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趙鳳蘭
隨著《中國詩詞大會》《見字如面》《朗讀者》等人文類綜藝節目對電視媒介文化空間的釋放和激活，曾一度被“泛娛樂化”時代淘汰出局的讀書類節目漸有回暖之勢。近日，由實力文化與騰訊視頻出品的大型場景式讀書節目《一本好書》，為讀書類節目在文化綜藝新藍海中重獲生存空間和話語權贏得了契機。
《一本好書》是《見字如面》的副產品，也是總導演關正文歷時兩年研發的大型原創類讀書節目。為了讓電視讀書以全新的面貌涅槃重生，《一本好書》採取了最為“興師動眾”的讀書方式，它擬每期推出一部近40年來影響人類文明進程且有廣泛閱讀價值的好書，以舞臺劇的形式將書中的經典內容活靈活現地演繹出來，可謂一部場景化演繹的“可視之書”，又如同是一部演繹現代名著的“活報劇”，讓觀眾在360度沉浸式舞臺化場景中身臨其境地“讀書”。在首期推出的全球經典名著《月亮和六便士》中，偌大的環形舞臺被佈置成書中真實的舞臺化場景，飾演毛姆的趙立新和飾演男主人公斯特里克蘭德的黃維德穿梭其中盡情演繹，其間穿插陳曉楠、蔣方舟、朱大可三位嘉賓的互動品評。該節目在騰訊網和江蘇衛視一經播出，其讓書活起來、生動化的“演書”模式的確令觀眾耳目一新。
從傳統的看書到聽書，再到如今的演書，讀書的方式隨時代環境和載體的變化可謂花樣翻新。“沒有人能做出熱播的讀書節目，為何你能？”正如導演關正文被質疑的那樣，《一本好書》能否成為爆款尚有待市場檢驗，但孤寂清冷的讀書類節目歷來與“熱播”二字無緣卻是不爭的事實。
長期以來，讀書類節目在電視熒屏上一直扮演著尷尬的角色。以1996年央視開播的全國首檔讀書節目《讀書時間》為標誌，電視讀書在中國的發展迄今有20多年曆史。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出版業勃興之際，全國曾有20多家電視臺播出讀書類節目。然而，在經歷了不到10年的輝煌後，2005年，隨著以《超級女聲》為代表的“泛娛樂化”時代的到來，受娛樂選秀類節目的伏擊和收視率這一達摩克利斯之劍的侵擾，加之網絡時代受眾閱讀平臺的遷移，讀書類節目在“末位淘汰制”的生存重壓下紛紛淡出熒屏。一時間，北京有線電視臺《華夏書苑》、湖南衛視的《開卷有益》、上海電視臺的《閱讀長廊》、湖南電視臺的《愛晚書亭》、青島電視臺的《一味書屋》等“集體謝幕”，只有情懷不能賺錢還霸佔時段的電視讀書類節目因面臨嚴冬而淪為“瀕危物種”。
然而，
讀書這項高雅的精神活動並非精英們的專利，一個文明大國的國民斷然不能缺失閱讀的傳統。尤其是在倡導全民閱讀、建設書香中國的當下，電視作為最有群眾基礎的大眾媒介，參與和推動大眾閱讀也是理所當然。電視讀書節目應當“有所為不缺位”，同時承擔起讓國民“讀好書、好讀書”的重任。如今，在經歷了被娛樂節目碾壓的陣痛後，融媒體時代的視頻類讀書節目正以新的面貌和時代氣息悄然復歸。比如，江蘇衛視的《閱讀·閱美》以“美文推薦+美文朗讀+人物訪談”三位一體的模式對傳統讀書節目進行升級和優化，讓觀眾擁有更強的代入感和勾連感；深圳衛視等出品的《一路書香》走出了書齋和演播室，將讀書與旅遊相結合，以天地為幕、讀大地之書的戶外文化探尋方式讓觀眾領略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書香之美；前些年依依惜別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的梁文道，也在新的脫口秀節目《一千零一夜》中東山再起，以行遊的薦書方式在北京天橋上講《了不起的蓋茨比》、在地鐵裡講《老人與海》，在街頭用經典觸摸人性肌理、在霓虹燈下與夜歸人並肩同行；而騰訊視頻打造的《許子東現代文學課》則乾脆摒棄了節目的形式和包裝，完全從文學內容出發，以課堂實錄“公開課”的極簡方式向公眾傳播中國現代文學簡史。這些節目在創意、表現內容和形式上可謂挖空心思，窮盡各種媒介和手段，且一改傳統讀書節目通過訪談或評論介紹書、推介書的簡單模式，充分發揮影像媒介的優勢，通過更為立體多元的載體和與其他類型節目混搭等方式進行節目的嫁接和深度融合，使高冷範兒的讀書節目走出書齋、走向大眾，滿足了部分想看好書、想了解書又想看節目的人的需求，有效增強了觀眾對節目的黏性和互動性，同時也為全媒體時代讀書節目的創新探索出了新的觀賞模式和說書路徑。
主打品位和情懷的視頻讀書類節目復現熒屏不僅是中國電視人文價值的迴歸，也是時代精神的召喚。可我們還應清醒地看到，這類節目在市場上的生存空間依然逼仄。這一方面歸結於浮躁的市場生態環境；另一方面也受制於讀書節目自身的特性。從讀書節目本身來講，讀書是一項訴諸理性和思辨的深層腦力運動和心靈活動，電視和視頻媒介的觀賞要求和淺閱讀特性有時需要讀書節目去思想性和深刻化。此外，視頻聲音的即逝性、畫面的移動性、影像的瞬間性決定了電視讀書節目留給觀眾的品位和思索是有限的，要想在短時間內留住觀眾的眼和心，就要探索出將紙質文本視覺化、將抽象思維具象化、將深邃思想通俗化、將私人讀書公眾化的最有效的表達方式。從讀者來說，讀書除了倚賴他人影響灌輸外，還得靠個人獨自咀嚼書本，我們固然不能指望一檔讀書節目就能徹底改變國人讀書少的現狀，但閱讀的方式和載體是多樣的，讀書節目對於普及大眾文化認知、引領全民閱讀風尚功莫大焉。正如關正文在給節目定位時所言：“希望拋出《一本好書》這塊‘磚’，引出觀眾用心讀好書這塊‘玉’；只要觀眾看完《月亮和六便士》這檔節目，馬上去讀這本書，我們的目的就達到了。迄今為止，最暢銷的書也不過百萬量級的讀者，這跟視頻節目動輒上千萬、上億的受眾規模沒法比。”可見，電視讀書有著紙本閱讀無法替代的優勢和影響力。
從市場的角度來看，儘管中國電視業市場化催生讀書節目不斷進行自我蝶變和調整，但我們還應理性看待這一節目類型。讀書節目承載著潤物細無聲的文化使命，它的價值無法用短期的利潤、流量和收視率來衡量，也無法將這一格調高雅的精神產品簡單地量化和物化。全民讀書關乎國民精神福祉和公共利益，電視臺等媒介機構除了盈利外，也有責任在公共服務原則下通過節目為公眾提供最好的信息、人文和教育的高品質產品，儘管有許多節目的內容，只有少數觀眾感興趣，也不受廣告商的青睞，但只要這些內容所傳遞的人文知識恰恰代表了人類文明的價值，那麼它一樣具有存在的價值。畢竟，娛樂和廣告不是電視節目的唯一目的，人文精神缺失的電視臺是沒有生命力的。換句話說，當一家媒體失去了公信力，那麼它所做的其他一切都將失去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一本好書》等讀書類節目涅槃重生、復現熒屏是好事，它是喧囂地帶的一方淨土、一股清流，我們要關注並呵護它們。
本文轉載自《經濟日報》 2018年10月28日 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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