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一起傾聽親歷者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故事不長我講給你聽……
因為草帽事件，以及採寫的知青報告，和其他所謂犯過錯誤的人一樣，侯雋接受了政治審查。歷史和政治都沒有太為難侯雋，一年多後，侯雋終於把所有問題都交代清楚。於是，身上再也沒有了光環的侯雋，回到了寶坻縣，開始默默無聞地擔任著竇家橋大隊黨支部書記。
不過，也許正是因為對自己有清醒的認識，侯雋很快適應了這種“從天上掉到地下”的命運轉折帶來的心理落差。“這麼多年來，甭管是多紅多紫，我沒有趾高氣揚過，審查完了讓我回原單位。回村裡我跟群眾說，我犯錯誤了，回來了。大夥說，‘在我們這兒十多年，怎麼回事我們都清楚，你說到那兒一共幹三個月，天天犯錯誤能有多少錯誤啊？’所以我回來接著當我的村支部書記，也沒覺得什麼。所以，只要根紮在群眾中，即使從天上掉下來，也摔不痛，不會有人藉機整你一下，反倒都是替我打抱不平的，弄得我還直央告別人，快別替我說話了。”1980年，侯雋正式脫產離開農村，歷任寶坻縣人大副主任、副縣長、天津市寶坻區政協主席等職務。她的一生深深打下了“知青”這段經歷的烙印，甚至包括婚姻。侯雋的丈夫，就是當年與她一同插隊的那位女同學的弟弟。當年，女伴離開侯雋走了，她媽媽覺得過意不去，把兒子叫來說，“你看你姐，這叫什麼事呀，把人家侯雋弄去了，她走了。你是大小夥子，你能幹你跟著去吧。”至今，奉母命前來幫助侯雋的他，說起來還會“誇口”:“為老婆我什麼都幹，我連下鄉我都去。”
獻給那些響應毛主席號召上山下鄉“在廣闊的天地，大有作為”的知青們。如今這一代人已到暮年
對於當初的選擇，侯雋說自己從來沒有後悔過。“讓我再選擇，沒準兒可能還是選擇這條路，因為直到現在，我對農村還是情有獨鍾的。”她說。最近，她還在策劃籌建一個知青村，搞一個生態經濟園區，給過去的老知青和現在的新知青打造一個創業平臺，也藉此推動新農村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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