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為梅豔芳所飾川島芳子 下位其本人
回顧女性主義的發展歷史，從19世紀末以來不同種族、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人們源源不斷前赴後繼的追求女性地位的平等，這是繼“人權”概念出現後的又一重大課題，它影響著世界各地的人們，在不知不覺間改變著我們的生活，影響著當今21世紀的社會分工，同時以女性為主體的服務業的興盛，使得人們在各行各業都能看到女性的身影，這是歷史的進程所帶來的必然結果。然而正如“人權”在不同地域的不斷爭議，“女權”也開始成為朦朧晦澀的詞彙，漸漸地也開始變成一個隨口就能提及的極端問題，“直男癌”和“直女癌”在各大彈幕網站、社交平臺頻繁出現，成為生活中的一個常見詞，變得水火不容，這大都是針對情感方面的，在這背後也隱藏著人們對於“女權”的隱形關注，更明顯的是網絡文學和影視劇的發展，從《甄嬛傳》、《GONE GIRL》、《太子妃升職記》、《我的危險妻子》和各種耽美文學的興盛中不難看出端倪，這些在商業運作和消費上以女性為主的影視文學中，女性正在以更隱性實際上是更激烈的方式發出自己的聲音，在追求地位和同性戀愛的審美感受中滿足自我訴求。
女權主義首先興起於西方，第一代女權主義誕生於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的歐洲，它與歐洲工業革命同步，在這一歷史時期發表過《婦女權力宣言》和《為女權辯護》一書，“主要集中於經濟政治領域的平等權，推動立法，追求婦女平等選舉權。”20世紀初至20世紀60年代，第二代女權主義產生，理論家發現女性雖然在經濟領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婦女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仍然沒有獲得根本性的改善，這都促使女權主義者更深刻的去思索並在此後形成了比較成熟的理論，她們主要分為三個流派，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自由主義女權主義和激進主義女權主義，這一時期的女權主義承先啟後彼此盤根錯節，但一個鮮明的特點是她們都以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為武器，將矛頭直指想與國相對應的家，認為家庭對女性的束縛是一種階級的束縛，如朱麗葉忒·米切爾“提出女性主義的問題，給予馬克思主義的回答”，如19世紀英國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的代表人物米爾的《女性的屈服》，她甚至將“性別的不平等描述為一種直接的性壓迫”，如凱特·米麗特《性政治學》，這三個流派被統稱為現代女權主義。第三代女權主義對現代主義女權開始對過去的成就產生懷疑，逐漸變得有所保留，“性解放運動”帶來的一些嚴峻的社會後果是離婚率的上升、艾滋病的泛濫等問題，這都使得第三代女權主義，即後現代女權主義者們開始選擇用更溫和的手段來護衛女性的社會權益，在承認男女性別差異以及傳統家庭模式的基礎上完成婦女解放由此而產生了目前頗具影響力的“生態女性主義”。
追求同性戀愛自由和同等性別是附帶在在女權運動之中的，從歷史的源流來看，我們就能發現當今的變化和問題所在，因而選取近代歷史上比較有爭議的人物川島芳子以及上世紀末以該人物為主的電影，分析女性在特殊的環境下的異變以及在追求自身權利的同時面對問題時的解決方法。關於女性主義的研究比較多的是集中在兩個領域：首先，出現在影視文學的研究之中的，如《張愛玲的女性主義與“異相”審美》《父權社會下女性主義比較——和》等等；再者，是集中於歷史與政治中的女權主義研究，如《種族、性別與文本的政治——後殖民女性主義的理論與批評實踐》《聖盃與劍》等等。不斷地有新鮮血液匯入其中，然而女性的社會性別敏感度在網絡詞彙掩蓋下持續走高，這就說明了在實際上問題依然存在問題或者問題被偏移，川島芳子作為一個典型事件中的典型人物不斷地被各種影視和文學所刻畫所記錄，從她的身上我們能看到女性在當時那個時代甚至是當代仍舊會面臨的一些問題，在中國男權主宰的時代所遺留下的問題：女權必須要以男權為偽裝。實質上是越渴望成為權力主宰的女性在潛意識裡越想把自己物化成為一個男性，她們在父權制和母權的束縛與支撐下茁壯成長，比如羋八子、呂雉、蕭綽，甚至是武曌。這是中國歷史的一個普遍的現象，宗法制將權力賦予男性，儒家倫理思想的核心“孝”字又賦予女性不可爭議的權力，只要她成為一個男性的母親，而這些歷史的侷限性又讓這些權力巔峰的女性一代而止，她們的政治遺產知識被重複而不是繼承，所以女權在中國歷史上有過短暫的興盛也有過漫長的倒退，而女性意識真正覺醒的時代則始於近代。川島芳子在中國近代的歷史長河中是一道獨特的景色，她將自己物化成為男性，在李碧華編劇方令正導演的電影《川島芳子》中她又是擺脫不了女性身份束縛的小女人，她渴望被男性寵愛又追求像男性一樣去寵愛女性，心中又想幹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成為一個亂世矛盾的個體。
迴歸到主題，西方的所有理論都要基於本國具體的實際情況和本國人敏銳的洞察力，在此基礎上，川島芳子具有極大的研究價值，從她身上體現出許多關於女性主義理論的箴言，從她身上又折射出歷史演變中的中國所獨有的問題與固有的優勢。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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