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百年潮
作者 | 曾憲新
原題《王實味問題第一次公開平反記略》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作出了《關於對王實味同志託派問題的複查決定》，否定了王實味同志參加過託派組織一事，這是為王實味的冤案最後的平反昭雪。
王實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延安整風時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特別研究員。他的冤案發生在1942年延安整風時。這期間他先後寫了《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等雜文。這些雜文反映了王實味的極端民主、絕對平均主義思想觀點，因而受到批評，這本來是正常的。但由於康生對這個批評插了手，很快對王的思想問題的批評升級為政治問題，升級為“託派思想”，升級為“托洛茨基分子”。1942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研究院黨委會決定開除王實味的黨籍，罪名是“從一九二九年參加託派活動以來，始終沒停止過託派的活動”，“是一個隱藏在黨內的反革命分子”。1943年4月，康生下令將王逮捕。1946年再次強行作出王是“反革命託派奸細分子”的結論。1947年3月在行軍途中，王實味被錯誤地處決。
1986年10月，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出版了《毛澤東著作選讀》(上下冊)。《選讀》收錄了毛澤東1962年1月30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文，文中在講到捕人、殺人問題時，有這樣一段話：“還有個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在延安的時候，他寫過一篇文章，題名《野百合花》，攻擊革命，誣衊共產黨。後來把他抓起來，殺掉了。那是保安機關在行軍中間，自己殺的，不是中央的決定。對於這件事，我們總是提出批評，認為不應當殺。他當特務，寫文章罵我們，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裡吧，讓他勞動去吧，殺了不好”。
對於這段話，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加了一條註釋。作註釋首先要求查實正文涉及到的史實真相。這條註釋當然先要查實王實味參加國民黨特務機關，成為潛伏到黨內的國民黨探子的歷史過程和真相。我們首先到了中共中央組織部，在這裡只查到了上面提到的中共中央研究院黨委會關於開除王實味黨籍的決定，而王實味當過國民黨特務，這裡沒有任何記載。然後我們又到了公安部，在這裡查到了1946年作出的王實味是“反革命託派奸細分子”的結論。而“託派奸細分子”和“國民黨探子、特務”是不是一碼事，公安部的同志也沒得出這個結論。
從權威機關查不到能證明王實味是“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的材料，我們轉而走訪當時的知情人。先是訪問了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長溫濟澤。溫老在延安整風時在中央研究院工作，親歷了批判王實味的全過程。他告訴我們，說王實味是國民黨特務在延安時就有了，這個說法來源於康生。康生常說：“託匪和敵特(日本特務)、國特(國民黨特務)是三位一體的奸細。”“王實味是雙料的，不僅是託派分子，還是國民黨藍衣社的特務。”溫老說：康生說王實味是託派，只是根據王實味自已交待的曾和託派分子王凡西、陳清晨有過來往的材料，證據是不足的。至於康生說王實味是“國民黨特務”、“國民黨藍衣社特務”，更是沒有什麼根據，以至後來連書面結論也沒有作出來。為了把材料查得更實在，我們還走訪了當時在幫助李維漢同志工作的宋金壽教授。李維漢當年是中央研究院的負責人，其中有一段時間參與處理過王實味的問題。1980年李老開始寫回憶錄，當回憶到中央研究院的整風時，他特別強調要把王實味的問題弄清楚。與此同時，他已經向中央組織部建議重新審查王的問題。宋金壽在幫助李老整理回憶錄的過程中，蒐集了大量有關王實味問題的材料。我們走訪他時著重詢問關於“國民黨探子”、“特務”提出的根據。宋告訴我們，1942年10月為王實味所作的組織結論是“託派”、“暗藏在黨內的反革命分子”，沒有“國民黨探子”、“特務”的帽子。只是在康生的講話中查出過“復興社分子”、“國民黨兼差特務”的帽子。這樣，我們走訪宋教授的結果和走訪溫濟澤的結果是一致的，即關於王實味是“國民黨探子”、“特務”並不是整風時的組織結論，而僅僅是康生的信口雌黃。
查實工作到此還不能打住，因為康生所說的託派是“三位一體”的情況，引起了我們的重視。如果王實味確實是託派分子，按照“三位一體”的說法，說他是國民黨特務，就不能說是沒有根據了。於是，儘管毛澤東在講話中沒有提王實味是託派，我們作注也可以不涉及託派的事，但為了查清王是不是國民黨特務，而去查清他是不是託派，就成為一個關鍵點了。
王實味早年確實與託派分子王文元（後來名叫王凡西）、陳清晨（後來名叫陳其昌）有過來往，並且替託派翻譯過《托洛茨基傳》中的兩章和被托洛茨基修改過的《列寧遺訓》，此外還在託派刊物上發表過小說等。這些情況早在1940年王實味已向中央組織部如實作了交待。
1980年11月內部出版的王凡西早在1957年寫的《雙山回憶錄》中有這樣一段話：“在中共統治區內，一些自動前去參加工作的託派（例如王實味等），遭到了無情的鬥爭，並最後被殺害了”。這裡他明白地說王實味是託派。但當他看到國內一篇研究王實味的文章後，於1985年2月在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上，登了一篇題為《談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的文章，文章最後說：“我要以‘被告’的證人資格，向可能‘重新審查王實味一案’的主持人，提出以下的陳述：在我的回憶錄中有這樣一句話：‘在中共統治區內，一些自動前去參加工作的託派（例如王實味等），遭到了無情的鬥爭，並最後被殺害了。’這裡我應該指出，這句話說得不甚確切。正如我上面所憶述的，王實味雖與陳其昌和我有過長期較密切的關係，雖然他思想上受過托洛茨基某些意見（特別是文學方面的見解）的影響，但他始終不曾參加過中國託派的任何組織。（著重號是原有的——作者注）我們可以說王實味曾經是託派的一個同情者，卻不能說他是託派分子。必須聲明的第二點是，王實味大約從1929年至1934年這個期間與黨失去聯繫，為想重新參加組織，他那時確曾徘徊於‘中央派’與反對派之間。但最後他參加前者而不參加後者，而這完全是出於他獨自的決定。當他重新加入中共組織之後，更斷絕了與託派朋友的來往。這裡絕不可能存在什麼‘派遣’問題；絕對談不上什麼‘滲透’用意。希望我這兩項證言能多少有助於王實味最後一關的平反，……”。
綜合上述，我們大致可以看到，王實味沒有參加過託派組織的可能是極大的，而卻找不到他參加過託派的有力證據。
我們當時為了把問題查得更清楚，還進一步審查了康生的“三位一體”說法的來源。查的結果是，康生的這個說法並不完全是他自己的“發明”，而主要是來源於當時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一些論斷。
例如《毛澤東選集》第一版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有一條關於托洛茨基分子的註釋，這條註釋是這樣寫的：
托洛茨基集團，原是俄國工人運動中的一個反對列寧主義的派別，後來墮落成為完全反革命的匪幫。關於這個叛徒集團的演變，斯大林同志於一九三七年在聯共中央全會上的報告裡，作過如下的說明：“過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義是工人階級中這樣的政治派別之一，誠然，是一個反列寧主義的、因而也就是極端錯誤的政治派別，可是它當時總算是一個政治派別。……現時的托洛茨基主義，並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治派別，而是一夥無原則的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的匪幫，是受外國偵探機關僱傭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在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遭受失敗之後，中國也出現了少數的托洛茨基分子，他們與陳獨秀等叛徒相結合，於一九二九年形成了一個反革命的小組織，散佈國民黨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等類的反革命宣傳，完全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反對人民的卑汙工具。中國的托洛茨基分子公開參加國民黨的特務機關。在九一八事變後，他們接受託洛茨基匪賊的“不阻礙日本帝國佔領中國”的指令，與日本特務機關合作，領取日寇的津貼，從事各種有利於日本侵略者的活動。
斯大林的這些對托洛茨基的嚴厲的指控，以及這條註釋對中國託派的類似的指控，到底有什麼有力的根據呢？我們查找了有關這方面的材料，結果是幾乎都是隻有指控而沒有有力的佐證。在這樣重大而嚴肅的問題上，存在著這麼嚴重的隨意性，當時我們十分吃驚。所以早在1980年編輯出版《周恩來選集》上卷時，就沒有敢在“托洛茨基反對派”這條註釋上，按《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版）那條註釋的口徑寫，而只寫託派與列寧、斯大林的分岐，和他們的錯誤造成的危害。這條註釋的全文是：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O），十月革命時，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十月革命勝利後，曾任最高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在一九一二年聯絡過孟什維克等機會主義派別，組織八月聯盟，反對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後，托洛茨基在戰爭、和平以及革命等基本問題上以“左”的立場反對列寧的正確方針政策。一九二三年秋集結同夥，提出反對派綱領，要求派別活動的自由。列寧逝世後，反對列寧關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進行反黨的派別活動和破壞活動。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被清除出黨。一九二九年托洛茨基被驅逐出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托洛茨基進行了許多分裂和破壞活動。
1986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上下冊）一書收錄了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文中有一條關於托洛茨基的註釋，這條註釋是按照《周恩來選集》上卷的關於托洛茨基的註釋的口徑寫的，只是更簡略了些，這條註文是：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O），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曾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列寧逝世後，反對列寧關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清除出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托洛茨基進行了許多分裂和破壞活動。在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遭受失敗之後，中國也出現了少數的托洛茨基分子，他們與陳獨秀等相結合，進行危害革命的活動。
這兩本書關於託派的註釋，都沒按《毛選》第一卷第一版的口徑寫，實際上是否定了這條註文對託派的嚴重的指控。這樣一來，康生的那個“三位一體”的“發明”也就成為無源之水了。既如此，退一步說，即使將來在某個場合查到王實味確曾參加過託派的材料，那麼，託派和國民黨特務也不會劃等號。查到這一步，我們對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說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的說法的是非就明確了，並據此草擬了一條註文，經中央文獻研究室時任第一副主任龔育之和其他室領導多次審改定稿，最後報送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委員胡喬木審定修改後，付梓刊印。這條註釋的全文是：
王實味（一九O六——一九四七），河南潢川人。翻譯家，還寫過一些文學評論和雜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任特別研究員。關於他是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一事，據查，不能成立。
這樣，從延安整風時起，王實味被指控為國民黨特務的這條罪名，就被公開平反了。當然，這樣的平反，還不能代替有關權威部門的正式平反結論。但是，由於這條註文是刊載在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這樣的經典著作上，無疑具有很大的權威性。
這條註釋刊出後，社會反響很好。王實味的夫人和子女在讀到《毛選讀》的這條註釋後，立即給我們寫信表示感謝，並要求進一步為王的託派問題平反。我們回信解釋了這條註釋沒有涉及託派問題的原因，並答應將他們的要求轉告有關部門。一直在為王實味問題平反而奔波的溫濟澤，看了這條註釋後，“就以按捺不住的心情，在1986年11月，向中央組織部寫了報告，再次提出為王實味‘託派’問題平反的申請”。
這條註釋刊行兩年後，1988年8月4日，塔斯社公佈《蘇共中央政治局重新研究30至40年代和50年代初迫害材料委員會公報》，為“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蘇聯合總部”、“托洛茨基平行反蘇總部”徹底平反。公報宣佈：“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蘇聯合總部”案件中，指控被告“進行反蘇活動、間諜活動、危害活動和恐怖活動，參與暗殺CM基洛夫，策劃對黨政領導人進行恐怖行動”，“是毫無根據的”。“蘇聯最高法院全體會議滿足了蘇聯總檢察長的抗訴，撤銷了判決”，該案“已經撤銷”。公報還宣佈，指控所謂“托洛茨基平行反蘇總部”“進行背叛活動、間諜活動、破壞和危害活動、恐怖活動”，“是毫無根據的，而該案件的材料是捏造的。並不存在這種‘托洛茨基平行反蘇總部’”，“並撤銷該案”。
既然蘇聯最高法院已宣佈撤銷上述兩案，那麼上文中引用的斯大林對託派的論斷，以及中國在反託鬥爭中對中國託派的指控，就都失去了依據。這樣，我們在《周恩來選集》上卷、《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中對託派的註釋的改寫，就被證明是能夠站得住腳的。
這條為王實味公開平反的註釋之所以能夠順利地撰寫、刊印，這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內正常的、良好的政治氛圍、環境直接聯繫著。
首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批評了在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著作上的“兩個凡是”的錯誤，從而使我們在編輯毛澤東的著作時，能夠堅持求是的原則。
其次，在組織路線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必須遵循毛澤東同志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只有堅決地平反假案，糾正錯案，昭雪冤案，才能夠鞏固黨和人民的團結……。”中央組織部根據上述精神，明確提出：“只要是冤假錯案，不管是誰定、哪一級定的；也不管是什麼時期、哪一次運動定的，都要統統甄別、平反。”這裡的第一個“不管”，當然也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第二個“不管”，當然也應該包括1942年的整風運動在內。
第三，1986年4月傳來了時任黨的總書記的胡耀邦同志對黨內鬥爭和知識分子政策方面的經驗教訓的一次內部談話：“回顧我們黨的歷史，有好多經驗教訓可以總結，從延安時期批王實味，後來批胡風，直至‘文革’批‘三家村’，這些經驗教訓告訴我們，搞運動，打棍子，把思想問題搞成政治問題，然後再以組織手段加以懲處，這樣作出的結論都是站不住腳的。思想問題無論如何不能用組織手段解決。我們要堅持‘雙百’方針，要說服、引導，要鼓勵大家真正講心裡話。不要一聽到議論，特別是尖銳的話，動不動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擊、壓制。這種惡劣做法不能再搞了。”看到耀邦同志這個講話後，更加堅定了我們把王實味是不是國民黨特務這個問題查清的決心。
此外，還有兩件事，對於我們在作有關王實味的註釋時，有幫助思考、辯明是非的作用。第一件是，老一輩革命家李維漢同志向中央組織部正式建議重新審查王實味的問題；第二件是，1982年2月中央組織部作出決定，否定了包括王實味在內的而且是以王實味為主要成員的所謂“反黨五人集團”的存在。
通過以《毛澤東著作選讀》註釋的方式，為王實味同志的“國民黨特務”的罪名平反後五年，公安部又作出決定，否定了王實味的託派問題。至此，滯延49年之久的王實味的冤案，終於得到了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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