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荷鳳
1977年12月參加高考，1978年2月進入浙江醫科大學醫學系學習。1982年12月畢業後，曾先後赴香港大學瑪麗醫學院、德國基爾大學、美國Cincinnati大學生殖醫學實驗室深造。現任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院長。30餘年來一直從事婦產科臨床、教學和科研工作，主編了中國第一部ART工具書《現代輔助生殖技術》、第一部《人類ART臨床診療指南》，擔任Endocrinology等6家SCI雜誌編委，英國皇家婦產科學院榮譽院士。2017年11月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1977年10月的一天，從公社喇叭裡聽到高考恢復的消息，正在刷牙的我心頭一驚，牙杯都掉地上了：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為了確認這個消息，那天我特地請假回到高中的母校——常山一中，去核實從喇叭裡聽到的是不是確有其事。
問清楚了，確實，是要恢復考試了。
為“大學夢”主動下鄉插隊
6歲時，我隨同父母來到浙江常山縣生活，在那裡完成了幼兒園、小學、初中和高中的教育，1976年在自己的請纓下去常山縣湖東公社徐村插隊落戶。
其間，1974年高中畢業後在老家臨安橫畈中學，後又回到常山教書，當代課老師。
代課期間，下鄉的兩個姐姐被推薦上了大學，我心裡又羨慕又不甘，也想通過“工農兵推薦”上大學。
於是1976年——那時候我本來可以留城的——但還是自己主動報名下鄉，到湖東公社徐村下鄉插隊。
插隊期間，因為“有點文化”，一年後被推薦去做“劈山造田”現場的播音員和記者，經常做些採訪和廣播。後來因為一次次的播報受到了賞識，在當地牛頭山中學做起了民辦教師。
從幼兒園、小學直到高中，我在班裡成績都算得上優秀，親人、老師和朋友都覺得我是上大學的好苗子，所以念大學一直是我的“心頭想”。
特別是當我的兩個姐姐下鄉以後先後成為“工農兵大學生”—— 一個被推薦到杭州大學，一個被推薦到浙江師範學校，我想上大學的念頭更強烈了。
所以，當喇叭裡傳來考大學這則消息的時候，我心裡又驚又喜。還沒有畢業的兩個姐姐鼓勵我一定要去考，父母也堅定支持我。
但是由於我的身份是老師，不能像普通知青那樣不下地一心備考，只能白天教書上課，晚上的時間拿來複習。
從接到恢復高考的通知，到1977年冬天正式考試，這之間一共只有40多天。
那時候我一邊講課，一邊備考。由於時間寶貴，我每天從住處去公社的路上都是一邊走一邊背公式。路上有認識的人跟我打招呼，我都“看不到”也“聽不到”，因為腦子裡全都是公式。
兒時的黃荷鳳和爸爸合影
因備考感受人間溫暖
在備考的40多天裡，我感受到了人間最真的溫暖。
兩個姐姐和姐夫輪番來輔導我的物理和數學；我的小妹還經常跑來給我煮飯。除此之外，尤其讓我終身難忘的是我下鄉插隊的那所民辦學校的老師們，我視他們是我此生最好的朋友。
我在生產隊勞動的時候，一天只有一毛多錢的“工錢”，這麼點錢買了柴米油鹽確實也就剩不下什麼了。他們總是想法子賙濟我，給我弄些好吃的。
他們知道我要複習功課，就多方幫助我。
幫我代課都是家常便飯，有些老師甚至還幫我洗衣服。看到我邊代課邊複習功課很辛苦，擔心我營養跟不上，他們還跑到老鄉家裡去買雞蛋、下到河裡抓螺螄，給我開小灶。
有好幾次他們買回來的雞蛋都是熱乎的——那是母雞剛下的蛋。
我還記得一件特別有趣的事兒。
有一位厲害的常姓男老師跟我說“你去複習吧我幫你代課”。但我在複習的時候聽到我的班裡特別吵鬧。怎麼回事？走到教室一看，那位老師並沒有在班上，只在黑板上看到掛了一副他的眼鏡，意思是你們這個班今天我看著。原來，那天他也有課。
這些老師雖然都是在鄉村民辦學校教書，但他們其實都是特別優秀的人，他們上過大學、綜合素質很高，只是因為“成分不好”被分配到這個村落的中學。
我們在一起，白天上課教書，晚上講福爾摩斯探案故事……那是我一輩子最快樂和最純真的時光！好在動亂過後，他們都有了很好的歸宿，去了更高的舞臺發揮熱量。
黃荷鳳當年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光榮證
被父母不同的愛包圍
記得參加考試的時候，作文題目是《路》。我對這個題目印象很深，感觸也很多。
我在作文裡寫：“我們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本來在城裡走的是大馬路，下鄉後走的卻是鄉間小路，走到田間地頭，路越走越窄。但是，跟貧下中農在一起，體驗了生活滋味，心裡的路卻越來越開闊，越走越寬，走到了廣闊天地。”
沒想到，通過那次高考，我也真的走到了廣闊的天地。
參加完高考以後，自己感覺發揮得不是太好，有些心灰意冷。
當時答得好的試卷會在當地報紙上登出來，這些答卷的主人有的考到北大，有的錄到清華。每次報紙出來我也去看，心裡羨慕他們，但對自己已經不抱希望了。
有一天，母親突然從城裡趕來找我。我插隊落戶的地方那時候交通很不方便，母親走了很遠的路。因為身體不好，還特意請鄰居陪她一起。
原來，是我的錄取通知書寄到了家裡。走這麼遠的路，就是為了把這個好消息第一時間告訴我。我被錄取到了浙江醫科大學。
大學在杭州，我當時特別希望父親能送我，母親也是這個意思。但是父親覺得，馬上就要讀大學的我要自立起來，堅持讓我自己去。
但擔心我到杭州人生地不熟，爸爸連繼幾夜手繪了一幅供我專用的“報到指引地圖”——上面標註了我應在何時到何地、如何從一地前往下一地，事無鉅細。
父親雖然很嚴厲，但他從骨子裡是疼愛我的。
對大學學習機會倍加珍惜
因為動亂的原因，我上學的時候書讀得少，高中只讀了兩年多一點。
好在，在我剛上高一的時候，鄧小平同志復出主持教育工作，就在那一年，我有機會真正學了些數理化的知識。如果沒有那一年多的學習和積累，真不敢想象今天我會在哪裡。
來到浙江醫科大學，我見識了新天地。接觸到的老師、同學都非常出色。
那時候我們不知道，其實當時給我們上課的老師，很多都是“大師級”，比如我國著名的生物遺傳家蔡保教授、內科學專家鬱知非教授、腫瘤學專家鄭樹教授、泌尿專家陳昭典教授等。
還有很多同學也很優秀，許多杭州本地的同學，他們基本功更紮實，尤其是英語。我當時雖然也學過一點語法、詞根，但真正學到家的只有幾個口號。
也正因此，到了大學裡大家都非常用功。老師根本不用管，個個都廢寢忘食地學習。
記得當時我們上課都是要搶位子的，那時教室裡還沒有像今天這樣的擴音器，大家都想盡量靠前坐，能聽得清楚一點；上晚自修也要搶位子，因為有幾個教室的燈不是很亮。
大學放暑假，我們從來都不“放滿”，大家都是距離開學還有半個月就回來了。回來幹啥？複習功課。
還記得那時候夏天天氣太熱，也沒有空調，到了晚上，大家就到操場上扯一根電線接上燈泡，散坐在空地上讀書。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地震——我們不是震中，但有明顯震感，許多男生打著赤腳、赤膊從樓上跑出來，有的還去女生宿舍樓喊人——我當時也是被拉出去了。
就在大家在操場上等著的空當，又有不少人打開了課本，一邊看書一邊等。
後來，我們這批人大多成了人們口中的“77、78級現象”——很多77、78級的大學畢業生成為社會許多領域的“頂樑柱”，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
一聲啼哭“點化”我的婦產路
大學畢業至今，我跟婦產科打了半輩子交道了。當初進入婦產科領域也完全是我自己選的。
記得畢業後我在金華人民醫院的各個科室輪崗實習，輪到婦產科時，覺得婦產科雖然非常忙，但也非常“乾脆”：生下來一個解決一個問題。
有一次，醫院來了一位高危產婦，她和肚子裡的孩子都有生命危險。急忙剖腹產後，嬰兒幾乎沒有生命體徵。儘管馬上進行了搶救，但都覺得孩子可能保不住了。
就在大家都在擔心的時候，他突然“哇”一聲哭了。那聲啼哭真真切切觸動了我的心，彷彿命中註定是來“點化”我的。
從那以後，我就決定，我就要做婦產科醫生。
其實當時很少人專業選擇婦產科，因為太忙太累，但我就選了。後來去香港大學、去美國和德國訪問、研學，我從沒離開過婦產科。
我很熱愛這份職業，一直到現在。
關於投身婦產科的記憶，最深的一次是在美國。
當時在美國的時候投簡歷找工作，一開始是一家藥物相關的實驗室錄用了我，但是我其實還在繼續投簡歷。後來真的就有一個婦產科試管嬰兒實驗室給我打來電話，我當時二話沒說就去了。
當我找到這家實驗室的時候，覺得當時天都藍了、空氣都是甜的，特別開心。
後來，1998年，母校（浙江大學醫學院）的校長寫信拍電報想讓我回校，我當時思想鬥爭了半年才決定“先回來看看”。
誰料想，這一“看”就是20多年。
走出去，取回“真經”
話說回來，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我們這批人可能就沒有機會參加高考，也不可能有機會去各國遊學深造，開闊視野。
我第一次出遠門，是1990年去香港大學瑪麗醫院學習——那時去還要拿英國簽證。在香港最大的感受，就像歌詞裡唱的那樣，“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是在那裡才到知道“試管嬰兒”這種生殖技術是怎樣完成的，親眼看到了精子和卵子的結合、受精、卵裂……這些生命早期的神奇事件，以前我只在《自然》雜誌上看到有科學家在兔子身上做過實驗。
所以，當我第一次看到可以在人身上進行這一實踐的時候，當時的心情難以言喻。看著顯微鏡下細胞不斷增殖、形成胚胎，我的心彷彿要融化了，生命是如此奇妙！
我被感動了，下決心要做呵護生命的臨床科學家。
後來，我把取卵之前用的促排卵藥和取卵針帶回了大陸醫院，並於1995年和1996年分別誕生了浙江省第一例“禮物嬰兒”和“試管嬰兒”。
1995年浙江省第一例試管嬰兒出生
“顯微注射”這項技術也是我在香港大學第一次接觸，把精子注射到卵母細胞裡治療男性不孕症。
現在的細胞基因編輯、剪切、敲除這些技術其實也都是從試管嬰兒顯微注射這項技術上衍生出來的。
有了顯微鏡下操作，現在很多胚胎“手術”不必大動干戈，這也使得婦產科的形象徹底改變了。
在美國訪學期間我接觸到了遺傳病。
很多罕見病比如霍金所患的肌萎縮側索硬化（ALS）等都是基因突變或異常造成的，通過胚胎遺傳學的篩查和診斷，排除這樣的胚胎，一家人其實可以避免生下有先天缺陷的孩子。
如今許多腫瘤也被證明與一些基因有關，這也可以用到生殖技術中去。分子生物學、遺傳學以及基因測序等技術的進一步突破，帶領著很多臨床技術的進步。
如今回想起來，如果不是因為高考、很多人不能走出國門去學習，很多醫學創新技術，拍破腦袋我們也想不到。
另外，走出去之後才看到，原來醫學研究跟臨床其實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對我來說，醫學科研和臨床技術融合的理念，就是出國回來以後才有的。
這些經歷對我幫助很大，覺得那時候真的是取到了真經。
永遠努力，永遠積極
我那時候回國沒有各種“帽子”，也沒有這樣那樣的學術獎勵，但我一點都不後悔。
我回來後，覺得真的是開創了一番幸福的事業：通過我們團隊的努力，讓很多家庭收穫了健康的孩子，免遭先天性疾病患兒降生的不幸，這讓我很有成就感。
特別是，回來後我還帶了一批學生，到現在為止大概有200個，我把他們當作我的朋友，他們使我變得聰明，活得年輕。
我常跟他們講，把自己做強是最重要的，因為自己強大了才能夠幫助別人。
回望高考，我很幸運，幸運下鄉兩年就趕上了恢復高考，幸運有那麼多溫暖的人在我身邊幫助我、支持我。但是能走到今天，除了幸運，我覺得還有努力和積極。
我是一個非常積極的人，從下定決心去下鄉那一刻，我就篤定我一定能有機會讀大學，無論是“工農兵推薦”還是什麼方式；當有機會參加高考的時候，我沒有一刻心裡不想著“一定要考上”，所以那時也分外努力和勤奮。
現在我仍保留著那張“知識青年證”，還有從大學一年級到畢業的所有教材。
那些教材的書頁空白處，還保留著當年密密麻麻記下的筆記，我一直都隨身帶著。它們對我來說，是回憶，也是激勵。
它們時刻提醒我要珍惜，這一切都是對一個人積極和努力的獎賞。
（本報記者趙廣立採訪整理）
《中國科學報》 (2018-11-23 第4版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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