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五”民企信貸大禮包:銀行並非“背鍋俠”,實打實配套政策正落地

“‘一二五’目標是監管鼓勵的一個整體方向,而不是具體監管指標,並不要求每家銀行都必須要達到。在新增的公司類貸款中,實現‘一二五’的目標增速,會引導銀行增加對民企的融資,但是並不意味著降低貸款標準。”11月10日晚間,監管人士向市場解讀“一二五”目標的真實含義。

此前,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兩度喊話紓困民企,還送出“一二五民企信貸大禮包”。11月7日,他在接受媒體記者採訪時首提民營企業新增貸款“一二五”目標,即在新增的公司類貸款中,大型銀行對民營企業的貸款不低於1/3,中小型銀行不低於2/3,爭取三年以後,銀行業對民營企業的貸款佔新增公司類貸款的比例不低於50%。

隨後,郭樹清就金融支持民營企業答記者問再提“一二五”目標,並將其與小微企業貸款的“兩增兩控”相提並論。他指出,這將是針對民營企業,對銀行業金融機構提出的類似的政策目標要求。

不過,市場隨後出現一些誤讀,例如,忽略了對民企新增貸款這一關鍵點,認為即將出現對民企的“天量”信貸投放,去槓桿政策出現轉向;又例如,“一二五導向”將被落實為硬性指標,對銀行金融機構“一刀切”等。

監管為“一二五”劃重點

上週五,隨著“一二五”目標提出,A股市場銀行股大跌,其中上海銀行、招商銀行跌幅超4%,農業銀行、建設銀行、寧波銀行、光大銀行、興業銀行、工商銀行、平安銀行、中信銀行跌幅均超3%。

事實上,多位銀行業專家分析認為,銀行信貸作為本輪紓困民企體系中的 “一環”,將銀行認定為民企“背鍋俠”解讀過度。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一二五導向”只是優化改善民企融資體系中的一環,不能簡單理解為銀行信貸是解決民企一切問題的方法,把銀行當做“背鍋俠”這個理解是過度的。

曾剛稱,此前國常會很多要求包括疏通銀行信貸以外的融資渠道,加強對商業銀行考核,以及優化民營企業營商環境,屬於綜合施測,“一二五導向”是眾多政策中的一個。僅就金融層面,除了銀行信貸,央行民營企業債務發行支持計劃,以及證監會市場上企業債發行便利措施,銀保監會放開保險專項計劃支持股權質押融資風險的化解等,都是疏通信貸以外的其他融資通道。

“這不是監管考核指標,部分銀行早已實現目標,對銀行資產質量影響有限。”11月10日晚間,接近監管人士指出,首先,分母是銀行業新增的公司類貸款項下,而非全部貸款。

其次,不會對各家銀行提具體指標,部分銀行早已實現目標。“一二五”並非是對每家銀行的硬性考核指標,而是整個行業的方向性指標,也不會對單家銀行提出具體指標,重點在於對授信政策全面重檢,對可能不利於服務民營企業的規定、條款進行修訂或廢止,一視同仁地對待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

第三,不同情境下的壓力測試顯示,對銀行資產質量影響有限、信用風險可控。業內在不同情境下的內部測試顯示,提高對民營企業的授信比例,不會對銀行的不良貸款產生明顯的影響。

第四,多措並舉防範道德風險,銀行不會放鬆風控標準。監管人士還表示,“一二五”目標制定之初就對防範道德風險重點考量。在盡職免責方面,商業銀行內部必須制定出具體的、可操作的標準。不是無條件、無底線的免責。“一二五”並不意味著銀行需犧牲信貸投放的程序和與風險防控的標準。銀行貸款發放仍需做好盡職調查和貸後管理,盲目擴張、公司治理能力低下、惡意逃廢債的企業以及殭屍類企業,並不在銀行支持範圍之內。

最後,支持民營經濟與銀行商業可持續發展並不矛盾。郭樹清表示,據不完全統計,現在銀行業貸款餘額中,民營企業貸款佔25%,而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超過60%。民營企業從銀行得到的貸款和它在經濟中的比重還不相匹配、不相適應。從長遠來看,銀行業對民營企業的貸款支持,應該契合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相應比重。

“解釋得很及時。”一位銀行業金融機構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銀行對企業貸款的根本準則是‘三性’,即安全性、流動性、效益性,如果民企融資符合這三性,不需要鼓勵和引導。”

不是“放水”,更非去槓桿轉向,實打實配套政策正落地

事實上,“一二五”導向並不意味著銀行體系大放水,更不是政策轉向,而是強調結構優化。

郭樹清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要“騰”,加大不良資產處置,盤活信貸存量,推進市場化法制化債轉股,建立聯合授信機制,騰出更多資金支持民營企業。

曾剛認為,監管要求銀行將新增資源適度投向民企,並將原來被佔用的如壞賬,國企和地方投融資平臺過度佔用的資源退出一部分分給民企,這實際上是結構優化調整,“信貸結構優化符合整個宏觀政策導向,也服務中國長期經濟發展的導向, “一二五導向”的實質不是總量擴張,而是結構調整。”

曾剛說,郭樹清提到的“一二五導向”是針對新增企業貸款的比重,新增企業貸款比重已經不含個人貸款增量了,所以不是大規模量的擴張,規模沒有市場相像的大。一些市場分析直接將“一二五”目標與現有銀行信貸存量掛鉤,意味著“天量”的信貸投放,這是理解上的誤區,“不是總量無節制的擴張或去槓桿方向的轉變。”曾剛肯定的說。

不過,面對“一二五導向”,市場的疑問還在於,如果不是監管指標,並非硬性要求,也不考核,如何保證這樣的目標不流於空談?而如果通過監管考核或窗口指導等措施,來進行鼓勵和引導,又如何保證不影響銀行對企業貸款的自主決策?

曾剛指出,“一二五導向”考核不僅僅是約束,也有配套政策支持,給銀行帶來的壓力風險不大。例如,在提出“一二五導向”的同時,銀保監會也配套了一系列監管政策予以支持,包括監管成本的降低和提高收益,以抵消因加大民營企業貸款可能導致的風險上升。

另一方面,央行近期提供結構性中期借貸便利,將低成本資金給銀行對民營企業投放,降低了銀行資金成本和流動性成本,這使得銀行做民營企業貸款成本收益不匹配的局面可以得到優化改善。

目前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更為“實打實”的配套政策正在落地,分擔銀行體系風險。今年9月,由財政部聯合工農中建交五大行、國家開發銀行、郵儲銀行等20家機構共同組織發起設立的國家融資擔保基金正式啟動運營,首期註冊資本661億元,10倍槓桿,可撬動6000多億資金,實打實紓困民企。

如果說這個“給擔保公司做再擔保,擔保公司給銀行做擔保”的國家級融擔基金對銀行風險分擔的機制還稍顯間接,那麼,當前,許多地方政府實踐已經表明,如果政府能做好風險分擔的後盾,銀行也會適當降低信貸審核門檻。

例如,在中小民企聚集的江陰市,2016年江陰市政府財政出資3億元,作為保證金放入合作銀行,並與合作銀行簽訂協議,按照1:10比例,打造了總規模30億元的信貸風險補償基金。

而在金華,政府部門、金華銀行及第三方擔保機構共同合作成立科技風險資金池,通過三方風險共擔機制,來為當地的初創期科技型企業提供免擔保、低成本的融資服務等。

與此同時,被央行行長易綱稱為紓困民企“三支箭”之一的“民營企業債券融資支持工具”,也是類似的違約保險、和融資擔保相同的風險分擔機制,以吸收投資人和債券持有人的超額風險。

“力推首批‘民營企業債券融資支持工具’儘快發行,同步梳理第二批符合條件的民企名單。積極參與民營企業股權融資支持工具相關工作。”11月9日,央行營業管理部相關負責人在 “北京地區民營企業融資座談會”上表示。

曾剛稱,風險分擔、政府承擔正在逐步做實。民營企業信貸風險高是不爭事實,信貸損失都由銀行承擔可能影響長期投放意願,目前各地方政府政策性擔保體系的逐步完善,中央政府層面成立的國家融擔基金,將幫助商業銀行分散民企信貸風險。“有了這樣分散超額風險的機制,留給銀行的部分風險已經在可接受範圍之內。”曾剛說。

堅持市場化,區分兩類民企

曾剛指出,在中國經濟結構中,如果民營企業對經濟貢獻的佔比和銀行對民企貸款投放結構不一致,差異較大,對銀行長期而言不是好事。

“如果銀行繼續維持對國有企業和地方融資平臺高投放,未來發展將會遇到瓶頸,當上述國有企業和地方投融資平臺在經濟增長中佔比下降,銀行將遇到較為嚴重的資產荒問題。”曾剛稱。

曾剛指出,要堅持市場化和法制化的原則,不能將信貸調整方向變成行政命令,為了完成指標而做。 要尊重銀行專業性,尊重金融市場的規則,為銀行創造條件,但是具體選擇哪些企業要讓市場自行做主。

“民企困難不單是金融支持不夠的原因造成,外部環境改變和內部管理、企業盲目擴張等都是原因所在。企業說銀行抽貸、斷貸,但實際上與企業合作的銀行家數反而是增加的。從貸款餘額看,最近幾個月貸款餘額有所下降,但原因是多方面的。” 北京銀保監局籌備組組長李明肖在上述“北京地區民營企業融資座談會”上指出。

他說,金融服務也要區分,“例如企業發行定向債,長期不用;接著企業在央行系統又發了中短融,中短融不太好發,市場信心不夠,如此一來,銀行看到企業在債市並不理想,銀行支持的都是信用貸款,勢必會影響信心。實際上,銀企合作是雙方的信任,解決民企困難不單純是金融端發力,金融、企業雙方需要共同努力。”

曾剛也說,目前民營企業中有好的,長期有前景、短期流動性緊張,需要救急;另一類企業是產能過剩需要被淘汰,但這些企業也需要錢,給這些企業貸款,不但會造成銀行長期風險,也會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利,浪費了有限的金融資源,“所以要對兩類企業準確區分,需要尊重市場化原則,尊重銀行自主選擇。”曾剛說。

警惕監管套利,堅持法制化

金融監管研究院院長孫海波指出:“一二五”的具體落地,對於立法技術要求很高——需要考慮如何避免新政策引起市場摩擦,尤其需要考慮如何避免引發新一輪的監管套利。

曾剛則稱,在當前紓困民企的大背景下,仍需依據法治原則要求來做。一些失信企業,過度槓桿、過度擴張,不但不應該支持反而需要對他們進行處罰,才能讓債權人保持信心,做到“敢貸”。

北京證監局局長王建平說,建議企業在政府和金融機構幫助下度過難關後,過於多元化發展、短期無力支撐的業務和資產需要處理。“從ICU出來進入KTV不是可持續發展之路。”他稱,企業要真正解決問題,需要提升主業競爭力,資產負債相對健康才能走的遠,“金融環境明顯改善後,企業一定要有自己的調整和完善,最後才能實現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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