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CC講壇》演講者——蘇家銘。
蘇家銘是《益橋中國》的參與者，同時是紀錄片《花兒哪裡去了》的導演。
而影響蘇家銘從事公益事業的人，則是來自山西的一對農村夫婦——他們26年收養了40多個殘疾兒童！
在2009年的冬天，山西原平的一個小山村裡，一對農民夫婦跪在他們家後院的玉米地裡，雪下得很厚，他們的腳下是他們去世的十多個孩子。56歲的陳天文，嘴裡唸唸有詞，他說，你們安息吧，你們要保佑在世的弟弟妹妹們，希望他們能夠健康地成長，能夠繼續地活著。在老兩口的邊上是幾個在世的孩子，當時風呼呼地吹，天上還飄著雪，在他們的邊上還有一位小夥子舉著攝像機，滿臉都是淚水，手不斷在顫抖，那個人就是我。
九年前，當時我還是在浙江工業大學讀書的一個學生，在網上看到一則新聞，山西有一對農村夫婦用了20多年時間，收養了40多個殘疾棄嬰。
當時我只是被這個選題所打動了，因為正要做畢業作品，所以那一年的冬天就踏上了去山西的火車，也是我第一次沒有在家過年。其實在去她們家之前我會有好多的設想，我覺得他們家庭肯定是非常痛苦的，烏雲密佈的，因為這個農村夫婦老兩口花那麼多時間收養殘疾孩子。
在火車上我和我的搭檔說應該怎樣怎樣，但當我們去到他們家一推開門的時候，一個景象把我鎮住了。那是一個山西的小院，孩子們在院子裡面追跑打鬧很開心地笑著，大叔大媽正端著一盆水從屋裡出來，當時一個詞就在我腦子裡蹦出來，那就是家。而在幾天後，我對“家”這個詞又有一個新的理解，就是剛開頭跟大家說的，因為大年初一是他們家上墳的日子，而這對老夫婦他們在過去的20多年，已經有十多個孩子相繼去世，都被埋在他們後院的玉米地裡。
在和他們接觸的過程中，一開始他們並沒有完全的適應鏡頭，他們對著攝像機可能還有一些陌生感，但後來一件小事讓他們不僅是打消了鏡頭的恐懼感，而且把我當作他們自己家裡人一樣。去到那的第一天他們的二兒子剛好是那年結婚，把他們兒子的新房騰出來給我住。住了一晚上，我怎麼都覺得不舒服，第二天我跟大媽說，我說，大媽我想換一個房間，我能不能到南邊的那個空屋去住，大媽說，不行，你肯定受不了的，那間屋子晚上我們不燒炕的，我說，我還能堅持，然後就把行李都打包到南邊的那個房子，大媽幫我把爐子生了起來。
我們是南方人，我不會生爐子，到半夜爐火就滅了，然後再加上不燒炕，所以當天晚上我蓋了五層被子，上面還有一層我的軍大衣都冷的不行。第二天早上起來，我看到窗上都結著厚厚的冰凌，而大媽過來很心疼地看著我，她說，孩子，你不怕你凍壞了嗎？我說，沒事，你們怎麼住我們就怎麼住。
從那時候開始，我就能深深地感覺到這戶家庭把我們接納了。但是在拍攝的過程中，我時常會感到一種無力感，你知道麼，我一直在拍他們家的現狀，拍到了他們的痛苦，但我並沒有辦法改變什麼，作為一個大學生我發現自己的力量很渺小。
2011年有了一個契機。當時是4月份，山西是雨季，大叔給我打了個電話，他說家銘不得了了，我們家裡發生大事情了，我說怎麼了？他說家裡的一個房子裂了很大的一條裂縫，而你們都知道山西房子舊牆邊上就是他們的炕。大叔大媽跟十多個孩子就睡在這個炕上，萬一這個牆塌了，後果不堪設想。我說大叔你彆著急，我來想辦法。但其實當時我一點辦法都沒有，所以我開始發微博，因為當時微博剛剛盛行，我也不知道會取得什麼效果。但很快有一個叫做屈靜靜的女孩開始跟我聯繫。她說，我看了這個故事，我希望能夠做些什麼，她給了第一筆2000元的捐款。後來有好多人和我聯繫，都希望能夠獻出自己的力量。這也是我第一次感覺到影像的力量！
隨著媒體的報道，社會各界的支持和愛心人士的加入，我們開始接觸到越來越多的善款，在三個月不到的時間內，我們就籌了26萬元，準備幫他們家換新房了。2011年的10月1日是個大日子，我們給他們家換了一套新的花房，孩子們終於可以擺脫原來的破舊的危房了。
之後的六月份,《花兒哪裡去了》這部短片有幸也入圍了上海國際電影節,當時獲得兩個獎項,是徐克和賈樟柯導演給我頒的獎,我記得很清楚，當時徐克導演在我耳邊說,年輕人你在做的這個事情很有意義，我們大家都會幫你，整個社會都會幫助你,這給了我莫大的鼓舞,我突然覺得影像是很有力量的。在那之後,花兒基金每年一個計劃不斷地在幫助這戶家庭,同時我們還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貧困殘障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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