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沈從文在上海，日子過得壞極了。他是多愁善感的詩人。他經常愁錢、愁晚飯沒人做，愁自己的文章還沒寫出來。身體也一天比一天壞。
“近月來人瘦得像鬼，一切事皆不能發生興味，乃不知如何重新來做人。”
沈從文
1930年，他抱怨說，“我只是一天比一天瘦，像吃煙君子，今天是坐在桌邊打盹的，生自己的氣，找不出做人的根據，所以很容易生氣。”
他開始了教書生涯。有一天，他在球場上看人玩籃球，與張兆和相遇。她回眸一笑，讓他心動。但那天，他在寫給友人的信裡卻說，“腰痛想哭。”之後的去信裡又說，“這信到你手邊，我或者死了，或者又在做事了。”
七月的時候，他便忍不住在一封信中開始向別人打聽張兆和。
她同誰好過沒有？
有誰愛著她沒有？
他解釋說，問這些事的理由是，我愛她。
這件事苦惱了半年，整個人痛苦又幸福。他告訴朋友，他只想打聽，沒別的意思。因為他要離開了，他要去別的地方教書了，免得每次見到張兆和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我並不迫使她愛我，但我想她處置這事稍好一點，是告我一點她的意見。”
年長沈從文11歲的胡適，當時為中國公學校長，已答應幫忙，為沈從文出面解決一切。
沈從文非常坦誠，
“因為愛她，我這半年把生活全毀了。我還想當真去打一戰死了，省得永遠糾葛不清。”張兆和去找胡適，希望胡適這個校長能出面阻止老師狂熱而盲目追求——哪怕這種追求僅僅停留在信中。
之後，胡適覆信給沈從文，“我的觀察是，這個女子不能瞭解你，更不能瞭解你的愛，你錯用情了。”
她太年輕了，沒經歷過多少事。
“愛情不過是人生中的一件事（說愛是人生唯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們要經得起成功，更要經得起失敗。千萬要掙扎度過，不要讓一個小女子誇口說她曾碎了沈從文的心。”
沈從文心底千層浪，張兆和這邊對“碎心”這件事卻毫無知覺。
沈從文與張兆和
在樂益女中上課時，大姐元和認真學習，考了好成績，升學走了。她與二姐允和因為貪玩，期末考試多科不及格被留了級，到上海讀大學就晚了一年。那一年，原校長何魯突然下臺，由胡適接任。這位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實用主義哲學家約翰·杜威的得意門生，當時已是名聲顯赫，一上任便立馬改造大學教育，聘請了多位新潮老師，沈從文就是其中的一位。
張兆和本來讀的是英文專業，因為喜歡文學，選修了沈從文的課。在學校裡她很出名，皮膚黑，嬰兒肥，男生們為她取名“黑牡丹”。
她經常收到情書，對於這些情書，她不看但也不扔，只是拿回家，編上號，收藏起來。
當初的留級遭遇還歷歷在目，被她稱作“樂極生悲”，於是到了大學裡，她就決心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學習中，不理會其他。她想以優異成績畢業。在運動上，她也不落後，她是中國公學女子全能運動第一名，更獲得資格參加上海女大學生運動會的五十米短跑。
有一天，她收到了沈從文的信：“我不知道為什麼忽然愛上了你？”這封信沒有編號。
無數信件紛至沓來，弄得她不知所措。
她去找胡適說明情況，回家就對二姐允和說，“我剛從胡適之校長家裡回來。我跟校長說，沈老師給我寫這些信可不好！”
他笑笑說，“有什麼不好！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鄉，是不是讓我跟你爸爸談談你們的事？”
他非常鄭重地對張兆和說，“我知道沈從文頑固地愛著你！”
胡適這邊是說不通了，他已經站在了沈從文這邊。
1932年，張兆和從中國公學畢業。她在家裡複習，準備去北平讀研究生。沈從文此時遠在青島教書，兩年了，他還是放不下張兆和。
他不懂英文，可兆和則是英文專業畢業。為此，他學日語，也學英語，還託人送了她一大包禮物。這套禮物巴金幫他挑選過，全是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等名家的英譯作品。他為籌備這個禮物，賣掉了一本書的版權。後來，他送過更貴重的：一套契訶夫全集。
可是，這時的他並不是如表面看上去堅強。兩三年前，他朋友如雲，徐志摩、梁林夫婦，金嶽霖，蕭乾，丁玲與胡也頻夫婦等等都在。但1932年，“滿洲國”在東北成立，日軍進攻上海，各種愛國組織紛紛成立，很多左翼作家都加了進去。然而，也就是這種時候，沈從文先是失去了徐志摩，後來又失去了胡也頻。
他心急如焚，再不能憑空等下去了。他需要愛別人，也需要那摯愛之人來填充空曠而孤寂的心。他冒著酷熱去了蘇州。
早上十點種左右，太陽剛剛露出它炙熱的梢頭，九如巷的半邊道路被陽光曬得大亮。沈從文來到在石庫門外，看起來依舊弱不禁風，文縐縐的，臉上戴著一副近視眼鏡。
他自報家門：姓沈，從青島來，要找張兆和。
張家的看門吉老頭答道，“三小姐不在家，請您進來等她吧。”
沈從文沒有進門，反而退到大門對面的牆邊，站在大太陽下面發愣。
吉老頭趕緊抱歉說，“您莫走，我去找二小姐。”
一聽呼喚，允和咚咚咚地下樓，衝到大門口。一看是沈從文，趕緊請他進屋。沈從文只吞吞吐吐地說三個字，“我走吧！”
他像是在要求自己趕快拿定注意，又像是在對允和說。允和請了好幾次，他依然站在太陽底下沒動。允和只好說，“那，請把您的住處留下吧。”他結結巴巴地說住處是個旅館。說完，他轉過身，低著頭，沿著牆，在那條被太陽曬得發亮的半邊街上走著，離開了九如巷。
兆和回來吃午飯，允和責怪妹妹，“明明知道沈從文今天來，你上圖書館，躲他，假裝用功！”
她催著妹妹吃完飯，趕緊去見見自己的老師。還說，“老師遠道來看學生，學生不去回訪，這不對。”
見妹妹沒應聲。允和拿出“來而不往非禮也”教育她。兆和問她，那見了他該怎麼說？
你去見他，就這麼說，“家裡有好多個小弟弟，很好玩，請到我家去。”
一個小時後沈從文與兆和一起回到家裡。
幾天後，沈從文回青島教書。次年，兆和經他介紹去了青島大學圖書館工作。
初春時，兆和與允和同住蘇州，她給二姐看了沈從文的信。信中很婉轉地說，想讓這位促成好事的二姐替他向張家父母提親。
允和想都沒想就告訴了爸媽，結果一說即成。
她給沈從文去了一封電報，上面只有一個字：允。這是同意，也是她的名字。
兆和得知此事，心裡不放心，萬一沈從文看不懂呢？
當時電報局離張家所在地很遠，坐人力車要七拐八彎地走好長的路。兆和自己重新跑了一趟電報局，把她覺得看得懂的電報，遞給電報員。“鄉下人喝杯甜酒吧。兆。”
報務員看了電報稿，覺得怪怪的。當時大家都用文言文寫電報，字少，明瞭，節省費用。報務員覺得這肯定是密碼，不收。他讓兆和改用文言文，可是她不肯。好說歹說，最後說這是喜事電報，報務員才收下。
這是他們定情的一刻，張家姐妹們記得清清楚楚。
沈從文與張兆和
從此，“三三”成了兆和的暱稱。她成了他一生最美的童話，寫作中最激盪的靈感來源，她成了他生活中對他影響最深刻的女人。
而她依然惦記著考研究生。她不想附屬於男人生活。
然而，他們生活上並不寬裕。此時，母親陸英已經去世，家裡來了一個愁眉苦臉的繼母韋均一，她是上官雲珠的堂姐。允和結婚時，由大姐元和出面，向繼母爭取了兩千元。
到了沈從文與張兆和新婚時，沈從文放棄了張家嫁妝。“雖然我們一無所有，仍舊什麼也不需要。”
張氏一家
對於當時已經家道中落的張家來說，放棄無疑是大鬆一口氣的。
但是，父母那邊鬆了一口氣，夫婦倆的生活便陷入拮据與動盪。兆和更說，“結婚後，我就從來沒胖過。”
新婚四個月後，沈從文因母親病危，趕回家鄉湖南。他在家裡呆了四天，但走了半個多月。因為與丁玲有接觸，所以他自己也成了“危險人物”。
兆和寫信給他，他當然也以信為回覆。這時候的他雖然窮，但一直在堅持創作，《邊城》就是這時期的佳品。
婚後的7年，他有二十多本作品出版。張兆和做他的編輯。她要求很高，改得又認真。她是他的作品的首席審查者，有時太過嚴厲，沈從文竟不敢拿給她看。有時，她一次性要幫他改掉好幾個錯字。
沈從文的志趣就是買古董，買了送，送了再買。張兆和很無奈。她沒有少女時活潑了。
抗戰開始，多位學者退居昆明，在西南聯大教書。他幫學生批改作業，甚至貼上自己的錢，把作品寄出去發表。他也經常流鼻血，有時候累倒在書桌前，早上醒來，只見自己臉靠在血泊中。
兆和就在家一邊帶孩子，一邊照顧他。
沈從文張兆和一家
1946年9月，日本投降多日，昆明陷入一片勝利的氣息裡。他邀請了十幾位朋友聚餐，準備把小說《主婦》和一束藍色野花送給兆和，感謝她對家庭的付出。他知道，兆和一生最喜歡的花是藍色勿忘我。
可是，到了1948年，他突然停筆，再也不寫了，一股腦地鑽進文物研究中。很多人都勸他提筆，但他都沒有同意。只是在博物館裡，穿著那身寒磣的布衣為前來參觀的人講解歷史。講得倒是非常好，但是錢少，才華也荒廢了。別人看著心痛。
張兆和覺得他應該再次書寫，不為自己，也至少要為家裡著想。
但胡適說中了。她確實沒有理解他這個人，也沒有理解他的感情。
他對汪曾祺說，我希望那些人不要罵我，錯也罵，對也罵，把人給罵倒了，到底是誰的損失？
1949年，寫作上的困境，讓他徹底絕望，精神崩潰。郭沫若撰文說他是“桃紅色”。因為他寫的《翠翠》裡的農村沒有革命氣息，寫的都是鄉野美好。農村怎麼可能有美好生活？北大也出現了打倒他的標語。
他去了清華療養。張兆和寫了無數封信給他，鼓勵他，讓他振作精神，甚至把他的好友徐志摩搬出來，鼓勵他多學習徐志摩身上青春盎然的氣息。
可是，沈從文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是“桃紅色”的，他看到的農村本來就很美好，為何一定要寫成混亂不堪的呢？
他試圖自殺。他用剃刀割破了頸部和手腕動脈，喝了煤油。因為送醫及時脫離了生命危險。兆和趕來看他，他以為自己處在牢房裡，直說，“我不在這裡，我要回家。他們要迫害我。”兆和聽著，眼淚嘩嘩地往下流。
1980年，他寫了一篇小文，其中有一句話，“溫習一下個人生命發展過程，也可以讓讀者明白我是在怎樣環境下活過來的一個人。特別在生活陷於完全絕望中，還能充滿勇氣與信心始終堅持工作，他的動力來源何在？”
這時，其實沒人能真正理解他。連他的妻子也無法捕捉到他的焦躁與惶恐。
36年後，他早已停筆，將自己一腔熱情揮灑在歷史博物館中。他與兆和一起被下放湖北丹江口文化部“五七幹校”。兆和先走，沈從文要晚好幾個月才去。允和前去探望，一進門，四處都是書，亂糟糟的，堪比豬窩。
兩人說了會兒話，便回憶起過往。
沈從文說起當年的九如巷，兆和去旅館找他。“我一下躺倒在床上，也無心吃中飯。正在納悶的時候，忽然聽到兩下輕輕的敲門聲。我在蘇州沒有親戚和朋友。準是她！我從床上跳起來，心也跳了起來！開了門，看見兆和站在門外，雙手背在後面。”
他還讓允和看三三寫給他的第一封信，那封信就揣在他懷裡，揉得皺巴巴的。這時，他這個快70歲的老頭抽泣了起來，像個小孩子哭得又傷心又快樂。
允和見他沉浸在自己甜蜜回憶裡，不好打擾，就悄悄退了出去。
晚年沈從文與張兆和
生命中的最後五年，兆和一直在他身邊，幾乎寸步不離。兆和則說，“他一時不見我就叫喚，我總飛快地回到他身邊。” 他看不見她，就喊她的名字。看見了，就心安了。
1988年，沈從文去世。下午5點多鐘，他覺得氣悶和心絞痛，兆和扶他躺下，他臉色發白。他不讓兆和離開，又說要送他上醫院。
兆和帶領全家回到二哥家鄉湘西，把他的骨灰一半灑入江水，一半埋入泥土。她著手整理他的文稿，這是她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事。
2002年，沈從文百年誕辰，她編輯的沈從文全集出版。
最艱鉅的工作完成，她的生命也走到盡頭，次年她以93歲高齡走完一生。
全集處，她寫下這樣一段話，
“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後來逐漸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過去不知道的，如今知道了；過去不明白的，如今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卻是個稀有的善良的人。”
她也不是完人，年輕時她不懂愛情，卻保留了他所有的信，無人時偷偷閱讀。要是沈從文不那麼熱烈的追求了，她反倒高興不起來。
她用了一輩子去等，去懂，去觀察，究竟該如何愛一個人。一個像沈從文這樣的人。一個就叫沈從文的人。
如今，她做到了。
她曾問他為什麼愛她？
他說，
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
看過許多次數的雲，
喝過許多種類的酒，
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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