重謹慎決策之後，改組方案最終落地。
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改組方案
撤銷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
組建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該集團公司主要由上海(包括江蘇、安徽)、廣州(包括廣西)、九江等以南方地區為主的造修船企業、部分配套企業、科研設計單位及有關持股企業等組成，共58個單位，9.5萬人。其中，工業企業30個(部分企業需要調整)，科研設計單位9個。
組建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該集團公司主要由大連、西安、天津、武漢、重慶、昆明等地區的造修船企業、配套企業和七院大部分研究所及有關持股企業等組成，共96個單位，17萬人。其中，工業企業48個(部分企業需要調整)，科研設計單位28個。
船舶貿易公司、物資總公司、香港華聯船舶公司、國際聯合船舶投資公司、中船財務公司等分別由兩個集團公司共同持股。
根據國務院《關於調整五個軍工總公司所屬學校管理體制的決定》，將哈爾濱工程大學移交國防科工委管理，華東船舶工業學院等幾所普通大中專院校移交地方政府管理，移交工作已基本完成。
——《中國船舶報》1999年7月2日
《中國船舶報》對船舶總公司改組方案獲批的報道
集團和總公司的區別
1999年7月1日，國防科技工業舉行十大集團公司成立大會，朱鎔基親自出席大會並講話，正式宣告十大軍工集團誕生。
國防科技工業十大集團公司成立大會現場
朱鎔基在國防科技工業十大集團公司成立大會上講話
不少造船界老領導都見證了這一重要時刻，據他們回憶，當時每個集團只有100張參會票，考慮到外地船廠的領導很難有機會聆聽總理的講話，中船集團還支援了中船重工9張票。
當天在講話中，朱鎔基“點名”船舶工業，要正確處理軍與民的關係。
“保軍”當然是首要的、重要的，但民品也要做好，民品做不好也有損企業的信譽，使企業活不了。特別是船舶企業，不搞民品怎麼行？不搞出口就活不下去。我們有這麼大的船舶生產能力，要把訂貨拉進來，把民用船舶打出去，打到國際市場，為船舶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積累後勁，這樣才能夠更好地“保軍”。
——朱鎔基在國防科技工業十大集團公司成立大會上的講話
成立大會上，兩大船舶集團授牌
隨著兩大船舶集團成立，縈繞在造船人心頭的另一個疑問開始出現——“兩大集團與總公司的區別是什麼？”
對此，中船重工的時任領導進行了解釋：“此次改革，不是簡單地將船舶總公司一分為二，而是涉及管理體制、運行機制、經營管理方式等方面的重大變革。其核心內容是實行政企分開，集團公司對所投資的企業中國家投資所形成的國有資產依法進行經營、管理和監督，並承擔保值增值的責任。”
中船集團當時的領導也進行了說明。“集團公司與原船舶總公司有什麼不同？我看最重要的是兩點：一是集團公司已經明確不再具有任何政府職能。二是集團公司與有關企事業單位是以資本為紐帶的經濟法律關係，是母子公司的關係，這就決定了集團公司與原船舶總公司在工作方法和工作內容上有很大不同。”
《中國船舶報》對十大集團公司成立的報道
即便領導們一再解釋，但還是消解不了人們的擔憂。
有人擔心：“船廠的人轉變並不難，那些坐慣了機關的人，實現從做官到做生意的轉變，恐怕不容易。”還有人認為，企業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但需要集團解決的問題，必須保證效率。“企業有自己的時間概念，拖上十天半個月，機會就沒了。”
如何看待集團公司與總公司的關係，朱鎔基也有自己的看法。
集團公司和過去的總公司不一樣，總公司帶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性質，現在政企分開了，要把集團公司真正辦成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集團公司要嚴格按照經濟規律辦事，自己負責，虧損了自己想辦法。集團公司下面的企業都是獨立的經濟實體和市場主體，集團公司要滿腔熱情地支持它們搞活，把應該管的事情管好，把不應該管的事情堅決放下去，不要干預過多；干預越多，企業越難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
——朱鎔基在國防科技工業十大集團公司成立大會上的講話
還是一家，不要自相殘殺
根據改革方案，兩大船舶集團應按照“分工協作，發揮優勢，各有側重，有序競爭”的原則，優化資源配置，防止重複建設，加強團結合作，共同發展我國船舶工業。
船舶總公司摘牌，兩大集團掛牌
“要使企業集團真正搞活了，而不是搞死了，既要有競爭、有壓力，又要有配合、有協調。”朱鎔基的話語重心長。
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點和法則。但在當時，也有人認為，我國軍工行業的主要矛盾，不是在國內競爭，而是要參與國際競爭。國外的軍工行業都在大規模聯合重組，中國卻反其道行之，會削弱力量。
在兩大集團成立之後的第一次領導幹部會議上，不少代表認為，軍工總公司改組，最難分的是船舶總公司，分開之後，
最難得的是有序競爭。關於兩大集團競爭與合作的關係，當年《中國船舶報》記者記錄了以下文字，您不妨一讀。
兩大集團既是競爭的關係，更是合作的關係。兩大集團的競爭不能僅停留在產品競爭，更重要的是運行機制、管理水平、經濟效益等方面的競爭，是發展能力的競爭。競爭是有序的，合作是永久的。
中國船舶工業系統只有一個。兩大集團要強調合作，共創未來，而不是自相殘殺，你爭我奪。
船舶行業配套性、綜合性強，要想抵禦國際風險，兩大集團必須加強合作。
競爭當然要有，但應是有序競爭。兩大集團過去是一家人，現在分開了，還是一家人。
在分成兩大集團前，船舶行業就有競爭，甚至是無序競爭；分成兩大集團後，競爭會更加激烈。如何防止無序競爭，避免不必要的損失，是行業管理部門急需重視解決的一個問題。
1999年7月2日，參加兩大集團成立大會的代表合影。
1998年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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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向那個年代為改革奉獻的造船人致敬！
《中國船舶報》1999年合訂本
《朱鎔基講話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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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張弘弢
美編|鄧琪凡
校對|劉 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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