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廣之外的中國，有一種新的「教育無用論」

「聽好書」邀請了華東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田雷來解讀《我們的孩子》，他的研究方向是美國憲法，同時他也是本書的譯者。他認為本書關注的教育問題，會讓中國家長有代入感，在推薦中他聯繫了中國的現實，認為在中國廣大相對落後的地區，存在一種新的

田雷，《我們的孩子》譯者華東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

我作為《我們的孩子》這本書的譯者來推薦這本書，有點自賣自誇的感覺，所以我的理由要充分。

如果是三個理由的話，第一個理由是這本書是帕特南教授的作品。我們做社會科學研究的人其實都知道帕特南教授出生於1941年，他是“炙熱一代”美國社會科學家中最有學術成就的代表者，而且他的研究一貫以來都非常有社會關懷，這是我第一個能想到的理由。

第二個理由，我和我的合作者宋昕提供了一個非常優秀的中文譯本。我覺得這一點對於中文讀者來說，意義也是相當重要的。

第三個理由我想這本書說討論的話題，它的關鍵詞包括不平等、貧富差距、美國夢。事實上我關於美國的書，中國讀者其實經常同樣有一種感同身受，會代入我們中國的語境，這本書讀起來也非常打動人。它絲毫沒有嚴肅的社會科學學術作品，讀起來的那種枯燥的感覺。

羅伯特·帕特南《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孩子》之所以受到普遍的關注，和這本書討論的話題有關。這本書討論的問題其實由始至終沒有離開過孩子的教育問題。從家長的角度來說，孩子的教育都是天大的事，也是中國當代社會焦慮的焦點問題，正是討論教育問題使得這本書獲得了非常廣泛的關注。

現在中國的家長對待孩子教育問題，處在一種非常疲於奔命的狀態，背後可能就是我們反覆說的那種無所不在的焦慮。我最近就看了一本新的研究著作，是一個比較多個國家的研究，這個研究得出了一個結論，當經濟狀況不好的時候，當我們預期到未來不是一種普遍共同富裕或者是小康社會，而是出現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的時候，家長會選擇把更多的資源投放到孩子的教育上，當然這也是做家長的一種職責所在。

另外一個點，我們需要關注的，其實《我們的孩子》這本書也提到了，或者他反覆講的就是在窮孩子和富孩子或者說兩類家長之間事實上存在一個“階級剪刀差”。

其實這種狀況在中國社會也存在。這本書是去年6月份出版的，到了8月份我們做了一個統計，我們就看京東的數據。在這本書上市的頭三個月裡面，北京家長所下的單佔了這本書總銷量接近50%。然後上海的家長佔了30%，也就是說京滬兩個城市一下子佔了銷量的80%。

我在想，可能其他一些城市，比如說南京、武漢、杭州、廣州、深圳也會佔一些購買量。在這本書剛剛出版的頭三個月，中國廣大內陸地區的縣城的家長讀過這本書的人可能微乎其微，這說明其實中國也存在著一種，至少是文化資本上的分佈差異。如果說這本書真有育兒效果的話（讀了這本書你總能接觸到一些西方社會科學，例如對孩子成長的最新研究），那就意味著這本書的寫作與出版，其實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加劇階級差異。

尤其在美國，只有接受過大學教育的家長才會讀這本書，那些在工廠生產線上忙碌終日的家長們，或者單親媽媽們，是沒有時間和精力去看這本書的。但是我發現一點，當下北上廣的家長們，或者說小資家庭的家長們，他們越來越發現其實教育很難改變命運，

一些相對落後的地區的孩子們，他們現在反而有一種很新的讀書無用論或者是教育無用論。在教育可能是改變他們人生命運唯一機會的時候，孩子們反而事實上不相信教育能夠改變他們的命運，因為他們的生活經驗往往告訴他們教育沒用、讀書沒用，他們會想，“反正我也讀不好，跟大城市的孩子，我跟那些家庭優越的孩子沒法比”，而當今的社會也給他們提供了足夠多的誘惑。我感覺在北上廣以外的中國，用我們現在時髦話說，那是一個拼多多的中國，一個不讀《我們的孩子》這本書的中國，那個可能是更真實的中國，可能有一種新的教育無用論。

但這種新的教育無用論其實蠻宿命的。他們應該相信教育能夠改變命運，因為他們只能這麼相信。但是當他們不相信了，他們失去的信念也是一個自我實現的寓意，意思是有一天就真的改變不了他們的命運了。他們會覺得教育不能改變我的命運，所以我不需要投資教育，我不需要認真的學習，你看吧，最後教育果然沒有改變我的命運。

我覺得寫作和我們那個時代是不一樣的。我讀高中的時候是90年代，我是在江蘇北部一個經濟比較落後的縣城讀的高中。我們對社會、對外界基本上是一無所知，我們那時候最多看看報紙，但那個時候我們有一種無知者無畏的理想，正是這種無知無畏支持我們走到了現在。但是現在的孩子，尤其是北上廣之外的孩子，可能對人生事實上有一種故作成熟的幻滅感，我覺得那樣可能未必好

現在的孩子不要說是在江蘇北部的一個縣城，哪怕是甘肅、青海的一個縣城，他們現在所能獲取到的信息事實上和北上廣並沒有差別。但是那種信息反而讓他們產生了一種這個東西不屬於我的感覺，以一種故作世故、故作成熟的方式，把人生中應該有的奮鬥給迴避掉。

因為這本書核心的意思就是不平等在過去半個世紀的日益加大，不平等事實上是每個人類社會都面臨的事情。無論大歷史的研究，還是一些社會科學的定量研究，其實都能看得到，任何一個社會只要它長期保持了穩定，事實上不平等都會越來越嚴重。而真正實現平等的社會，往往可能是這個社會因為某種原因陷入了危機和動盪。某一種暴力把這個社會又重新給推平了，我覺得這是人類社會所面臨的一個特別難以走出去的困境。

我知道耶魯法學院有一位教授現在正在寫一本書，書名可能他想叫做《滾雪球一樣的不平等》。這也是一個非常生動的表述：不平等如果不加以控制，它事實上就像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

在面對社會不公平時，提出的措施往往特別的軟弱無力。我覺得帕特南先生在書的最後一章提出的解決方案即便能夠在政治上加以推行，但它真的能夠扭轉帕特南所說的這個社會發展的趨勢嗎？我個人在這問題上相對來說比較悲觀，假設這些帕特南的方案能夠完全克服政治上的種種阻力，而成為現實，我仍然覺得這些方案對於治癒美國社會如此嚴重病症，藥力還是有點不夠，這是我的理解。

我們不是說要從一個極度不平等的社會走向一個完美正義的社會。帕特南教授給我的感覺是，只要能推進一點，能讓這個社會的不平等再少一點我們就做一點。

「聽好書」採訪羅伯特·帕特南，張偉 攝

在翻譯《我們的孩子》的過程中，我也閱讀了他的其他著作，一個很大的感受就是帕特南並不是受困於學科領域和學術規範的學者。我對他的作品出中傳達出的社會責任感上，感到特別佩服。是不是正是這種社會責任感讓他保持了樂觀的態度？當一個社會面對如此嚴重的問題時，如果當我都說這個社會無可救藥時，我們都坐以待斃時，它也許有一天就會成為現實了。

我覺得無論中國還是美國精英階層，必須要意識到一點，他們的成功絕對不完全來自於個人的奮鬥。這種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歷史的進程，以及這個歷史進程所特有的社會結構。如果我們的精英沒有這種擔當意識和公共意識，我覺得很多公共政策上的調整，事實上對最後促進社會的平等化其實相當有限。

帕特南自己在書中有這麼一個表述，但我覺得這個表述是他的一個修辭。帕特南的父親就是一個開小商店的，能夠成為哈佛大學頂尖的教授，那一定是他自己聰明決定，是自己努力的結果。當他寫完這本書之後，才發現自己原來是很無知，他的成功其實是得益於戰後美國的普遍平等的社會。我覺得美國或者中國的精英真的要有這種意識，那就是必須承擔更多的責任，而不是再繼續用個人主義的話語、成功學的話語，塑造一個又一個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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