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開國皇帝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該朝代滅亡的方式，有沒有一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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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關認為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還有一部分的歷史也佐證了開國皇帝性格決定朝代命運的道理。下面咱們看看各個朝代的開國皇帝，以及他們各自的滅亡原因。

西漢開國皇帝劉邦在創業期間受到了呂雉的大力扶持，也因此對呂雉和外戚信賴有加。甚至在劉邦外出平叛之時，基本上將國家大事全部交給呂雉處理，也因此呂雉掌握了西漢王朝很大一部分權力。雖然後期劉邦想要打擊呂雉的勢力，但終究無能為力。劉邦死後，整個西漢王朝不斷地有外戚專政，最嚴重的是西漢的滅亡也是因為王莽這個外戚。

東漢開國皇帝劉秀依靠著河北地區大族勢力起家，最終也是靠著這些士族大家建立了東漢政權。在稱帝之後，劉秀也不忘這些士族大家的恩情，在政治上確定了他們的地位。但到了東漢末年，這些士族大家成為滅亡東漢的劊子手，典型的袁紹、袁術、曹操等人都屬於士族出身。

唐朝的開國皇帝是李淵，但實際上李世民對唐朝的貢獻和影響最大。李世民稱帝之後曾說“自古貴中華，賤儀狄，朕獨愛之如一。”也正是因為唐太宗的開放包容有了大唐的盛世。但同時也使得大量的異族人口掌握了唐朝的權力，最終爆發安史之亂，導致大唐從此一蹶不振，直至滅亡。

宋朝就更是如此了，趙匡胤身為後周殿前都點檢，掌握了後周的親軍衛隊，發動了陳橋驛兵變。稱帝之後對軍隊中的將領非常不信任，所以確定了以文制武和強幹弱枝的政策。最終導致整個宋朝軍事羸弱不堪，北宋被金國滅亡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此，之後被蒙古滅國也是如此。

明朝朱元璋因為出身貧苦，嚐遍了世間冷暖的滋味。當他稱帝之後，為了讓兒孫享受到榮華富貴，所以拋棄了爵位降等世襲選擇制度，反而讓兒孫爵位世襲罔替。即親王嫡長子依然為親王，郡王嫡長子依然為郡王。到了大明後期，這些皇室宗族的俸祿就佔據了天下稅收的三分之一，幾乎壓垮了整個大明的稅收。

最後說說吧，清朝由東北入關，入關的時候是攝政王帶著孤兒寡母主政北京紫禁城。等到滅亡的時候還是由攝政王帶著孤兒寡母簽署了退位詔書，最終清朝滅亡。這個後代學的也太像了。

我是越關

皇帝是古代王朝最高的統治者，開國皇帝的作為和擔當，確實會對王朝的發展產生很大影響。

但如果要說到對朝代滅亡的方式，悅史君認為，還是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第一，秦朝

秦朝的開國皇帝是秦始皇嬴政，他在歷代秦王開疆拓土的基礎上，勵精圖治，將齊楚燕韓趙魏等六國全部掃滅，建立了大一統的秦朝，他不僅用武力繼續征討四方，制定各種規章制度，大興土木，還四處巡遊，想要以此來穩固山河。

然而，秦始皇駕崩後，小兒子嬴胡亥就在宦官趙高和丞相李斯的幫助下，逼殺兄長，囚禁大臣，奪取了皇位，兩三年時間，反秦聲浪此起彼伏，胡亥也被趙高殺害，趙高找了個宗室嬴子嬰立為秦王，子嬰又把趙高剷除，接著劉邦兵臨咸陽城下，子嬰只能投降。

秦朝滅亡的方式跟秦始皇有關係嗎？悅史君認為，一點關係沒有是不可能的，但絕對不是主導因素，因為胡亥、趙高的亂政，導致天下洶湧，這才是滅亡的必然。

第二，東漢

東漢的開國皇帝是光武帝劉秀，他是西漢長沙定王劉發的後代，但到了新朝時期已經是個平民百姓，然而在新末大亂之際，他也奮起反抗，在極端艱難的情況下，忍辱負重建立東漢，並且用十幾年時間再次統一天下，同時勵精圖治，積極恢復生產，增強實力，給後世留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近200年後，光武帝的後代漢獻帝劉協在當了曹操父子多年傀儡後，被魏王曹丕趕下臺，東漢滅亡。

悅史君認為，東漢的滅亡方式跟光武帝沒有任何關係，應該說跟後來的宦官專權、外戚和大臣鬥法等，有著直接關係，最後黃巾暴動、董卓進京，也就成了不可收拾的混亂局面。

第三，北齊

北齊的開國皇帝是文宣帝高洋，他是東魏權臣高歡的次子，在父兄去世後，他果斷逼迫東魏孝靜帝退位，建立北齊，剛開始高洋文治武功都很厲害，但局勢緩和後，他就開始酗酒胡鬧，亂殺宗室大臣，早早就沒命了。

接下來的幾個皇帝，都是治國不足、胡鬧有餘的主，北齊也在後主高緯、幼主高恆的荒唐中，被北周滅亡。

悅史君認為，北齊的滅亡方式跟文宣帝關係很大，從他這裡就出現了很大的問題，後來的皇帝一個個有樣學樣，自然就更不堪一擊了；但也不盡然，因為文宣帝后面還有5個皇帝，但凡有一個成氣候的，恐怕也不至於20多年就亡國了。

……

還有很多王朝，悅史君覺得沒必要一一介紹，總的來說就是，開國皇帝的作為對王朝是一個表率作用，好的當然會影響幾代，壞的直接坑後面的，但無論如何，王朝滅亡跟開國皇帝的關聯比較小，從這裡來分析，只能是一個偶然因素，大概率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寫有趣的歷史，講真實的傳奇……

我是悅史君，2018我們一起努力！

歷史這樣說

周公和姜子牙曾經有過一次聊天。

周公問姜尚：“你會如何治理齊國呢？”

姜尚回答說：“尊敬賢人，崇尚功業。”

周公說：“齊國的後代中必然會出現篡位的臣子。”

姜尚反問周公：“你會怎麼治理魯國呢？”

周公說：“尊敬賢者，親重親族。”

姜尚說：“那魯國日後必然漸漸衰弱。”

為什麼呢？因為尊崇功臣，必然會導致功臣權重，早晚必然會侵凌主君的權勢甚至取而代之；而尊崇親人則會導致任人唯親，有能力的人得不到重用，故而國家會漸漸衰弱。後來，齊國果然發生了田氏代齊，篡奪了齊國的社稷；而魯國也確實漸漸衰落，直至被吞併。

開國皇帝相當於在一張白紙上作畫，相對受到的約束較小，利益集團還沒有形成，故而制定制度相對比較容易。而後世子孫往往既沒有蓋世武功服眾，也需要應對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一般來說只能在開國皇帝的基礎上小修小補，無法改變基調。

西漢重用外戚，後來就被外戚篡奪了天下，東漢重名士、軍功，後來就被軍閥三分；曹魏重門第，後來被司馬氏篡位。

就像宋朝開國，上承五代之弊，所以宋太祖和宋太宗就特別在意對武將的分權和制衡，所以終北宋一朝，武德不彰。就算有一兩個皇帝想改變，比如宋神宗那樣戎裝見大臣的奮發之主，但是終究拗不過制度的巨大慣性，稍有挫折就又回去了。而北宋後來就是因為河北的軍隊過於糜爛，西軍獨力難支，最終遭受了靖康恥而亡國。

再比如明朝，朱元璋的特點是事無鉅細都要管，把民間的活力限制的很死。權在中央，而中央一旦垮了，地方上往往沒有任何反抗的能力。從明朝的滅亡過程就可以窺見一斑，崇禎上吊之後，明朝的軍隊群龍無首，地方上組織不起來，所以就被清朝取了天下。

開國皇帝所創立下的規章制度，不僅僅決定了王朝的興盛，確實也決定著王朝的衰亡。

經史通義

好像還真的是這樣。開國皇帝的性格往往就決定了這個朝代的基因。最後導致這個朝代滅亡的方式。

比如漢朝，漢朝開國皇帝劉邦有個特點，他相信每一個成功的男人後面，一定有一個偉大的女人，他發家，就得力於他的老婆呂后以及呂后家族的勢力，那他當了皇帝之後，外戚專政就成為漢朝政治的一大特色，這個毛病到了東漢依然沒有得到解決。漢朝的滅亡，就是因為外戚專政跟宦官專權共同影響下的結果。

再看唐朝，雖然唐朝的開國皇帝是李淵，但打造大唐基因的人應該是李世民，李世民有什麼特點呢？開放，包容。他自己就說，中國皇帝多討厭夷族，但我就視夷族為一體。

這造就了大唐的盛世，使得長安成為一個世界化的都會，但同樣，因為太開放太包容，也導致了大唐的大問題。

比如安史之亂，就是唐玄宗繼承了唐太宗開放包容的個性，相信了安大胖子嘛。到了唐末，依然是相信，比如重用沙陀人李克用家族。這個家族雖然表面上是支持大唐的，後面建立的朝代也叫唐，史稱後唐，但其實也是亡唐的一個大勢力而已。

再看宋朝，宋朝的皇帝趙匡胤是一個武將，他本人是通過皇袍加身上位的，所以，他非常不希望別人走自己的路，讓自己無路可走。上位後，乾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降低武將的地位。杯酒釋兵權，兵權跟將權的分離等等。

這樣一來，唐朝那樣的軍閥割據當然不存在了，但同時，產生了另一個問題，國防力量下降了，後面的皇帝也沿繼了趙匡胤的思想，防武將如防家賊，為什麼不讓岳飛痛飲黃龍府？就是擔心岳飛去黃龍府的路上，經過陳橋驛，也會來那麼一出吧。

趙匡胤對文人是很喜歡的，他專門表態，對文人不能隨便加罪，這也是宋朝文官地位很高的原因，那麼，宋朝就是亡於文人位置太高，武人位置太低。

再看明朝，也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朱元璋是一個窮人出身，他的性格特點是多疑，誰都不相信，一當皇帝，就搞了很多大案要案，把功臣給清洗了一下。這麼一搞，明朝就形成了防大臣如防家賊的局面，宰相沒有了，最牛的官就是內閣，其實就是皇帝的秘書。另外，還搞起了東廠錦衣衛這樣的特務機構。

明朝後期，閹人當權，不能不說是明朝滅亡的一大原因，有意思的是，明朝亡國皇帝崇禎可以說是另一個朱元璋，至少在多疑上，跟朱元璋差不多，他從來就沒有真正信任過什麼人。這也導致他經常換大臣，換大將。大臣給他遷都的建議他也不聽。大臣自然跟他尿不到一個壺裡，最後，崇禎要守城，讓大臣們捐點錢，大家有錢不拿出來，就等著亡國。

這麼一數，這個論斷還真有點道理呢？其原因，應該是中國有崇古心理，祖先說過的話，總是要遵守的，而不管時代怎麼變化。

腦洞歷史觀

每個朝代的滅亡方式都不同，開國皇帝能夠管控的範圍也只有他在位期間的國家。

硬要把亡國的帽子扣在開國皇帝身上，有書君認為不是妥當的，我們這裡只剖析較近的唐宋元明清這五個朝代。

1、五個朝代的開國皇帝：唐朝：李淵

宋朝：趙匡胤

元朝：忽必烈

明朝：朱元璋

清朝：皇太極

2、五個朝代實際亡國的原因：

唐朝：安史之亂後，宦官黨爭加劇國力衰敗。

宋朝：藩鎮割據和宦官亂政，重文輕武導致軍事衰弱，內憂外患下加劇滅亡。

元朝：政治腐敗和財政赤字，誘發多起農民起義導致滅亡。

明朝：統治者生活奢靡、外敵入侵經費拮据、天災人禍農民起義動盪不安，吳三桂引清入關加劇滅亡。

清朝：統治者無能，閉關鎖國，各方面落後。清政府對外侵一再忍讓。

3、每個朝代亡國的原因不在於開國皇帝，而在於最後一任皇帝，甚至是最後幾任皇帝。

開國皇帝能夠起個好開頭，建設一個好的統治制度。但是卻無法保證後世子孫因為其他的原因而導致亡國。

譬如趙匡胤吸取了五代十國奢靡成性風氣，厲行節儉並以身作則，使得宋朝的國庫非常充盈。

雖然沒有腐敗作風，但是卻衍生了藩鎮格局宦官當政的局面。

又譬如朱元璋吸取前朝的宦官亂政的教訓，明令不允許宦官干涉。但是明朝卻是官宦最受重用的朝代。所以開國皇帝能管的只是一時，卻管不了一整個朝代的興亡。

4、當然也有例外的，比如唐朝李淵這個開國皇帝有優柔寡斷，連謀奪政權還要別人逼著才願意去做。

開國之後並沒有什麼功績，都是依靠李世民的統治才有開元盛世的局面。

而李世民虛心納諫、輕徭薄賦，才使得百姓能夠休養生息而又能與其他民族和諧共處，發展強國。

同樣不靠譜的還有忽必烈，雖然他的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治國創舉都非常的厲害。但是忽必烈重漢臣導致政治腐敗也是亡國的重大因素。

5、當然亡國除了皇帝的個人因素外，外部環境也是有催化作用。

譬如清朝就是這樣的。

除了皇帝溥儀的無能外，制度經濟政治方面也需要隨著時代進行革新，閉關鎖國的一味割據領土，並不能挽回亡國的結局。

綜上，有書君認為開國皇帝並不能主導一個朝代的興亡，影響也是微乎其微的。

亡國取決於這個朝代後面幾任皇帝的作為，同時環境因素在關鍵時刻也起到非常重要的催化作用。

有書共讀

我覺得從開國皇帝這一代看不出來，但是從第二代就可以看得出來了，中國歷史上有“二代而亡”的說法。也就是“二代危機”又叫“瓶頸危機”，縱觀中國歷史，沒有一個朝代不陷入“二代而亡”的魔咒。在第二代皇帝，一旦處理不好這種危機，那麼這個王朝就會走向滅亡。

從夏朝到清朝，幾乎都有這種情況，老爸打下的江山到了第二代就會動亂。夏朝進入第二代出現了“太康失國”，商朝進入第二代，據說被伊尹專權，太甲繼位的時候，還被放逐到桐宮。西周進入第二代，成王時期遭遇了“武庚叛亂”。秦朝可以說是，典型的二代而亡。胡亥利用非正常手段繼承皇位，繼位以後又實行殘暴的統治，且身邊沒有一個賢能的大臣輔佐他處理這種危機，反而被一群唯利是圖的小人當權。所以二世皇帝沒有能力處理國家變故，秦朝進入第二代就滅亡了。

漢朝進入第二代，出現了“呂后專權”，西漢差一點就滅亡了。如果，不是開國皇帝劉邦身邊有一群治國良將，那麼西漢再第二代就掛掉了。而東漢也好不到哪裡去，不過東漢屬於西漢的延續，第二代比較穩固，但是第二代以後外戚專權嚴重。到了第四代皇帝哪裡，又開啟了宦官專權。皇帝大權旁落，漢和帝靠宦官之手，才除掉竇憲，掌握權力。三國太亂了，這裡就不贅述，晉朝也很典型，晉武帝司馬炎死後，兒子西晉惠帝繼位就進入“八王之亂”，結果導致五胡亂華。東晉是西晉的延續，但是東晉王朝也出現了“王敦之亂”好在皇帝賢明成功躲過了。

到了隋朝，其實和秦朝一樣，二代而亡。唐朝是繼漢朝中古歷史上又一個強大的一個王朝，唐朝進入二代爆發了“玄武門之變”唐高祖李淵直接下臺。到了唐高宗以後，武則天篡位建立大周。好在前面的基礎打牢固了，大臣們都偏向於唐朝宗室。其實，唐朝和漢朝的權力過渡差不多，都被女人專權。唐朝以後，中國進入大分裂時代。宋朝統一中國以後，趙匡胤一死，宋朝也進入“二代危機”，趙匡胤竟然把位置傳給了自己的弟弟，且自己怎麼死的都成為千古之謎。南宋也是北宋的過度，元朝就不說了第一個少數民族政權，不過內政也是亂哄哄的，皇帝被殺廢立的情況非常頻繁，政治不穩，導致幾十年就被趕出了中原。明朝進入第二代出現了“靖難之役”，明朝的第二個皇帝建文帝不知所蹤。清朝入關以後，多爾袞成為攝政王，如果多活幾年，清朝的權力估計會落入他之手。而康熙繼位以後，國內也是叛亂不斷。

所以說，一個王朝的穩固與否，是否滅亡，其實由第二代皇帝決定的。二代皇帝處理政治危機，那麼江山就可能穩固，一般都能享百年。一個王朝想避免“二代而亡”身邊必須有一個賢能的輔政大臣，此外皇帝能聽得進大臣的意見。其實，隋煬帝楊廣和唐太宗李世民都是用同樣的手段繼位的，但是兩個人有著不一樣的結局。從兩人對比來看，一個剛愎自用，一個謙虛謹慎。王朝進入第二代，雖然都會有危機。只要身邊有一群賢能的輔政大臣即可，如果，二代皇帝身邊有一群奸臣，那麼第二代就會滅亡。秦朝和隋朝都是最典型的例子。

謀士說

戰國時期各國新興的地主階級相繼掌權。為了進一步打擊奴隸主貴族勢力，鞏固地主階級政權，各國先後進行了變法，其中軍功爵制是各國普遍推行的改革措施之一。如魏國李悝主張“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根據“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的原則，以功勞授爵祿，改變了以往“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的世卿世祿制。鑑於長期以來楚國“大臣太重，封君太眾”而形成的“上逼主而下虐民”的狀況，吳起主張“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又如韓國申不害實行了“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循功勞，視次第”的任官賜爵制度。其他如齊國、燕國也都推行“明爵祿”、“無功不當封”的制度。至於秦國，則更是集各國軍功爵制之大成。

《史記•商君列傳》載，商鞅推行“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的軍功爵制。軍功爵制論軍功獎勵以殺敵數計較，於是呈現了這一幕：秦兵爭先恐後的衝入敵方，腰上把砍下的敵人首級穿成穿一串的場景。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週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撲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此段出自漢代賈誼的《過秦論》，可見秦國軍威之盛，但土地是有限的，戰爭也不是無盡的，在秦後期，戰無可戰，使下層民眾失去上升的渠道，因而陳涉吳廣起義時，喊出的口號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而不是秦律暴虐。

軍功爵制對劉邦建立漢朝，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漢五年五月，當劉邦在洛陽南宮宴會上，令群臣盡言漢得天下而項羽失天下的原因時，高起、王陵就認為，漢得天下，在於“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而項羽失天下，是由於嫉賢妒能，“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這實際上是說項羽沒有利用軍功爵制來獎賞將士。此前，護軍中尉陳平在項羽兵臨滎陽的危急關頭，對劉邦說：“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潔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潔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他建議先用反間計離間項羽與其“骨鯁之臣”亞父范增、鍾離昧等人的關係，再舉兵攻之，如此，則“破楚必矣”。隨後，陳平即“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可見能否認真實行軍功爵制，對楚漢之爭結局是有很大影響的。劉邦死後，子嗣年幼，以呂后掌權，至武帝，重用宦官以抗外朝，起外戚、宦官掌權之始，以致兩漢均亡與外戚宦官之手。西漢末期，軍功爵制氾濫，以使庶民皆有八級軍功。但軍功爵制使的新興的地主階級迅速成長，為察舉制打下了基礎。

察舉制是中國古代選拔官吏的制度，由漢武帝於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確立。文帝的兩次詔舉，明確訂立了舉薦制度，有了科目，有了考試辦法，也分出了等級，這標誌著察舉制度正式形成。察舉制不同於以先秦的世襲和後來隋唐的科舉制，主要特徵為由地方長官在轄區內隨時考察及選取人才，推薦予上級或者中央，被試用及考核後，再任命為官職。一般選取的是地方上的富族，孝廉等以籠絡民眾，可以理解為縮小版的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也叫九品官人法，是盛行於魏晉南北朝時期主要的選官制度。這種選官制度，實際是兩漢察舉制度的一種延續和發展，或者說是察舉制的另一種表現形式。這種新的選官制度是由魏文帝曹丕時的吏部尚書陳群創議的。

兩漢時期的察舉制，到了東漢末年，已為門閥世族所操縱和利用，他們左右了當時的鄉閭輿論，使察舉滋生了種種腐敗的現象，與要求參與政治的中小地主及其知識分子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在如何選官的問題上鬥爭激烈。

九品中正制就是在這種背景形勢下產生的。開九品中正制先導的是曹操唯才是舉的主張。曹操曾三次發佈求才令，他明確指出，即使是“不仁不孝”之人，只要是“高才異質”，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就要起用他們來治理國家，來帶兵打仗。這無疑是對當時強調德治和仁孝的儒家思想的一次大沖擊，也是對當時用人標準的一次大糾正。指導思想的改變，引來了“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的盛況，逐漸改變了東漢以來由門閥世族主持鄉閭評議和控制選舉局面的形勢，從而為建立新的選舉制度創造了條件。

曹操死後，曹丕在採納陳群的創議後，就把曹操“唯才是舉”的方針制度化了，於是九品中正製成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主要的選官制度。但當時察舉尚未完全廢除。

九品中正制從內容上說主要有三條。一、設置中正這是九品中正制的關鍵環節。所謂中正，就是掌管對某一地區人物

正在加載九品中正制

進品評的負責人，也咄咄怪事中正官。中正官又有大小之分，州設大中正官，掌管州中數郡人物之品評，各郡則另設小中正官。中正官最初由各郡長官推舉產生，晉以後，改由朝庭三公中的司徒選授。其中郡的小中正官可由州中的大中正官推舉，但仍需經司徒任命。

在一般情況下，州郡的大小中正官是由司徒舉薦的現任中央官員兼任，有時，司徒或吏部沿書還直接兼任州的大中正官。這是為了保證中央對選舉的直接控制，避免他人對中正事務的干擾。大小中正官還都有名為“訪問”的屬員。二、品第人物這是中正官的主要職責。中正官負責品評和他同籍的士人，包括本州和散居其他各郡的士人。

品評主要有三個內容：1、家世。即家庭出身和背景。指父祖輩的資歷仕宦情況和爵位高低等。這些材料被稱為簿世或簿閥，是中正官必須詳細掌握的。2、行狀。即個人品行才能的總評，相當於現在的品德評語。當時的總評一般都很簡括，如“天材英博、亮拔不群”、“德優能少”等。3、定品。即確定品級。定品原則上依據的是行狀，家世只作參考。但晉以後完全以家世來定品級。出身寒門者行狀評語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門者行狀不佳亦能位列上品。於是就行成了當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

不可否認的是，九品中正制在當時為曹魏籠絡了大量的士族的投效，但曹魏後期，司馬家族門生故吏遍佈朝堂和邊軍，輕而易舉變躲了曹魏的政權。在晉朝建立之初便沿用九品中正制，雖在晉初出現了謝玄，王羲之等大家，但社會下層人民始終沒有上升渠道，而使民不思報國，爭先而投敵的現象。

關隴集團”是部分學者提出的一個說法，將北魏時期主要籍貫位於陝西關中和甘肅隴山（或稱為六盤山）周圍的門閥軍事勢力稱之為“關隴集團”。北魏為了保障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東北）的安全，在沿邊地區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北部、內蒙古南部建立了六個軍鎮，合稱六鎮（武川鎮就是其中之一）。初期六鎮將士大部分是鮮卑貴族，還有一部分是漢人豪強，但後期漢人逐步成為主體。這批軍事貴族以武川鎮軍人為班底，定居關中，胡漢雜糅，文武合一，互相通婚。西魏完善府兵制，在府兵的頂端設置八柱國、十二大將軍。在當時戰火紛飛的狀態下，西魏是軍政合一的，這八柱國、十二大將軍都是出將入相，不光是軍隊的統帥，同時也是國家的領導核心，還是當時關中地區最顯赫的二十大家族，各方面都處於社會的頂端。西魏、北周、隋、唐四代皇帝都出自這個集團，其中，西魏、北周和唐朝的始祖都曾是八柱國之一，而隋朝的始祖曾是十二大將軍之一。

隋朝建立是隋文帝便意識到了九品中正制的弊端。隋朝建立後，九品中正制廢弛，但以秀才、明經等科課試選士的做法仍沿襲下來，隋煬帝置明經，進士二科，並以“試策”取士隋文帝即位以後，廢除九品中正制。據史載，開皇三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詔舉“賢良”。應為開皇七年（587），又令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隋煬帝大業三年四月，詔令文武官員有職事者，可以“孝悌有聞”“德行敦厚”“結義可稱”“操履清潔”“強毅正直”“執憲不饒”“學業優敏”“文才秀美”“才堪將略”“膂力驕壯”等10科舉人。進士二科，並以“試策”取士。進士一詞初見於《禮記·王制》篇，其本義為可以進受爵祿之義。當時主要考時務策，叫試策。唐玄宗時禮部尚書沈既濟對這個變化有過的評價：“前代選用，皆州郡察舉……至於齊隋，不勝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自隋罷外選，招天下之人，聚於京師春還秋住，烏聚雲合。”這標誌著科舉制正式形成了。唐代則獲得進一步發展的機會。這一制度，被唐以後各代封建王朝所承襲。

隋朝的覆亡其實在實質上是由於隋文，煬帝的政策動搖了貴族集團的統治基礎，關隴集團內部傾軋的結果。

中國唐代開始設立的地方軍政長官。因受職之時，朝廷賜以旌節，故稱。節度一詞出現甚早，意為節制調度。唐代節度使淵源於魏晉以來的持節都督。北周及隋改稱總管。唐代稱都督。貞觀以後，內地都督府並多省罷，惟軍事活動頻繁的地區尚存，以統州、縣、鎮戍。鎮戍是經常性的防禦據點，比較分散，兵力單弱，故每遇戰事發生，必須由朝廷派遣行軍總管統率出征或備禦。規模較大的戰役，又設置行軍元帥或行軍大總管統領諸總管。

唐高宗、武后時期，為了加強防禦力量和改變臨時徵調的困難，這類屯戍軍設置愈多，並逐漸制度化，形成有固定駐地和較大兵力的軍、鎮、守捉，各自置使。行軍大總管也逐漸演變成統率諸軍、鎮、守捉的大軍區軍事長官，於是長駐專任的節度使應時出現。節度使成為固定職銜是從睿宗景雲二年（711)四月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開始的。

至玄宗開元、天寶間，北方逐漸形成平盧、范陽、河東、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四鎮、北庭伊西8個節度使區，加上劍南、嶺南共為10鎮，始成為固定軍區。節度使受命時賜雙旌雙節，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大旗），威儀極盛。節度使集軍、民、財三政於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統兩至三鎮，多者達四鎮，威權之重，超過魏晉時期的持節都督，時稱節鎮。於是外重內輕，到天寶末釀成安史之亂。

安史亂起，唐廷為了平叛，內地也相繼設置節鎮。節度使的僚屬，都由節度使辟舉，然後上報朝廷批准。所統州縣長吏雖由中央任命，而實際則聽命於節鎮。內地節度使轄區雖是藩衛朝廷的軍鎮，但實際上往往對朝廷保持不同程度的離心狀態。唐末農民戰爭爆發後，朝廷進一步失去對地方的控制，節度使林立，他們擁兵自雄，互相兼併。其中武力最強、在唐亡後建號稱帝者，先後有五代；其餘割據一方，立國改元（也有未改元者）自傳子孫者為十國。而五代十國境內之節度使亦多桀驁跋扈，節度使部下更多悍將驕卒，逐帥殺使之軍變事件不斷髮生。

節度使制度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節度使掌握本地區的軍事，政治，財政大權，基本上就是一個小王國，以至於安史之亂時，中央政府竟無兵可用，乃至於向少數民族借兵才平息了安史之亂。

後周恭帝繼位後，命趙匡胤為歸德節度使，歸德軍駐紮在宋州（今河南商丘）。次年，趙匡胤在陳橋發動兵變即位，因其發跡在宋州，故國號曰“宋”，定都汴梁，後改為東京，今河南開封，並設陪都南京（今商丘）、西京（今河南洛陽）。靖康年間，金兵攻陷汴京，北宋遂亡。靖康之變後宋高宗趙構在應天府南京（今商丘）倉促登基，繼承皇位，後南遷定行都紹興府、行在臨安府（杭州），重建宋王朝，史稱“南宋”。

宋朝開國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來藩鎮割據和宦官亂政的現象，採取重文輕武的施政方針，一方面在軍事上積弱，一方面在政治上冗官冗兵嚴重，有時候，一個職位竟有三四個人擔任。再者，南宋經濟發達，以使民眾從商者甚多，商業最重要的就是和平，這兩方面使得宋朝在對外戰爭中打不過，也沒有大的意願。

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 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廢丞相 ，罷中書省，設“四輔官”，不久又罷。十五年（公元1382年）仿宋代制度，置華蓋殿、謹身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等大學士 ，為皇帝顧問。又置文華殿大學士以輔太子，品秩都是正五品。明成祖即位後，特派解縉、胡廣、楊榮 等入午門值文淵閣，參預機務，稱為內閣。仁宗時，任用楊士奇、楊榮為華蓋殿、謹身殿大學士，權力加重。

明世宗時，改華蓋殿為中極殿，謹身殿為建極殿，將大學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書之前，地位大大提高。明代之內閣大學士雖無宰相之名，實有宰相之權。

至於清朝，有意思的是攤丁入畝。將丁銀攤入田賦徵收，廢除了以前的“人頭稅”，所以無地的農民和其他勞動者擺脫了千百年來的丁役負擔；地主的賦稅負擔加重，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緩和了土地兼併；而少地農民的負擔則相對減輕。

同時，政府也放鬆了對戶籍的控制，農民和手工業者從而可以自由遷徙，出賣勞動力。有利於調動廣大農民和其他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促進社會生產的進步。

明代行一條鞭法，清代繼續施行，部分丁銀攤入田畝徵收，部分丁銀按人丁徵收。到乾隆時通行全國，攤丁入畝後，地丁合一，丁銀和田賦統一以田畝為徵稅對象，簡化了稅收和稽徵手續。

生一個和生兩個孩子都不用交人頭稅，為啥不多生點呢，這就有意思了，多一個孩子多一分勞動力，多生個孩子只是添個碗和筷子的事情，所以，在短短的二百年，就從清初的幾千萬變成四萬萬。清末時，人地矛盾加大，社會矛盾激增，所以出現了捻軍，太平天國等，清朝本應該在1870年左右就滅亡的，因為外國列強的入侵活到了1911年。乾隆曾說過，朕本狄夷之君，所以清朝後期，割地賣國也不足為奇。

總而言之，開國之君決定的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王朝後面幾百年的發展，既得利益集團不願放手，下層人民希望得到上升渠道，當某一個導火索出現時，矛盾，便徹底爆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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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特殊例子，100%開國亡國相似度

1、忽必烈皇后察比厚待宋後，朱元璋厚待俘虜的元朝皇室子孫

元十三年（1276年）平定宋朝，宋幼主趙昺到上都朝見元世祖，元世祖大宴群臣，眾皆歡樂。察必沉默不語，元世祖問她：“我今平定江南，自此以後不再興兵打仗，大家都欣喜若狂，唯獨你不高興，是何緣故？”察必跪奏道：“妾聞自古無千歲之國，將來能使我們子孫不像宋朝皇帝那樣成為亡國之君就幸甚了。”

元世祖在大殿上陳列著從宋朝府庫中得來的各類珍貴物品，召察必來觀看，察必看一遍就走了。元世祖遣宦官問察必想要什麼，察必說：“宋朝歷代皇帝貯存這許多東西留給子孫，而子孫保不住，盡歸我朝，我怎忍心取走一物！”這時宋太后全氏被俘，送至大都，但不習慣北部風土，察必多次奏請放宋太后全氏回江南，元世祖始終不允，認為放他們回去，若有流言蜚語，會殺他們全家，這不是愛他們而是害他們，要愛他們，就把他們安置在京師，加以撫卹。此後，察必更加厚待宋太后。

後來元被明朝滅掉、明太祖實錄上記載朱元璋拒絕了李文忠和楊憲奏請“讓元皇室子孫行獻俘禮”朱元璋可能考慮到他們是前朝遺屬，從政治角度出發，採取了善待元朝皇室的懷柔政策，誇獎前朝，並將已被俘虜的元朝皇室子孫送回去，以示寬厚和拉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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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操對漢獻帝狹天子以令諸侯，最終曹丕奪取漢室江山；不足100年，司馬懿的子孫以複製同樣手段對付曹操的第4、5、6代孫，成功奪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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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皇帝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該朝代滅亡的方式，這句話是有一定道理的。歷史上幾個短命王朝，如完成大一統大業的秦朝，王莽篡漢得來的新朝，以及五代十國不斷更迭的各個國家，其迅速滅亡，跟開國君主的性格和治國方略有一定的聯繫。

秦始皇嬴政的確是具有雄才偉略的一代雄主，但他本人性格自負，好大喜功，同時滅歷代傳世典籍，治世毫無遠見，有開國之能，無治國之才。導致治下民怨沸騰，民心背離，帝國分崩離析。

而疑似穿越者的王莽，本身具有膽識，隱忍，毅力俱是一流，近代有人稱他為富有遠見卓識的社會改革家。但他雖有遠見卓識，但對近憂卻無考慮，缺乏戰略性眼光。急於求成，不切實際，最終得罪整個利益集團，剛建立的王朝，就被草草推翻。

縱觀整個歷史，壽命較長的朝代，其開國君主必是會用人，敢用人之人。能聽進人言，光納諫語。能包容百家，眼光可放遠百年。基本就奠定了王朝的治理根本。

因此，王朝的更迭一定程度上與開國君主性格有關，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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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很有道理。

無論是漢，是唐還是明，許多答主都舉了例子了。我這邊換個角度來說明下這個問題，談一談影響這麼大的原因。

忠孝是中國歷史上兩個非常核心的理念。所謂忠，是對君主和上級的服從，所謂孝，是對父母長輩的服從。二者一起共同構成了古代士大夫的核心價值。但是有一個朝代，略有不同。

李密在他的陳情表裡說：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這裡的聖朝就是代魏滅蜀吞吳統一三國的那個晉。終晉一朝，只敢言忠，不敢言孝。魯迅說：“因為（晉）天位從禪讓，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他們的立腳點便不穩，辦事便棘手，立論也難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不僅如此，晉朝開國皇帝司馬炎的父親司馬昭更是臭名昭著。曹丕的孫子曹髦，看出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帶著一群小弟討伐司馬昭，最終被當場殺死。司馬氏也開了公開弒君的先河。正因為晉朝開國如此不正，所以只能以“孝”作為立國的最高價值觀了。

晉末五代十國那個年代，是中國歷史最黑暗的時代，背恩忘義之徒不可勝數。司馬氏輕忠而重孝，難免自食苦果。西晉滅亡和東晉臨終，很少有人為國捐軀，這種現象跟宋末、明末完全不同，原因就在這裡了。

每個王朝的建立，都有自己的道路，不同的道路，也就有不同的經驗教訓。新的王朝，就會按照新的經驗教訓，定出新的規範來。傳至後代子孫，威望自然是比不上開國的祖宗的，那麼，這些規範，就成為歷史的包袱，再也改不了。我們看到，每一朝每一代的改革者，鮮有善終的，就是因為改革觸及的那些利益集團，是有著因開國而來的祖宗之法給的大義加成的，甚至是環境越惡劣，就越從原教旨裡找答案。滿清不可能廢除滿漢不平等的祖宗成法，大明也不能投降納貢，必須君王死社稷，這都是一個道理。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談社會改革，還是放開心胸，拋開偏見。以務實發展為要務，不能掉了價值的書袋子。

關鍵字: 開國 歷史 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