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源于古人对北斗七星的崇拜和《易经》“七日来复”等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有“七子”模式的传统。
从《诗经》“有子七人”(《邶风·凯风》)到《左传》“七子从军，以宠武也”(《襄公二十七年》)，从《论语》“子曰:‘作者七人矣，”(《宪问》)到《庄子》:“七圣皆迷，无所问涂”(《杂篇·徐无鬼》)，然后汉末有“建安七子”，晋有“竹林七贤”，以至禅宗“但纪七佛”……终至于从明初到明中叶百余年间，文坛上前、后“七子”相续，声势浩大，从而社会意识中七位一体的“七子”模式也成了文化上强势突出的现象。
反映到古代小说中，《水浒传》中有七星聚义，《西游记》中孙悟空有“七兄弟”、蟠桃园中有“七仙女”、盘丝洞中有“七个蜘蛛精”等等。《金瓶梅》中也有一个“七子模式”，那就是西门庆和他的六位妻妾。
而这种“七子”模式的数理依据应该是《周易》之“七日来复”思想。唐明邦《周易评注》释《复》卦“七日来复”曰：
“阴阳交互往复变化，以七日为一周期。《集解》引虞翻曰：‘乾成坤反出于震而来复。’‘消乾六受为六日，刚来反初，故七日来复。’此即是说:以卦之每一受代表一日，由乾一姤一遁一否一观一剥一坤一复，阳受渐消尽而复生，七变而成，故言七日来复。”
乾卦六受皆阳，经过六次阴阳推移，到坤卦六受皆阴，是由阳至阴，由盛而衰。到第七次变化，才有一阳出现，也即一阳来复，所以称为《复》卦。
所谓《复》卦，五阴下一阳生，乃生机萌发、万物复始、万象更新之象，它告诉我们的是遭遇挫折后的重生再造的道理。七日来复本是上古卜筮之理，然而其既用七数，后世就不免从这位居第七之《复》卦的一阳来复，看出其中实隐有‘一’阳与‘六’阴对立的数理。
所以，这些“七子模式”多表现为“一”与“六”的对立统一组合，有一个核心人物作为这个组合中的“一”。西门庆与他的六位妻妾，也是“一”与“六”对立统一，而西门庆无疑便是其中的“一”。
《礼记·昏义》中有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古代天子即位之后，立六宫，西门庆在他的小天地里也娶了六个妻妾，俨然以“天子”自居。
“七日来复”中与“六”相对的“一”作为“一阳来复”之数，虽居第七位，却是七数中的核心，类似于北斗七星中最亮的玉衡星。在《金瓶梅》中，西门庆无疑就是这个“七子模式”的核心，六位妻妾唯其马首是瞻，西门庆死后，这个集体便失去了支撑，六位妻妾死的死，散的散，只有吴月娘为其守节。
在《易经》中，数分阴阳。所以，西门庆与他的六妻妾的“七子模式”实际上也是一阳与六阴的对立。丈夫西门庆为阳，六位妻妾为阴。《易经》中“六”乃老阴，西门庆恰有六位妻妾，大约是为了影射西门庆过度的xing行为，以致于色欲无边，髓竭人亡。
其实，中国最为优秀的小说都有一个以神秘数字联结起来的人物组合，如《三国》之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关、张、赵、马、黄“五虎将”，《水浒》之一百零八将，《西游》之师徒五人，《红楼》之金陵十二钗，而《金瓶梅》中则是一夫六妻妾的“七子模式”以及西门庆之“十兄弟”等等。
而这种人物组合一个共同的形式要素就是，都有一些带有神秘性的数字来维系和标志。这种现象大约是源自古人对神秘数字的崇拜，外国小说虽然也常见三兄弟、三姐妹、三剑客、十三人之类的群，但不如中国那样复杂和多见。三、九及其和、积之类的模式性数字往往带有一种神秘性，跟巫术分不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家称之为巫术数字(magic number)或神秘数字(mystic numbe）。
它起源于初民掌握和认识数和数学时所产生的欢喜和惊奇，是人类对于自我的能动性获得和文化发明的纪念。地久天长，这类数字凝固为模式数字(pattern number)，在文学艺术、生活、宗教、心理、宣传技术等方面继续发挥其作用。
因此，包括《金瓶梅》“七子”模式在内的一系列以神秘数字所标志的人物组合，应该皆是源自古人对神秘的模式性数字的崇拜，是倚数写人。
事实上，在《金瓶梅》中，不论是人物的命名、年龄、属相、还是人物之间的组合关系，皆是倚数而定。我们从其所倚之“数”出发探究“数之理”，同样可以获得对于人物形象内涵以及主题思想意义的深刻的或者另类的理解，与传统的形象批评虽殊途却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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