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創新既包括對現行金融體制的改變，也包括增加新的金融工具。
當今中國已經發展出一個非常龐大的金融體系，但是市場機制並未充分發揮作用，亟需金融創新。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認為，好的金融創新大概有兩個條件，一是它滿足了實體經濟的合理需求，二是風險可控。
以下為黃益平教授觀點：
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認為創新包含兩方面含義，一方面是為投入品賦予新的含義；另一方面是同一投入品的生產率提高。在此意義上，金融創新同樣有兩方面：其一是對現行金融體制的改變；其二是增加新的金融工具。
金融創新非常重要。英國的經濟史學家約翰·希克斯發現，工業革命不是技術創新的結果，而主要是金融革命的結果。1694年英格蘭銀行創立，1773年倫敦證券交易所成立。金融創新為新技術提供大量長期的廉價的資金支持，是產業革命演化為工業革命的核心。因此，李約瑟難題的答案或許在於金融，即中國之所以沒有發生工業革命，主要不是因為沒有技術創造、技術發明，最重要的原因在於缺乏金融創新。
中西方金融制度出現分流的原因之一,可能在於政府的強弱。歐洲尤其是英國，所有權較為清楚，國家無權直接取用老百姓的資源。1215年簽訂的《大憲章》就限制了政府加稅的權力。因此當國家特殊情況需要資金時，對融資的需求會大幅度增加；與之不同，在古代中國，“普天之下，莫非皇土”，政府對資金的需求大多通過通脹和徵稅可以完成。兩者的差異帶來金融發展道路的差異。
金融創新，有以下幾個典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金融衍生品，包括遠期合約、期貨期權、資產證券化等。1972年以後金融衍生品大規模發展，原因是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使得世界逐步走向浮動匯率，金融衍生品作為應對市場波動的金融創新工具，首要目的就是幫助人們避險。金融衍生品可以應對市場波動，是一個有價值的金融工具。作為衍生品之一的資產證券化，例如小額貸款公司支持小微企業發展，是普惠金融發展的重要渠道，與政府的政策目標一致，因此可以認為是一種正面的金融工具。與之相反，次貸使得銀行得以將貸款風險轉移，使得本不應該獲得銀行按揭貸款的高風險的潛在客戶拿到了按揭貸款，這種金融工具就具有很大風險和嚴重的後遺症。可見，金融衍生品究竟是好的金融創新、還是壞的金融創新，不能一概而論。
那麼，如何判斷一個金融創新是好還是不好？好的金融創新大概有兩條需要同時滿足的條件。第一條是，它滿足了實體經濟的合理需求。次貸不是一個好的金融創新正在於它風險過高，超出合理需求的範圍。同理，一些現金貸借錢給沒有穩定收入的個人，也不能算是好的普惠金融。如果貸款對象普遍沒有償債能力，那麼把錢借給他們就是不負責任的金融。第二條是風險可控。風險不可控的金融工具非常危險，易演變成接盤的燒錢工具，會破壞整個金融市場的紀律。這種行為如果氾濫，對整個金融體系的打擊將非常慘重。
從這個意義上看，比特幣是否屬於好的金融創新目前不能定論。比特幣需求最大的是地下經濟，例如使用比特幣規避海外項目資金限制，或者使用比特幣隱藏腐敗貪汙。我國的金融體系還未全面開放，如果比特幣合法化，將給金融監管帶來很大風險，給金融穩定帶來不利。評估比特幣作為金融創新工作的好壞，也應迴歸以上兩條標準，即是否符合實體經濟的有效需求，以及是否風險可控。
那麼，
今天的中國需要什麼樣的金融創新？首先，今天的中國經濟體量已經十分巨大。中國發生波動，對世界經濟也會帶來巨大沖擊，中國要想真正邁入世界舞臺中心，需要在金融上給自己提出更高要求。同時，中國的地區差異很大，不同的地方處於不同發展階段，金融需求不同。美國雖然金融體系最為先進，卻未必適合我們。總之，中國今天的經濟變化，對金融創新已經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今，中國已經發展出一個非常龐大的金融體系，但政府對金融體系、金融市場運作的干預還非常多。簡言之，我們的市場體量已經很大，但是市場機制並未發揮作用。此外，我國的金融體系主要還是商業銀行主導，銀行部門提供的融資佔非金融企業的總融資達85%，這也是中國的槓桿率高的重要成因之一。其次，中國的對外開放度較低，資本項目仍處於慢慢開放之中。外資銀行在中國銀行業的經營受到嚴厲的管制，外資在債券市場的比例去年僅有1.6%。因此，當前中國的金融體系要想幫助中國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經濟，走進世界舞臺中心，還存在很大問題，亟需金融創新。
金融創新，核心要做的有以下三點：
第一，提高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對金融領域來來說，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主要在於兩條，一是能不能由市場定價，二是能不能由市場來決定資源的配置。小微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是兩個問題，融資貴反映的是市場供需力量所決定的利率水平，融資難恰恰在於人為壓低利率使之低於市場出清利率，造成供需缺口，配置效率低下。因此金融創新第一步應是市場化，即讓市場來配置資源，非市場化的配置不利於經濟增長。
第二，改善現有的金融結構,使之利於支持技術創新與創業。過去，中國85%的企業融資來自銀行,然而現如今需要創新創業技術進步，而創新創業是高風險活動，銀行的資金來自存款，有控制風險的需求，因此金融體系中絕大部分融資仍由銀行來主導的金融結構需要改變。十八屆三中全會後，中央提出要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創投基金、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等直接融資需要發揮更大作用。除此之外，資本市場普遍缺乏耐心，政府應發揮關鍵作用，對發展技術的企業提供有耐心的資本給予長期的支持。不僅僅是簡單的發展多層次市場，政府還應在培養投資者耐心、提供相關政府支持、率先進行長期投資等方面有所加強。
第三，利用數字技術創新，改善金融尤其是普惠金融服務。十幾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在致力於發展普惠金融，但始終難於有效解決獲客成本高和風險難做的問題。而數字技術的運用，特別是有場景的移動終端和大數據分析，為解決這些難題提供了可能的方案。如果在有效控制風險的前提下，大力推進數字金融在各個領域的落地，有可能會推動一些革命性的變化。
第四，金融創新很重要，但是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對金融穩定的追求。在創新的過程中一定要堅守金融風險的底線。過去中國是分業監管，更通俗的說法是誰發牌照誰監管，但隨著交叉業務和全能銀行模式的普遍，監管部門相互之間分割的局面已經很難持續。更重要的是，很多業務並沒有取得牌照，例如P2P平臺。因此，監管體系改革要將宏觀審慎監管和行為監管分離開來，要從過去的監管機構監管變成未來的功能監管、行為監管、審慎監管。發展和穩定這兩個職能並不完全一致，需要政府尋找適當的方式加以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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