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衰沉浮皆自然——古城探訪隨筆
今年春節的一天夜裡,睡夢中出現一副從未在夢中出現的場景:一座想像中的古城在車水馬龍、市肆喧聲中突遭飛來橫禍,洶湧的洪水平推蓋頂,在人們的無比驚恐中淹息了一切生機,剛剛還是繁榮興盛的場面遭到沒頂之災,再看時盡成澤國。似醒非醒時還在回味:夢中曾經出現的那個城市既非開封那樣的通都大邑,卻也並非不起眼的市鎮,甚至還有些非中非洋、非東非西,一種不那麼確定的模式……
醒來再思之,此夢的出現也絕非荒唐,可能源於一年前我專程訪察時的一種感覺。那是相距不遠的兩座縣城,較之它們興盛的過去,顯然沒有昔日那樣赫然的地位。我問當地的專家和老者遷變的原因,他們說了很多,但給我印象最強烈的好像是與水有很大關係……
這兩個縣城就是同居於河北南部的大名和臨漳(古鄴城)。
也不知為什麼,我自小對於飛黃騰達的東西,對於趨向於通體生光、人所附仰的物事,很少動腦子去研究它,因為那些己有無數人在注視,根本不需我去破譯它暴發的成因。而對於已有多少明公學者寫了車載斗量的文章進行研討加以玩味的大腕都市,如六朝古都、今亦為現代開放大都市南京,漢唐帝都、今日外國總統級人物也趨之若鶩的關中驕子西安等等,不勞我枉自饒舌、錦上添“草”了吧?
而上述的大名與臨漳卻恰恰相反,它們都曾經興盛過或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有過顯赫的地位,後來在時間演進過程中逐漸衰落或身價陡降,千數百年至今亦未恢復往日輝煌或提升至相應規格。因而,常常使我為之啃嘆,也不無困惑:何以衰落而發人世滄桑之幽思;幾多槍然而更想品順式微之況味。未去之前,即揣摩多年,而終未得確切答案;雖憑想像卻從未忘卻。因為,這兩個地方絕不僅只來自於文字所見,還是在我孩童時期,扛在父親肩頭上看“大戲”即領教了“大名府”的盛名,從外祖母講故事中,就已熟悉漳河邊上的古鄴城有“河伯娶婦”的陋習和慘劇,並從故事中結識了清官西門豹等等。稍後才從《水滸傳》中讀到了大名在當時稱為“北京”,權奸蔡京將自家女婿置此重地為主官;而在讀《三國演義》時,又知曹魏將鄴城作“鄴都”,實際上視為私家的老巢,築銅雀臺(與金虎、冰井二臺合稱為三臺)“以娛晚年”,並由其子曹植作《銅雀臺賦》:“從明後以嬉遊兮,登層臺之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磋峨兮,浮雙胭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果園之滋榮。立雙臺於左右兮,有玉華與金鳳。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僅列開頭數句,亦足以想見樓臺之聳峙與瑰麗,至今令人神往。同時亦不難看出一千八百年前即在建築工程和塑造藝術上達到的高度。
其實大名與鄴城,何止春秋至三國年間即不同凡響,此後千數百年間,儘管具體治所略有更移,但大致均無愧於黃河流域重鎮和中原地區最繁盛最富庶的都市之一。僅舉其要者,以大名而言,五代十國時期的後唐開國皇帝李存韻,於公元923年在此登基,並將原名魏州改名為東京興唐府。這個後唐皇帝后來才遷都洛陽‘一百多年後的北宋慶曆三年(公元1042年),為防禦契丹南侵,建大名府為北京,被稱為“北門鎖鑰”,出庫銀十萬兩修北京行宮。此京城周長達四十八里有餘,有城門十七座。作為都城的北大門,“北京”在抗遼入侵中還真的發揮了作用,高壘堅守,始終屹立未動。時間又後移近一百年,偽齊“皇帝”劉豫在最初階段,也“建都”於大名,作為金幫傀偏的劉像,以自身的叛賣行徑汙染了“大名”,但城地又豈能代人受過?自宋逸至金、元、明、清,大名始終未從府、道一級的規格下降。至於臨漳〔鄴城),曹操之後,曹王雖定都洛陽,但仍以此為五都之一。十六國時期後趙、前燕,北朝東魏、北齊皆定都於此。僅舉上述諸點,在中國版圖上,曾經享有此規格的地方又有幾何?
也許正因如此,才更值得專程前去察考一番。及至去了之後,出於意外的是與去之前心情並不盡同。古今反差雖大,但並無多少傷古之惆悵;當日的輝煌不再,卻並未減弱我感覺中之溫馨,為何?且容我道來—
今日的大名縣城初建於明朝,至今已有六百年的歷史,位於北宋“北京”城的西南不遠。也許此城較之目前某些經濟開發較早、現代化程度較高的縣城略顯不夠時尚,高樓大廈尚未達到鱗次櫛比的程度,但也正因為此,反而保留了一些舊時遺址,隱現出真正的古城風貌,樸素的街道透著當年的習韻,不禁使我聯想起童少年時故鄉膠東縣城的印象。風格雖不盡同,格局卻近似。晚飯後出來散步,店鋪燈光依稀。十字路口處各種攤點熙熙攘攘,有的還噴著騰騰熱氣;往南關走去,尚存的一座關樓暗影憧憧,出關樓再向南,筆直的街巷由石板鋪就,竟與我故鄉舊縣所鋪街石肖似,幻覺中並倏然回到五十年前。第二天上午,再看白日之縣城,十字路口亦悉如我故鄉縣城格局,坐北有一肉鋪,我特別注意到:那肉架、那掛鉤,就連那肉鋪掌櫃的形貌神態也是我童年所熟悉的情景。不須故作懷舊狀,自然卻透出濃濃“古”意。縣東街路南的天主教堂,為哥特式建築風格,至今已近九十年曆史,抗戰初期雖遭日機襲擾,但至今基本保存完好。總之,大名城內舊的設施,總還保留了相當的原貌,較之有不少縣城雖現代化了些,但舊日面貌蕩然無存,究竟孰是孰非?或是當與不當各佔幾成?恐怕是很難一言以蔽之的。隨後我們又驅車去縣城東北探訪舊大名府故址,瞻仰了五禮記碑、狄仁傑祠堂碑等。此時,大地被一片蔥綠渡蓋,拔節的麥苗隨風勢俯仰,不由使人胸曠心舒,愛之過切。站在麥苗叢中留影。哦,怪不得古之大名府及鄴都一帶向為有識者看重,想不到微有丘陵的平原地帶土地如此豐美,禾稼長勢如此優良,否則偌大官吏軍兵人等群體靠什麼供應?及至親臨,一切釋然。
又過一日驅車去臨漳,一路上田連籲陌,綠意盎然,這裡除麥田外,尚有油菜花點綴其間,黃得嬌羞,如懷春村姑之情態寫意。我們直接去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的銅雀臺故址,拾級而上,臺閣雖尚餘幾間,當日主體建築恐已不存,但據臺上四望,仍有一番巍然氣勢。眼前漳河朦朧於霧靄之中,柳芽在鵝黃的浸染中抽動,麥浪與似山非山的淡藍色脈流相融,西南方的天幕下有一現代城市模樣的建築群,但在這裡聽不到任何的喧囂之聲。此處完全是一個獨特的小世界,靜謐、和諧而心皆怡然。本來,我來之前想向當地專家詢問曹操死後所謂的“疑家”方位,以及曹王當日納甄氏的冀州城遺址的具體地點,至此反而無意再尋麻煩。因為,自大名至臨漳,古時“北京”和鄴都的隆盛勢派雖已不見,但今之風貌也並無凋落景象,何必自尋傷感?今之城市“規格”雖遠不及當日高大,但一切均不失自然,禾苗仍不失旺盛,人的精神面貌質樸中透著向上的自信,昭示說大名和臨漳不僅存在著,而且人們肯定會逐步改善自身環境、越過越好。沒有見到有多少人在抱著古舊的圖板顫聲長嘆,我們這些外來者又何必作遷腐書生式的徒然哀傷?
不過,我絕沒有忘記此番前來察訪的初衷。經過幾天採訪探詢,再加冷靜思考。大名也好,古鄴也罷,其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當屬水患,大名和鄴城最初的崛起與繁盛,得力於比較優越的地理條件、重要的軍事地位,適中的地理位置和獨特的歷史機遇。然而,水患始終威脅其安全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大名和臨漳不僅瀕臨衛河與漳河等水流,在歷史上黃河也一度自就近通過。“河伯娶婦”的故事充分說明兩千年前鄴城一帶即為洪水困擾,西門豹除陋習最有力的措施就是整治河道,消洱水患。舊大名府之所以毀紀就是因為公元1401年(明建文三年)的大水漫城而不得不遷移。而縣城也不斷被大水追襲,最厲害的一次是1569年(明隆慶三年)大水竟至姆城,後來不得不將縣、府同治,即今址,此後稍安維持,一再的水患從實體到人的心理上都受到極大衝擊,不可能不對原有的地位產生動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兵炙。以鄴城為例,最慘重也是最致命的一次是公元580年,北周滅北齊後,周之大將楊堅為防反叛勢力據險反撲,下令將鄴城徹底焚燬,於是存在了長達一千二百年的著名都會被夷為平地。從此元氣大傷,縱有小復,亦終難重現舊日規模和盛況。而大名也不斷遭到戰亂的破壞。北宋末年女真貴族所建金朝興兵南侵,對“北京”的毀滅性洗劫及破壞;蒙元軍隊對大名府的踐踏;抗戰初期日寇對冀南重鎮大名的狂轟濫炸;抗戰勝利後的拉鋸式戰火的損傷等等,也不可能不對這座鼎鼎“大名”的重鎮漸次削弱。
水患也者,兵資也者,削弱一個城市乃至徹底毀滅並不是絕無僅有的個案。即使在世界上也不乏其例。古希臘傳說中的一個名城在公元前若干年就被洪水從地面上完全抹去,至今世界上的許多好事者包括一些知名科學家都在費盡心機地尋訪考察,好像諾貝爾獎也在等候這一幸運的得主,還有加勒比海底中已確知的神秘金字塔,據說就是遠古時咫風海潮劇烈衝激所致,竟至可以改變了某些地貌。等等。如依此說,那麼大名、臨漳古城之衰落不過是小巫見大巫罷了。
然而,如僅僅簡單地歸之於洪水和兵炙,即能造成今昔如此大的反差而且勢難恢復原來的“規格”,說服力似也不足。因為,以開封城為例,歷史上因黃河自然決口或人為灌城達數次之多,以至於造成幾層泥沙幾重城基;加之戰亂兵災,開封城可謂命運多外,但至今尚能保持較高規格與知名度,卻又為何?又如洛陽、長安,僅是東漢末年董卓之亂和董之餘黨的肆意踐踏,就造成城郭廢紀,慘不忍睹,民十室九空,餓俘遍地。但長安洛陽尤其是長安仍能幾頹幾興,至今仍不失為規格很高的都會名城。看來個中還有其他原因。
沉下心來,詳加分析,我覺得其原因至少有地理的、歷史的和行政的幾個方面,所致結果自不相同。
從地理上說,開封、洛陽、西安地處中原或關中中心地帶,而且均在我國中部的東西通衡線上,至今仍屬亞歐大陸橋的必經之地。而大名、臨漳地理位置雖也不錯,較之上述幾位還是有幾分遜色。從歷史原因上說,長安、洛陽、開封作為都城一級的大城,大都處於中華大統一時期的領銜都會,應屬全國範圍真正的中心。而鄴城與大名雖也做過都城,但所據者均未統一大江南北,甚至還是割據時期或疆土日戚的王朝,從某種意義上說,仍屬地方性的中心,局部性的繁榮。至於行政上的原因,也不能說是無關緊要。古時行政區劃與今時不同,尤其是大名、臨漳一帶,民國以來變化亦不小,明清時的大名府經常轄區兼跨今之冀、魯、豫三省若干縣份,最多時多達47縣(大名道),包括今天重要交通線上的“地級市”邯鄲、衡水等,但後來行政區劃變遷至今,大名、臨漳已侷促於冀南一隅,成為三省的邊緣上的普通縣份。不惟不成其匆舉國中心,連一省一地中心也不是,這種區劃的邊緣區和非主幹交通線之必經,便造成外省人很難光顧,後世人多不知其名。試想,在商品經濟極度活躍、旅遊事業繁興的時代,它們的“火”勁兒焉能不受到極大影響?
不過,話又說回來,一切都以平常心待之,一切都會釋然。是洪水侵凌也罷,是兵炙損壞也罷,都是歷史進程中自然和社會震盪的必然。人與地同理,不排斥有少數幸運兒,永遠鴻運到頂,但對大多數情況而言,盛衰(或相對盛衰)變數本屬正常。大名、臨漳肯定不如城中之平遙、鎮中之周莊那麼幸運,卻比外國之反貝古城中國新疆之高昌、交河城又有幸得多。重要的是還存在,而且存在得還有意味,有特色。誰能斷言,它們沒有較之現在更上臺階的可能?縱不能“火”,但只要此地與人努力了,前進了,也堪足欣慰。
我本是帶著惆悵心情往訪,卻又懷著怡然心情而返。僅是現在的大名、臨漳的印象貯留心中,我就會覺得它十分親近,而且親切得勝似故土。
作者：石英 摘自《散文百家》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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