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6日清晨，一个骑自行车的男青年，冒着腾腾雾气，急驰在207国道上。小伙子叫刘和庆，是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砖桥村农民，正急赶路到纪山村去帮工盖房。当他行至207国道1076.5公里处时，猛地瞥见路旁池塘里隐浮着三条鼓鼓囊囊的麻袋，会不会是夜行货车上的物资落下去，滚进了鱼塘中？他一边琢磨着，一边停车卷起裤腿，下到水里，把一个麻袋拖到身边，用手一捏，“嗬”！软绵绵的。顿时，一股神秘、恐怖的感觉袭上心头。这时，恰逢四方乡村民刘士兵、余明成和一群筑路民工也路过此地，大伙儿围上来七手八脚地解开麻袋，里面冲出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接着，便看到一条人的大腿……刘和庆等人飞车赶到四方派出所报案。
上午9时许，荆门市公安局副局长田文政、刑侦科长曹裕庭带领侦查员和沙洋分局的侦察员相继赶到现场。侦查员们发现，三条崭新麻袋中分别装着两具女人的尸块。经拼接，两具女尸的肢体基本完整，但没有两人的头颅。经仔细勘查：
第一具尸体的年龄在60岁上下，身高1.5米左右，体形瘦小，上身穿一件白底蓝色方格衬衣，下身穿一条蓝色针织绦纶长裤，脚穿黄色丝光袜。左手食指、中指处呈黄色，有抽烟习惯。其长裤兜里装有一张从四川梁平至万县的公共汽车票，上面盖有“8月31日9时50分”的戳记。
第二具女尸的年龄为40岁上下，身高1.60米左右,体形肥胖。上身穿墨绿色柔姿纱衬衣，衬衣口袋内装有万县至沙市的轮船票、四川梁平的粗粮票和一张写有“件”、“尺”、“元”等文字的电报纸。
除此之外，还有犯罪分子用来包裹尸体的浴巾、绒、白布条和塑料薄膜。然而，所有这些，均不能证明死者身份。负责指挥现场勘查的田文政副局长说：“这真是一起无头的无‘头’案”。
当天下午，荆门市公安局局长吴方清主持召开了案情分析会，会一直开到深夜，经反复分析，大家认为：
1、从死者的穿着、打扮及身上发现的车、船票、电报纸上记载有“件”、“尺”、“元”的字样来看，她们可能系四川境内从事布匹一类生意的人。
2、中心现场地处公路交通要道，过往行人、车辆较多,不具备作案条件，此处不是第一现场。从死者携带的船票是在沙市起点、犯罪分子用来包裹捆托尸块的物品多系棉布条、绒布和浴巾等纺织品看，杀人碎尸现场可能在纺织工业比较发达距抛尸现场只有20多公里的沙市，案犯可能与纺织业有关。
3、罪犯杀人后，有充足的时间肢解、捆扎、包装尸体，而且尸表干净，因此，在室内作案的可能性大；包装均用针线缝合，所以，有女人参与作案的可能。
4、根据死者胃内食物消化程度判断，是饭后2至3小时遇害。从尸体腐败程度判断，遇害时间在5日上午9至10点钟。
根据以上分析，吴局长当即拍板兵分两路：由刑侦科科长曹裕庭率一支队伍赴沙市，向沙市市公安局通报案情，请求协助配合，以期发现踪迹;派侦查员程昌雄、廖泽平赴四川梁平，核查死者身份。
南昌曝出两颗头
1988年9月8日傍晚，由北京开往南昌的148次列车到达了南昌站。21时，南京6组列车员王本道进入了7号车箱接班时，发现7、8、9号座位下有一条麻袋，不知装的是什么东西，随即向车长章旭报告。于是章、王二人把麻袋拖出来，将麻袋扎口绳索剪断，见里面还有一草绿色帆布袋，再解到里面，又露出一塑料编织袋……车长章旭顿生疑窦，赶紧叫来乘警曾海林，由曾打开了最后一层白色塑料袋，发现里面竟装着两颗人头！
上海铁路公安局南昌分局、南昌市公安局和江西省公安厅接到报告后迅速派出刑侦、技侦人员及有关领导赶到现场。经勘查：
一号头颅:60岁左右，发长12cm(有白发)，单眼皮，有7颗假牙并呈黄色，与抽烟有关，头部多处损坏。
二号头颅：40岁左右，黑发，发长9.5cm，单眼皮，小鼻子，面部脂肪丰富，整个头皮及颜面的软组织均未见损伤。
经法医鉴定：两名死者死亡时间相同，约有5天左右；一号头颅系脑严重损伤而死，二号头颅系窒息死亡；两名死者均系O型血。
此外，裹扎两颗头颅的包装除麻袋、帆布袋、塑料袋外，还有旧单人沙发枕巾、黄底大花旧双人枕巾、灰色黑隐条纹女长裤、白底小红花松紧带女短裤各一条……
此系一特大杀人碎尸案无疑。
为此，1988年9月9日上海铁路公安分局向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发出了“协查通报”，并组织150名铁路公安干警沿铁路线，全面展开侦查，以期发现线索。
上海铁路公安局的《协查通报》很快到了湖北省公安厅，继而到了荆门市公安局。尸首异地，相距千里，会不会是同一起案件呢?荆门市公安局上至局长、下至一般干警都在关心和思考这个问题。
9月11日下午，荆门市公安局接到省公安厅的通知,当即派出法医陈卫东和一名刑警奔赴南昌，提取两颗人头。
在公安部的统一协调下，由湖北省公安厅牵头，9月14日在荆门召开了联席会议。与会者有风尘仆仆赶来的上海、南昌、武汉铁路公安机关的负责同志，以及湖北省公安厅刑侦处处长单帮桃、荆州地区公安处副处长张家会、沙市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安林、荆门市公安局局长吴方清、副局长田文政，还有各地刑侦负责人。会议由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艾汉金主持。
会上，南昌、荆门两地分别介绍了案情，法医进一步对两地的尸块进行了人体结合。与会者一致认为，南昌和荆门两地的尸块无论从死者年龄、遇害时间，还是从犯罪分子用于包装尸块的材料和包装方法等方面看，都有相似之处，同属一起案件。最后，艾副厅长决定：此案由荆门市公安局受理，各有关公安机关加强协助，力争尽快破案。
梁平觅踪
侦查员程昌雄、廖泽平接到查明死者身份的任务后，一路乘船溯江而上，首先到了四川万县市。他们在当地公安部门的配合下，遍访全市10余家旅社，均未发现8月底9月初有一瘦一胖、一老年一中年妇女投宿。于是又马不停蹄乘车直奔梁平县。
当程、廖二人向梁平县公安局的同志出示了从死者身上掏出的那张汽车票后，梁平县公安局马上出动干警，深人各居委会，“对号入座”。
程、廖则来到梁平县小商品市场，他们发现摊子上有卖与死者身上穿着同样的衣料。于是小程上前与商贩们攀谈起来。
“你们这些商品是从哪里进来的？”
“上货的位置多着呢，上有重庆，下有宜昌、沙市、武汉。”
“最近有人去沙市进货吗?”
“咋没有?”几个摊贩板起手指一算就举出7、8个。
“有没有一个四十多岁胖胖的女子？”程昌雄进一步问。
“有！”一个商贩答。“雷发玉前几天就下沙市了，还没回来呢。”
“雷发玉”?程昌雄又问了一句，转身就往公安局走。殊不知，这时雷发玉的丈夫——县煤建公司会计邹祥珍已闻讯坐在刑警队的办公室里了。
当程、廖向邹出示在荆门境内发现的碎尸照片和遗物时，50多岁的邹祥珍一眼认定胖子就是他47岁的妻子雷发玉，瘦子是雷的同母异父姐姐严家玉，时年62岁。邹祥珍痛不欲生。当地派出所的同志又马上通知严家玉在梁平镇职业中学教书的儿子陈平……
陈平一见惨不忍睹的照片和遗物，呛天哭地，点头认定是其母亲。
原来邹的妻子雷发玉是梁平县中城区天竺乡供销社的承租经理，1988年7月2 8日，邹雷夫妇一同到四川丰都出差，当晚，雷发玉在丰都县政府招待所与一30多岁的妇女同住一室。那女人自称张萍，是湖北省沙市荆沙棉纺厂劳资科干部，并说，沙市的棉布便宜，她这次出差就是推销棉布的。正好，雷发玉想为供销社进一批白布。于是，两人越套越近乎,越谈越投机，雷表示，回梁平后，立即筹措资金，亲赴沙市进货；张萍说，她还要到重庆办点事。第二天分手时，两人相约8月下旬在梁平碰头，同去沙市。邹祥珍继续介绍说，8月30日下午6点多钟，他的家中来了一男一女两人，男的35岁左右，中等个头，团团脸，肤色白黄，身体比较壮实，穿着也挺讲究；女的30多岁，身高1.58米左右，不胖不瘦，嘴唇稍厚，脸色腊黄，象有病的样子,但打扮得比较洋气。
经过介绍，邹祥珍才知，那女的就是老雷丰都邂逅的张萍，男的初次见面，是湖北当阳紫盖贸易公司的胡远祥。
寒喧几句后,胡远祥从一黑色人造革提包中拿出白布样品，老雷一看大喜，当即下厨做饭。
席间，胡远祥说，丰都还有一笔石腊生意要做，他必须跑一趟丰都。雷发玉却要求第二天就启程。张萍强调，先给丰都发一封电报说明情况，次日上午出发。酒足饭饱之后，雷发玉又领着胡、张二人去邮局发电报，然后，目送他们两人进了北门供销旅社，才转身回家。
于是，对此深信不疑的雷发玉当夜约好在街上摆小百货摊的姐姐严家玉作伴。这样，他们一行4人便于8月31日上午9时50分乘车去万县搭船。雷发玉出门时身上带有从银行借贷的15000元现金和自己家中的现金数百元，严家玉也带有500多元现款。
最后，邹祥珍告诉侦查员：严家玉有一表亲叫文丰，快60岁了，在沙市环卫所工作，住张家三巷副57号，她们商议到沙市后，准备住他家。
访问告一段落,侦查员离开邹家，直奔北门供销社，果然找到胡远祥为自己和张萍亲笔填写的住宿登记卡。接着，他们又在邮电局复印了胡远祥拍往丰都的电报稿。
沙市寻踪
当程昌雄、廖泽平跋涉于巴山蜀水之时，刑侦科科长曹裕庭正带着一班人马，坐镇沙市。
在湖北省沙市市公安局的密切配合下，他们一方面召集派出所长、内保和居委会干部会议，公布案情，展示死者肢体、衣物照片，出示包裹、捆扎尸块的麻袋，塑料布、浴巾、棉纱等现场遗留物，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另一方面，组织侦查员分别深入到有关厂家进行调查。
经过调查，虽然发现现场遗留的诸多物品都与沙市的部分厂家、商店有关，但却没有发现具体与谁有关，正当曹科长陷入一片迷茫之时，忽听刚从四川调查归来的程昌雄说，死者在沙市张家三巷副57号有一个叫文丰的亲戚。于是，他们赶紧来到了文丰家。
据文丰反映：
9月1日上午，他们收到了表姐严家玉从万县发来的电报，说是8月31日下午5时启程赴沙市，并请文丰9月I日晚10点左右到码头迎接。
于是，当天晚上10点，文丰夫妇和大女儿文红梅3人准时赶到了码头，当他们接到严家玉后，才发现同行的还有三人，一个是严家玉的同母异父妹妹雷发玉，另两人为一男一女,也是生意人。
严雷二人见到前来迎接的亲人后，就与那一男一女话别了，并相约次日见。接着，只见那一男一女登上一辆东区饭店接旅客的大客车。
文丰回到家里，才知表姐是来沙市进白布的，那一男一女就是牵线人。
第二天下午，那个男的应约而来，将两姊妹带去看货，直到傍晚，姊妹俩才返回文丰家中,并兴奋地说：她们到了一家棉纺厂，看到了好多好多的白布，那男的还请她俩在餐馆吃了一顿饭。
9月3日上午8点多钟，那个男的又来说，提货已没有问题，只是还没找到运货去码头的汽车。到了9月4日的上午9点多钟，那男的来说，已租了一辆卡车,马上就到棉纺厂办提货手续。两姊妹就这样离开文丰家。文丰说完，侦查员又详细询问了一男一女的体貌，与邹祥珍介绍相吻合。侦查员们又赶到荆沙棉纺厂调查，而荆沙棉纺厂根本就没有胡远祥、张萍二人，更不曾有两个一胖一瘦的女人9月初到布匹仓库看过货。
紫盖贸易公司之谜
由于沙市方面的线索已经中断，刑侦科副科长杨忠银和刚从四川调查归来的侦查员廖泽平一道又匆匆赶到了当阳。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彻底查清胡远祥、张萍二人在四川梁平等地住宿时，所使用的湖北当阳紫盖贸易公司介绍信的来龙去脉。
在当阳市公安局的协助下，杨、廖二人翻遍全市贸易公司登记底册，却不见紫盖贸易公司的名字。这时，当地公安部门的同志提供说：在本市半月镇，有一个叫紫盖的地名。于是，他们又火速赶到了半月镇。
杨、廖二人在半月镇派出所李所长带领下，从半月镇一个干部那里找到了一枚已经作废的“湖北当阳紫盖贸易公司”的印章，由于几易其手，却不知这枚印章是谁交上来的。接着，他们又带上印章到几里路以外的乡下找到一名刻章人，据刻章人回忆，这枚印章是1985年一个叫金天成的人持镇政府介绍信来找他刻的。
按照刻章人的指点，杨、廖二人找到了是年26岁、在当阳市玉泉镇东风饭店旁边开个体餐馆的金天成。
经金天成证实：他于1985年4月经当时乡政府批准，办了家庭公司，自任经理，取名湖北省当阳紫盖贸易公司，实际上只有妻子、丈人和两个小舅子4名成员。公司办起来后，他刻了公章，还从当阳市新华印刷厂购买了一本介绍信和一本合同书，可公司只经营了5个月就倒闭了。
当侦查员问及紫盖贸易公司介绍信的去向时，金天成说出一个原由：
紫盖贸易公司开业不久的一天，金天成去沙市长途汽车站旁一家电影院进货。等候时，在电影院门口遇到一个操河南口音的中年人，他问金到沙市干什么?金说，进黑白电视机。那河南人马上说，他就是来沙市推销电视机的。于是，那河南人把他带进一家宾馆，房间里还有一涂口红的中年女子，河南人说，是他的老婆。接着，便谈起了电视机生意。
生意谈得很顺利。河南人为了证实金天成公司的真伪，执意要亲自去看看。于是，他们一行3人当天下午就赶到了金天成的家里。
河南人看了金天成的公司后，自我介绍说，他叫黄留群，在开封市贸易商行工作；女的没说名字，只说是在沙市荆沙棉纺厂当工人。于是，金天成当晚凑齐5000元现金，第二天，3人乘火车到了河南开封自街70号黄留群家里。这时,金才得知黄的家里有妻室儿女。后因价格问题，电视机生意未做成，金天成就携款回当阳了。
几个月后，有一次金天成不在家，黄留群和那个沙市女人突然来到家里，说是要与金做一笔生意，金家的人便留他们住了一宿。等过了几天，金天成回来，发现那本介绍信少了10张，所以，他怀疑被那一男一女偷走了。后来，金的公司倒闭时，金将剩余的介绍信烧了，连公章也交给了镇政府。
金天成回忆一男一女的体貌特征，同四川梁平的胡远祥、张萍十分相似。所不同的是：黄留群是地道的河南人，而胡远祥不带河南口音。
这样，又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侦查员面前：黄留群是不是胡远祥？那女人是不是张萍?
北上开封府
9月19日，两名侦查员根据金天成提供的线索，赶到了昔日的故都开封。他们先通过当地部门了解到：黄留祥，36岁，1985年在开封市电瓶厂跑业务，曾出差到湖北沙市一带；1987年到开封市卫生局印刷厂跑业务；1988年3月，又到开封市振动器厂联系供销业务。
于是侦查员来到开封振动器厂。据了解，黄留群在1988年8月底至9月上旬这段时间没有出差。如果真的是如此，则完全可以从时间上排除他作案的可能性，可如找不到他,紫盖贸易公司介绍信失窃并在四川梁平出现，就不能得到解释，即使黄留群真的不是胡远祥，也不等于和他同行的那个操沙市口音的女人就不是张萍。
白天，厂保卫干部传唤黄留群，却不知黄的去向。于是，在当地派出所的配合下，深夜11点半，侦查员敲开了他的家门，不料，也扑了个空。其妻说：黄留群到朋友家喝酒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左等右等，也不见黄留群回家，一位侦查员出门想看看动静，发现黄的家门口停着一辆自行车，顿觉蹊跷，逐叫黄妻辩认，证实黄就是骑那辆车出去喝酒的。
车留人溜，使侦查员更添疑云，当下，便对黄妻进行了询问。据其妻张玉梅回忆说：“1985年春末夏初的一天，黄留群从湖北带回过一男一女两个生意人，并在家里住过一宿，男的20多岁，好象是姓金；女的30来岁的样子，记得她姓张，叫张啥珍，中间一个字俺忘了，但她妈叫刘秀英，俺记得，听说在沙市一个医院的幼儿园里当幼师。”
“她妈妈的名字你咋记得这么清楚?”侦查员不觉诧异地问。
张玉梅回答说：“因为俺的妈也叫刘秀英，一字不差。”
没想到，黄留群没有候到，却又牵出个刘秀英。
刘秀英和她的儿女们
9月20日清晨，一个电话从河南开封打到了荆门市公安局，局领导立即指示坐镇沙市的侦查组，迅速查找一个叫刘秀英的人。
杨忠银带领侦查员先从沙市市公安局户政科的户口卡中查出了24个叫刘秀英的，但均与此案无关，又跑遍了沙市所有的医院，终于在夕阳西下时，从二医院下班的人流中找到了要找的第25个刘秀英。
50多岁的刘秀英不愧是当干部的，在知道了对方身份后，毫无拘束地和侦查员边走边谈：“我有5个孩子，3女2男，大女儿张家珍，今年38岁，是沙市绒布厂的职工；二女儿张国珍，32岁，在荆沙棉纺厂当工人；三女儿叫……”
杨忠银越听越兴奋，差一点将“找到了”3个字说出声来。他想，河南开封黄留群的妻子张玉梅不是说到过她家的女人叫“张啥子珍”吗?四川梁平的邹祥珍不也说那张萍是荆沙棉纺厂劳资科的干部吗？看来，到河南开卦去的就应该是张国珍了！果真如此，张国珍也就应该是张萍。
接着，杨忠银又问了问张国珍的近况。
刘秀英说，国珍已离婚好几年了，由于有病，很长时间没有上班，一直在家“吃劳保”。最近，她的情绪不太好，和姐姐一起外出了。
……
经调查，张国珍确如其母亲说的那样，已于9月7、8号外出，有作案时间。难道她是畏罪潜逃吗？
于是，侦查员们又带上张国珍的照片，再次上河南下四川，请黄留群的妻子张玉梅和死者雷发玉的丈夫邹祥珍等人辩认，结果又令侦查员们大失所望，张国珍不是张玉梅见过的那个叫“张啥珍”的女人，也不是邹祥珍见过的那个“张萍”。
刚刚发现的线索，顷刻之间就被切断了。无疑是给侦查员们浇了一瓢冷水，使他们从一时的冲动中冷静下来，去追寻新的线索。
“张萍”现形
尽管张国珍可能确实未去四川、当阳、开封,但她的作案嫌疑并不能完全排除，那么，谁又是真正的张萍呢?侦查员很快想到了张国珍的姐姐张家珍。
据沙市绒布厂的保卫干部反映：张家珍在厂里表现不好，爱打扮。近年来，长期请病假，有班不上。
侦查员们又找到张家珍的父母进行了询问，了解到：9月4日晚8时左右，张国珍在父母家里看电视，其姐姐张家珍突然找到她，二人在一起嘀咕了一会，张家珍就把张国珍拉走了。
张家珍在沙市电冰箱厂工作的弟弟也反映：1986年夏天，他在沙市新桥一带看到姐姐与一个男的在一起，说是做一笔玛瑙生意；后来在江陵街上也看见姐姐和那男的摆摊卖跳刀，听那男的吆喝，好象是四川口音。
侦查员又找到张家珍的丈夫，其夫也说：张家珍自9月4、5号外出后，一直没有回家。
越调查，张家珍的嫌疑越大。经沙市方面做工作，征得张家珍父亲的同意，一张张家3姊妹的合影照片摆在侦查组的办公桌上。经翻印，马上由3个调查组各持一张照片，一组去当阳；一组二上开封；一组三下四川。
梁平的邹祥珍见到那张合影照，立刻指着中间的张家珍说：“她就是张萍！”开封黄留群的妻子和当阳的金天成也毫不含糊地确认，照片上的张家珍就是他们见到过的那个操沙市口音的女人。
胡远祥露出狐狸尾巴
张萍现出原形，使侦查工作有了重大突破。可谁是胡远祥呢?为了解开这个谜，侦查组决定，继续通过张家珍的社会关系打开缺口。
当侦查员杜学刚、张纪卫再次找到张家珍的丈夫、弟弟、邻居和同事时，他们都反映，张家珍确实和一个操四川口音的中年男子在一起做过生意，那男子的体貌、年龄与胡远祥相似，至于是不是叫胡远祥，谁也拿不准。一连几天，侦查工作进展不大。
11月8日，当侦查员们继续调查访问时，没想列，张家珍爱人的妹夫彭延兵却提供了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他说：“1987年10月的一天，张家珍带着一个30多岁的男人找到我，要联系购买一批自行车。我当即给沙市自行厂经销部的刘德震写了一个便条，后来听说刘德震帮他们解决了300辆。”
紧接着，杜、张二人到沙市自行车总厂经销部，找到了刘德震。刘回忆说确有其事。当时，那男的说是河南周口五交化公司的，看起来30多岁年纪，中等个头，比较壮实，好象还签了一份购销合同的，合同上有那个人的亲笔签字。
刘德震找出那份合同，上面的签名正是“胡远祥”。合同书下面还附有一份1987年10月27日河南周口五交化公司黎东喜购自行车300辆的“产品销售储运通知单”。
侦查组如获至宝，迅速派刑侦科副科长熊彪和侦查员陈振新、杜学刚3人当夜乘火车赶赴河南周口市。
在周口市公安局协助下，侦查员很快从五交化公司找到了业务联系人黎东喜，黎说，1987年10月，胡远祥确实帮他从沙市联系了300辆自行车，事后还付给2000元好处费。记得胡远祥当时说过，他有一个叫王亚东的战友，在周口地区外贸局工作。
侦查员们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在周口外贸车队找到王亚东，当他们问起胡远祥时，王亚东竟脱口而出：“这个人在部队和我是同班战友，我们都在北京总政管理局汽修厂服役。那时，他的名字叫龙德江，是四川名山县人，1975年退伍。1987年10月，他带着一个女人突然来周口找我，并说已改名叫胡远祥。”
侦查员当即出示了张家3姊妹的照片，王亚东一眼辩认出张家珍就是龙德江带到周口的那个女人。
末了，王亚东从抽屉翻出龙德江与他在部队的合影照片，还找到了龙德江亲笔为他开的一份中药处方笺。经鉴定，中药处方笺上的字迹与胡远祥在各地留下的字迹均属一人书写。
于是侦查组又派熊彪等3人先后到北京、四川名山等地，查明了龙德江长期流窜在外，以做生意为名，行诈骗之实,曾于1982年被判刑2年的大量犯罪事实。
擦不尽的血迹
11月28日，失踪2个多月的张国珍在沙市荆沙棉纺厂一露面，就被请进了沙市市公安局，继而转到了荆门市公安局。侦查组立即对张国珍进行讯问，可她一口咬定，9月初就与姐姐一同外出到了厦门等地。当侦查员追问在厦门什么地方住宿时，张国珍又吞吞吐吐、闪烁其词。一连4天讯问，她都避谈实质问题，态度十分强硬。
侦查员们一致感到，对张国珍的讯问之所以陷入僵局，关键是没有掌握她的有关证据。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于是，刑侦科长曹裕庭和侦查员杜学刚再次赶到沙市，了解到，张国珍虽与前夫离了婚，但两人藕断丝连，暗中仍有来往，张国珍还先后两次做过人工流产，其前夫可能知道一些内情。
根据这一推测，侦查员将张国珍的前夫请进了沙市公安局。据其前夫反映，张国珍在荆沙棉纺厂有一套住房。10月中旬的一天，他准备把张国珍家中的电冰箱搬回去，结果家里没有人，他就从阳台上翻进去，发现屋内地板上刚刷了油漆……
接着，曹、杜二人又找到张国珍在荆棉子弟小学上学的女儿，其女也证实：学校开学后不久的一天，妈妈刚从外地回来，就一个人在家里用油漆刷地板和墙壁。
难道张国珍在荆沙棉纺厂的宿舍就是杀人碎尸的第一现场?不然，她为什么独自一人在家里刷油漆呢？
12月2日上午9时，侦查组在沙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和荆棉派出所的配合下，对张国珍的宿舍进行了搜查。
一进门，侦查员们就发现，室内地板、墙壁上确实刷了一层油漆，床上的衣物堆放得乱七八糟，沙发上的绒布也被剪得破烂不堪。仔细勘查，从沙发和墙壁上发现了少量血迹，再用凿子敲下地板缝隙边缘的水泥块，也含有人血。经检验，属“0”型人血，与两名死者的血型一致。侦查组据此认定，张国珍的宿舍就是杀人碎尸的第一现场。
12月3日，侦查组再审张国珍。在铁的证据面前，张国珍的防线彻底崩溃，终于泪眼汪汪地交代了与龙德江、张家珍一起，于9月5日上午9时将严家玉、雷发玉骗到自己宿舍杀害碎尸，当晚租乘三轮摩托车将其躯体抛到荆门市境内，接着返回沙市租乘一辆小卧车，将头颅运往武昌，抛到北京至南昌1488次列车上，而后携抢来的1.6万元现金潜逃的犯罪事实。
法网恢恢
1988年12月17日，一张张附有龙德江、张家珍照片的通缉令，从公安部飞往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一场追捕特大杀人碎尸案案犯龙德江、张家珍的战斗开始打响。侦查员们未能洗去身上的征尘，又分赴各地，对龙德江、张家珍可能藏身的一切处所进行了严密的布控。
花开花落、冬去春来。时间到了1990年2月9日，逃匿达17个月之久的张家珍在其父亲的带领下，突然到沙市江北农场芭芒派出所投案。荆门市公安局接到电话后，连夜将其提回审讯。
张家珍在交代了杀人碎尸的全部过程后说：“我和龙德江二人于1989年初逃到了贵阳市平坝一带的煤矿做临时工，这次回沙市主要是想见见自己的孩子。临行前，龙德江叮嘱我，务必在15天以内返回煤矿，逾期不归，他就要离开那个地方。”
2月12日下午5时，杨忠银、梁久成、刘德泉、周立经过一个昼夜的奔波赶到贵州省公安厅，刑侦处陈振强科长自告奋勇带着侦查员们，连夜对平坝一带的大小煤矿逐一检查。直到次日清晨，终于在花溪区马林乡野鸡岩煤矿附近的一间窝棚里，将熟睡中的龙德江一举擒获，当即从床沿和枕头下面搜出斧头、菜刀各一把。面对突如其来的侦查员，惊魂未定的龙德江耷拉着脑袋哀叹道：“我已经收拾好了东西,正准备今天离开这里，没想到你们来的这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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