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国无公族”制度的成型
06
听了骊姬的话，晋献公陷入了持续的沉默之中。这注定将是一个无眠的夜，晋献公在无边的夜色中仔细回想，却始终都想不起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就产生了要废弃申生的念头了。
按理说，申生也是一个苦命的孩子，当他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便失去了母亲的关爱，此后又被寄养在大夫家中，也从未体察过父爱如山的真切含义。每当看到这个孩子闪着泪光的双眼，献公总是心生爱怜，不忍心让他再忍受水深火热的煎熬。可世事就是如此吊诡，越是互相关爱的人，似乎越是纠葛不断，不知不觉间便走到了今天这父子对立的地步。
这个时候，献公总是会怀念起齐姜——那个曾让他魂牵梦萦的女子，怀念起他们那段暗度陈仓的情愫，以及后来在一起渡过的短暂而快乐的甜蜜时光。他犹记得申生刚刚出生时，内心中所洋溢着的满满的幸福感，也曾记得当年许下的诺言，更难忘记的是在齐姜去世后，他立誓要让申生继承自己的衣钵，将他培养成一名有为的国君。
可人总是善变的，当他在战场上看到了那个出身于蛮夷的女子，便深深地被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青春气息所吸引了，从此便移情别恋，把对齐姜的感情全都倾注到了骊姬的身上，奋不顾身地投入了一段旷世的爱恋之中。爱一个人就要给她想要的一切，给她最为尊贵的地位，给她最美好的愿景，就要让全天下人都知道，这个女人就是他要拼尽一生去保护的人。
然而，他的这份执着，他的全情投入，于骊姬而言或许是爱的关怀，可对于敏感的国人来说，却无异于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而申生的悲剧也是从这一刻开始便注定了。在嗅到危险的气息之后，一些有危机感的大夫们便坐不住了，他们对于这个举动纷纷提出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很简单，按照传统的“诸侯不再娶”的说法，既然先前已经立了齐姜为夫人，即便是她已经亡故，在她之后进门的，无论多么德行高尚，都不能再立为夫人。
坚守这种观念的人或许有些墨守成规，毕竟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一切的旧制度旧观念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早已被摧残的不像样子了，若是固执地坚守过去的原则，晋国就不可能取得今日的成就。越是卓有成就的君主，往往也是破除旧观念最为彻底的人，譬如当今称霸中原的齐桓公，不但一股脑地立了三位夫人，还同时册封了六位如夫人，在这位有着赫赫声名的霸主面前，晋献公的出格举动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根本不值一提。
当然，晋献公也算是一位思路清奇的主儿，他的任性还不止于此，在他执掌政权的短短二十六年间，对规则的破坏可以说是是全方位的。当时的人们倡导同姓不婚，“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是延续千年禁忌，偏偏晋献公就娶了一堆同姓的女子：贾君，贾国公室，姬姓；狐季姬，狐氏大戎，姬姓；骊姬两姐妹，姬姓。周礼倡导亲亲贵贵，他偏偏不信任自己的亲戚，用尽残忍的手段屠戮亲族，摒弃公族，重用异姓大夫。这在当时的观念中，都是极为叛逆的，即便是按照现如今相对宽容的标准来看，都是很难接受的，偏偏晋献公就能做的出来。
这样的脾性或许也是春秋时期诸侯的通病，那些刚刚掌握了千里沃土的新兴诸侯，在面对着过去难以想象的广袤疆域时，难免会像一夜暴富的土豪一样，内心有些膨胀，控制不住自己的私欲，进而将礼法所约定的秩序破坏殆尽，同时也制造了一幕又一幕的人间惨剧。这一系列惨剧——也包括发生在晋国的七十年内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诸侯背离了周公的教诲而造成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讲，商王朝的灭亡以及周初“三监”的叛乱，继承制度的不确定性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周公旦在制礼作乐时，正是以这些教训为蓝本，将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为周王朝的基本制度，用完全的确定性消除潜在的风险，用严格的制度约束为后人开辟出一条通往和平稳定的康庄大道。
晋国大夫无论是摆出“红颜祸水”的论调也好，通过占卜来表明态度也罢，其用意都在于此。既然晋献公已经立过夫人，并将夫人齐姜的儿子申生确立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就不应该轻易更改。如果因为齐姜的死而再立夫人，就必然会给当时的法律专家提出一个巨大的难题：申生是否还是嫡长子？或者说，假如以后骊姬生下了儿子，到时候骊姬的儿子和申生，究竟谁才是合法的第一继承人？如果申生将来不再是嫡长子，那么他如今太子的地位是否还能得到保留呢？他们无非是想要一个确定性的答案，希望晋献公能够以史为鉴，既然太子的地位已定，若不想动摇太子的地位，就不能再立夫人了，以免使得太子无所适从，将晋国再次拉回到战乱的漩涡之中。
正如诗经所传诵的那句话，“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作为一名有着赫赫武功的君主，晋献公身上被赋予了太多的光环，以其在国人心目中崇高的威望，就算是在一切琐碎的事务上都暴虎冯河为所欲为，在短期内也不会产生过于恶劣的影响。可凡事都有例外，特别是在关乎国本的问题上，是容不得他执拗任性的，一名负责任的君主，必须要时刻保持一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谨慎检点自己的作为。
然而晋献公却并不理会这些，或者说他就像是一个陷入热恋的情种，越是有人反对他们的爱情，越是会激起他的叛逆情绪，从而让他们的感情更加稳固。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作为一名开疆之君——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就“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将晋国从一个偏侯发展成了一个地方千里的大国，从一个处处受制于人的区域性国家演变成了一个可以影响中原政治格局的重要参与者——这样的成就也的确太过瞩目，以至于让晋献公失去了自省的能力，从而变得比其他的君主更加膨胀。这种超然自信，让他总以为一切都能在他的控制之下按照预定的规程走下去，却全然意识不到人作为一种动物的局限性。
人类总是一种后知后觉的动物，所谓“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在春秋早期近百年的历史中，由于废长立幼混乱继承秩序而带来的悲剧层出不穷，公子公孙为夺取政权而制造的惨案屡见不鲜，而在这残酷的教训面前，人们往往只有“哀之”的自觉性，却没有“鉴之”的紧迫感。
别人的教训很难转化为自身的经验，重蹈覆辙也是在所难免，恐怕也只有当他们亲自经历过在战乱的洗礼，亲身体会到秩序缺失带来的痛苦后，有了切身之痛的人们才能渐渐醒悟，理解了周公旦老人家的良苦用心，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总免不了要付出一些代价。
晋献公冲破一切阻挠将骊姬立为夫人的举动，向国人释放了一个信号：在他的内心中，太子的地位或许早已动摇了。在这样一个强烈的暗示之下，骊姬的心思便不自觉地开始活跃了起来，不少投机者也开始向骊姬眉目传情，开始挖太子的墙角。一时间关于太子的流言蜚语开始在国内流传，使得这个信号得到了正反馈，最终在整个国家系统中被层层传导、逐渐放大，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随着时间的流转，事态的发展渐渐偏离了轨道，以至于连他本人也被裹挟其中，对过去的种种决策和判断产生了无法弥合的认知失调。
或许起初他并没有废弃申生的意思，然而当整个社会的舆论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的时候，就连他自己都开始产生了怀疑，总认为废弃申生或许就是自己的初心，是内心的魔鬼让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既然如此，他就必须要为这个选择找出合理的依据，从而在内心中开始为自己的作为进行辩护，从批判的角度审视自己的这个儿子。这个时候的申生，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个个性懦弱，行事优柔寡断的庸人罢了，怎么看都不应该是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储君人选。
于是在骊姬的推动下，他不断地试探、不断地暗示，希望事情的演变能够符合自己的预期。然而事实与想象再次背道而驰，申生不但经受住了自己给施加的考验，而且还以他幼弱的臂膀，在充满了血色杀戮的战场上屡立功勋。申生这令人惊奇的表现，并没有让他感到欣慰，反而产生了更多的疑虑。起初他并不知道自己在疑虑什么，直到听到了骊姬的那句话，他才突然意识到：那个在自己面前唯唯诺诺的太子，难道是装出来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也太可怕了。想到这些年来自己对申生所表现出的态度，只要头脑还有那么一丝清明，大概都能看出其中的冷淡，难道申生就这么愚钝看不出来吗？就算他看不出来，他身旁的那些师保私属难道还不清楚吗？如果他对此知根知底，可为什么还一直表现得对自己百依百顺呢？这究竟是内心淳朴与世无争，还是大智若愚另有所图？
要知道，这一年申生才不过十六七岁——出征在外能杀伐决断、破敌立功，回到国内能翻云覆雨、勾连人心，谣言起时波澜不惊，风暴来时临危不惧——究竟什么样的人能够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将这些手段运用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
如果申生真的这么善于韬光养晦，或者是有高人指点的话，那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南面称孤的国君来说，最难忍受的就是这种摸不着的威胁——而这个威胁竟然就来自于一直都被自己看做是生性懦弱的太子。
猜疑链一旦形成，就很难轻易地地抹除。因此尽管骊姬的话并非滴水不漏，但还是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足以让献公那颗脆弱的心为之感到惊惧不已。就算是他不相信申生会反叛，可也难保申生的私属不会为了个人利益而怂恿申生反叛自己。这世间有太多的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便是人们虔诚供养的神祇，也并非是全知全能的，如果反叛注定会发生，绝对不会因为自己的不情愿而自然消止。
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早已没有回头路，不管他是否愿意，父子之间的这场博弈还是要持续下去，是否让申生出征皋落氏，也成了他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如果这次让申生带兵出征，就必须要给他更加警醒的提示，让他知难而退，因为这将是他给儿子最后的机会。如果申生还是无法醒悟的话，他们父子之间必然要发生一些不愉快的冲突，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待续……
晋国史话·第一辑 晋文公霸业的基石
閱讀更多 逸川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