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今天我們來說說春秋時期發生在宋楚之間的一場戰爭，因為這場戰爭發生在泓水兩側，因此史學家將其稱之為“泓之戰”。
正文
這兩天特別流行的一句話叫做：世道變壞是從XXX開始的。比如“世道變壞是從取笑文藝青年開始的”、“世道變壞是從輕易原諒他人開始的”...別看標題一個個雞湯滿滿，其實兩千多年前孔子也說過差不多的話：“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論語·陽貨》。
隱含的意思就是：世道變壞是從禮樂崩壞開始的。那麼禮樂崩壞又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實際上就是從宋楚之間的這次“泓之戰”開始的。
先來了解下戰鬥背景。
時間是我國的春秋時期，當時的各諸侯國就好比一個大的江湖，這個江湖的武林盟主是齊桓公。在他的帶領下，江湖上下一片和諧，大小幫派尊卑有序。
但是突然有一天，盟主死了。中原諸侯失去了領導人，頓時又變成了一盤散沙：秦晉當時在忙著打架，無暇東顧；周王庸懦黯弱，在諸侯國之間沒有話語權；魯、衛、陳、曹等國力量弱小，只能隨波逐流；而鄭國則乘亂投桃報李，開始和楚國頻頻暗送秋波...這種情況下，宋襄公一拍胸脯說：盟主這個位子，我來！
宋襄公口氣這麼大也不是沒道理的。春秋時期的宋國國土面積可不小，而且土地肥沃，經濟發達。在此基礎上宋國的文化事業空前繁榮，儒、墨、道、名四大家皆發源於此，莊子、墨子和惠子三位聖人皆出自於宋國，孔子的祖籍也在宋國。
另外，宋國的先輩是商朝後裔。西周初年“三監之亂”平定後，周成王秉持著“興滅繼絕”的傳統，將商紂王的兄長微子啟安置於商朝舊都商丘，建立宋國，並準其用天子禮樂奉商朝宗祀，與周為客。這就意味著宋國有著與周王朝平起平坐的地位，所以東周天下大亂，宋襄公對霸主之位有所覬覦也在情理之中。
於是公元前641年，宋襄公率先在睢上(今河南省商丘縣睢水上)與諸侯會盟，自稱“霸主”，但是覬覦霸主之位的不光是宋襄公一個，這邊剛發了聲明，另一邊齊、楚聯合陳、蔡、鄭諸國就在齊國都城營丘結盟，與睢上之會分庭抗禮。
宋襄公於是再次發函，邀請齊侯及楚成王會盟於鹿上，這一次齊國沒有答應，而楚國答應了。到了赴會之日，太宰子魚認為楚人譎詐，應有所防備，而宋襄公則認為展示“仁義”，是號令天下的根本，故執意輕車前往，沒有攜帶甲兵。結果楚國果然使詐，宋襄公一去便被楚國軍隊包圍俘虜了。
這是宋襄公第一次因為自己的“仁義”吃到苦頭。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為雪前恥，派兵討伐楚國的頭號小弟鄭國，鄭文公向楚國求救，楚國於是再次出兵伐宋，宋襄公於同年十月底回防至泓水北岸列陣，準備迎擊楚軍。
泓之戰一觸即發。
公元前638年11月1日，楚軍進抵泓水以南，隨即發動渡江戰役。面對來勢洶洶的楚軍，大司馬公孫度建議宋襄公主動出擊“擊其半渡”，而宋襄公則再一次發表了自己關於“仁義”的那番言論：“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意思就是說，品德高尚的君子不攻擊已經受傷的敵人，不捉老者。古人作戰不憑藉險隘（公平對決），我雖然是前朝亡國之君，但是也應遵守“規則”，不攻擊還沒有準備好的對手。
戰爭結果自不必說，宋軍被打得大敗，宋襄公本人也受了重傷，第二年便死去了。泓之戰以及宋襄公的名字，從此載入史冊，成為歷代兵家恥笑的對象。比如我們的毛主席就曾經評價宋襄公是“蠢豬式的仁義”。看起來，宋襄公敗的是咎由自取，敗的是罪有應得，但為什麼又要說，世道變壞就是從公元前638年的11月1日這一天開始的呢？
我們先說說宋襄公的這些行為。在今人看來，中國的古代戰爭，應該是屍山血海，攻城拔寨那種烈度的，但春秋中前期的戰爭完全不是這樣的。春秋中前期的戰爭往往是象徵性的，是諸侯為了爭奪霸主地位而進行的軍事展示，戰爭的目的只是要打贏你，點到為止，讓你聽話臣服即可。這樣的戰爭烈度不大，規模和過程都比較短，傷亡也比較小。“墮其城，毀其國”、“掠於饒野”，甚至像白起坑殺四十萬降卒這樣的大屠殺事件，在春秋中前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另外，周禮的約束此時仍然有一定作用，美國學者黃仁宇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一書中就曾說“春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戰爭，有時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佈陣有一定的程序，交戰也有公認的原則，也就是離不開禮的約束。”這裡提到的“禮”，實際上就是古代戰爭中的貴族精神。由於這一時期的軍隊指揮者往往是由貴族擔任，講究師出有名和人道主義，所以戰鬥的過程中你來我往帶著很強的禮儀性和程序性，比如，說好出拳絕不使腳，說好打臉也不會突然踢你襠。著名的《曹劌論戰》裡就描述過齊軍三次擊鼓進軍，魯軍不鼓，齊軍只好退卻重新進軍，最終被擊敗之事。
當時的齊國的主帥是大名鼎鼎的鮑叔牙，他做了跟宋襄公同樣的事兒，但是為什麼就沒有受到後人如此奚落呢？
其根本原因在於戰爭結果造成的影響完全不同。齊魯之間的這場戰爭對齊國的影響並不大，齊國戰敗反而促成齊魯數年之內息兵言和；而宋國則幾近被滅國，很長一段時內一蹶不振。
於是宋楚“泓之戰”給諸侯們敲響了警鐘，也成為了古代戰爭的一個分水嶺：戰爭不再是貴族之間的儀式和遊戲，而是關乎你死我活的殘酷搏殺。在此之前，招式磊落和點到為止是戰爭常態，在此之後，兵者詭道和攻城滅國變成了戰爭手段和目的。公元前638年的11月1日，當宋襄公的仁義道德正面撞上了楚成王的不擇手段，貴族戰爭遇上了野蠻突襲，歷史就在這一刻悄悄的轉了個彎。
幾十年後，一個齊國的年輕人一路南下來到吳國，將他的十三篇兵法進獻吳王闔閭，並帶兵攻破楚國的國都郢城時，一個新的流派——兵家，悄然誕生，這個年輕人叫孫武。在他之後，孫臏、吳起、司馬穰苴、白起，韓信這些名將相繼登場，一將功成的背後，是“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人間慘劇。而這些，在泓之戰之前，也是不可想象的。
失落的貴族精神
相比今天的人更多的將宋襄公的行為視為迂腐和不知變通，古代的史學家對宋襄公的行為則有不同的看法。司馬遷在《史記·宋微子世家》裡就曾寫道：“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意思就是人們覺得禮儀缺失，人心不古之時，宋襄公還能秉持禮讓精神，這種行為是值得稱讚的。《春秋公羊傳·僖公二十二年》對此事的評價也頗高：“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意思是說周文王遇到這種情況，也不見得比宋襄公做得更好。
可以看到，漢代之前的學者對於宋襄公的評價還是比較高，而到了唐宋之後，畫風就開始突變。比如蘇軾就曾評價道：“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古文觀止》裡更是說宋襄公：“...欲以假仁假義，籠絡諸侯以稱霸，而不知適成其愚。”而到了建國後，因為毛主席的一句評價，宋襄公“蠢豬式的仁義”被編進了中學課本，被全國人民奚落，地位跌到了最低點。
這裡就能明顯看到這種貴族傳統在中國文化發展的過程中出現的斷裂和脫節。但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是，作為本土文化的“貴族精神”不斷遭到唾棄，而外來的“騎士精神”、“武士精神”卻為人津津樂道，說到底，還是對自己的本土文化不夠自信。
如果熟悉春秋時期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在這一時期其實還發生過許多類似“宋襄公式”的貴族戰爭。
比如《左傳·昭公二十一年》裡記載了一個故事，宋國的公子城與華豹在赭丘交戰，華豹射了公子城一箭，但是沒射中，華豹搭起弓還想射第二箭，公子城大喊：“不狎，鄙！”，意思就是說：“卑鄙小人！你射完就該我射了！”華豹於是放下弓箭，讓公子城先射，公子城沒有失手，華豹於是被射殺。
再比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裡曾寫道，衛國內亂，孔子的徒弟子路為了救主，而陷於亂軍之中，幾次衝殺後，子路的頭盔都被打掉了但始終無法脫身，於是恪守“君子死而冠不免”的信條，將自己的頭盔重新拾起並穿戴整齊，從容赴死。
古之俠者，重大義，輕生死。這是多少人都曾經嚮往的一種精神。但是現實中真到需要放棄生命來恪守信義維護尊嚴之時，人們往往又會搖頭嘆息，認為“不值當”。當一個社會以“成王敗寇”為評判標尺而罔顧規則，漠視人道，大談功利主義時，世道就這樣開始變壞了。
然而，有這麼一群人，他們在這個充滿誘惑與喧囂的時代裡，卻始終保持初心，淡泊寧靜，為一份事業傾注一生，他們就是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民族和國家歷史文化積澱的重要標誌，它不僅對於研究人類文明的演進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於展現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具有獨特作用，是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一項傳統技藝的傳承往往需要通過“口傳心授”的方式來一代代延續下去，它是榮譽、責任、勇氣與自律的統一，而這也恰恰是“貴族精神”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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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不就是我們一直都在尋找的失落的“貴族精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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