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之時(1887-1950)是個爺們,
24歲趕上辛亥革命,身為新軍排長,
他率領230多人的起義隊伍,
出生入死,對西南的獨立貢獻不菲。
在重慶,他成為蜀軍政府副都督,
這是他一生中最高光的時刻。
但夏之時也是個直男癌,
他沒有說“女性的墮落導致整個國家的墮落”,
心底卻十分認同女性是男性的附屬品,
對女性的三從四德推崇備至。
他的前妻、本文的主人公董竹君(1900-1997),
最終用一場逃離,成就了一個世紀女性傳奇,
也對他的男權主義,啪啪打臉。
而所有的一切,
要從董竹君與夏之時的邂逅談起,
從另一場決定他們親密關係的逃離談起。
兩人相識,起於上海一家“長三堂子”(青樓)。
董竹君是堂子裡的清倌人,賣唱不賣身,
夏之時是時常光顧的“夏爺”,
此時,他追隨孫中山“二次革命”,
流連青樓是革命者的標配。
日久生情,情愫暗生,
夏之時迷戀董竹君冰雪聰慧,
並非一般青樓女子可比;
董竹君欣賞他有激情,有改變社會的魄力,
並深知自己需要找到他這樣的靠山,
才能跳出火坑。
董竹君出生在貧寒之家,
父親是黃包車伕,母親打零工,做粗活,
儘管這樣,父母還是讓她上了私塾。
直到父親重病,家計無法維持,
13歲的她,作價三百大洋,
被賣入了長三堂子。
夏之時希望為董竹君贖身,
然而,年僅14歲的董竹君拒絕了,
她提出要自己逃出來。
她這樣向戀人陳述她的理由:
“我又不是一件東西,
再說以後我和你做了夫妻,
你一旦不高興的時候,也許會說:
‘你有什麼稀奇呀!你是我花錢買來的!’
那是我受不了的……”
果然,她靠自己的力量逃離青樓,
出逃時,她捨去一切綾羅綢緞,
又把首飾通通取下,作揖道別。
此後,終其一生都不愛金玉珠寶。
結婚前,她提出三點要求:
一、不做小老婆;
二、要求夏之時送她去日本求學;
三、將來從日本讀書回來,兩人要組織一個好好的家庭。
夏之時的原配此時病故,
董竹君這才與夏結婚。
婚後,他們一同去了日本。
董竹君在東京女高師學習,
期間,生下了大女兒夏國瓊。
夏之時愛她,但愛得十分大男子主義,
把她當成私有財產一般的愛。
董竹君喜歡音樂,
傍晚在寓所聽到一陣尺八聲,
吹奏的是愛爾蘭民歌《夏天最後一朵玫瑰》。
聽得入神,她會臨窗遙望。
起初,夏之時跟著聆聽讚賞,
但很快就不高興了,把話說得很難聽,
懷疑年輕的妻子愛上吹尺八的男子。
1916年,夏之時奉命回國參加護國戰爭。
走前,這位辛亥革命元勳,
最不放心的是年僅16歲的妻子。
他急電在上海讀書的弟弟來東京,
理由是“陪嫂子讀書”,
實際上是進行人身監視。
最後,夏之時交給董竹君一把手槍,
一臉嚴肅地告訴她:
“如果你做了對不起我的事,
就用它自裁!”
董竹君晚年在自傳中回憶這段經歷:
“我從窗前回過身來,正對著穿衣鏡,
鏡中一位少女婷婷玉立,雙目炯炯。
雪白、細嫩、紅潤的皮膚多麼美呀!
但你的神情又多麼煩悶不悅呀!
你的丈夫並非是理想中的那個多情溫柔的英雄,
而是一位嚴厲的師長。
‘君須憐我,我憐君!’”
一年後,夏之時的父親病危,
董竹君只得放棄赴法國深造的計劃,
從日本回到四川合江——丈夫的老家,
開始舊式大家族的日常生活。
這期間,夏之時仕途失意,
加上四川時局混亂,民不聊生,
他決然退出了軍政界,做起寓公,
至死未再就任一官半職。
但夏之時把這種失意情緒帶到家裡,
賭博、酗酒、抽鴉片,
還時常用封建思想約束董竹君,
不許她拋頭露面,
只容她安安靜靜做個都督夫人。
偏偏董竹君從來不是籠子裡的金絲雀,
她未曾想過要做丈夫的寵物。
於是,在夏之時眼中,
董竹君至少揹負兩宗罪:
一是作為女人,卻有太多的商業天分。
董竹君自小對貧窮有刻骨銘心的記憶,
如今即便生活安逸了,
她對經濟獨立仍有強烈的訴求,
推而廣之,她對女性和窮人天生有親近感。
她創辦了女子織襪廠和黃包車公司,
還私下資助進步人士,
這些都讓夏之時極其不滿。
二是作為妻子,她的育兒觀與丈夫大相徑庭。
夏之時要她生兒子,生兒子,生兒子,
而她連生了四個女兒,
最後才終於生了個兒子。
夏之時對四個女兒不管不顧,
甚至不願意讓她們去上學,
董竹君堅持要讓女兒們受到良好教育。
夏之時對她叫嚷:
“丈夫要你做什麼,你就該做什麼。”
董竹君並不服從,屢屢自問:
“我是妻子,還是牛馬?”
兩個人,往相反的方向越走越遠。
一個與時俱進,吸納新思想,
永不停步;
另一個踏進封建的泥坑,越陷越深,
直至成為自己曾經最討厭的那種人。
有一次,兩人因為小事吵起來,
夏之時對著董竹君前胸狠狠踢了一腳,
還不解恨,又跑進廚房,
拿起菜刀,準備砍人。
這一刻,董竹君愈加堅信,
當年那個意氣風發、解救自己於火坑的英雄,
已經“死”了。
她提出離婚,夏之時不肯。
1929年,董竹君帶著四個女兒,
開始了與夏之時的分居生活。
在上海,母女五人,幾度落魄不已。
後來,董竹君回憶說:
“現實的生活和處境就如一把把的尖刀,
一條條的皮鞭,整天整夜、每時每刻,
都向我的心肺、皮肉,
每條神經鑽刺著、抽打著。
一家老老少少卻張著口,
等著吃飯,穿衣,上學。
現實啊!迫得我走投無路,
重重的生活壓力使我喘不過氣來。”
她最常去的地方是典當行,
當金當銀,
都不曾流淚,
等到連大女兒的大提琴都要當掉的時候,
她忍不住一陣陣的心痛。
這個未曾向命運妥協的女人,
遠沒有自己想象中那般坦蕩從容。
而她也不曾料到,
自己會再次成為貧窮的囚徒。
她東拼西湊,與人合股辦紗管廠,
生意好不容易有了起色,
卻遭遇“一二八事變”,
廠房被日機炮彈擊中,成了廢墟。
正當她為恢復生產,多方奔走之時,
又因家中搜出抗日傳單而被捕,
出獄後,紗管廠只得宣佈倒閉。
她多次萌生自殺的念頭,
都因為不忍拋下四個女兒而放棄。
就這樣熬過了五年。
夏之時出現了,一見面就問:
“幾年不見,事業有什麼成就?”
沒有安慰,只有冷嘲熱諷。
董竹君感覺自尊受到極大的侮辱,
這次堅持要離婚,她說:
“當我為你而痛苦的時候,
總是想到當初人家鄙視我時你支持了我……
你認為的‘愛’,我再也接受不了。
情意不投,對事物的見解不同,
沒有共同語言,
大家再生活在一起又有什麼意思?
徒添痛苦罷了。
我已立定今後一生為國為民,
尤其為窮苦人民謀出路做些事情,
為四個孩子謀前途、幸福,
這就是今後我要走的道路!”
他們的婚姻,維持了20年,
還是走向了終點。
據說,他們1934年離婚的時候,
董竹君向夏之時提了兩個條件:
第一,不要斷絕孩子們的撫養費;
第二,如果我死了,請供四個孩子到大學畢業。
夏之時含淚應允,
但一轉臉就不認賬。
一個男人的蛻變,可以到這種程度。
董竹君無語。
人們說,董竹君這個女人,
命很硬。
她這一輩子,時常被厄運之魔籠罩,
也時常被幸運之神眷顧。
在幾乎走投無路的時候,
她又遇到了生命中的貴人:
一個是四川人李嵩高,
說在報上看到董竹君脫離大富之家的事蹟,
很受感動,
願意借2000元,給她經商。
董竹君接受了這筆雪中送炭的投資,
決定開一家川菜館。
“錦江小餐”在法租界華格臬路開業了,
董竹君為上海人重新定義了川菜。
無論是環境裝修、餐廳服務,還是菜色烹飪,
她都一改川菜館髒、亂、辣的問題,
一開張就迎來開門紅,口碑傳了出去。
最忙的時候,她親自下廚,
曾三天三夜不下灶臺。
她的另一個貴人是杜月笙。
董竹君後來說:
“我在經營的過程中,
一直是未把錦江作為僅僅是賺錢的企業,
而是把它當為高尚有意義的文化事業來努力的。”
她對餐廳的定位,
果然得到政商、黑白兩道的認同,
有頭臉的人物,最喜歡追求“文化品位”。
上海灘大亨杜月笙,就是餐廳的常客。
據說有一次用餐,等的時間太久了,
不耐煩的他要求董竹君擴充店鋪,
並幫她處理了房東、法工部的關係。
這樣,錦江小餐擴充為“錦江川菜館”,
躍居能容納300人左右的大餐廳。
1936年,她又增開了“錦江茶室”,
成為各界名流聚會、進步人士商討國事最常去的場所。
作為一個連續創業者,
董竹君終於品嚐到了成功的滋味。
當時的上海灘,
錦江的名氣如日中天,
董竹君則是人人稱羨的商業大亨。
有了資本,她可以實施更大的抱負,
與友人創辦女性進步雜誌,
承接印刷廠,印發愛國宣傳材料,
掩護中共地下黨員……
做出了許多血性男兒才能做出的事情。
貧窮曾像刀子一樣,
在她在心中劃下深深的印痕。
在她人生成功的時候,
她真心希望天下的窮人都能過上好日子,
這是她支持革命的心理基礎。
她曾申請加入共產黨,
當時上海黨支部的負責人告訴她,
革命需要經費,
你留在黨外經商比較合適。
全面抗戰爆發後,上海很快淪陷,
日本人看中錦江的招牌,
邀請董竹君到虹口開設分店。
董竹君以找不到高級廚師為由,
周旋、拖延、推掉。
抗命的結果是危險隨時襲來,
董竹君只好將錦江託人打理,
自己遠走菲律賓避禍——
她的長女夏國瓊正在那裡。
直到抗戰勝利前夕,
險些在途中丟掉性命的董竹君,
終於重回上海。
她的錦江兩店,所託非人,
此時虧空嚴重,
經過多方奔走和整頓,
才逐漸恢復元氣,重回巔峰。
轉眼到了1950年,
上海市政府為了方便接待中央首長、國際友人,
需要一個安全的高級食宿場所,
希望馳名中外的錦江能夠承擔此事。
董竹君迅速將兩店合併,
遷移到華懋大廈,改名“錦江飯店”,
變成上海第一家國賓館。
隨後,她毅然將飯店捐獻給了國家,
自己僅成為飯店的一個“高級打工仔”。
那是她含辛茹苦經營了16年的產業,
當時價值15萬美元,摺合黃金3000兩,
但她全部股份捐出去,
眼睛眨都不眨一下。
此時,離公私合營浪潮還有好幾年時間。
同一年,在全國性的鎮反運動中,
她的前夫夏之時,
被以“組織策劃土匪暴亂”的罪名,
槍殺於四川合江老家。
37年後,才獲得平反昭雪。
離婚後,董竹君和夏之時都未曾忘記對方。
夏之時一度要僱人把董竹君拋進西湖,
但他一直在等她回心轉意,
直到離婚6年後,確認她不會回到自己身邊,
才與一名中學老師走到一起。
1948年,夏、董離婚已經十多年,
夏之時聽說上海要發生戰爭,
寫信勸董竹君回四川躲避兵災,
並說房間已經替她安排好了。
董竹君沒有接受他的好意,
讓他們唯一的兒子回信,
要夏之時明哲保身。
實際上,離婚後,
董竹君一直把他們的結婚照放在臥室床頭,
餘生也未再改嫁。
她沒有在孩子們面前說過夏之時的壞話,
只是說他的脾氣非常暴躁。
十年動亂中,董竹君已是六七十歲的老人,
但也沒能逃過最後的厄運。
她被投入監獄,
罪名是“特務、漢奸、兩面派、國際間諜”。
她的家被查抄,
組織勒令她交代罪行,
一度被打得昏死過去,進了太平間。
她先是被關押到秦城監獄,
後又轉到功德林監獄,
整整被關押了5年。
到1972年10月,才獲准監外就醫出獄。
1979年3月,她獲正式平反。
晚年的董竹君,一切看淡。
三聯書店原總經理範用這樣形容過她的人生:
一個平凡的人,一個普通的中國婦女,
黃包車伕的女兒,青樓賣唱女,
處在不平凡的時代,
成了都督夫人、紅色資本家、不簽字的共產黨員、秦城囚徒。
她曾低於塵埃,亦曾創造歷史。
用時下流行的話來說:
歲月從來不放過她,
她也不曾輕饒過歲月。
而她自己則說過一句話:
人這一生,隨心所欲做不到,
隨遇而安不能做不到。
在將近80歲高齡之時,
她開始醞釀寫作回憶錄。
這件事,不亞於重新承受一生的困苦折磨。
幾位親友聽說後,連連勸告她:
你董竹君已經是赫赫有名的中國近代工商業先驅人物了,
何必在書中再暴露自己的貧賤出身和苦難經歷呢?
但董竹君不為所動,堅定地說:
“我從不因被曲解而改變初衷,
亦不因被冷落而懷疑信念,
更不因年邁而放慢腳步。”
她拖著病痛折磨的身軀,
費了8年時間,硬是一字一句地寫出了
40多萬字的回憶錄《我的一個世紀》。
一世多艱,而初心不改,
無論身處濁世盛世,
她始終活成了不屈而乾淨的靈魂。
1997年12月,這位世紀老人在北京病逝。
她生前曾讓小女兒給指揮家卞祖善打電話,
託其尋找《夏天最後一朵玫瑰》錄音帶,
想在自己的葬禮上播放。
她想用這首少女時代痴迷過的愛爾蘭民歌,
隱喻自己是夏之時的夫人,
她與夏之時經歷過的風風雨雨,恩恩怨怨,
最終以這種方式化解——
夏天最後一朵玫瑰還在孤獨地開放,
所有她可愛的伴侶都已凋謝死亡。
再也沒有鮮花陪伴在她的身邊,
映照她鮮紅的臉龐和她一起嘆息悲傷。
參考文獻:
董竹君《我的一個世紀》
範用《送董竹君遠行》
張佩佩《試論民國時期女子實業的創辦及成功原因》
楊建華《四川保路運動中的新軍之傑夏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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