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徐國權（前排右五）出席星工聯三屆五次理事工作會議。
這是星期日工程師聯誼會（以下簡稱星工聯）三屆五次理事工作會議結束後的留影。看著這張泛黃的舊照片，遙想當年，往事歷歷在目。
他們不是散沙，只是未被聚集的技術精英
提起“星期日工程師”，許多年長者肯定還有印象，而對於80後、90後來說，實在是個陌生的詞。
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上海曾出現過一個有趣的社會現象：當時一週工作六天，只有星期日休息。每逢星期六下班後，在長途汽車站、火車站或輪船碼頭，總有一些身穿洗得有些發白的藍卡其布中山裝、緊扣風紀扣、拎著人造革包的身影。他們不往家趕，而是前往蘇州、無錫等地；到了星期日傍晚，在同樣的車站碼頭，他們又風塵僕僕、匆匆而回。
事實上，這些人大都是上海各大企業、研究單位、大專院校等體制內的工程技術人員。他們受同鄉、親戚邀請，利用僅有的一天休息日為長三角的鄉鎮企業解決生產中碰到的技術問題。這批人就被稱為“星期日工程師”。
當時改革開放剛剛起步，在計劃經濟體制還佔主導地位的大背景下，這種為別人家提供技術輸出的工作往往被視為“幹私活”“撈外快”。還有人擔心技術人員會把本單位的專有技術洩露出去，認為“你是我們單位的人，怎麼能去為別的單位服務？這不是挖社會主義牆腳嗎？”這些“星期日工程師”似乎“上不了檯面”，有些還受到了單位的批評、處分，甚至還有人吃了官司。
對於這樣的現象，我們很著急。因為，我們清楚地看到了當時存在“有人無事做”和“有事無人做”的矛盾：一些研究所里人員飽和，一部分技術人員無法盡情發揮他們的技術特長；而一些新興鄉鎮企業急需技術支持，卻苦於招不到人。
在我們看來，這些體制內的工程技術人員不是散沙，而是一顆顆藏身珠蚌裡的珍珠，價值連城。他們中許多人的能量並沒有得到足夠釋放，而“星期日工程師”恰好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證明能力的契機。
當時有一件事特別觸動我。上海原南市區中藥切制廠的一個切割機存在設計缺陷，工人一不小心就容易把手指切掉，有近10名工人的手指被切，就像一臺“老虎機”。原南市區科協瞭解到這一情況後，就找到了一位相關專業的工程師。他去看了之後，很快就想出了對策——在切割刀邊緣設計一個“靠山”結構，只要人的手一放進這個區域，刀就停止運動。一個小小的改動讓“老虎機”不再“吃”人手指。你看，技術人員的作用多大啊！
他們害怕被誤解，希望能理直氣壯發揮餘熱
“星期日工程師”立功的新聞很多，但同時，也有一些技術人員因領取薪酬受了氣。某設計研究院的設計師因為當了“星期日工程師”，報酬被充公，還被取消了先進稱號。我們認為，除了社會偏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缺少一個組織，一個能將他們聚集起來證明能力、為他們搭建與企業間的橋樑、讓他們盡情發揮餘熱而不怕被誤解的組織。
既然如此，這牽線搭橋的任務就由我們來做吧。經過多次開會討論，我們決定將這個組織命名為“星期日工程師聯誼會”。將不正規納入正規，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減少弊病，無論對個人還是對社會都是有益的。
1988年，我正擔任市科協下屬的上海市科技諮詢服務中心主任。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我就組織科技人員利用業餘時間為各家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解決技術問題，積累了不少經驗。
這一年對於“星期日工程師”來說，是值得紀念的一年。1988年1月18日，國務院批准了國家科委《關於科技人員業餘兼職若干問題的意見》，肯定了科技人員可以“走出去”合理兼職，“星期日工程師”終於可以理直氣壯地發揮餘熱了。同時，上海市政府也頒發文件，出臺一系列政策鼓勵科技人員走向鄉鎮企業……
乘著這股東風，我們準備於當年5月8日成立上海市星期日工程師聯誼會，為“星期日工程師”搭建起有組織的服務平臺。消息在《新民晚報》上登出後，第二天凌晨，就有工程師來報名。短短几天，報名人數就超過3000人。這讓我們感受到，這些“星期日工程師”的確需要一個“家”。同時，上海不少著名教授、學者也帶頭加入星工聯，電光源專家、復旦大學教授蔡祖泉就是第一任理事長。
他們不在乎酬勞，誓要將技術轉化為生產力
從此以後，企業碰到技術問題，可以第一時間通過星工聯找到能夠解決問題的人。而通過星工聯，也讓一些科技人員走出了實驗室，投入到生產第一線，接觸並解決了許多新問題。
莊瑞雲教授在加入星工聯以前，在學校裡教書搞科研，總覺得人生缺了點什麼。當時蘇州吳縣市一個貧困村找到星工聯，希望能對接一個有技術含量的項目，改變貧困村的面貌。星工聯推薦了莊教授。於是，莊教授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指導村裡建了厚膜集成電路的生產線。這個工藝當時在社會上很稀缺，很快就收到了大量訂單，工廠都來不及做！而對於莊教授來說，報酬並不是他所看重的，能看著書本上的東西變成真正的產品，讓他第一次嚐到了知識轉化為生產力的樂趣，這才是最重要的。
1992年，由於一大批外文資料來不及翻譯，上海市政重點工程中山北路內環高架的進度受到影響，星工聯組織多學科專家突擊翻譯，只花了8天時間就完成了任務；還有一次，一家化學品倉庫接二連三發生醋酸爆桶，保險公司中午12點緊急求援，下午2點星工聯專家就出現在勘查現場並提出一系列防爆措施，迅速控制了局面；上海淮海照明燈具廠是一個區屬小廠，工藝比較落後，原材料消耗大，蔡祖泉幾次到廠裡指導改進工藝，使得原材料節約了70%；上海工業用呢廠技術人員胡漢榮擔任太倉工業用呢廠技術顧問後，僅用半年業餘時間就使產品合格率從40%提高到了95%，當年企業就扭虧為盈，增加效益330萬元，榮獲原輕工業部的金龍騰飛獎……
漸漸地，人們發現“星期日工程師”真正在為社會發展帶來活力，衝突自然就少了。而在我們看來，成立星工聯本身就是一個創新之舉。它讓人才的創造力不再專屬於某個單位，而是開始流動起來。不同於以往的單打獨鬥，星工聯涉及二三十個學科，能夠完成單個工程師難以勝任的工作。
科學技術只有通過轉化才能真正成為現實的生產力，而我們科技中介就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星工聯成立後，上海市科技諮詢服務中心3年內就承接諮詢項目3900多個，為國家創造的年經濟效益至少可達16億元。這些效益正是靠挖掘科技人員的智力潛力而取得的呀！
從這個意義上講，星工聯的成立進一步激發了工程師們的幹事熱情，對改革開放初期上海周邊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我也特別自豪，曾為組建這個團隊出了一份力。
（徐國權繫上海市科技諮詢服務中心原主任、上海市星期日工程師聯誼會名譽理事長）（徐國權 口述 劉穎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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