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經歷無數的驚濤駭浪，履險歷難。而1930年第一次反“圍剿”即將打響之時，一封他叛變革命和準備謀害紅軍高級將領的信，卻流傳開來，給他和紅軍造成了很大的危險。此起“偽造信事件”雖然為朱德、彭德懷等機敏地化解，但該信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其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肅AB團”運動與“富田事變”
1930年6月，贛西南蘇區領導人對敵情做出嚴重錯誤的判斷，認定大量“AB團”分子混入了黨內和蘇維埃機關，因此發動了大規模的“肅AB團”的運動。10月，時任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的毛澤東，在率紅一方面軍轉戰閩西、湖南等地後，返回贛西南蘇區。他根據贛西南蘇區黨政領導人的彙報和有關文件，肯定了贛西南的“肅AB團”運動。11月底12月初，紅一方面軍也開展了肅反運動，運動由總前委政治部主持，採用逼供的審訊方式，結果造成了大量錯案。
在嚴刑逼供下，紅軍中被打成“AB團”的人，供出江西省行委、省蘇維埃和紅軍學校的李白芳、段良弼等是“AB團要犯”。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即派總前委政治部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前去江西省行委駐地富田，逮捕了他們。其後，李韶九又到東固紅二十軍駐地捕捉“AB團”。紅二十軍的一個團政委劉敵因不滿李韶九的濫捕，舉兵反抗，趕跑了李韶九。隨後，劉敵等率軍趕到富田，包圍省行委，釋放了被捕者，省行委主要領導人聞槍聲逃走。這就是震驚全黨的“富田事變”。
■一封偽造的“毛澤東給古柏的信”之由來
“富田事變”後，段良弼、劉敵等率部渡過贛江駐紮河西地區，脫離紅一方面軍的指揮，但繼續革命。與此同時，做了一件十分錯誤的事。他們認定李韶九濫捕濫殺是毛澤東指示的，於是集中攻擊毛澤東，錯誤地提出“打倒毛澤東”的口號。為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偽造了一封毛澤東給紅一方面軍秘書長古柏的信。信的內容主要有兩點：一是決定投降國民黨，背叛革命，“我們決定捕殺軍隊CP與地方CP，同時並進。”一是要古柏在審訊“AB團”分子中，“須特別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黃、滕系紅軍中的AB團主犯，並已與某方白軍接洽等罪狀，送來我處，以便早日捕殺，迅速完成我們的計劃。”（信中的朱、彭、黃、滕指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紅一軍團第三軍軍長黃公略、紅三軍團政委滕代遠）。然後把該信抄送朱德、彭德懷、黃公略，並另附送他們起草的《告同志和民眾書》。《告同志和民眾書》寫道：“黨內大難已經到了，毛澤東叛變投敵了”，發出“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的口號。“富田事變”領導人企圖藉此引發毛澤東與朱、彭、黃之間的矛盾，借朱，彭、黃、滕的力量打倒毛澤東。
■朱德、彭德懷等辨識真偽，化解危機
“富田事變”領導人制造假信以反對毛澤東，犯了進行挑撥離間和分裂活動的嚴重錯誤。其時正值第一次反“圍剿”前夕，大戰在即，此時的分裂舉動將嚴重危害革命。所幸假信被紅軍領導人識破了。彭德懷收到該信後，根據他對毛澤東的一貫瞭解，認為毛澤東是值得信賴的同志，決不會背地裡搞陰謀。並發現來信有兩處破綻：一是，如此重大的事件，不派重要人來商談，而派一個普通青年農民送信，既不要回信，又不要收條，不合當時送信的慣例，很不正常；二是，雖然這封信的筆跡酷似毛體，但落款的日期是阿拉伯字，而毛澤東一貫是署中文數字的，於是判斷來信是偽造的（彭德懷後來回憶說，該信是參與“富田事變”的原贛南西河行委書記叢永中寫的，叢永中仿毛澤東字，很像，但不知道毛澤東署年月日的習慣）。他與滕代遠等商議，立即起草《紅三軍團宣言》，聲明說：所謂“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的口號，是敵人分裂紅軍的陰謀。一、三軍團要團結一致，擁護毛澤東，擁護總前委的領導。隨即派一個班將宣言連同偽造信一併送到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接著，彭德懷主持召開紅三軍團前委緊急擴大會議，公佈了偽造信事件，統一了大家的認識。
朱德與毛澤東同駐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他根本不相信該信，並立即把信送給毛澤東看，說我不相信這封信是你寫的。毛澤東對偽信行為十分憤慨，寫出《總前委答辯書》，批駁了對他的攻擊和誣衊。偽造信事件加深了毛澤東對事變性質的認識。他對彭德懷等的判斷和措施非常讚賞，曾親到紅三軍團部和許多將領見面，宣講有關問題，研究部署第一次反“圍剿”的具體問題。偽造信造成的巨大危機迅速被化解。
面對嚴重的敵情和前所未有的大戰，為了維護紅軍的團結和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在事變發生的四五天裡，朱德、彭德懷、黃公略聯名發表《為富田事變宣言》和《給曾炳春等的一封公開的信》(曾炳春是紅二十軍政委，但因病不在軍中--注)，嚴厲批評事變領導人的嚴重錯誤，指出他們“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的口號是“分裂革命勢力”，明確表示革命同志之間“決沒有私人擁護與否之別”，“朱、毛、彭、黃團結到底”；批駁他們對毛澤東“右傾”的指責，堅決維護毛澤東制定的反“圍剿”的戰略方針，並嚴肅地指出：“目前決戰在即，凡是革命的布爾什維克同志，應站在共產黨總前委領導之下，一致團結，堅決消滅敵人，誰不執行這一任務，誰破壞這一任務，誰就是革命的罪人。”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等的堅決態度和說服教育，消弭了假信的危害，克服了“富田事變”造成的嚴重危機，維護了紅軍內部的團結，對打破國民黨軍隊的第一次“圍剿”產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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