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抄本《慎貽堂書目》現藏國家圖書館，為海內孤本。通讀並查考此書目後，我們發現，它不但是研究山東著名藏書家劉喜海、畢忠吉以及山東文獻的重要書目，而且還為研究著名文學家蒲松齡、李漁提供了寶貴資料。
一、畢忠吉、劉喜海、劉雯與《慎貽堂書目》
（一）畢忠吉與《慎貽堂書目》
“慎貽堂”“是畢忠吉的堂號。畢忠吉（約1634—約1688）字致忠，號鐵嵐，一號淄湄，山東益都金嶺鎮人。畢忠吉出身書香門第，幼年即熟讀《五經》及故辭。順治十五年(1658)進士，康熙元年(1662)任常州府推官。後升刑部主事，晉員外郎。康熙十六年任蠡縣事，後升任主政。康熙二十年(1681)曾任順天鄉試同考官，明年會試同考官，工部郎中。二十四年(1685)以僉事督學貴州。任滿授雲南布政司參議，一攝糧儲道，再攝鹽驛道。年五十五歲卒。關於畢忠吉的撰述情況，過去的資料說他著有《滇南記》一卷，《詩稿》一卷，都沒有刊行；康熙三年刊印明代趙維新撰的《感述錄》六卷、《續集》四卷。今見《慎貽堂書目》“數術家類”中收有《太乙立成歷》五卷五冊。經查《山東通志·藝文志》，為畢忠吉所撰。畢喜藏書畫，又具經濟實力，因此藏書藏畫宏富。畢曾為所藏書畫編有總目，其名不詳，各種書目、畫目都不見著錄，恐已亡佚。《慎貽堂書目》就是這個書畫目的節抄本。
（二）《慎貽堂書目》的校對者劉喜海
《慎貽堂書目》的校對者是劉喜海。劉喜海(1793-1853)字吉甫，號燕庭，祖籍山東諸城。是劉墉的侄孫。室名嘉蔭簃、味經書屋、十七樹梅花山館、來風堂等。
喜海先祖幾代都位居高官。六世祖劉必顯字微之，號西水。明天啟四年(1624)舉人，順治九年(1652)進士；七世祖劉棨字弢子，號青岑，康熙十四年(1675)舉人，二十四年(1685)進士。初授湖南長沙縣知縣，官至江西按察使，皇帝恩賜御書“清愛堂”扁額；曾祖劉統勳字爾鈍，號延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舉人，雍正二年(1724)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併兼管吏部、兵部、刑部事務，卒諡文正；叔祖劉墉(1720-1804)字崇如，號石庵，乾隆十六年(1751)進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為乾隆朝名臣、著名學者、大書法家，卒諡文清；祖劉堪字廣如，監生，二十一歲卒；父鐶之字夙循，號信芳，乾隆二十年(1755)欽賜舉人，三十年(1765)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刑部尚書。喜海兄弟二人，其弟華海字實甫，號禹亭，沒有大的作為。
喜海為嘉慶二十一年(1816)順天府鄉試舉人，官至四川按察使，陝西、浙江布政使。其精心博古，好搜奇書，是道、鹹年間著名金石學家、古泉學家、藏書家。他不但對宋版等古籍善本不惜重金購求，對一些未曾刊行，僅以抄本流傳鮮為人知的圖書、書目也努力搜求，或購買或手抄，併為之校跋。《慎貽堂書目》就是其中之一。
劉喜海一生主持抄書目一百多部，而且多為罕見書目，他為我國古代典籍的保存、流傳做出很大貢獻。但由於他在金石，古錢幣方面造詣甚深，以致藏書成就未彰，非常遺憾。
（三）《慎貽堂書目》的手抄者劉雯（劉如海）
劉雯字子章，號爾文。一生布衣，有三子三女。劉雯的曾祖綋熙和劉喜海曾祖劉統勳是親兄弟。綋熙字爾厚，號恬園，康熙五十二年(1713)順天舉人，三十六歲卒。生有七子、其中劉坪即劉雯祖父。劉坪字敬叔，號懋亭，享年七十四歲。坪有五男一女，長子秉籙即劉雯的父親。秉籙字伯實，號德園，監生，享年六十二歲。秉籙除劉雯外，還有三女。
劉雯本人一生沒有做官，子女又多，家境遠不如劉喜海。劉雯六十歲以前事蹟不見記載，六十歲以後都在為喜海抄書，以此養家。《慎貽堂書目》就是他七十六歲時所抄（《慎貽堂書目》後劉雯署“道光壬辰春兄雯改名如海書時年七十有六”）。
劉雯為喜海抄的書，現查到的有《錢錄》十二卷，《武英殿頒發通行書籍目錄》一卷，《石刻目錄》一卷、《御書樓書目》一卷，《書目類編》不分卷，《裘抒樓藏書目》四卷（清汪森藏），《武週刊定眾經目錄》十四卷，《偽經目錄》一卷，《大清重刻龍藏匯記》一卷，《續藏目錄》一卷，《竹崦庵傳抄書目》不分卷（清趙魏藏並撰），《書目彙編》二卷，《春暉堂書目》一卷（清陳奕禧藏），《池北書目》一卷，《碑目》一卷（清王士禎藏），《佳山堂書目》一卷（清馮溥藏），《慎貽堂書目》一卷（清畢忠吉藏）。
從《慎貽堂書目》後題署，我們知道了劉如海即劉雯。根據我們掌握的資料，道光七年(1827)，劉雯還用本名為劉喜海抄書，到道光十年(1830)，劉雯就開始改用“如海”名抄書。由此，我們可以大概斷定劉雯改名“如海”的時間是道光八年(1828)前後。我們還發現，道光十二年(1832)，也就是抄《慎貽堂書目》的這一年以後，很長一段時間（14年）不見“味經書屋”抄書，直到道光二十八年(1848)，才又見以室名“嘉蔭簃”抄成《則堂集》六卷。我們可以推斷，在沒抄書的這段時間，劉雯已經去世，後來題室名“嘉蔭簃”的抄書都不是劉雯所為。
二、《慎貽堂書目》的特點
《慎貽堂書目》，半頁10行21字，小字雙行同。單魚尾，細黑口，左右雙邊。版心上書“慎貽堂書目”五字，版心下鐫“味經書屋鑑藏書籍”兩行，在“味經書屋”四字上方為頁碼。左欄外下方刻“東武劉燕庭氏校鈔”八字。
《慎貽堂書目》共收書387種，分為經類、小學類、正史類、編年類、故事類、傳記類、職官類、儀注類、刑法類、姓氏類、地理類、諸子類、數術家類、雜藝類、類書類、醫書類、別集類、詞曲類。劉喜海在《慎貽堂書目》前有一說明：“本是書畫目，今刪其畫不錄而書則檢載之，非依原本也。”《慎貽堂書目》不僅刪原目畫，而且書也不是照抄，只是“檢載”。怎樣“檢載”呢？劉氏在書後也做了說明：“右所載多近人不甚著名之小集以其難得故備錄，而原目之甚易得者如李杜全集之類概不錄。”
劉喜海是圖書收藏大家，見多識廣，經他挑選的書其價值可想而知。經查考有關書目，清人文集，以及《常州府志》、《山東通志》、山東有關縣誌、《山東文獻書目》等，我們發現《慎貽堂書目》依劉喜海上說原則，有以下四個特點：
（一）稀見書較多
書目中稀見書較多，稀見書分三種情況：
一種情況是撰著者有名或比較有名，但書不為人知，被各書目脫漏。這類書如“經類”宋芮作舟、吳銳《小學群言析衷》六卷；“故事類”清喻成龍《集聖訓》一卷；“諸子類”清鄗鼎《私箋讀錄》十七卷，清孫琮《評定東萊博議》四卷；“雜藝類”清李漁《農圃春秋》一冊；“地理類”清姜良性《閩清縣誌略》一卷，清張鴻烈《河防萬言策略》一冊；“傳記類”明徐從治《奏議紀略》二卷，清倫品卓《修白鹿書院便覽》一卷，清趙執信《孫中郎傳》一冊，清張怡《白雲述》一卷；“別集類”明劉錫元《心城世技》九卷，明郭凝之《蔚廬草》一卷，張孚敬《鳴秋草》一卷，明錢春《臺西奏稿》一卷，清茅兆儒《豫南遊草》一卷，清鮑鼎銓《燕臺近詠》一卷，清陳蕃《西川記略》一卷，清陳斌《如滄溪集》一卷，清尤侗《賜宴詩》一卷，清尤珍《闇然齋詩》一卷，清嚴沆《奏疏》一卷，清盧綋《四昭堂詩集》十一卷，清徐嘉炎《大駕南巡賦》一卷，清趙作舟《使黔草》二卷，清姜希轍《奏疏》二卷，清畢際有《存吾集草》五卷，等等。
還有一種情況是書不為人知，撰著者也不出名，這類撰著者及書更不應被湮滅。如“經類”陶原良《四書千古定本》四十卷，周統《禮記集成》二卷；“小學類”陳眉公《切要字語》二卷；“故事類”林北海《萬善源》四卷，朱璣《感應篇說定》八卷，周龍甲《警士鐸》一卷，餘應虯《二眉故事》二十卷，熊宏備《功德林》一卷；“傳記類”魏之佳《黔行記略》一卷，張天植《前因偶紀》一卷；“雜藝類”王湘客《刪定墨苑四家》七冊；“別集類”何縉《心遙堂初集》一卷，馬雄鎮《疏稿》一卷，孫自成《廣陵古蹟詠》一卷，孫自式《歸航雜詠》一卷，朱旦《雁宇詩》一卷，曹國柄《遺疏》一卷，周鼎建《擁竹軒草》一卷，嚴肇修《宜雅堂集》一卷，郭指南《雪崗餘草》一卷，奚林《登岱草》一卷，羅英《愛羽集》，王補之《慧葉軒詩》二卷，王了庵《詩集》十卷，王澤弘《陳情兩疏》一卷，王慧先《治黃紀略》一卷，王謙志《棠陽偶興》一卷，王與階《採山堂草》一卷，《張西山集》九卷，等等。
還有一種情況，其他書目有著錄，但書已亡佚。如黃公紹《古今韻會》，過去人們只知此書散失，詳情不明；《慎貽堂書目》註明它有三十卷，二十一冊。再如劉敕《岱史》十六卷，十六冊。此書為明吳江呂純如修，濟南劉敕改定，崇禎元年刻本。乾隆《歷城縣志》卷十九《藝文志》有著錄，但未見傳本。《慎貽堂書目》證實過去的著錄是可靠的。
（二）山東先賢著作較多
《慎貽堂書目》收錄山東先賢著作60種，其中18種已被《山東文獻書目》收錄。未被收錄的42種為：“正史類”清馬驌《馬氏繹史》四十四冊；“故事類”清周志訥《周氏家訓》二卷；“傳記類”清趙執信《孫中郎傳》一冊，清高珩《何思先生傳》一冊，清尚昂《籌軍紀略》一卷；“職官類”成勇李署炯《鑑錄》一卷；“地理類”清薛鳳祚《河防輯要》八卷，清唐夢賚《淄川縣誌》八卷；清葉先登《顏神鎮志》五卷；“諸子類”清高念東《金剛經大義》一卷；“術數家類”清畢忠吉《太乙立成歷》五卷；“別集類”清唐夢賚《志壑堂集》四十四卷，清高念東《延陵寶墨序》一卷，清唐夢賚《借鴿樓近集》，清薛鳳祚《寄寄齋隨筆》一卷，清唐夢賚《疏稿》一卷、《四賦》一卷、《詩餘》一卷、《南巡十六詠》六冊、《東巡八詠》一冊、《禁糴說》一卷、《四辨》一冊，明鍾羽正《司空道稿》二卷，清於覺世《南嶺南詩》一卷，《使越詩》一卷，清畢際有《存吾集草》五卷，王謙志《棠陽偶興》一卷，明韓養醇《太末吟》一卷，《枝隱園吟》一卷，清趙作舟《使黔草》二卷，清馮溥《予告紀恩》一卷，清張謙宜《家學堂詩》一卷，費琚《偶刻》一卷，清張虞言《北征詩草》一卷，清張篤慶《闕里覲聖詩》一卷，《般陽書院詩》一卷，《桓臺唱合詩》一卷，明房可壯《疏稿》一卷，清安靜子《近代古文集要》四卷，明馮惟訥《詩紀》一百五十六卷，清唐夢賚《志壑堂詩餘》一冊，明王袞《四雖軒詩》五卷。
（三）藏書與居官地有關
畢忠吉康熙元年至康熙四年任常州府推事，他收藏的書中有常州人唐鶴徵《武進縣誌》八卷，錢一本《日啟新齋像抄》六卷，楊兆魯《閩南紀事》二卷，薛應旂《甲子會紀》五卷，錢春《五行類應》九卷，鄒祗謨《遙志齋文集》一卷，吳亮《增修毘陵人品記》十卷，《毘陵孔氏歷朝優免錄》一卷等19種。《籌軍紀略》的撰著者尚昂，雖是山東寧津人，但順治十五年曾任武進縣知縣。
畢忠吉康熙二十四年曾任職貴州、雲南，《雞足山志》的撰著者範承勳時任雲貴總督，並曾對畢忠吉有過嘉獎。此書很可能是那時收藏的。另外黃元治《大理府志》三十卷，曹申吉《貴州通志》三十卷想必也是那時收藏的。
（四）為官山東的外籍人著作較多
《慎貽堂書目》中收在山東作官的外籍人著作達37種之多：任弘烈《泰安州志》四卷（明萬曆三十年泰安州郡守，山西長治人）、張鵬翮《敦行錄》二卷（康熙二十三年任繆州鎮總兵，四川遂寧人）、朱璣《感應篇說定》八卷（乾隆二十三年任兗州府知府，陝西人）、周龍甲《警士鐸》一卷《三齊學政教》一卷（康熙六年山東學政，江南山陽人）、周昌《從戎筆記》一卷《明心奏稿》一卷（康熙十七年知山東登萊青道，湖北鍾祥人）、徐從治《奏議紀略》二卷（累官濟南知府，浙江海鹽人）、呂坤《居官必要》八卷（山東布政使，河南寧陵人）、嚴曾榘《蒲臺縣誌》十卷（康熙二十五年山東巡鹽御史，浙江歸安人）、孫元衡《新城續志》二卷（康熙三十二年知新城縣，安徽桐城人）、王家賓《青州府志》二十卷（萬曆四十年知青州府，河北定興人）、程素期《鄒平縣誌》八卷（康熙二十七年知鄒平縣，安徽繁昌人）、陳鎬《闕里志》二十四卷（山東按察使，浙江會稽人）、姜良性《閩清縣誌略》一卷（順治十一年知新城縣，遼寧奉天人）、周亮工《閩小紀》四卷（崇禎十三年知濰縣，康熙元年青州兵備僉事，河南祥符人）、王圻《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四卷（知曹縣，江蘇嘉定人）、徐栻《大學衍義補纂要》六卷（知右布政使，江蘇常熟人）、李藎舉《業日錄》二卷（知僉事分巡兗東，甘肅永平人）、王龠州《文抄》十二卷（嘉靖三十五年為青州兵備副使，江蘇太倉人）、羅英《愛羽集》（康熙四十五年知博興縣，江蘇人）、盧綋《四昭堂詩集》十一卷（順治五年知新泰縣，湖北蘄春人）、周統《禮記集成》二卷（康熙二十八年知兗州府，湖北應山人）、張慎言《泊水齋詩》六卷（知壽張縣、曹縣，山西陽城人）、方殿元《九穀集》四卷（康熙二十三年知寧陽縣，廣東番禺人）、堵廷芬《襟蘭集》一卷（順治間知歷城縣，江蘇無錫人），周昌《即次吟》一卷（康熙十七年山東布政使，湖北鍾祥人）、陳斌如《滄溪集》一卷（康熙二十九年知東袞道，陝西華州人）、胡銓《樗草》一卷（康熙七年知曹州府，江蘇廣陵人）、嚴允肇《石樵詩》十二卷（知壽光縣，浙江吳興人）、李蔭祖《奏議》六卷（順治十一年授直隸、河南、山東三省總督，遼寧奉天人）、張泰安《奏謝疏稿》一卷（康熙三十七年山東漕運總督，山西陽城人）、陳幹豫《治郡卮言》一卷（康熙三十三年膠州鎮總兵，江南人）、宋白《文苑英華》一千卷（知兗州，河北大名人）、姚鉉《唐文粹》一百卷（宋鹹平二年知鄆州，京東轉運使，合肥人）、俞憲《盛明百家詩》三百二十卷（嘉靖山東按察史，無錫人）、陸j2o238.jpg《山東通志》四十卷（山東按察副使、提督學政，浙江鄞縣人）。
三、《慎貽堂書目》對蒲松齡、李漁研究的價值
《慎貽堂書目》不僅對研究山東藏書家，山東文獻是重要書目，而且也為其他一些領域的學術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現僅就我們的認識所及，談一下它對研究蒲松齡和李漁的價值。
（一）《慎貽堂書目》與蒲松齡研究
要研究一位作家及其作品，必須瞭解他的身世、經歷、社會關係。只有這些情況瞭解清楚了，才能深刻地理解作品，否則只能是隔靴搔癢，甚至郢書而燕說。《慎貽堂書目》提供了與蒲松齡有密切關係的幾個人的書目資料。
張篤慶字歷友，號原齋，是蒲松齡摯友，與浦松齡一生未斷交往。他一生的經歷、遭遇和蒲松齡最相似。他們年齡差不多，都沒有中舉，沒有做官，都曾坐館縉紳人家，都在文學上取得了成就。研究浦松齡是必須研究張篤慶及其著作的。《慎貽堂書目》收張篤慶《闕里覲聖詩》（“闕里”是孔子故里的別稱）一卷，不見著錄。
高珩字蔥佩，別號念東，自號紫霞道人。明萬曆四十年(1612)生，崇禎十六年(1643)進士及第，授翰林院庶吉士。歷國子監祭酒、詹事府少詹事、吏部左侍郎，尋左遷太常寺少卿，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最後以刑部左侍郎致仕。
高珩是最早為《聊齋志異》作序的兩人之一。蒲松齡與高珩有姻親關係。高珩告假家居期間，蒲松齡曾與之同遊，並一度生活在他的身邊。《慎貽堂書目》收了高珩三種書：《何思先生傳》、《金剛經大義》、《延陵寶墨序》，都不見著錄。
蒲松齡另一位知音、同邑前輩，是第二個為《聊齋志異》作序的唐夢賚。唐夢賚字濟武，號崗亭，別號豹巖。順治六年(1649)進士，為庶吉士，後授秘書院檢討。唐夢賚罷官歸裡時，年僅二十六歲。此後四十餘年，優遊林下，閒居鄉里。他讀書廣博，為文賦詩，著作很多，贏得了當地官紳、文人們的尊敬，頗有些名望，曾先後被推舉出來纂修《淄川縣誌》、《濟南府志》。
唐與蒲松齡一起出遊互相唱和，蒲松齡還奉命為唐夢賚寫生志，關係非同一般。《慎貽堂書目》收唐夢賚著作11種，其中《借鴿樓近集》不見著錄，另外《禁糴說》一卷，到底是唐夢賚著作，還是蒲松齡的著作，學術界有不同看法。《慎貽堂書目》註明為唐夢賚著作，真相大白。
蒲松齡享年七十六歲，而他在本邑畢際有家坐館達三十年，將近半生，他的大部分論文、雜著，《聊齋志異》的大部分篇章，都是在畢家寫的。研究蒲松齡及其《聊齋志異》，是必須考察他在畢家的處境，生活況狀及畢家人的情況的。
畢際有字載積（《慎貽堂書目》作“載績”），號存吾，明末蔭為官生，於清順治二年(1645)拔貢入監，考授山西稷山知縣，升江南通州知州。畢家是當時淄川縣的名門望族，家裡藏書很多，與社會名流交往也很頻繁，這對蒲松齡是有很大影響的。畢際有對蒲松齡非常友好、器重，蒲松齡也把館東畢際有當成了知己。畢際有死後，蒲松齡寫有《哭畢刺史》七律八首，歌哭情深。
《慎貽堂書目》收畢際有著《淄乘徵》、《存吾集草》；收畢際有父畢白陽著作《石隱園藏稿》。《存吾集草》五卷一冊是研究蒲松齡的寶貴資料，書中內容肯定有不少涉及蒲松齡。此書不見任何著錄，蒲松齡研究專家，山東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導師袁世碩先生也稱“不知有此書”。
（二）《慎貽堂書目》與李漁研究
李漁是十七世紀後半葉中國文壇出現的一個“怪傑”。他不僅在詩文、小說、戲曲、史學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而且在園林、飲食、服飾、養生諸方面也有實踐和理論。可以說李漁是以他的多才多藝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
李漁在清滅亡南明小朝廷以後回到家鄉，蓋茅屋，買地皮，過了三年農圃生活。這段生活對他後來形成系統的園林建築理論有很大影響。《慎貽堂書目》收入的李漁《農圃春秋》一書，應是反應這段生活的真實記錄。
《農圃春秋》一書在《李漁全集》中未收，年譜中不見記載，各種書目沒有著錄。匡亞明主編的“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之一，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俞為民教授著《李漁評傳》“一生著述”一節中也沒有提及此書。
尤侗字同人，更字展成，號悔庵，又號西堂。清順治拔貢，授永平推官。康熙十八年(1679)舉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檢討，參與修《明史》。李漁與其相交甚密，兩人相互唱和，並互校書稿。尤侗還為李漁的《閒情偶寄》等書作序，為詩文作評。
李漁經常請尤侗等人聚宴，看戲，賦詩酬和。《慎貽堂書目》收尤侗《賜宴詩》一卷，也是研究李漁的重要資料。
四、《慎貽堂書目》的抄寫錯誤
《慎貽堂書目》的抄寫時間是道光十二年(1832)。從道光四年(1824)到道光十二年(1832)的七、八年時間，以室名“味經書屋”抄成的書目達七十餘種之多！其中甘苦，可想而知。也許正是因為抄寫量太大，抄寫者劉雯（如海）又年事已高，所以書目在抄寫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現一些錯誤。雖然情有可原，但為避免以訛傳訛，我們還是不能不一一指出：書目中有的撰著者的名字抄錯，如“鄒漪”錯為“鄒斯漪”“鄒綺”，“嚴曾業”錯為“嚴曾榘”，“徐師曾”錯為“徐師魯”，“沈津”錯為“沈律”，“白胤謙”錯為“白允謙”；有的書名抄錯，如《北墅緒言》錯為《此墅續言》，《奏漢文尤》錯為《奏漢文定》，《聖學嫡派》錯為《聖學滴派》，《歷代君鑑》錯為《歷代君監》；有的書名過於簡化，如《重刊校正唐荊川先生文集》簡化為《唐荊川集》，《新編婦人大全良方》簡化為《婦人良方》，《詩觀初集》簡化為《詩觀》，《全城紀略立後記》簡化為《立後紀》，等等。
以上是我們查考《慎貽堂書目》得到的結果。因此書目為海內孤本，不易見，所以把查考的情況做了以上介紹，供有關讀者參考。通過對書目的全面查考，弄清楚了一些過去很模糊的問題以及稀見文獻、鄉邦文獻的情況，更加了解了劉喜海、劉如海兩位先賢為保存、傳播古代典籍做出的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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