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獨立性亟待增強
中國證券報：在當前經濟形勢下，貨幣政策面臨哪些挑戰？
黃益平：現在國內經濟下行壓力較大，貨幣政策需支持經濟穩定，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美聯儲不斷加息導致兩國利差明顯收窄。如果明年美聯儲還有3-4次加息，將導致中美處於負利差。
當前美國和中國經濟週期不同步，美國需要加息，而我們則有一定的貨幣寬鬆壓力。總之，我們可能已沒有加息空間。明年我們需要更多考慮採取措施，儘量增加貨幣政策獨立性，至少靈活度要更大一些。一是增加匯率彈性，不要死守在一個小的點位，而是有管理地浮動。二是短期內要加強對跨境資本流動管理。東南亞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一個原因就是外債過多。美國次貸危機後，國際形成新共識：即短期資本大進大出可能帶來較大風險。因此，IMF開始改變政策立場，允許各國出於維護金融穩定或者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動機對跨境資本流動採取局部的、臨時性限制。2015年、2016年的實踐證明，我國央行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管理效果是比較好的。
中國證券報：在中國應如何調整金融領域對外開放步調？
黃益平：亞洲金融危機給中國提供了一些重要啟示。第一，如果國內金融體系尚未健全，過早開放資本項目無異於玩火。第二，不靈活的匯率體系加上高估的貨幣，幾乎就是大概率引發國際收支危機的藥引。第三，在緊要關頭，充足的外匯儲備可以救命。第四，如果外債尤其是短期外債過多，一旦信心發生動搖，資金迴流，很容易斷送金融穩定。這些教訓或多或少地影響了之後我國的政策選擇。
改革政策的先後次序很重要，金融改革更要講次序。如果國內改革沒做好，打開金融大門易引發風險。因此，在實踐中應儘量把“以開放促改革”與“以改革助開放”結合起來。當務之急應該是儘快完成利率市場化改革，同時大幅提高匯率靈活性，然後才能考慮跨境資本流動的進一步放開。
在當前經濟金融形勢下，一方面，金融服務業開放可以先行，外資金融機構的進入可增加競爭，帶來新的經營管理技術，有利於國內經濟增長。金融服務業開放不涉及資本大進大出，而且同樣受國內監管，風險較低。對外資金融機構限制，既有理念因素，也有利益因素。另一方面，需確定資本項目開放目標。我們過去習慣性地將完全自由兌換當作資本項目開放目標，這一點值得進一步討論。對中國來說，在短期內可能很難完全承受資本項目完全開放的後果，基本開放也許是更加務實的目標。
正視家庭部門高槓杆風險
中國證券報：我國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概率有多大？當前哪些領域的風險亟待重視？
黃益平：當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概率不大，尤其是各方關注的國企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槓桿率過高問題，出現“明斯基時刻”的可能性不大。
比較令人擔心的是，我國家庭部門槓桿過高問題。不少研究數據表明，中國家庭部門槓桿率在100%上下，與同樣發展水平的國家相比，這是一個偏高的數字。這段時間，居民加槓桿速度很快。相比於國企和地方融資平臺，這一塊沒有政府信用背書，市場信心一旦動搖就很難調整，尤其是居民的大部分槓桿集中在房地產領域。與房地產市場緊密相關，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就是老百姓的錢大部分用於投資，資產與負債兩端基本對應；壞處就是風險過於集中，如果房地產市場波動，負債風險就會提高。
中國證券報：一段時間以來，我國金融監管部門的嚴監管效果明顯，未來會怎樣？
黃益平：今年以來包括理財新規、互聯網金融風險整治等，對於我國金融體系的長期穩定和長期發展至關重要。短期內可能造成一些金融活動和交易下降。因此，監管部門需在保持短期金融穩定和追求長期金融穩定之間尋求平衡。去槓桿方向應該堅定不移，但在去槓桿執行過程中，需考慮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平穩。
監管政策實施有一個逐步試錯過程，經歷過這輪市場波動後，希望監管政策變得更平穩、可持續，但仍然堅定地往前推，不能因為一些波動就半途而廢。各相關方要理性看待這輪波動，局部風險該釋放就讓它釋放出來，比如某些債券違約，本身就在預期內；有些民企此前經營不善甚至脫離主業，就應該讓它倒閉。
對於金融監管部門來說，接下來，一要做到監管領域全覆蓋，二要儘快放開一些不必要管制，比如有些表外業務，就是因為在表內管制太多，通過出表達到一種變相利率市場化。
利率市場化是紓困第一步
中國證券報：針對近期的民企困境，各相關部門、機構紛紛出臺措施，通過“幾家抬”助力民企渡過難關。造成當前局面的原因是什麼？解決民企融資難、融資貴的關鍵著力點有哪些？
黃益平：對於近期民企遇到的問題，我們從三個層面來分析：第一，民企融資難是一個世界性難題。第二，中國的民企融資尤其難。第三，實施一些短期防風險政策，客觀來說，對民企帶來影響。
商業銀行等正規部門與民間借貸、影子銀行、數字金融等非正規部門的貸款利率存在差異。當一部分市場需求沒有得到滿足時，就會去非正規市場融資，導致非正規部門貸款利率進一步提升，融資難、融資貴情況加劇。為紓解民企困境，監管部門近期要求銀行多向民企提供貸款。
應客觀看待商業銀行對於民企貸款的審慎態度。第一，在經濟下行週期，金融風險上升，銀行放貸比較保守是正常的，而政策性金融機構則不同。第二，民營小微企業客觀上的信用風險較高。
解決民企融資難問題，要靠市場化手段，而不是單純的行政手段。讓市場之手配置金融資源，利率市場化是第一步。如果利率不靈活，比如要求所有的貸款利率都在基準貸款利率附近，金融機構給民企、小微企業貸款是缺乏動力的。金融領域一個很重要的規則是成本覆蓋風險。民企的特徵是規模小、不確定性大、風險較高，對它提供金融服務的成本就應該提高。人為地把利率壓下去，會減少機構對民企的金融服務力度。就銀行而言，利率市場化在技術層面上沒有太大障礙，可穩步向前推進。
中國證券報：如何看待定向降準、再貸款、再貼現等支持民營小微企業的效果？紓解民企短期困境，債轉股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黃益平：貨幣政策本來是一個總量政策，資金流向定向領域是有困難的。比如，我們此前針對“三農”領域的定向降準政策，給農信社、農商行等多釋放一些流動性，以期有更多資金進入“三農領域”，但實際情況可能不盡如人意。原因在於農信社和農商行往往不缺資金，他們一般是資金拆出方。也就是說，有些銀行沒有放貸款的主因不是沒有信貸資金，很可能是獲客難、風控難、利率不夠市場化、不良資產多等原因。
對於紓解民企小微企業短期困境，財政部門或政策性金融機構應承擔更多責任，央行畢竟是一個宏觀貨幣決策單位。從國際上看，很多國家包括髮達國家也都是如此，比如直接提供融資擔保、政府貼息等。
市場化債轉股推進了幾年，背後的金融邏輯是針對那些有前景的、資質不錯，但短期受外部因素拖累以至於現金流短缺的企業。將一部分債權轉為股權是一項短期安排，長期還是看企業本身發展。因此，中央出臺一系列舉措，只要把政策障礙掃清就可以了，具體推進要依靠市場化主體決策。切忌將本輪債轉股變成一種地方政府主導的任務，更要避免演變成某些地方政府“甩包袱”的工具。如果最後這個“包袱”讓金融機構來背，金融機構會變得被動。
數字金融可發揮更大作用
中國證券報：民企融資難是世界性難題，長期來看，哪些措施可有效解決這一難題？
黃益平：中國金融行業在這個領域已做出很多嘗試，積累了非常有益的經驗。未來數字金融可在民企、小微企業融資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簡而言之，就是線下靠軟信息，線上靠大數據。線下靠軟信息，即民企缺乏傳統商業銀行需要的評估資本要素，包括財務數據、歷史數據、抵押資產等，但如果銀行對這家企業有充分了解，軟信息就可為其提供較好的貸款決策。在江浙一帶有很多中小銀行的職員對客戶充分了解，這種全方位瞭解在對民企做信用評估時，可能比財務數據還靠譜。
線上靠大數據，即大數據和移動終端在網絡貸款中可發揮很大作用。我國已有網商、微眾、新網等三家網絡銀行，這些銀行既是持牌的正規銀行，又發揮了自身的金融科技優勢，可以說是服務民企、小微企業、普惠金融等領域的成功典範。
數字金融能助力解決民企融資難問題，且可較大程度控制風險。當然，通過網絡銀行渠道獲得貸款，資金成本較貴：一方面，這是比較市場化的行為，高風險客戶的風險定價肯定會高一些；另一方面，這些網絡銀行在吸收存款方面面臨較大問題，導致資金端成本比傳統銀行要高。
因此，監管部門應積極支持市場化的、服務民企的、風險可控的金融創新。具體來說，在短期內可在三方面發力：發（網絡銀行）牌照、開放徵信系統、解決遠程開戶問題。
中國證券報：如何通過資本市場改革、提升直接融資佔比等方式解決中小民企的融資難題？
黃益平：直接融資不單是一個經濟金融問題，也與一個國家的政策、文化等因素息息相關。綜觀國際金融市場，美國和英國直接融資佔比較高，而在德國和日本就沒有那麼高。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大力發展直接融資、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方向肯定是對的，但任重道遠。短期來看，首先要做的不是把市場蛋糕做大，而是需要把當前資本市場發展存在的障礙取消，比如機構投資者不足、信息披露不透明、公司治理存在較多問題等。與此同時，對於資本市場作用和定位，我們要有合理的認識和預期。我國直接融資佔比以後達到日本、德國那樣的程度是不錯的。
在相當時期內，我國大概率以間接融資為主。因此，解決民企融資難問題，需通過銀行體系做更多努力。尤其是未來更多大企業融資會轉向資本市場，商業銀行有更多精力投入到民企、小微企業融資。
□本報記者 陳瑩瑩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原委員黃益平近日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已施行40年，推進金融開放政策歷時20多年，成績很突出。接下來的金融改革要講次序，當務之急應儘快完成利率市場化改革，同時大幅提高匯率靈活性，然後才能考慮跨境資本流動進一步放開。
他指出，去槓桿方向應該是堅定不移的，但在實施過程中，需考慮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平穩。長期來看，真正要解決民企融資難問題，必須依靠市場化手段。
黃益平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金光講席教授、副院長和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2018年10月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任命為監督事務外部顧問小組成員，2015年6月至2018年6月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目前還擔任國務院參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長、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同時兼任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成員（現任學術委員會主席），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英文學術期刊《China Economic Journal》主編和《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副主編。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政策、金融市場（尤其是數字金融與金融改革）與農村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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