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時璋（1903.10.10-2009.10.29）浙江鎮海人，生物學家，中國細胞學、胚胎學的創始人之一，中國生物物理學的奠基人。
1921年（民國十年）畢業於上海同濟醫工專門學校醫預科，1928年（民國十七年）獲德國土濱根大學自然科學博士學位，1948年（民國三十七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78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2003年國際永久編號36015的小行星命名為貝時璋星。
貝時璋主要研究包括動物個體發育、細胞常數、再生、中間生、性轉變、染色體結構、細胞重建、昆蟲內分泌腺、甲殼類動物眼柄激素等方面，其中尤以關於細胞重建的研究最為突出。[1]鑑於他長期從事實驗細胞學研究取得的卓越成就，德國土濱根大學又於1978年、1988年和2003年三次授予博士學位。他以“學科交叉”理念創建了浙江大學生物系、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和中國科技大學生物物理系，他組織開展了“核試驗放射性本底自然監測”、“核爆試驗對動物本身及其遠後期輻射效應監測”、“生物探空火箭”等研究工作，為中國生命科學和“載人航天”事業做出了傑出貢獻。
獨上高樓
新中國建立中國科學院之初，貝時璋受邀來到北京，協助籌劃生物科學研究佈局。1958年，他提出要建立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然而這個提議很快引起爭論，反對意見不絕於耳。
質疑的核心問題是，生物物理學是否能夠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反對者既來自生物學家，也來自物理學家，大多數人認為，生物和物理完全是兩門學科，不能混為一談。有人直言不諱批評道：“只有生理學，沒有生物物理學。”
學科交叉，這一如今被廣泛接受的學術理念，當年卻有“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的況味。貝時璋要面對善意的勸阻，也要面對四周的譏諷和嘲笑。
經過精心準備，國務院同意建設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並最終於1958年9月成立，成為當時世界上少數幾個生物物理學專業研究機構之一。這標誌著，生物物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在中國正式確立。
多年後的今天，生物物理所已在分子酶學、晶體結構解析、生物膜、神經生物學等重要領域取得了具有國際水平的豐碩成果，為深化生命科學的研究開闢了廣闊前景。
貝時璋晚年時說：“我現在對生命的本質問題可以發表意見了。我是將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哲學結合起來去探討生命的本質，而這種認識年輕時是不能與之相比的。”
為了推動生物物理學的發展，貝時璋將主要精力傾注於科研管理，但他卻不止一次這樣吐露心聲：“從我個人角度看，我還是喜歡做研究工作，而不大喜歡做學術組織工作。”
“對科學家來說，最快樂的事情是待在實驗室裡做實驗，或在圖書館裡看書。有時看書看得出神，旁邊有人叫他也聽不見；實驗做得津津有味，有時把時間也忘了。”貝時璋內心向往簡單寧靜的科學生活。
然而，國家的現實需要，卻不得不讓他出走“象牙塔”。
貝時璋的學生應幼梅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曾這樣記述：他沒有時間，這是最重要的原因。他的時間讓組織工作、計劃工作、外事工作，還有社會工作佔去了。不是因為他有這樣的興趣，而是黨和國家有這樣的需要。
挑戰金科玉律
2003年10月，貝時璋百歲壽辰前，他一直惦記著給自己的一份特殊禮物：用兩年半時間主編完成的《細胞重建》論文集第二集。他盼望這本集子能夠儘快出版問世，捧握在手。
“如果論文集出不來，過百歲生日就沒有意思。”其實，貝時璋滿心惦念的，並不只是一本論著，而是他幾十年來都不忍割捨的“細胞重建學說”。
儘管至今學界對這一理論還有爭論，但貝時璋為此付出的努力，卻折射出一代科學大家堅韌不拔的科研精神。這一理論的研究，整整跨越了貝時璋70多年的科學人生。
1932年春的一天，貝時璋到野外採集實驗動物，在杭州郊區的一條水溝裡邂逅了幾隻具有異常形態的豐年蟲：雄性個體的頭形像雌性的，而雌性個體的頭形又像雄性的。
這一幕，成為貝時璋一項重大科學研究的序幕。他敏銳意識到，此類異常及其原因，生物學界還沒有相關研究報道。
隨後，貝時璋在顯微鏡下觀察發現，這些頭形異常的豐年蟲個體，它們的性別非雌非雄、亦雌亦雄，是一種中間性（intersex）。後來，這種特殊生物性別被命名為二倍體中間性（DiploideintersexeBei）。因貝時璋的首次發現，學名中加註“Bei”。
更為重大的發現則是，豐年蟲性轉變過程中發生了生殖細胞的奇異變化：新形成的細胞並不是由母細胞分裂而來，而是以母細胞細胞質中的卵黃顆粒為基礎材料逐漸建立起來的。
貝時璋將此現象稱為“細胞重建（cellreformation）”，它打破了細胞只能由母細胞分裂而來的傳統觀念，成為另一種新的細胞繁殖方式和途徑。
然而自1871年以來，在細胞學說領域，細胞分裂被奉為“金科玉律”。長達百年的時間裡，生物學界一直認為，細胞是以分裂方式繁殖增生的，並且是其繁殖的唯一途徑。無疑，貝時璋提出的“細胞重建”假說，向傳統的“細胞分裂”觀念提出了挑戰。
第二年春天，貝時璋在一次生物學討論會上，報告了這些現象和他的看法，正式提出“細胞重建學說”。正要進一步深入研究之時，抗日戰爭爆發了，貝時璋隨浙大西遷貴州，研究被迫暫停。
直到1943年，論文《關於豐年蟲中間性生殖細胞的轉變》和《卵黃粒與細胞之重建》才得以正式發表。然而，世事動盪，始終無法讓他潛心鑽研。
在一篇自述文章中，貝時璋回憶，抗戰結束後，“回到杭州，既要教課，又要安頓家小，依舊忙忙碌碌。解放後更忙，雖然在研究單位工作，但我還暫時抽不出時間來從事課題的研究，也不得不暫時放棄感興趣、時時牽掛著的細胞重建的研究。後來，又是‘文化大革命’，更不能安定下來從事研究工作”。
轉眼間，近30個年頭過去了。但貝時璋一直沒有忘記自己想要最終澄清的問題，他說：“雖然當時還不能做，可我堅信終有一天我會去做的。”
無盡的探索
回到科研一線，繼續推進細胞重建的研究，是貝時璋不曾放棄的夢想。
1970年，他為此準備了一篇詳盡的開題報告，用兩個多小時仔細說明“細胞重建”課題的研究目的、計劃和意義。然而，會場中沒有任何反應。有生物界同行寫信給貝時璋，勸他不要再研究這個課題，堅持做下去會讓他身敗名裂。
面對質疑，貝時璋有時也深感苦惱。
他的學生陳楚楚回憶，那個時候，每當有人說“貝老我很尊敬您”，貝時璋都會追問，“你是對我個人的尊重，還是對我從事的科學研究的尊重？”
改革開放前，學術爭論一如當時的國內形勢，情況複雜、思想混亂。貝時璋帶領研究組，小心翼翼地工作，避免陷入不必要的爭論。幾年時間，他們觀察到了許多前所未見的現象。
為深入推進研究工作，貝時璋甚至提出了3年、8年、23年規劃，確定出一直到2000年的奮鬥目標。
此後，貝時璋親身組織、參與了大量科學實驗，進一步證明了細胞重建在自然界的廣泛存在，並揭示了細胞重建物質基礎之一的卵黃顆粒中存在著染色質、DNA和組蛋白等生命物質。這是科學上的首次發現。
生物學界同行曾評價，貝時璋的學說本身很有創意，是很前沿、很有深度的思考。即便在今天，這依然是很難的一個課題。雖然目前無法求證，但並不排除未來會有新的發展。更加值得珍惜的，是貝時璋為科學界作出的精神貢獻。
做一個真實的科學家，這是貝時璋一生中最為樸素的追求。在他心中，“失敗不應該引起科學家的懊喪。一個實事求是、熱愛真理的真實的科學家，應該本著客觀的態度和求是的精神，放棄或改變自己的想法，做更深入、更系統的實驗和研究，把事實真相弄得水落石出”。
貝時璋是不曾退休的科學家。百歲高齡時他曾說：“我現在雖然耳朵已聾，視力越來越差，但我思維仍清楚，還經常寫些筆記和短文，力爭活到老、學到老、幹到老。”
對於科學，貝時璋有無盡的探索。百歲之後，貝時璋與助手王谷巖約定，每逢週三都要討論工作，談學術問題是他最高興的事情。
貝時璋曾說，他是在“用自己的生命研究生命”。這句話，無疑是他一生獻身生命科學的真實寫照。
閱讀更多 記錄科學家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